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警案 二審大逆轉 一審鑑定醫師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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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https://link.chtbl.com/ptstalk-202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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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警察 #李承翰 遭刺死的命案，昨天二審宣判，鄭姓被告從一審 #無罪，逆轉改判有期徒刑 17 年，服刑期滿再強制監護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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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男在一審因 #精神鑑定 指出，犯案當下 #思覺失調 發病，喪失 #辨識能力，法官以刑法第 19 條第一項判無罪，掀起軒然大波，「精神鑑定」也飽受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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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審法官參酌成大的 #精神鑑定 報告，認為雖然鄭男辨識能力顯著降低，卻仍有部分辨識能力，而改判 17 年徒刑。從「完全喪失」到「顯著降低」，看似幽微的認定，卻左右著截然不同的判決，這是精神鑑定的極限嗎？或者司法仍然對於精神疾病非常陌生？在一審負責鑑定的精神醫師 #沈正哲，昨天來到節目中，分享他對案件的觀點，以及從事鑑定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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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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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所有鑑定醫師都會尊重法官最後的判決。但就我個人真實的想法，我仍然認為二審法官的判決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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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法官的判決，以及他所依據的鑑定結果，肯定摻雜了很多複雜的因素，這其中或許也包含輿論的壓力。一月時，我為鑑定報告出庭作證，二審鑑定醫師當庭所做的許多描述與立論，我都覺得站不住腳。經過這次案件，我也深深體會到，司法人員對精神疾病的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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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鑑定報告說：犯嫌被詢問「是否知道殺的是警察？」由於嫌犯答「是」，報告就此認定犯嫌在犯案當下，仍有「辨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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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個案接受了治療，症狀早就已經有明顯的改善。再加上這麼多的媒體、開庭詢問，如果此時他還說自己不知道殺了警察，我反而才覺得嫌犯是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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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神，我完全同意沒有人能夠真正回到犯案當下，去判斷他到底能否辨識、控制，所以我們都只能從觀察去推論。也因此，當鑑定發生在距離犯案很久之後，醫師也可能不自主地認為，嫌犯當下的病況沒有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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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無論是醫師鑑定或法官判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標準不一致，我也並非要完全否定二審鑑定醫師的報告。但是，報告的結論，單憑嫌犯在鑑定時「知道是警察」，就判斷他在犯案當下有部分辨識能力，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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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得警察就是辨識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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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二審的鑑定，我必須說，一審的法官確實相當認真，進行了非常詳盡的調查，並提供非常多的事證給我們鑑定：犯嫌過去的病史、犯案前幾日的行蹤、手機資料，以及他當天做了哪些事情──他不斷地到警察局、社會局求助，聲稱有人要害他，甚至到保險公司要求解約，這些都再再說明，他在行為當下，已經完全受自己的妄想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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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民眾的手機錄影，他在如此重大的犯行之後，仍然大喊「你們不要再演戲了！」「不要再裝了！」我所指的「辨識能力」，就是能夠分辨現實與妄想，而他在當下絕對沒有這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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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法官會認為，嫌犯會買刀、知道是警察，就代表他有辨識能力──我想這是很多人對精神疾病的誤解。事實上，你很難看到有患者完全、連物體都無法分辨。法條既然這樣訂，它一定要有適用的個案，而不是只有像植物人這樣，才叫作「沒有辨識能力」。植物人也不會犯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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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什麼叫「不能控制」？醫學上可能會認為大、小便失禁，才叫作一個人完全無法控制。但是你會看到一個犯嫌一邊失禁，一邊還可以殺人嗎？不可能。因此才會需要理論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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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所援引的「不可抗拒的衝動」（irresistible impulse），指出即使警察近在咫尺（police at the elbow），一個人都仍會因為自己的妄想而犯行，這就構成了所謂的「不能控制」。如果法官真的認為個案能夠辨識警察，這反而更加說明了他的無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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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醫師可以診斷他有沒有精神疾病，這都沒有問題，但他有沒有辨識、控制的能力？國家仍然將這個判斷交給法官。可是法官真的懂嗎？從他們問我的問題，我就知道法官對於精神疾病與它的表現狀況，其實就跟一般民眾一樣地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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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精神醫師並不想代法官扛責任──我告訴你他有沒有病就好了，其他你自己去判斷。但現實並不是這樣。我承接過的每一個鑑定案件，法官都問過我：你認為個案是否符合 19 條第一項（不能辨識）或者第二項（辨識能力顯著減低）？有時候我不答，法官還會再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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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社會上一直要求精神醫師的鑑定專業，但我也想問：那法官真的受過足夠專業的訓練嗎？是否在精神科病房看過病患真正發病的樣子？我當然同意法官作最終決定，但在連對精神疾病都不了解的情況下，又要如何做出合適的判斷？於是責任又被甩鍋回到醫師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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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為何做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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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官之外，我也認為檢察官無論在一審、二審，都無法就事論事地討論案件。我非常願意說明我鑑定的理由，出庭時也盡力回答，但檢察官不能因為不懂精神醫學，就攻擊一些支微末節的事情，甚至捏造不實的指控，影響我個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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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的時候，檢察官問我為何八天就完成報告？我說，我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八點，去速食店吃飯後，還繼續在店內加班一兩個小時。這些說法後來變成：我只花幾個小時在速食店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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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檢察官甚至說，我把犯人帶到速食店做鑑定，媒體都報導出來，很多民眾也相信了。你知道嗎？所有在押的犯人，都是法警開著囚車載來醫院，帶著手銬腳鐐做鑑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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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專家證人，我們收取非常微薄的報酬，但卻付出很長的時間。檢察官只是為了要讓法官認為我的鑑定草率，就造謠汙衊，我們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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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過去從不挑案件，只要有空，我就承接。從見到被告前，團隊閱讀卷宗，到醫師、社工師、心理師進行鑑定，視需要安排額外檢查或留院鑑定，再分別完成報告，最後由醫師統整。我個人可能就投入數十小時，報酬則是五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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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我不斷問我自己，做這些事到底為了什麼？我的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甚至為了出庭作證還得倒貼，同時承受很多莫名的攻擊。經過這次事件，我相信很多從事鑑定的醫師，都不想再接案，這其中也包含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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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專家證人，我們都想盡一份社會責任。也許攻防是法界常用手段，但我期盼不要再有這種惡意的指控。我也衷心希望承辦相關案件的人員，應該有相對應的受訓，以多了解精神疾病。回歸到刑法第19條的爭議，不管醫師或法界，那條線看來依然相當模糊，這也很需要大家坐下來，有個更明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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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節目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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