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記藝】德拉克洛瓦「聖天使禮拜堂」
浪漫主義大師-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以奔放構圖、燦爛色彩和大膽手法開啟歐洲藝術史上新氣象,不僅被寫實主義代表人物庫爾貝(Gustave Courbet,1819-1877)所尊敬,更影響許多後輩,例如印象派眾人,如莫內(Claude Monet,1840-1926)、竇加(Edgar Degas,1834 ~ 1917),或是後印象派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野獸派馬諦斯(Henri Matisse,1869-1954)等人。
1832年1月,德拉克洛瓦跟著法國外交史團到訪摩洛哥,北非穆斯林文化的特殊風情讓他的創作有了更開闊的面貌。
約莫半年後回到巴黎,繼續創作大型畫作參加沙龍展的同時,德拉克洛瓦又陸續承接多件龐大壁畫委託案,單純沙龍畫家的角色自此開始轉變。從四方畫布轉向巨幅牆面,這些大型畫作成為他後半生創作重點,佔據他多數時間。
如今在巴黎多處地方皆可見到他的作品,例如波旁宮(現國家議會)、盧森堡皇宮圖書館、羅浮宮阿波羅廳天頂、聖修爾皮斯大教堂聖天使禮拜堂…等等,都是德拉克洛瓦曾經揮灑才華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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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聖修爾比斯教堂(Saint-Sulpice)算得上是巴黎最大型的教堂,不同於西堤島上人氣王-聖母院為哥德式建築,這兒則是厚重結實羅馬式,教堂內的《聖天使禮拜堂》(Chapel of the Holy Angels)壁畫便是大師手筆。
聖天使禮拜堂壁畫的鉛筆和墨水畫草稿約於1849-1850年間進行,期間因為德拉克洛瓦被羅浮宮阿波羅廳天頂壁畫等其他委託案牽絆,不得不一再延宕,導致實際作業於1854年才開始動工。
但是不同於新古典畫派的大衛(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或是比利時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等大畫家門下有眾多子弟各司其職,德拉克洛瓦幾乎事必躬親,只讓學生協助構圖,其他工作則是自己一手包辦。這麼做的優點是可讓作品整體看來和諧統一,不過德拉克洛瓦本人卻是累慘了。
何況他老人家自從1841年之後健康情形每況愈下,拖著逐漸孱弱的身軀,加上教堂潮濕的環境,都增加了壁畫施作的難度,以至於《聖天使禮拜堂》一直到1861年才正式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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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嘔心瀝血之作,聖天使禮拜堂壁畫共有三幅,都是以聖經故事為主題。
左右兩側壁畫主題分別是《雅克布與天使搏鬥》(La Lutte de Jacob )、《荷利奧杜爾被趕出聖殿》(Héliodore chassé du temple),皆由德拉克洛瓦直接在牆壁上作畫。因為曾多次調整構圖,所以實際上壁畫有好幾層,部份牆面上頭甚至有多達15層顏料。
天花板《聖米歇爾擊敗魔鬼》 (Saint Michel terrassant le démon) 則是先畫在帆布上,再行裝設於天頂。
因此要認識實則熱烈奔湧而非繾綣柔情的浪漫主義,除了要到羅浮宮瞧瞧德拉克洛瓦最著名的作品《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1830),還得來趟聖修爾比斯教堂,接受聖天使禮拜堂壁畫的震撼洗禮。
坐在禮拜堂牆邊的木椅上靜靜欣賞這三幅壁畫,只能不停讚嘆大師手筆的奔放豐沛、恢弘壯麗,無論內心如何激盪卻難以言語。
何況教堂於2017年才請專人清洗過,掃去上頭已累積四十餘年的風霜塵煙,此刻正是色彩最瑰麗美絕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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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怪乎連被畢卡索和馬諦斯尊為「現代藝術之父」的塞尚曾推崇〝德拉克洛瓦留下了法國最美的色彩〞,甚至有人認為〝法國藝術史如果少了德拉克洛瓦,整部近代藝術史都須重新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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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作禮拜堂壁畫過程中,德拉克洛瓦在教堂附近腳程約十多分鐘處覓得寓所,作為居住和工作室使用,一直到1863年在此去世為止。這裡現在也成為「德拉克洛瓦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Eugène Delacroix),由羅浮宮管轄。
羅浮宮不愧是財力雄厚又最富規模大器的美術館,為德拉克洛瓦美術館投入資源毫不手軟,盡力維持大師當年居所風貌,悉心照護庭院花草,同時定期舉辦特展,可說是小而精,美而好。
下次再到巴黎,別忘了來左岸沿著〝德拉克洛瓦之路〞拜訪大師作品,走過他曾經每日往返步行的巷弄,想像當年他老人家投入畫面埋首顏料的模樣,好好領略浪漫派的澎湃激情與燦爛色彩如何承續古典藝術的光輝,進而揚起現代藝術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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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醫師讀尖尾週記:始終站在雞蛋的一邊】
抽空看前監察委員 #陳師孟 兄寫的《司法與惡的距離:尖尾週記》,其中一篇「和村上春樹站同一邊」中,寫到村上春樹在2009年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演講「#始終站在雞蛋的一邊」。
以卵擊石,以個人反擊體制,看似儍瓜,但陳師孟卻說是勇敢且近乎偉大。這種猶如唐吉訶德挑戰風車的精神,展現在1991年10月10日我們參與的「#反閲兵廢惡法」街頭抗爭上,也展現在師孟兄的監委作風上。我讀了心有戚戚,謹分享當年村上春樹這篇演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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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
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
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
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
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
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
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村上春樹耶路撒冷文學獎演講全文翻譯出處:天下雜誌網站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01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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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尋覓建文帝 需要鄭和七下西洋?(一)|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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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的人馬已經到達了南京金川門,建文帝打算出迎,左右人等都散去了,只有幾個貼身侍從在旁邊。建文帝嘆息說:「我沒臉相見啊!」於是在宮裡放火自焚了。燕王高風亮節,摒棄前嫌,派遣太監前往救援,可惜來不及了,只從大火中把建文帝的屍首搶了出來。燕王哭著說:「你果然如此癡呆啊,我來是為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
中國古代有一本書叫《春秋》,有一個歷史時期叫春秋時期,另外,還有一種寫歷史的方法叫做春秋筆法。上面這段文字是燕王朱棣幹掉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篡奪帝位後,史官運用春秋筆法描寫建文帝之死的「傑出」作品。當我們查閱中國的史書時,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遭遇春秋筆法了,那些毫無出處和佐證的歷史根本沒有參考價值。更可怕的是,許多史官在皇權的威懾下胡言亂語、胡編亂造,誤導我們這些後世的閱讀者。
建文帝之死就是一宗無頭案。當時宮中大火也許是真的,但那些給朱棣臉上貼金的描寫,你要真信,就上當了。建文帝也許的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了,這讓他的叔叔朱棣十分煩惱。如果這個侄子還活著,可以逼迫其「退位」給自己;如果這個侄子的屍首找到了,舊帝死了,自己可以順理成章地繼承大統,成為新皇帝。找不到建文帝,朱棣只能編一套瞎話,說這個侄子想不開,放火燒死了他自己,龍椅自然也就該由叔叔來坐了。
朱棣當上皇帝,按說這宗無頭案也就過去了。然而朱棣在位期間,命令手下一位太監率領龐大的艦隊和士兵,劈波斬浪,耗資無數,多次下西洋,讓人不禁疑惑朱棣做這件事的動機,是不是為了尋找那個人間蒸發了的建文帝?
找個逃跑的廢帝,用得著七下西洋嗎?
那個太監,就是大名鼎鼎的鄭和。其實他本名不叫鄭和,而是姓穆罕默德,一聽這個姓就不是祖籍中土的人士。實際上,鄭和的祖先原本是中亞貴族,在元朝初年遷到了中國,後來定居於雲南,取了一個漢姓「馬」,與穆罕默德的「穆」字諧音。鄭和本名馬三寶,12歲的時候,飛來橫禍,明軍打到了雲南,他被抓進了軍營,閹割後做了太監。不幸中的萬幸是,他跟對了主子,進入了燕王府做事,這位燕王,當然就是後來的明成祖朱棣了。
朱棣對這個馬三寶非常賞識,在發動叛亂後,馬三寶還為朱棣立下了戰功,看來這個太監絕非常人。打下江山之後,朱棣論功行賞,賜馬三寶「鄭」姓,改名鄭和,授予四品官職。皇帝賜姓對於臣子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榮耀,許多一品大員也沒有這樣的待遇,可見鄭和多麼受到朱棣的器重。
永樂三年(即1405年),鄭和奉皇帝的命令,率領28 000餘人、40餘艘船,從蘇州劉家河出發,開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壯舉。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為止,鄭和帶隊總共7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員、船隻規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沒有什麼差別。按照永樂皇帝朱棣的詔書,下西洋的目的是揚我天朝國威,讓四方蠻夷歸服。不過根據《明史•鄭和傳》透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踪跡」,也就是說,朱棣懷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鄭和去尋找這個廢帝的下落。
這的確是一個貌似合理的下西洋理由。在儒家思想的灌輸下,古代中國人非常熱衷於維護「正統」,朱棣雖然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但按照正統的說法,朱元璋的位子是要傳給大兒子的,大兒子早死,所以才傳給了大兒子的大兒子,也就是後來的建文帝,皇位根本沒有朱棣什麼事兒。朱棣奪位之後,當時的天下第一大儒方孝孺拒絕為他服務,披麻戴孝在朝堂之上寫下「燕賊篡位」,憤怒的朱棣滅了方孝孺的九族後還不解恨,連帶著方孝孺的弟子、朋友一併殺戮,這就是所謂的滅十族。
這種維護正統的觀念在古代異常強大,所以一天不能確定建文帝已經死了,朱棣一天都不能安心。這樣看來,讓自己的心腹鄭和興師動眾地去海外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並不算是鋪張浪費,事關自己的寶座,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
但是這個理由無法解釋朱棣為什麼讓鄭和前後六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時朱棣已經死了),從永樂三年一直找到永樂十九年。第一次下西洋,鄭和的船隊就已經到了印度西海岸一帶的古里,並在那裡立碑留念,碑上刻字「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如果倉皇出逃的建文帝能跑到比古里還遠的地方,那得在海上以劉翔一般的速度飛奔了。尋找一個生死不明的廢帝,根本用不著下西洋這麼多次。
所以,尋找建文帝最多只能算是個附帶任務。那麼揚我國威是不是主要任務呢?明朝的確有這樣的傳統。朱元璋開國之初,就派人奔赴日本國和東南亞各王國,宣布現在中土是明朝了,各位要積極前來朝貢,還把許多東南亞王國列為「不征之國」,那意思就是天朝不會派兵攻打你們,你們不用害怕,我天朝過去不稱霸,現在雖然強大了,但還是不打算稱霸,只是你們一定得來朝貢啊!
明朝建立的事情,經過朱元璋這麼大肆宣傳,早就被東南亞各國所知曉了,本來不需要再去宣傳。不過朱棣篡位之後,為了打扮自己的「正統」形象,還是很有必要再次對外宣傳宣傳,讓國際友人都知道自己是如假包換的明朝新皇帝。
鄭和下西洋在外交上的確下足了功夫,每到一國,就和國王搞好關係,撒下大把的財物,力邀國王派出使節回訪天朝,甚至有些國王還親自動身回訪天朝。當然,那個時代不是聯合國裏一國一票,大家平等的當代,當年那些東南亞國家國王雖然貴為國家元首,其實比部落酋長強不到哪裡去,隨便帶一些土特產去明朝,就能獲得豐厚的回報,順便旅遊一下見見世面,還不用自己掏路費,何樂而不為呢?有些小國國君甚至在旅遊期間,病死在大明王朝境內,真是此間樂,不思蜀啊!
但話分兩頭說,如果鄭和下西洋真的是為了揚我國威,建立睦鄰友好關係,明朝似乎也太不值得了。首先論實力,當時鄭和接觸的這些東南亞、南亞國家沒有一個能上枱面的,不論人口、面積還是經濟,和明朝至少差兩個數量級。一頭獅子願意和一群狼睦鄰友好一下,卻肯定懶得搭理一群老鼠。生物界的規律如此,古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弱國無外交。第一次下西洋,鄭和這個老江湖就已經把這些小國的實力摸得八九不離十了,揚我國威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沒必要再浪費財力再下西洋了吧?
其次論距離,鄭和拜訪的一些國家甚至遠在印度洋的西海岸,那些阿拉伯部落和非洲沿海部落除了給天朝送來幾隻長頸鹿,讓天朝誤以為是麒麟之外,還有什麼利用價值呢?就算是為了交朋友,也沒必要帶上兩萬多士兵和幾十艘大船過去吧?
千萬別低估朱棣與鄭和的智力,這一君一臣完全可以位列最精明的一批中國人之列,千萬不要以為,他們只是腦子發熱,才幹出這種賠本賺吆喝的事情。不會,絕對不會!這君臣之間一定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鄭和連下西洋,其實是為了執行某些秘密任務。
差錢,還是差錢
下西洋行動的總策劃是朱棣,因此我們得站在朱棣的角度來想問題。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皇帝,朱棣要處理的重大問題無非是兩件事,一件是國防,要時刻警惕元朝的後裔——蒙古人捲土重來。朱棣雄才大略,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直面北方的挑戰,並數次御駕親征,大大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實力,使蒙古鐵騎幾十年間不敢越雷池一步。鄭和下西洋顯然和國防扯不上關係。
另一件就是內政了,朱棣面對一個老爸朱元璋留下的難題:差錢。
其實,中國境內金礦和銀礦十分稀少,因此在金屬作為貨幣的古代,一旦中國的經濟有所發展,經濟總量和貨幣總量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朱元璋一開始試圖沿用元朝印製紙幣的老辦法,發行大明寶鈔來增加貨幣供應量,與日益增長的經濟總量相適應,結果由於無法控制紙幣的貶值問題,大明寶鈔可恥地失敗了,民間依舊用銅錢作為貨幣。
但是銅錢本身是賤金屬,一枚銅錢的價值很小。在小額交易中銅錢還是很方便的,比如買棵白菜、打瓶醬油甚麽的,但是經濟越發展,就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大額交易,這時銅錢的麻煩就來了。大額交易對銅錢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是古代銅的開採量受到技術落後和銅礦難尋的限制,不能在短時間內提升。同時從鑄造角度看,鑄造一批銅錢和鑄造一批銀幣所費工時基本一樣,但是平攤到每枚錢幣上,銅錢的鑄造成本同它本身的價值相比,就非常可觀了,相反銀幣由於本身價值高,所以鑄造成本相對來說比較低。
(二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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