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24)
覺醒,誤知,連結
前文談及《七十年代》創刊,想不到還有不少讀友留言說是創刊時的讀者,有的還說一直讀到休刊號。一位讀友說,「七十年代創刊,帶動雜誌界百花齊放。」這是溢美之詞,不符合當時的情勢。
實際上,在六十年代的後期,因左派暴動的平息,港英對認同香港的推動,文革極左思潮在中國氾濫,但對西方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青年卻帶來正面幻想,這些複雜的思潮,使香港大專學生開始思索起生計以外的問題:我們活在怎樣的世界?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這些話題在大專界非常活躍。中文合法化運動,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當時進步學生的思想傾向。逾百本青年刊物噴薄而出。1998年在藝術發展局贊助下,由吳萱人、何良懋主責編輯出版過一本書《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收集、介紹和評述七十年代近百本青年刊物,刊登各書影,重刊各「發刊詞」。大致上說,早在五十年代出版並曾經引領風潮的《中國學生週報》,這時已有落後時代之感,終於在1974年停刊。代之而起的有港大的《學苑》、中大的《中大學生報》,中學生為主的眾多文社刊物,宗教機構出版物,這些刊物大都論及政治傾向與身份認同;專注於政治思想的,有《盤古》、《70年代雙週刊》、《知識分子》、《南北極》。《七十年代》只是其中一份,而且是唯一有影響力的左派背景的刊物。當時也有其他左派刊物,比如《新一代》《學生哥》《海洋文藝》等,但這些刊物因為走不出左派意識的局限,因此很快就辦不下去了。《回顧專集》認為是有親中背景的《七十年代》「辦得出色」,「覷準時機,出版策略勇進」。
回想當年,真的不是我有什麼能耐,而只不過是正統左派機構的思想框框太多,一方面敵情觀念強,顧忌多,另方面背後管家多,意見多,因此遇到一些新形勢新變化,一般都寧可謹慎從事,沒有中共當局的明確表態,就不去碰比較穩當。《七十年代》早期許多文章都出自《大公報》的才子之手,但他們反而無法在自己報紙上發揮。出版界的情況也一樣,有一位在中區左派出版大樓工作的編輯人員私下說,凡是這個大樓辦的雜誌,是一定不會被市場接受的。
此外,在左派單位工作的人,在工作、生活、娛樂、休閒甚而購物、醫療等各方面都自成系統,與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有區隔,那些蜂擁而出的青年刊物,和大專學生的思潮,他們都沒有接觸,懵然不知。我那時就香港眾多新出刊物的狀況,寫了一個報告給香港的左派領導,他們的反應是嘖嘖稱奇。
1971年1月29、30日,以台灣留美學生為主力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美國六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1970年9月美日協議在1972年將冲繩交還日本,其中包括1968年被探測到有大量油田的釣魚列島。我從留學生出版的眾多保釣刊物中得到資訊,為此我就報導這樁事情詢問過左派領導,他的回答是「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
這回答很可笑。但也反映了在敵情觀念主導下的中共心態。撇開保釣其後的走向,當時這是發生在留學生中的一樁大事,不能視而不見,更莫說要在留學生群中爭取讀者了。因此,我果斷地作了報導,摘錄了大量留學生刊物的文章,也請一位在《大公報》資料室工作的寫手,寫了關於釣魚台的油田和主權問題的長文。這樣的文章不會在正統的《大公報》刊登。事實上,保釣運動早期在所有香港左右派報刊中都沒有報導。左派要防止「被人利用」,右派就要維護台灣國民黨政權。
關於釣魚台歸屬問題,及日後保釣的發展,中國、台灣和海外知識人的角色,這幾十年來我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當時,純粹出自愛國保土的意向,認為美國將有爭議和有豐厚石油資源的領土,私相授受給日本,是應該抗議的。參與保釣的留學生,也是出自單純的動機,當然也夾雜著從封閉的台灣到了開放的美國之後的思想改變。那是台灣留美學生的左派思潮的萌芽時期,既代表覺醒,也代表誤知,但珍貴的是追求真理的精神。《七十年代》與他們契合,並共同探討國是,一起走著思想探索的道路,好多人都成了我們的作者和朋友。我對自己認識不斷解剖,在心路上同行的作者和讀者也一樣。保釣是我們連結的開始。
《七十年代》大幅報導和評論保釣運動,使雜誌在美加歐澳各校園的銷路激增。接下來是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了海外知識人的親中思潮。這思潮未必由我們帶動,但無可否認《七十年代》提供了載體,至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後來我們認為應該檢討和改正的。(67)
圖1,1998年出版的《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
圖2,1971年4月30日在華盛頓的保釣示威現場,學生領袖正發表演講。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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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友情路工程進度達96% 橋科聯外道路通車在即 構築國家科技S廊帶交通動脈
今天我與岡山區大遼里楊勝安里長、岡山區公所黃中中區長、高閔琳市議員秘書丶工務局新工處邱哲明總工程司一同來到岡山區友情路視察AC刨鋪作業。這是橋頭科學園區最重要的聯外道路,往北連接南科、路科園區,並串接楠梓加工出口區,由這條至為關鍵的交通主動脈,朝外延伸出四通八達的路網,將是打造「國家科技S廊帶」的根本要件。
過去受限於路幅現況過於窄小,不利貨運,將影響廠商進駐意願,為健全園區交通基礎建設,高雄已經超前部署,由內政部營建署全額籌措總經費約3.32億元,並委託市府代辦先行拓寬友情路、大遼路及新闢1-2號道路,以配合科技部預定於111年辦理園區招商、113年1月廠商開始進駐營運的開發期程。
今天視察之友情路全長約788公尺,現況路寬為15公尺,拓寬後為30公尺,總工程經費9600萬,規劃雙向各兩快車道、一慢車道及人行道,中央分隔島設置智慧型路燈,並將沿線原有桃花心木保留,兼顧景觀及遮蔭,目前工程進度96%,已將近完工。
在正式通車前,我特別視察本次拓寬工程,責請工務局注意路面鋪設標準依循「瀝青混凝土刨鋪作業手冊」程序辦理,瀝青材料從料廠出料到現場施工,全程錄影管控,並透過道路挖掘管理中心即時影像系統回饋,確保品質如一,完工通車後,將為地方民眾提供良善的行車環境。
接下來,市府團隊工務局還有相關的道路開闢作業要持續推展,岡山區大遼路(2-3道路),現已核定水利法規出流管制計畫;新市鎮1-2道路開闢,則由市府工務局代辦平面道路段,橋涵由高公局代辦。至於大遼路及1-2道路工程,則於地政局完成區段徵收取得用地後,辦理發包作業,預計最快111年3月動工。
同時我也要請交通局務必持續掌握110-114年中期的交通聯外道路政策,並與高公局追蹤高速公路抬升涵洞進度,也需與交通部公路總局展開高鐵橋下聯絡道路優先開闢的協商作業。再者,都發局刻已啟動相關產業用地的都市計劃與非都市土地通盤檢討,結合捷運沿線,包含岡山延伸線、小港林園捷運線延伸範圍內的都市以及非都市土地再發展策略,甚或未來串連捷運黃線,全速推展相關的TOD策略規劃,市府團隊將全力衝刺,實現南部半導體S廊帶的產業佈局願景,為「大南方計畫」構築堅實基礎建設,壯大臺灣國家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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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全國人大常委会委員長會議决定,暫不表决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請各位重温一次日前拙作:
不要做毀掉香港的千古罪人!
看到林鄭月娥、鄭若驊等港府高官自詡「政治正確」,以若無其事姿態談論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的表演,簡直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令人不禁想起愛國詩人屈原「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的慨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衆所周知,當今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矛盾越來越尖銳,充斥着競爭、脫鈎、冷戰傾向,由此衍生的「制裁」與「反制裁」的拳來腳往,歸根結底,反映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終極價值觀的深刻對立。問題是,在香港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綑綁到一起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拚個你死我活,究竟有利於化解矛盾還是只會加劇矛盾?究竟對國家、香港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
中共百年黨史本身就有最好的答案:
案例一,儘管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向解放军發佈了「解放全中國」的《向全國進軍令》,但當年10月四野雄師席卷華南到了布吉正要向深圳河逼近之際,毛澤東、周恩來急令陳賡兵團「原地待命」,不要逼近香港。原來中共中央巳作出對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不久韓戰爆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雖然英國也有派兵加入聨合國軍與中國軍隊血戰沙塲,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並未因此動搖戰略定力去「解放香港」,相反保留和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動員愛國商人霍英東等將戰略物資運到內地,打破「巴統」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假若當初大軍南下「解放香港」,豈不是自行堵塞對外通道令自己全封閉嗎?幸虧毛、周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保留香港現狀,給國家留了一個「通風口」!
案例二,1967年,內地「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打倒一切」瘋狂時分。影響之下,香港一度掀起所謂「反英抗暴」狂潮。是年8月,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惡性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在清算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極左分子的同時,也果斷指示剎停了香港「67暴動」。即使1968年「全國山河一片紅」,也未考慮將香港「染紅」。嗣後,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商人嚮應内地「招商引資」號召,帶頭返大陸「三來一補」、投資設廠,一馬當先帶動美、歐、日外資萬馬奔騰来華之勢,令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從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令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的「不同」恰恰是香港之所以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獨特貢獻的緣由!
案例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開展談判,為什麼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會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而不是乾脆來個「一國一制」呢?這既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的承傳,也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際戰略需要,以及意圖對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出良好示範。
綜上所述,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在三個歷史關鍵時刻對香港「特事特辦」,沒有按照對待內地普通城市的一般政策去「一刀切」,從哲學角度來看,正是基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區別對待。而林鄭月娥、鄭若驊一類港府高官「因為內地實施了《反外國制裁法》,所以香港也必須引入」的思維,根本就違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與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背道而馳!
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已有報道,在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巳向在港美國企業發出撤離的「風險警告」。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巳因新疆、香港及智識產權等問題對中國某些企業、某些官員包括香港若干官員實施制裁的情況下,若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勢所必然劍指美資的花旗銀行、美國銀行、AlA保險、摩根史丹利、高盛等等公司,打擊英資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等機構,甚至瑞士公民投票通過制裁違反人權的國家的法案後,香港對瑞士銀行、瑞士信託等等企業也加以懲罰……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却跟随内地一樣依照《反外國制裁法》對「國際金融」機構「以牙還牙」,趕盡殺绝,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屆時,請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還剩下什麽!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毫無疑問,中國現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朝鮮戰争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外關係愈是險惡,衝突越是激烈,即使是爆發熱戰,越發應該保留香港不同於内地普通城市的特殊地位,以作為國家與外部世界的「緩衝地帶」和「走火通道」、「透氣孔」!既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没有因為「解放全中國」的命令而「解放香港」,没有因為「全國山河一片红」而「染紅香港」,没有因為收回香港主權而和內地一樣實行「一國一制」,有什麼理由因内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就要在香港引入該法? 內地有其完整的工業體系,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即使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趕絕外資外企,仍可搞它的內循環過苦日子;但香港本身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是它最寶貴的核心資產,不顧兩制差異,盲目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打擊和驅逐外資外企,「簡直是在非常清醒的時候做的瘋狂白日夢」(邱吉爾語)!
我由衷希望,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改革開放大業,為了香港百年心血造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應該讓香港為戰狼外交墊背埋單!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完全違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偉大决策,完全違反鄧小平一國两制初衷,完全違反習近平「堅持一國原則,尊重两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指示,必定犯颠覆性歴史錯誤!謂予不信,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