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唔係人人『捍衛』得起嘅。】
黃之鋒深明「法治已死」這種說法在法理上無法論證，但在政治討論上甚為關鍵，能為體制外的抗爭助燃。「對個體制越不信任，理論上就會有越大的 incentive 去推翻現有制度。」
深思一層，他說，「其實（「法治已死」）依句嘢唔係真係衝住法治而來，而係衝住民主派而來。」黃認為，這種呼聲更多是象徵著一種質疑——為甚麼事到如今，民主派還不願言「死」？他們對現有秩序的堅持，似乎和某部分群眾對司法體制的失望，無法對合。
法官天不天真，黃之鋒不知道。他是覺得，司法界各種問題的敗露，重點在於讓群眾不要再天真下去。
自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 2017 年在重奪公民廣場案判詞中所寫的「一股歪風」，到近日郭偉健形容傷人案的「被告經已被這場社會運動弄至為滿身鮮血」，法官在判詞中評論社會運動，已非新鮮事。黃指，法官受個人觀點影響是世界性問題，但在香港，更是「球證落埋場踢波」。
同樣對改革感到悲觀的黃之鋒則覺得，政治團體的責任在別處。「大家一定是支持（法院改革），但......落實到的機會是微乎其微。我覺得反而現在政治組織，或者政治團體（應該考慮）點樣能夠 share 到前線抗爭者，以至很多普羅大眾（對司法制度的失望）。」
自雨傘運動起的「公民抗命，無畏無懼」，到如今爭取《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在美國國會通過、提倡「國際攬炒」，黃之鋒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面向國際的臉孔。他看到，現在群眾對國際戰線的「超然期望」，和「法治已死」的底蘊某程度上一脈相承。
「大家咁想國際制裁，都係因為覺得本地制裁唔到，其實本地體制唔 work，先要揾外國體制去懲罰啲警察。」除了國際戰線上的定位，從抗爭者變成政治犯的身分轉化，亦讓黃之鋒體認到，法治的意義和個人經歷密不可分。黃第一次有類似「法治已死」、香港法治只是「糖衣包裝」的體悟，是因為在 2015 至 2018 年間面臨審判與入獄。
又回顧被捕經驗，他覺得「有險可守」和「法治已死」是兩個概念。「『法治已死』就係講緊你 — 覺得仲有無法治啦。『有險可守』更加係講緊你覺得個體制係咪 benefit to 你——唔係你對個體制有無信心，而係你覺得在體制裡面，你係咪被納入為其中一份子。」
他回想起，「黎智英雨傘嗰陣被人拉，入到差館，可以玩電話架，痴線㗎，可以嗌外賣、食雞粥......咁佢哋梗係覺得法治未死架。但係你響差館被啲狗恐嚇話要強姦，咁你梗係覺得法治已死。」到上月，黃之鋒就警暴問題寫過一篇文，其中一句是：「如果你思疑法治仍否存在，你可以試下被狗拉一次」。
黃對於誰在體制內、誰又被體制排斥，感受甚深。「法治唔係人人『捍衛』得起嘅。」
黃之鋒又認為，一般市民雖嚮往法治，卻難以知覺自己在這種理想中的位置。「即係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我日常生活點樣捍衛法治呢......除咗大律師班友，佢哋真係會覺得，我依家上庭打官司，我放棄我一個鐘的 hour rate，去做一個靜默遊行，咪就係捍衛法治。......你立法會議員梗係可以捍衛法治啦，你去到嗰個高度，平民係唔會有咁多 opportunity 去捍衛法治。」
過去民主派人士不時指出市民亦有責任「捍衛法治」，和法律界聯手打一場硬仗。黃覺得，「捍衛法治就等於專業人士——例如社工話要在未來繼續持守我的社工專業，咁你一般人唔會持守到。」
言下之意，「法治已死」是觀感，「捍衛法治」或「有險可守」則是一小撮人的使命，亦象徵著法政界專業人士和普羅大眾的分層。兩者雖無衝突，但多講「法治已死」又有何用？
黃認為，這句話的涵義在於點出了民主派和民間某部分反抗聲音之間的斷層。「佢係對於民主派政治人物無同普羅大眾、所謂黃絲，有一個同聲同氣、對於司法體制的理解而不滿時，出現的一個 term。」
而這個 term 背後，是走向體制之外的政治能量。「成日話法治就係香港最後一道屏障，咁依家就係同你講，香港無法治囉，無法治嘅話，你就唔好寄望單靠個體制 — 透過法庭尋找公義依樣嘢，係一個 false hope，而點解啲人會咁踴躍投入街頭抗爭，其實就係對體制絕對失望。」
在黃之鋒的形容中，似乎有兩條戰線。一條是由政治本錢較多的政治人物、法律界人士主導的法治守護工程，另一條則是群眾在體制外，以對司法機關之失望為燃料的公民運動。
黃之鋒則覺得，「法治已死」同「打官司」並沒有互斥性：的確，就算法治已死，都係要打官司，因為「法治已死」是一種「政治性陳述」。
「例如我覺得我哋要『捍衛』香港高度自治啦，咁你（問我）覺得依家係咪『高度自治已死』或者無咗？梗係啦！」
郭黃二人對法治現狀的理解分歧，似乎來自出發點之不同：郭不解，講完「法治已死」是否等於不需繼續在體制內努力？法治未死似乎是在體制內抗爭的依據；黃則覺得，這邊廂說完要街頭抗爭，然後另一邊廂又言「我哋香港法治仲係 okay 㗎」，實在矛盾，其著眼點放在體制外的抗爭力量上，但歸根究柢，無論體制內外的工作，皆可在「法治已死」的框架下運行。
黃表示理解民主派的窘境，大概無人能預料「警察漠視法治的程度可以去到咁」。重點是，現在的討論反映了人們對政治人物的表態有需求。
「點樣理解個司法制度，係每一個政治人物都要答的問題」。
相比之下，黃之鋒對立法會過半的可能則悲觀得多，「就係正如我之前寫文講的問題 — 北京會唔會接受到涂謹申做立法會主席？定係佢會 DQ 晒 70 個議員，將個立法會搬去深圳搞『臨立會 2.0』？」問及既有體制下走向法治的進路，他苦笑，「鬧下警務處處長、或者鬧下李家超，你當唔當係捍衛法治吖？」
而若要講司法改革的想像，他亦覺得已不合時宜。「老實講，你要講政策、藍圖式嘅嘢，四年前選舉好多人都講咗啦，但問題係做唔到吖嘛。而......當香港都經歷咗上年的狀態... 就算有學者寫一份《香港司法改革》的報告，寫完出嚟都唔會有人理囉。」
對黃來說，法治論述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重點始終在於回應普羅大眾的無力感，以之結連。
「點解大家香港人都竟然會開始接受到有義士用汽油彈去反擊警方？好簡單的邏輯就係，你對司法體制、既有的體制越有信心，體制外抗爭的意慾就會減少；司法就係依個體制的一部分。所以基本上，你對法治的信心越少，咁你咪自然越接受到體制外，一啲好唔符合規範嘅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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