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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

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