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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享一個好消息！

繼北一女中李學姊申請上台大、政大、北京大學之後，
北一女中滕學姊也申請上了台大法律財經法組、北京清華法學、北京大學國際政治👏🏼👏🏼
經過考量，學姊決定去念清華大學！
她的堂哥幾年前也是俐媽的學生，百齡高中應屆考上了台大法律系，俐媽笑說他們滕家快要變成法律世家了😊

特別的是，
滕學姊原本是三類組的學生，她五科都考，而對岸的大學，她是用自然科申請的。俐媽覺得這樣的經歷很特別，便向她邀稿，針對三跨一類組的轉變、以及申請經歷⋯等等，相信對二升三孩子、或對類組迷惘的ㄧ升二孩子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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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類組or 跨學科考試準備&申請（三>>>一）
1️⃣ 考試準備：
我想應該有學弟妹到高二下要讀學測的時候跟我一樣還沒決定好自己的志向，所以當初我是五科都讀。我當初準備的時候是從社會跟自然中挑一個比較沒有把握但是投資報酬率比較高的（我挑的是自然）作為主要（因為我申請的大陸清華北大都可以用自然科申請社會組科系）複習講義之類的也都是全科買，平均分配著讀，進度稍微落後其他同學很正常，要保持平常心。到100天左右的時候我先讀社會科，把週計劃幾個版本都寫過一遍之後，然後開始全心投入我比較不擅長的自然科，總而言之就是先解決擅長的。讀五科常常比較辛苦，每天從早到晚泡在圖書館，所以要好好評估自己是否真的有需要和有能力喔！

2️⃣ 申請：
因為我是自然組，又同時申請商和法（一半一半）所以剛開始備審、面試之類的會不太清楚從哪裡下手，還會被質疑這樣真的有想念這個科系嗎，因為其實不同類組的思考方式和強調的重點不太一樣，可以去輔導室或網路上多搜尋資料（PTT有很多學長姐的經驗分享）也不要吝於問問題！可以多找找一類組的同學或老師（在不打擾人家的情況下啦）。多看書和時事也非常重要，但有時候貴精不貴多，最好能有一兩個跟申請科系相關的議題，然後深入的去研究！還有書面資料不一定要把每個經驗都掰到跟科系有相關，我是在考完學測後才決定念法律，所以幾乎沒有相關的經驗，但如果沒有相關，就要提出這個經歷對你的影響，和之後對於未來你的志向有什麼幫助。書審和面試準備的時候也一定要好好思考清楚如何解釋為什麼會跨類組，不落俗套當然最好，可是一定要誠實，不然很容易就被問垮。跨類組不一定是你的弱點，相反的可以好好發揮你獨有的東西！當時在台大法律面試的時候我用大腦結構輔佐犯罪機率的論述，就可以說服教授你的自然科知識是可以加分的！儘量展現你跟其他人不同且優秀的一面，說服教授錄取你！其實跨不同類型的學科也同樣適用這個方法的！

3️⃣ 小補充
順帶一提！想申請法律系的學弟妹，常常會有人說不要提到正義、死刑之類的議題。這些真的是很棘手的問題，但我個人還是認為誠實是第一原則，如果這是你的初心，不要害怕提出，但要有自己的一套論述，也不要害怕教授追問或反駁，禮貌的講出自己的想法，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但也要表現出願意學習的精神！我當初也有提到正義（想聽細節的都可以來問我！）。然後如果有團體面試的話也不要吝於稱讚別人，但一樣要表現出企圖心！準備申請的這段時間可能是我高中三年碰課本最少的時間，但會開始真正認識這個世界和構想你的未來，也會認識到很優秀的人，最後也可能成為同系的戰友。加油！

4️⃣ 大陸申請（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的申請是我投入最多精力的，也是最繁瑣的。大陸大學的申請並不會比台灣的大學容易通過，對於成績和面試的要求同樣很高，所以還是要認真準備！而在李同學提到過的網路申請通過後（一階），清大會要求參加約一星期的營隊（今年因疫情所以是線上）之後才會是面試，營隊之中會有大學教授的講座、和學長姐的交流、認識校園等等。其實就和網路課程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但在參加的過程中，會發現到其實在我身邊的這些同學們大部分都是學測將近滿級分的佼佼者，就像今年的數學特別難，但我們那組除了我幾乎都14、15級，在教授講座的提問中也很多是非常有深度的探討。我認為那會真正打開你的視野，畢竟清華北大是大陸每個省份的第一二名才能考上的，競爭和資源是成正比的（當然相對來說台灣生還是比較容易錄取的）。在營隊中認真問問題、認真聽課、認真參與，學長姐和組員會是你的貴人。最後當然每個環節的資料都多給其他人看看，畢竟立場比較敏感一點，很多用字遣詞都需要多注意。面試的話和台大的沒有什麼不一樣，但更注重語言能力，也會有比較跳一點的問題出現，不要慌張冷靜應答就好了。各大學的招生影片也都可以看看，蠻感人的，清華甚至出了一部電影。最後要提醒的是，清華不僅申請比較多步驟，就連之後的課程要求也會比較嚴格喔（像是上暑期課程或是國際營隊之類）。
之後有興趣申請的學弟妹也可以來直接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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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my pride!

#俐媽學子經驗分享
#看來法界也不少俐媽學子
#大家要互相扶持提攜喔
#台大明明培育菁英

貼篇稍早有人很簡短翻譯過的新聞。不過 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 有就這篇報導發過更詳細一點的文章。美聯社(AP)近期取得了好些WHO與中國的內部紀錄，暗著表示中國根本是罪魁禍首。翻譯花了兩晚，閒暇時間才來完成。小結一下，除了譚得賽之外，WHO其他官員應該都是很盡心盡力。那認真說，這篇真的越翻越生氣，但，無能為力。中國的醜惡在這篇報導裡面展露無疑。裡面有一段話重複出現了好幾次” declining to be identified for fear of retribution.”AP記者想表達什麼明眼人應該都懂。懶得看可以拉到最底下，AP有下非常簡單的結論。另外，歡迎大家分享，覺得這篇與台灣某方面極度相關的內容應該要讓更多人看到的XD(有些人名我找得到的就換成中文了，找不到的原文貼上。(內有7383字，文非常長，慎入。https://apnews.com/3c061794970661042b18d5aeaaed9fae?fbclid=IwAR3ohNoVVvSx10nQuh8yOs5DFSeD1MRc32rqzul7jbc-TBN06ZWupo12Pls
----------以下正文開始----------
整個一月，WHO都在公開讚揚中國所謂的”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迅速回應”。他們一再的感謝中國政府”立即”分享病毒的基因圖譜，並表示中國政府的努力與對於透明度的承諾是”非常令人驚訝，難以言喻的”
但是在這幕後，則是個迥然不同的故事，是個中國顯著的延遲了資訊傳遞、WHO官員們因為無法得到對抗這致命病毒的傳播所需之資訊而極度喪氣的故事。
儘管有這些喝采，中國事實上在三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完全解開了資訊之後，還延遲了發布病毒的基因圖譜，或說基因組，超過一周。根據許多的採訪與內部文件，中國對資訊的嚴密控制與其公衛系統中的互相較勁才是罪魁禍首。
中國政府的實驗室，在另一個實驗室於一月11日比當局早釋出基因組資訊於一個病毒學家的網站後，才釋出其解出的基因組。根據聯合國健康機構在整個一月中所召開的內部會議的紀錄，即使如前句所述，中國也至少拖延了兩周以上才給予WHO關於病人與病例的的詳細資訊，全都在這段或許大爆發能夠被顯著延緩的時間點。
根據美聯社獲得的紀錄顯示，WHO的官員們公開的讚揚中國是因為他們想要從中國政府那”哄”出更多資訊。而在私下，這些官員們在幾場於一月6日當周所召開的會議中抱怨中國不願分享足夠的資料讓他們得以評估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有效傳播，或是會對世界上其他部分帶來什麼樣的風險，從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Maria Van Kerkhove，美國流行病學家，也是WHO的COVID19的技術領導，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我們憑藉著最小化的資訊在做事”，並提到”這很明顯的不足以讓各位做任何合適的計畫。”
“我們現正處於一個，是的，他們會在這些資訊於央視播出前15分鐘給我們的階段”，WHO在中國的最高位官員Gauden Galea醫生於一場會議中如是說。
對病毒的早期回應的故事背後，是來自於聯合國健康機構正”被圍城”並同意了獨立調查這波疫情是如何在全球被應對的那個時間點。在早先重複稱讚中國對疫情的回應之後，川普在最近幾周因為據傳WHO與中國合謀隱藏冠狀病毒的危機而對WHO炸開了。他在周五時宣布切斷與WHO的關係，可能會危及到美國每年給予WHO的約4.5億美元 – 是其最大的贊助者。
在此同時，習近平決定要在接下來兩年內在全球投入約20億美元幫助對抗那個不能說的病毒，並表示中國總是”最即時”提供給WHO與全球所需資訊。
新的資訊並不支援中美雙方的說法，反而是敘述了一個被夾在中間的機構，他們儘管於本身的權威性上有限制，依然急著在嘗試取得資料。雖然國際法條規定各國有義務上報可能影響公眾健康的資訊，但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其實並沒有強制力、也無法在各國獨立調查疫情。相反的，WHO必須依賴會員國的合作才行。
紀錄顯示，較之與川普所宣稱的與中國同流合汙，WHO其實是因中國只給予法律所規定的最少資訊而被蒙在鼓裡。然而，WHO的確試著以最光明的角度來描述中國，可能是個確保能獲得資訊的手段。並且，儘管中國政府缺乏了透明度，WHO的專家們基本上都認為中國的科學家們其實在偵測與分析病毒上都”幹得很好”。
WHO的職員們就如何施壓中國給予基因序列以及詳細的病毒資料，並不觸怒當局爭辯著，他們擔心會失去許可以及讓中國科學家們身處險境之中。在國際法條規範下，WHO被要求必須迅速分享資訊並警告會員國可能有進展中的危機。Galea並提到，WHO不該放縱中國在告訴其他會員國之前隱藏資訊，因為”這對我們的責任是不尊重的。”
WHO的緊急事件領導人，Michael Ryan醫生在一月份的第二周時，因為擔心如同之前2002年從中國起源並殺死了近八百人的的SARS大爆發會再次重演，而告訴同事是時候”換檔”並且對中國施加更多壓力了。“這是完全一樣的場景，無止盡的嘗試從中國獲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最新資訊” 他說。”WHO上一次因為南中國的透明度問題，才僥倖逃生出來。”
Ryan說，最好保護中國的方式就是讓WHO能使用中國政府的資料進行獨立分析，因為否則的話，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將會成問題且其他國家將會採取相對應的行動。Ryan醫生也提到，中國與其他過去的某些國家一樣並沒有好好合作。
“這並不會在剛果發生，也沒有在剛果與其他地方發生。”他說，可能是在指2018年於剛果爆發的伊波拉疫情。”我們需要看到資料…在這個關頭是極端重要的。”釋出基因組的延後導致其拖延了能夠識別出病毒的散播至其他國家，以及全球在測試、藥物與疫苗的進展。缺乏詳細的病人資料使確認病毒能傳播的多快更難以辨認 – 這是要停止傳播的重要問題。
根據中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感染回顧資料，在政府實驗室於一月2日解出完整基因組與WHO宣布全球緊急事件的一月30日之間，這場大爆發以100至200倍的速度蔓延開來。這病毒現在已經在全球感染了超過六百萬人並且殺死了超過三十七萬五千人。
Ali Mokdad，華盛頓大學健康度量與評估中心的教授提到”很明顯的，如果中國與WHO能夠在動作得更快點，我們可以拯救更多生命並且避免許許多多的死亡。”然而，Mokdad教授與其他專家也提到，如果WHO更直面中國的話，他們可能會導致個更糟的狀況，就是什麼都得不到。
如果WHO逼得太緊的話，他們甚至可能會被踢出中國，Adam Kamradt-Scott，雪梨大學國際健康教授如此說。但是他也補充，延遲幾天釋出基因序列對於爆發而言是很嚴重的。此外他還提到，當北京缺乏透明度的情況越發清楚的情況下，WHO的幹事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就是譚得賽的啦)持續替中國辯護是很有問題的。Kamradt-Scott說”這絕對傷害了WHO的信譽”。”他是否太過了?我想對此的證據非常明顯，這產生了許多對於WHO與中國之間關係的問題。這可能會是個值得警惕的故事。”
本篇報導中所提到的WHO與其官員們在沒有相關會議的錄音或是手寫逐字稿的情況下，拒絕回答美聯社提出的問題，而美聯社因為保護消息來源的緣故無法提供。
“我們的領導者與職員們日以繼夜的工作以符合組織規範來平等地支援所有會員國與分享資訊，並且與政府各層級發起直接、坦率地對話。”一個WHO地聲明如此寫著。
中國的衛生與健康委員會及外交部對此不予置評。但是過去數個月裡，中國重複地維護自己的行為，然而於此同時，許多其他國家 – 包含美國 – 卻對病毒的反應慢了數周甚至數月之久。
自從疫情爆發，我們一直持續公開透明且負責地分享資訊給WHO與整個國際社會”，一位衛健委的國際部門官員Liu Mingzhu在一場五月15日的記者會中這麼說。(抱歉，我翻了一下衛健委的網站，都沒看到名字相仿的人…)
根據訪問、文件與WHO紀錄所揭露，找出基因圖譜的競賽從十二月下旬開始。那時，武漢的醫生們注意到有神秘的病人群聚帶著發燒與呼吸問題，然而標準流感療程卻對他們不起效果。為了找出答案，他們將病人的測試樣本寄給商業實驗室。
到了十二月27日，微遠基因(Vision Medicals)，拼湊出了這個與SARS有極高相似度新冠狀病毒大部分的基因組。根據中國財經雜誌財欣首先報導，而後美聯社獨立確認過，微遠基因將資料分享給武漢當局與中國醫療科技學院。
據社交媒體所流出，十二月30的時候，武漢衛生官員發布了內部提醒，警告有不尋常的肺炎出現。而在科學人進行的訪談中敘述了當晚，因追蹤SARS病毒到蝙蝠洞而出名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冠狀病毒學家，石正麗，被警示了這個新疾病的存在。而她隨即搭上了會議後的第一班火車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隔天，中國CDC的局長高福便派遣了一對專家小組前往武漢。一樣在十二月31日，WHO首次在尋找大爆發資訊的公開平台上得知了這些病例，根據Ryan醫生說。(不就是我們從PTT上得知訊息並通知WHO的那天…好人真難當
WHO在一月1日時官方要求了資訊。根據國際法條，會員國有24到48小時回應，而中國在兩天之後回報有44個病例且無人死亡。
一月2日，根據石正麗在研究所網站上所張貼的提醒，她在當天解出了病毒的完整基因組。
科學家們同意中國的科學家以令人驚嘆的速度找出、排序了這個當時仍未知的病毒，證明了自從SARS之後，中國進展迅速的技術能力，而SARS當時，一個WHO領導的小組花了數個月才辨別出病毒。這一次，中國的病毒學家在數天之內便證明了這是個前所未見的病毒。譚得賽，稍晚將會說北京”立下了應對爆發的新標準。”
但是當碰上了要與全球共享資訊，事情就變得很糟了。(我們都知道
一月3日，衛健委發布了機密通知，要求擁有病毒的實驗室銷毀或是將樣本送至指定機構保存。該通知首先被財新披露並被美聯社發現，禁止實驗室在未獲得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公開病毒。而該命令禁止了石正麗的實驗室公布基因序列或是警告其潛在的危險。
中國的法律聲明研究機構不能在未獲得最高健康機構的許可下，對可能危險的新病毒進行實驗。
Edward Gu ，浙江大學的教授，與一位西北大學的博士生Li Lantian ，在一份三月公開的分析爆發的論文中如此說“如果病毒學家的社群能以更高自主性運作，那麼公眾就能更早被通知有關這個新病毒的致命風險。”
衛健委的官員稍晚重複了說他們是為了確保實驗室的安全，並且指派了四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來識別其基因組並獲得正確且一致的結果。
到了一月3日，根據美聯社所看到的一份內部資料，中國CDC已經獨立定序了病毒。在一個國營媒體的訪問中，因為召集了所有人挑燈夜戰以求在時間內獲得結果，到了一月5日的午夜，政府指派的第三間實驗室，中國醫藥科技學院也已經解開了序列並送出了報告。然而，儘管三間實驗室都已經獨立且完全定序完成，中國健康有關當局依然保持沉默。WHO在推特上表示對於武漢此無人死亡的不平常肺炎群聚之調查已經在進行中，並且會在取得更多資訊時分享出來。
於此同時，在中國CDC裡面，對於冠狀病毒的專業鴻溝證明了一個問題。
有將近兩周，武漢並未傳出新病例，而當局審查了對於可疑病例提出警告的醫生們。在此同時，研究者發現新的冠狀病毒用一種獨特的釘狀蛋白質與人體細胞結合。這不尋常的蛋白質以及缺乏新病例騙倒了一些中國CDC的研究者，使他們認為這病毒並不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 就如同MERS一般，一位職員對美聯社如此表示，但該員拒絕表明身分，因為害怕會遭到當局報復。
一位李姓冠狀病毒專家表示，他在群組聊天中一看到流出的類SARS冠狀病毒定序報告，立刻懷疑這個病原體是會傳染的。但是中國CDC成功定序了病毒的團隊缺乏冠狀病毒分子結構方面的專家，也沒有與外界的專業人士諮詢。中國健康當局拒絕了國外專家的提出的協助，包含被禁止找出真相的香港科學家與一位中國大學裡的美國教授。
一月5日，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由知名病毒學家張永貞教授所帶領的團隊，是最後一個定序出病毒的。他將其資料發送至基因銀行的資料庫，等待覆核，並且通知了衛健委。他警告衛健委這個新病毒與SARS相似且可能具有傳染性。
“病毒應能藉由呼吸管道傳染”，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一份內部通知中提到。”我們建議在公共場合採取保護措施。”
就在同一天，WHO表示根據中國的初步資料，並沒有證據顯示強烈的人傳人跡象，並不建議任何針對旅行採取的措施。
而再隔天，中國CDC將緊急狀態調升到次高級。職員們繼續分離病毒、起草實驗室測試方針與設計測試包。但是該機構並沒有發布公眾警告的權力，甚至，提升了的緊急狀況其實有許多其本身的職員並不曉得。
到了一月7日，武漢大學的另一組團隊也定序了病原體並發現它與石正麗的研究相符合，使得石正麗得以確認他們發現了新種的冠狀病毒。但是中國CDC的專家們說他們並不相信石正麗的發現，並且需要在發布前確認她的資料，三位相關人士如此說道。而監督石正麗的研究室的衛健委與科技部，拒絕了讓石正麗接受訪問。
一個在這鴻溝間的重大因素為，中國CDC的研究者想要自己率先發布論文。賓州大學的一位冠狀病毒研究者，Li Yize，說”他們想要享有全部的榮耀。”
而在內部，中國CDC的領導階層則被激烈的競爭困擾著，六位系統中的相關人士如此解釋。他們說，因為該機構藉由能夠在著名期刊上發布多少論文作為拔擢的依據，使得科學家們不願去分享資料。
日子一天天過去，甚至使得一些中國CDC的職員們開始思考，為何有關當局需要這麼久去辨識該病原體。
”我們開始起疑，因為在一兩天內就能夠拿到定序的結果。”一個實驗室技術員如此說，但拒絕透露身分，因為害怕遭到報復。一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了科學家們成功從武漢的肺炎病人身上辨識出了新的冠狀病毒，搶先了也使得中國官方難堪。該技術員告訴美聯社說他們從華爾街日報首先得知這個消息。”
同樣的這篇文章也使得WHO的官員們感到難堪。WHO的緊急事件管理團隊的領導者，Tom Grein醫生說這使得WHO看起來極度的可疑且愚笨。一位美國的專家，Van Kerkhove承認WHO在發布新病毒的消息上已經太慢了，並告訴同事們對中國施壓是很關鍵的。
Ryan醫生同樣的也對資訊的缺乏感到難過。”事實是，我們已經涉入這事件二到三週了，卻沒有實驗室分析，沒有年紀、性別或是地理分布，也沒有疫情曲線。”他如此抱怨。這是指一種科學家用來表示爆發疫情如何進展的標準圖表。
在該報導刊出後，國營媒體正式宣布發現了新病毒。但儘管如此，中國當局依然未釋出基因組、診斷測試或是詳細病人資料，因其可能會暗示這疾病的傳染能力。
到了此時，可疑的病例已經在各區域間四處出現。
到了一月8日，泰國機場官員把一個流鼻水、喉嚨痠痛與發燒的武漢婦女拉到旁邊。朱拉隆功大學的Supaporn Wacharapluesadee教授所領導的團隊發現該婦女感染了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很像中國官方所形容的。到了一月9日時，教授解出了部分的基因序列，並將之報告給泰國政府然後隔天繼續尋找相符的序列。但是因為中國當局並未發布任何序列，所以她什麼都找不到。她無法證明泰國的病毒與武漢生病的人是感染同樣的病原體。”可以說是等著看，看中國和時會釋出資料，然後我們才能兩相比對。”教授如是說。
而在一月9日時，一個61歲的老人因病毒過世，是已知的首個死亡病例。但是該病例直到一月11日才被公布。
WHO的官員們在內部會議中抱怨他們重複提出要求更多的資料，尤其是官員是否能夠人傳人的資料，但是皆為徒然。WHO的中國區代表說”我們一直在官方與非官方的管道要求更多流行病學資訊，但是一旦要的是特定的資料，我們什麼都拿不到。”
緊急小組的領導者Ryan醫生抱怨，因為中國只願意提供國際法條所規範的最小限度資料，所以WHO什麼都做不了。但是他也提到，去年九月時WHO反常的公開訓斥了坦尚尼亞，因為他們並未提供那令人擔憂的伊波拉爆發的足夠資訊。Ryan說”我們必須始終如一，現在的危險是，儘管我們立意良善，但是一旦有任何事情發生，那麼WHO將會變成千夫所指。”
Ryan醫生還提及了中國本來可以藉由立即與全球分享基因相關材料而對世界有”巨大貢獻”，因為若非如此，那麼”其他國家必須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全部從零開始。”
到了一月11日，張永貞教授的團隊終於在virological.org，一個研究者分享病原體資訊的網站上，公布了病毒的序列。該舉動觸怒了中國當局，使得他的研究室在隔天就被當局暫時關閉。張教授指若要評論則必須向中國CDC提出申請。而衛健委，監督中國CDC的單位，數度拒絕讓官員接受採訪，且也不願回答任何有關張教授的問題。
Supaporn教授將她的病毒序列與張永貞教授的相比對發現完全符合，確認了泰國的病人身上的病毒就是武漢來的。另一個泰國的實驗室活得了一樣的結果。 就在那天，泰國通知了WHO。
根據美聯社所獲得的文件，張教授釋出了基因組之後，中國CDC、武漢病毒研究所與中國醫學學院比拚著公布各自的病毒序列，大家都挑燈夜戰審核、蒐集病人資料並送去衛健委獲得許可。到了一月12日，三個研究視終於聯合起來將序列發布至GISAID，一個讓科學家分享基因資料的平台。
到了此時，已經超過兩周自從微遠基因解出了部分序列，而三個政府實驗室獲得完整序列也已經一周以上了。大約六百人在該州感染，大概是增加了三倍。
但有些科學家說，如此行為也非不合理，鑒於定序未知病原體的困難程度，尤其是準確率與速度同樣重要。他們指出，2003年SARS爆發時，有些中國的科學家一開始錯誤的認為疫情的源頭是衣原體(可導致砂眼或是泌尿、生殖系統感染的病原體。)。
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Peter Daszak說”在大爆發中確認自己是對的這件事情，壓力是很大的。事實上，告訴公眾錯誤的資訊其實更糟糕，因為這會導致公眾對公衛系統的回應完全失去信心。”
但是，其他人依然默默的質疑在幕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John Mackenzie，WHO的傳染病專家，同時也是爆發期間的緊急委員會成員，讚揚了中國研究者定序病毒的速度。但是他也說，一旦中央當局介入，詳細資料就流於在地上爬行的速度。”那之中絕對有段空白的時間。絕對有人與人的傳播。妳知道，他就在那盯著妳的臉看…我那時以為他們都到了這個階段，會變得更開放些。”
WHO在一月13日時宣布泰國也有了確診病例，賞了中國政府一個巴掌。
隔天，在一場機密的電話會議中，中國的最高健康相關官員下令要國家準備好面對大流行，稱這場爆發會是2003年的SARS之後最嚴峻的挑戰。中國CDC在各地的職員開始篩選、隔離與測試病患，在全國找出數以百計的病例。
然而，儘管中國CDC內部宣布為最高層級緊急狀態，中國官方依然宣稱人傳人的機會很低。
WHO在這之間猶豫不決。Van Kerkhove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中說”有限度的人傳人是絕對有可能的。”但是幾小時之後，WHO縮回去了，發布一則推特寫到”早先中國的研究並未找到明顯的人傳人證據。” – 一則在之後成為批評材料的聲明。
據熟悉公共衛生事務的專家表示，一個WHO亞洲辦公室的高層官員，畢業於武漢醫學大學的Liu Yunguo醫生，飛到北京與中國官員直接但是飛官方的聯繫，而記錄顯示劉醫師以前的同學，一位武漢的醫生，警告他肺炎病患已經將武漢的醫院擠得水洩不通，而劉醫師施壓要求更多專家能實地調查武漢。
到了一月20日，剛從武漢回來的鍾南山博士，一位知名的政府傳染病醫師，首次公開宣布新的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要”適時的公布疫情資訊並深化國際合作。”
儘管有指導方針，WHO依然苦苦掙扎於從中國獲得這起迅速演變的大爆發之中，足夠的詳細病人資料。同一天，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派遣了一小隊人到武漢兩天，包含Galea醫生。
他們被告知有群令人擔憂的病例由超過一打的醫護人員組成。但是他們並沒有詳細的傳播途徑來知道這些病例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或是完整了解這病毒傳播的多廣以及誰處在風險之中。
在一場內部會議，Galea醫生說中國方面公開且一致的談論人與人傳播，並爭辯著這是否會持續。他回報給日內瓦與馬尼拉的同事說，中國的關鍵要求是WHO要幫助”與大眾溝通，並且不會引起恐慌。”
而一月22日，WHO召集了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決定是否要宣布全球緊急事態。在兩場沒有答案的會議之後，他們決定不要這麼做，儘管中國已經下令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隔離 – 武漢封城。隔天，譚得賽公開形容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是”有限度的。”
連日以來，就算病例爆發，中國並未釋出多少詳細資料。北京市官員已被警示，足以考慮封閉首都，一位對相關事務有直接了解的醫學專家說。
一月28，譚得賽與WHO頂尖的專家們踏上了一場非凡的旅程到北京與習近平和其他資深中國官員會面。WHO的總幹事直接插手疫情爆發的實地調查是相當不尋常的。而譚得賽的職員們準備了一張所需資訊的清單。
Grein醫生於他的老闆拜訪北京時，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這可能會是閘門開啟全部都有，或是完全沒有對話。我們等著看。”
當譚得賽的旅程結束時，WHO宣布中國同意接受一群國際專家組成的團隊。在一月29日的記者會中，譚得賽又稱頌了中國，宣稱他們投入的程度是”難以置信的。”
隔天，WHO終於宣布了全球緊急事態。再一次的，譚得賽又感謝了中國，而絕口不提早期時中國的不合作。
““我們應該要真的對中國表達我們的尊敬與感激，因為他們所作所為。” 譚得賽說。 “他們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來限制病毒傳播到其他國家。”
We should have actually expressed our respect and gratitude to China for what it’s doing,” Tedros said. “It has already done incredible things to limi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to other countries.” 這是最後一段的原文，AP用譚得賽說的這兩句話，實在頗值得玩味。哭啊，AP。

張娟芬專欄：亡國感的逆襲

🔗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5174
🌻 本文作者張娟芬參與社會運動多年，關心性別、司法、人權等議題，著有《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殺戮的艱難》、《十三姨KTV殺人事件》等書。德國漢堡大學犯罪學博士。
#分享
———（以下內文）————

「亡國感」，目前為止我們對它所知不多。它起於PTT，如果去查Google Trend，會發現「亡國感」首次在搜索引擎裡占有一席之地，是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這一週。三月二十四日發生的大事，是高雄市長韓國瑜進中聯辦。這個人在一片紅色疑慮之中贏得選舉，當選之夜即高調宣布支持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什麼呢？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之後，已無疑義：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緊緊縫合，要把臺灣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韓國瑜上任未及三月，立即出訪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示範地；並且走進了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一國兩制指揮中心。他事前沒有向陸委會報備，事後拒絕透露與中聯辦的聯繫經過與會商內容。就在這一串新聞事件裡，「亡國感」出現了。

流行語大抵如此：一聽就懂，心領神會，拿來就用；很快的，大家都琅琅上口了。在這個喜歡玩弄同音異字、以訛傳訛的大遊戲年代，「亡國感」又異變為更加俏皮的「芒果乾」。這樣的「亡國感」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定於一尊的標準定義，而反映了一種集體情緒。



#潛規則：我們要看對岸的臉色

二〇一九年初當我決定開設「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這門課時，驅動的力量也來自一種當時還無以名之的焦慮。這原不是我的守備範圍，但我感覺到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生活，已經面臨毀壞的危機。對政治略有參與的公民應當早已習慣，民主經常是警鈴大作的。可是，中國的攻勢從「九二共識」到「一國兩制」，已經又逼近了一步，半島電視臺臥底採訪所揭露的中國滲透手法與深入程度，更是觸目驚心。我不禁自問，這是不是臺灣民主的最後一個警訊？

第一堂課，我放導演鄭有傑二〇一一年的短片，《潛規則》。一組人準備拍電影，外景選在一個學校操場的司令臺。但是導演看起來又愁又怒，原來司令臺的背景是好大一面國旗。美術說，「我避不掉。」導演說，「到時候片子賣不進去怎麼辦？」最後，最資淺的工作人員拿來鐵撬，大家合力將那塊國旗背板撬下，在國旗歌聲中，工作人員歡喜大喊：「要——倒——了——！」

當那個國家象徵轟然倒下，只見導演兩眼發直，面部肌肉不自主抽搐，好像快要中風。背板後的牆面久未經日照，顯得有點蒼白。那裡畫著一面巨幅秋海棠，上面寫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我問：「『潛規則』到底是什麼？明白地用語言把它說出來。」毫不扭捏的，第一個答案就直指核心：「我們要看對岸臉色。」

對。就這麼簡單。

「潛規則是誰訂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比較糊了，有人說是自願的，有人說是歷史與市場造成的，有人說也可以不要遵守啊。其實這注定是一個模糊的回答，因為根本就沒人知道誰制訂的。

我再問：「潛規則與法律或政策有何不同？」

「法律的話，感覺遵守法律跟制訂法律的人仍然是平等的。可是潛規則感覺是下對上的，要一直去猜測那個規則，想要討好在上位的人。」一個學生說，法律非遵守不可，潛規則卻有選擇的空間。另一個說：法律寫在那裡，可以去鑽它的漏洞，但是潛規則卻逃不開，因為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第三個人自動出面整合了雙方的論點：「法律之所以能鑽漏洞，是因為它很明確地寫在那裡，邊界很清楚，所以知道從哪裡鑽過去。潛規則逃不開，是因為它很模糊，也沒人把它講清楚，所以就算一個人選擇要服從潛規則，也可能逃不開。」我說：「對啊，就像小熊維尼，他本來是個卡通人物，結果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他變敏感了。」


如此討論一輪，潛規則漸漸現形：它不經民主程序、冤無頭債無主，因此無法修正、無法討價還價，卻有著貨真價實的影響力。短片裡說得很明白，不避掉國旗的話，電影就進不了中國市場。電影這麼燒錢的產業，要不顧慮市場，實在挺難的。拍了背景有國旗的戲並不會被抓去關，但是會血本無歸，這使他們決定趨吉避凶，遵守潛規則。

這部短片，距今八年。那時候，「不能出現國旗」還是低調、委婉、檯面下的原則，業界人士知道，但心照不宣。近年的潛規則已經不再低調了，要周子瑜、戴立忍公開道歉，都是刻意張揚的霸凌，目的是殺一儆百，唯恐你不知道！潛規則就是對於中華民國的各種政治象徵全面獵殺，是中國對臺灣的政治審查。

如果你參與某個活動，被警察抓走，然後從高處墜落，或者從海裡浮起，但一律以「無他殺嫌疑」迅速結案；我們知道這是政治。這裡面有國家動用的公權力，有壓迫者、有受害者。潛規則看起來卻不是這樣，它看起像「個人選擇」、「市場機制」、「你自己願意的」；「不爽不要做啊，不爽不要來啊！」潛規則用的是經濟手段，國家公權力僅隱身其後，讓事情看起來不是「壓迫者欺負受害者」，而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也就是用經濟手段來掩護其政治本質。

《潛規則》為「中國因素」下了一個很好的注腳。所謂「中國因素」就是：臺灣的許多事情，是被中國「決定」的。其「決定」的方式，不一定是用政治影響，也可能是用經濟。

但是，為什麼？臺灣的事情，不是應該用民主的方式決定嗎？

「亡國感」這個集體情緒，它的核心就是這一句提問。臺灣的事情，為什麼不是用民主的方式決定？為什麼是由一個我們從未授權也無法影響的政權來決定？那民主算什麼？我們算什麼？

#什麼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民主食材

我在「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課堂用了一款簡易遊戲「Democracy Cake」，由挪威的人權組織RAFTO（Rafto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設計研發、中原大學徐偉群教授引進，他很有創意地將這遊戲譯為「民主雞蛋糕」。每一組發一個蛋糕盤，然後提供二十幾種民主的「食材」，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開透明」、「多元媒體」、「司法機關」、「立法機關」、「自由公平的選舉」、「公民投票」、「反歧視的法律」、「社會福利」、「正當程序」、「宗教與信仰自由」、「隱私權」等等。學生的任務就是用這些東西來建立自己的「民主雞蛋糕」。

一桌子食材，看起來都像好東西，但是蛋糕盤只放得下六片蛋糕。協商與爭辯自不可少，但他們考慮的因素是什麼？一位學生寫道：「在選擇良心食材時不論哪一項都非常難以取捨，突然有個念頭覺得我們過得其實很幸福，這些食材其實圍繞著我們四周，或許臺灣民主仍然有其進步、改善空間，但大抵來說我們過的很自由，自由到這些食材像是理所當然就該存在的，像是天賦的，捨棄哪一塊都怪彆扭的。」

另一位學生說：「這些良心食材，每一個現在看起來都好簡單，在我們的生活中其實就像呼吸一般自然；可是真要選六個來堅守，又尤其一想到我們很有可能將在之後失去這些權利，就更要選得戰戰兢兢。」

真的戰戰兢兢，我看著他們把一片片蛋糕放上盤子，又拿下來。「每一個食材在被丟棄的同時，總是會有人提出在臺灣過往經驗中遇到缺乏此食材的恐怖情況，最後食材又會被順利救回。其實我很慶幸大家對於臺灣歷史的認識較深，讓討論變得更加有意義，但也覺得很困擾，因為這樣每個食材都變得非常重要，就無法選出最重要的六個食材。」綜合討論時，有一組幽幽地說：「我們想要做一個三層的蛋糕！」


這是在桌遊與手遊中長大的世代，在高解析度影像中長大的世代。一款珍珠板貼上彩色紙的陽春遊戲，卻讓他們認真到產生選擇障礙，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這些東西「之後可能會失去」。

可以想見，「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言論自由」、「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等等，是很受歡迎的食材。但有一組出人意表地選了「社會福利」。據說那是蛋糕盤上的最後一個空位，一位組員唸出「社會福利」卡片背面的定義：「政府應促成全面的支持系統，以確保人民能擁有健康、接受教育、經濟穩定」，真誠地看著大家說：「我覺得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初衷。我認為有社會福利，才會成為一個有愛的國家。」那想必是莊嚴的一刻，全組的人都感動了。一位組員寫道：「原本還在爭論效益或結構的組員都同時安靜下來，神情從冷靜理性轉為溫柔，最後大家一致通過，將社福列入食材。」另一位組員瀟灑地總結：「社會福利是討論後決定釋出的立場，即便在層級上是較後期的目標。但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建立民主雞蛋糕只是第一階段。遊戲卡裡也有幾十個對民主的攻擊，我稱為「黑心食材」，例如「政府監控」、「言論審查」、「選舉詐欺」、「歧視」等等。第二階段的玩法是請同學運用他的民主雞蛋糕裡的六個成分，來抵擋這些「黑心食材」。這個民主遊戲來自北歐，難免有隔靴搔癢之處，因此我根據臺灣處境的特殊性，另外加了三個臺灣版的「黑心食材」：「以商逼政」、「資訊戰」與「非官方談判締約」。太過切身了，同學說看到這三項，「腦袋抽痛了一下」。

面對攻擊，無力與挫折全部都跑出來了。「訊息戰、以商逼政、非官方締約一出現，瞬間就擊潰我們所有的良心食材，除了立法和司法，我們別無他法，而且還遠不及打壓這些早已滲透到民間的黑心食材，玩到最後大家都想放棄民主了。有一組說『用所有的黑心食材都可以對付這些東西』，我覺得好衝擊，確實這些大家這麼用力抵抗的不民主的『惡勢力』不斷逼近，為什麼我們還要堅守民主？常常自己在思考的時候也會這麼質疑。」

「我們拿著良心食材想要拼湊出防禦姿態，但卻發現這該怎麼擋？怎麼擋都有漏洞……我們拿著良心食材去對抗這些邪惡，突然感覺像是天安門事件那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幕：『肉身抵擋坦克』。」

有一位同學想起了我在課堂上放的紀錄片，李惠仁導演的《蘋果的滋味》。「記得那時看完中嘉併購案的片段後感受到的是一股很重的無力感，即便我們獲得了資訊卻無能為力，在面對這三個中國因素的問題時我也感受到了一樣的無力。我開始回想紀錄片裡的中嘉併購案，當時有一群人發起了抗爭活動，雖然並沒有受到大媒體的關注，但那股力量是由人民的憤怒而起的，而那也正是我們最能夠直接參與的，也就是集會自由。」

「把所有良心食材一併加進來之後，好像還是遠不及抵禦黑心食材的進攻，真的令人非常絕望。可是，其實上這堂課的同學都是盟友吧？自己想不出辦法，那就大家一起想，總會有辦法……雖然亡國感並沒有減少一絲，但是對於自己所捍衛的價值有了更深的認識，我知道我想說話、想當好國好民、想在政府底下擁有人權，所以即使我堅信的民主力量遠小於獨裁，我們還是得團結一致對抗。」

#向內擠壓的委屈中蓄積著向外爆發的能量

這是我對於「亡國感」的體察。在他們臉上，我讀到對民主的珍惜：每一塊「蛋糕」都不想放棄，因為認識到每一塊都重要。我讀到對於民主的深刻思考：我請他們說說各組的雞蛋糕成分有何異同，其中一組解釋，他們沒有選「社會福利」、「隱私權」、「受教權」，因為「我們盼望良善的立法、司法體制，和言論自由能帶給公民的民主素養，自然會發展出這些項目」。在有限的蛋糕盤裡，他們沒有選擇某一些，是因為那些可以從更為基本的元素推導而得；這些食材在他們眼中不是獨立存在的原料而已，他們已經想到了彼此之間的連動關係。他們對民主的認識，不只是知道氯是什麼、鈉是什麼，而且知道氯加上鈉會變成一種讓食物好吃的調味料，如果將氫、氧和鈉加在一起，則可以用來做肥皂或通水管。

我也讀到擔憂、挫折、無力、絕望……與不甘願。還不願意投降或放棄的那種不甘願。這些情緒看似矛盾：擔憂、挫折、無力、絕望都是坐以待斃，不甘願卻是起身反抗。但如同前述兩段引文所示，這相反方向的兩種情緒，可以共存於同一個人的同一段表述。「亡國感」似乎不是一個單一向度的感受，它不僅是字面上看起來的被動、放棄、不作為而已；在向內擠壓的委屈之中，向外爆發的憤怒在蓄積。作用力產生反作用力，「亡國感」的內裡，有一個想要「逆襲」的驅力。

#亡國感真正悼亡的對象為何

值得追問的是，「亡國感」的悼亡對象為何？有人說，醒醒吧，你沒有國家，哪來亡國感？這是所謂臺獨。有人說，容納我們民主生活的，是中華民國臺灣，不管它叫什麼名字，它就是我的國家。這是所謂華獨。「亡國感」是哪一種？

在同學的作業裡，「國」的問題鮮少被提起。兩千年左右出生的這一世代，成長於全球化的年代，國界已不似先前那樣銅牆鐵壁，他們對國族的情感與看法，恐怕很難用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來劃分。有的人幼年在中國長大，因為父母是臺商，中國和臺灣都是他的故鄉。有的人曾經在中國就學，有的人固定往返中國，因為父母之一是中國人。有的人擁有臺灣以外的其他國籍。有的人是新移民之子。有的人認真在評估，畢業後要不要去中國找工作。一位同學表達得很好：「對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國』是一個太難解的概念。臺灣史獨立成冊了，但我們的國名裡沒有這兩個字。」他們拒絕中國因素，並不是因為對中國有敵意，也不是因為對中國欠缺瞭解，而是因為臺灣有民主，中國沒有，他們從自己的經驗知道，臺灣的生活才是有尊嚴的人的生活。

國族主義最需警戒的，不外乎兩點，其一是身分的排他性，其二是它經常召喚個體為國家犧牲。「亡國感」雖然有這個「國」字，卻很難被界定為一種國族主義的情感動員，因為「亡國感」的話題總是環繞著「民主」這個概念，而非「國族」；有亡國感的人總說著民主機制的毀壞，以及如何可以重建、強化。他們並不想像一個圍牆高聳的國族共同體，要入會得經過嚴格的血統審查——他們自己原不是血統純正的人。民主的原則是盡可能讓大家都享有公民權利（inclusive citizenship），而非排除他人；民主的政府採取三權分立，從人民的立場來避免國家侵犯基本人權。「亡國感」是朝向民主前去的，而國族主義（的最糟形式），在它的反方向。

有解嚴前生活經驗的人，應該都還記得那種「亡國感」：「今日不做自由的鬥士，明日就成海上的難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退一步即無死所」；那些國慶閱兵、晚會、排字、大會操、軍歌比賽，講究「數大便是美」、「整齊畫一」、「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那些「萬眾一心」、「我愛中華」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是的，那些活動就是國族主義（的最糟形式），要你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要你為自己做為一個小螺絲釘而感動，要你團結，要你愛國，要你支持政府。那種亡國感絕對不容許你談多黨政治、民主制衡、基本人權；甚至你只是要求國會全面改選，他都說這樣會亡國。是的，那種亡國感就是賣弄國族主義的威權統治手法。

今日的「亡國感」是那種手法的反方向。君不見，「亡國感很重」的年輕人總是好想突破同溫層，好想跟長輩溝通，為了自己在乎的議題狂寫臉書，去捷運站之類的熱鬧地方當小蜜蜂，收集連署，製作短片丟上網，用無窮無盡的公民參與去實踐民主。

「亡國感」的「悼亡」對象，不是任何一國，而是民主。「亡國感」只是一個現成的詞語，方便溝通。他總不能說：「啊，我最近『亡民主感』好重！」這樣誰聽得懂？說「亡國感」，雖不精確，卻一聽就懂。遂成流行。

「亡國感」甚至不是一種悼亡。不是一種現在式或者過去式的哀嘆：「我們已經亡國了，好慘啊！」而是未來式，一種警世明言：「再這樣下去我們的民主會完蛋的！所以我們現在——」。「亡國感」不是句點，而是起手勢，重點總在於，為了不要讓現在還享有的可愛的自由消失，我們現在趕快來做點什麼？


亡國感是真實的集體情緒，源自民主於近年因中國因素持續惡化的事實；這件事情在選舉中成為影響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攝影：蔣銀珊）

這是藝術大學裡的一堂通識課，學生的主修是電影、戲劇、動畫、美術、音樂、傳統音樂、劇場設計、新媒體藝術，他們本來不是對政治特別有興趣的人。但是，對民主的珍惜與體會，在這個歷史時刻變得巨大而急切，因為他們感到，「以後可能會失去」。所謂「這個歷史時刻」，就是中國積極向外輸出專制影響力的這一段時間，就是中國因素滲入臺灣骨髓的時刻。

有人擔心，亡國感是政治操作，或者將在總統大選中成為政治操作的議題。其實民意政治的基本原理極為簡單，就是民眾把自己擔心的事情大聲說出來，而候選人想辦法說服民眾：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你投給我別擔心。亡國感是真實的集體情緒，源自民主於近年因中國因素持續惡化的事實；這件事情在選舉中成為影響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所有重要議題，都應該是選舉的影響因素啊。誰積極反對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反對和平協議，誰就會獲得「亡國感」一族的青睞。背離民心者在選舉中落敗，本是選舉制度的設計初心。

「#有錢就有自由」，只有在民主國家才會是天理

課堂上也有另一種意見，是不打算捍衛民主的。有一位同學寫道：「我認為臺灣的兩黨惡鬥，不太會像是民主的在進步，而是在濫用，那要民主有什麼用？我個人會覺得專制體制會更讓我們的經濟往上升起，讓我們的國家成為世界強國，那我在想的是保持著民主有什麼用呢？我個人會覺得有了麵包才能夠談這些之後的生活限制，那你有錢了不喜歡極權專制，那移民就好了啊！何必因為為了保持民主，而讓我們全國人民都快餓死，那維持民主功效在哪？」

他的意思是先拚經濟，有錢了就有自由，因為有錢就可以移民，可以任意選擇要當哪一國人。這推論裡有幾個關乎事實的環節，值得拆解檢視。其一是他認為只有專制才能拚經濟，民主不能；其二是他認為臺灣的經濟現況是大家都快要餓死；其三是他認為專制並不危及人民移民的自由。這也就是常見的「民主不能當飯吃」的說法。他很禮貌地寫說希望聽聽老師的看法，所以我在課堂上仔細提出事實的說明，不過，那堂課他並沒有出席，此後也沒有再見到他。

這位同學理所當然地覺得「有錢了就有自由」，好像那是天理。那恰好是因為他在民主的制度裡長大，習慣了這種民主框架裡的資本邏輯。在專制國家，那才不是天理。專制國家的人都知道，自由是國家的恩賜特許，而不是權利。他可能不知道，他恰好選擇了一個他最不能接受的制度。小魚也覺得用鰓呼吸是天理，你既是一條小魚，為什麼要跳上岸來呢？

#世界原不存在一個寫定的未來

以上是我從「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課堂上，捕捉到的「亡國感」的面貌：在中國因素影響下，因為感受到可能會失去民主自由，而產生的一種既無力又亟欲奮力一搏的集體情緒；「亡國感」本身就蘊含了「逆襲」的能量。


這門課到六月時接近尾聲，那卻是香港抗議「逃犯條例」的開端。我清楚記得當時，各界一致認為「逃犯條例」一定會過，包括上街抗爭的人。大家平心靜氣地「知道」香港立法會的生態就是那樣，平心靜氣地「知道」不可能贏；香港人上街只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我們課程結束放暑假了，香港人卻在街頭上一天一天地創造奇蹟，那麼多的人從各處冒出來，終於擋下了不可能擋下的，令歷史為他們轉彎。如鍾耀華所寫：「歷史從來都是在創造不確定性，稍稍挪移其彈道。香港的反抗走到此刻，中共未贏我們未輸，是大家的努力。」

人們六月的時候不能預測香港，現在又何能以失敗主義論定臺灣？世界原不存在一個已經寫定了的未來。臺灣的前途仍然在於，珍惜民主的人們能夠發揮多少能量，對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展開逆襲。民主自由是臺灣的理想，我們的百年追求；而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本文摘自《亡國感的逆襲──臺灣的機會在哪裡？》，新書係失敗者聯盟及春山出版編輯部共同策劃。由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作者，正面且直接的對於亡國感現象進行拆解，希望能從中找出抵禦、甚至是「逆襲」亡國感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