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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個警員被刀刺］

在香港暑熱的七月，一位警員於鬧市被人用刀刺傷，血流如注，警員生命受到嚴重威脅，送往醫院治理。

對於警察於值勤時受襲，記者上網搜集市民的反應。刊登了這樣一篇報導，題為「網民有嘢講：希望個警察冇事。」

內文引述討區留言，兩名網民這樣說：

「有時真係唔知啲人點諗，少少嘢，畀人捉咪算囉，襲乜嘢警呢？後果嚴重咁多。」

「我唔覺得做得警察就預呢一日，不同既情況有不同既解決方法，相信個個警員都想平平安安返屋企。希望受傷既警員快啲好番。」

刊登報導的，是剛被逼停止出版的香港《蘋果日報》。

不過，那是遠在16年前，被刀刺的警員名叫朱振國，於2005年7月19日於深水埗行咇，遇上一名23歲廖姓青年，朱警員截查該青年並請他拿出身份證，青年亮出一把生果刀，插向朱警員頸部，朱負傷追捕數十米，失血過多，心臟一度停頓。朱警員送往醫院後，腦部缺血引致全身癱瘓，變成植物人。

在2005年至2007年，朱警員的消息，長據於全港報紙的當眼處。只是一張《蘋果日報》，關於他受傷之後的遭遇和動向，至少有百多篇，全部都是關心他及其家人的福祉的正面陳述。

我當時在另一報社《明報》工作，被派往採訪於廣華醫院留醫的朱振國，亦有採訪其妻子、母親及9歲女兒。當時，全香港群情洶湧，社會上上下下都祝願朱警員早日康復。

朱警員被刀刺後，現場出現了兩名熱心市民，從事銀行的蕭先生及飛機工程的趙先生，兩人懂得一點急救，看到朱警員浴血街頭，他們留下來替朱警員止血，獲頒好市民獎。

朱警員受傷時只有31歲，一名年輕爸爸當值受襲，那時警隊及政府受壓，需要為朱警員找尋最佳治療方案。而曾經治療過於英國火車意外嚴重受傷的鳯凰衛視主播劉海若的北京腦科專家凌峰教授，更南來香港，到廣華醫院看朱警員。

那時我是記者妹，被派往廣華醫院守候凌峰來，醫院大堂現場的「墟冚」情況至今難忘。至少數十名記者從早到晚長駐大堂，等待這位北京名醫來港，給朱家燃點希望。在空檔的時候，我跟瘦弱但漂亮的朱太，及朱警員六旬的母親閒聊。兩個女人自朱警員受傷忙得團團轉。

朱母本來忙打麻雀湊孫，惡噩傳來令她哭到昏倒；本來是幸福小婦人的朱太，帶着9歲女兒出現。女兒十分精靈可愛，在鏡頭前稚氣地說叫懶睡的爸爸早點起牀，聽得人心酸。其妻更把朱警員的婚照讓我們刊登，郎才女貌，好一對璧人。朱妻說：「愛警察，因為愛他夠正義。」如此句子，抄寫在報紙，合乎民意，不突兀。

傳媒對朱警員的描述慢慢由平實轉為正面。《蘋果日報》最初的突發消息只寫警員遇刀刺，後來轉為形容「勇警朱振國遇襲」「英勇捉賊遇襲受傷」。襲警青年被告上法庭，表示跟家人口角後拿刀準備打劫，被截查時慌亂刀刺警員，認罪後被判囚六年，律政司上訴至十年。

翻查當年《蘋果日報》，關於朱警員報導詳細，全港市民上下都關心他。在港聞、體育版、娛樂版，作家專欄，都看到大家提及朱振國的遭遇。

有熱心市民到天后廟祈福把平安符送到醫院，還有深水埗魚檔東主義賣龍躉替朱振國籌募醫療費，英超球隊曼聯訪港球員也送上親筆簽名足球（朱警員是曼聯球迷）。

連一名在赤柱坐牢的囚犯，都兩度寫信支持朱警員，勸勉他在病榻中「別放棄」。當年政黨支持度，也受到朱警員影響。自由黨在民調中支持度上升，是因為該黨熱心為朱振國籌醫藥費。

朱振國病情嚴重，由於腦部失血，水腫，腦細胞死亡，手腳痙攣，不能自控大小二便並要插喉。

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高慧然，在朱受襲三年後仍沒有忘掉他，寫了一篇專欄歌頌默默貢獻的普通人朱振國：「一個普通警員，在街頭截查藏刀疑徒時被割傷頸部……警員的使命促使他跑完人生最後五十米……聞者心酸，一個兒子，一個父親，為了做好他那份工，從此不能再盡他的倫理責任。」

一個警員被刀刺，民情洶湧，甚至轉過來令警方及政府感受到壓力。

老弱婦孺，朱太朱母及朱女兒，母親節獲邀上電台節目，參加民間團體的殘疾人士記者會。三個大中小女人的訴求，獲全港不同立場的傳媒熱切報導：「希望爭取有中藥醫療，希望爭取有高壓氧治療。」警察部破例又破例滿足家人訴求，不同年代一哥親身探望，並由警察部保送朱警員北上到廣州進行百餘次高壓氧治療。

直至2011年，朱妻控告該襲警青年（服刑完畢但已破產）、警隊及政府索償，入禀高等法院，至2016與政府達成和解，向朱家付錢賠償，朱振國警員的遭遇，才於公眾視線淡出。

作為一個有點年資的記者，我親身經歷過，香港市民是如何尊重、愛護、尊敬為香港人安全付出性命的警務人員。那種民情，甚至倒過來讓警隊及政府感到苦惱。

但彼一時此一時。時光飛逝，16年前朱振國受襲的時候，警務處在港人心中的評價一致甚高。

港大民意研究所數據顯示，2005年底有75% 受訪者表示滿意警務處表現，不滿意的只有5%。時至今日，不滿意警隊的受訪者比例上升至47%，滿意的只有37%。

而對香港政府整體滿意的市民，比例亦由2005年的近6成，下跌至近來的2成4。不滿意港府的，在2005年只有1成人，至今上升至6成。

對警隊對香港政府，按港大民研數字所看到，十六年來，出現幾近相反的倒置。

於是，幾天前，2021年的7月1日，一名警員在銅鑼灣被刀刺，民間的反應亦和16年前出現了差異。

持刀的中年男士，令警員身體受到嚴重傷害（從危殆至變成穩定），被追捕時，持刀者自行用刀插自己胸口而去世。當值那天，萬計警力在銅鑼灣，為要不讓任何集會遊行發生。

警方把事件定義為「孤狼式恐怖襲擊」；但網上卻有人稱該男士為「義士、烈士」，警方再指出這種說法是「美化暴力」「鼓勵恐怖活動」。有人帶孩子到事發地點獻白花，警方更出言讉責，或發告票懲罰有人亂拋垃圾。

是甚麼，在十六年之間，讓曾經向以性命保護香港人的警察，那滿有的愛戴、擁護、尊敬之情掏空了？

（圖為當年我在病房外採訪朱警員妻子刊於《明報》的報導，當年誤寫朱被刺月份為十月，事發應為七月）

【BBC中文網】匯豐銀行：香港《國安法》、華為與肺炎疫情全攤上　「世界的地方銀行」在多重風口浪尖上浮沉

在英國、美國等與中國就頒布「港版《國家安全法》」持續交鋒之際，老牌英資國際金融巨頭匯豐銀行（HSBC）面面受敵。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於6月9日加入批評匯豐銀行與同屬英資的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表態支持北京對香港直接立法之行列，形容此舉為「政治與商業叩頭（卑躬屈膝）」。英國政界已有多位知名人物公開質疑匯豐的做法。

而在此之前，中國輿論猛烈追問匯豐與渣打為何遲遲不表態支持北京立法，同時抨擊匯豐在華為高管孟晚舟被捕事件上「出賣華為」，更翻出155年前匯豐創業史，控訴匯豐當年如何為鴉片交易服務，又稱匯豐「遲早會為自己的行為付出更為慘痛的代價」。

但英國報章聲稱匯豐高管警告唐寧街首相府，要是英國在5G通訊網絡發展議題上把華為據諸門外，將招致中國報復。這讓形勢更見複雜。

BBC記者於10日邀請匯豐與渣打就蓬佩奧之評論作出回應，均被拒絶。倫敦的匯豐發言人稍早前向BBC國際台發送的一份聲明則說：「我們尊重並支持讓香港得以恢復，讓經濟得以重建，而同時能維持『一國兩制』原則之法律法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蓬佩奧的言論，批評其思想「狹隘和可笑」。

華春瑩說：「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上『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各國、各方、各人都有權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來做出獨立的判斷，並且採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動。」

「我們敦促美方正確看待涉港國安立法，停止挑撥離間、煽風點火，停止借涉港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多做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匯豐全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開業，上海分行於一個月後投入運營。1993年，匯豐把註冊總部從香港遷至倫敦，但香港至今仍是其最重要之市場。

「世界的地方銀行」是匯豐在2002年至2016年間的廣告詞。2019年，匯豐錄得全年稅前盈利133.5億美元（103億英鎊；934.5億元人民幣）。路透社指出，其中90%來自香港。

匯豐、香港《國安法》與華為三件事情是如何糾纏的？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5月22日發表「港版《國家安全法》」決定草案，28日通過決定。國泰航空母公司太古集團在27日表態贊同「港版《國家安全法》」有利香港金融中心的長遠發展，是香港英資大行中最先表態的一家。

草案通過翌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Facebook發文，點名質問匯豐「一個多星期過去了」仍未表態。梁振英寫道：「我們要讓英國政府、政客、匯豐這類的英資機構知道which side of the bread is buttered（利之所在）。」

在這兩件事情之間，位於加拿大溫哥華的卑斯省最高法院（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英屬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或「BC省最高法院」）於5月27日裁定，美國試圖引渡華為高管孟晚舟受審事宜符合相關條件，批准繼續進行引渡程序。

隨後，《北京日報》微信公號發表文章《坑客戶，匯豐終將失去所有客戶》說：「美方和加方給孟晚舟女士扣上『欺詐罪』帽子的理由是，孟晚舟在對匯豐銀行介紹關於華為的業務時，在涉及伊朗問題上做出了所謂『虛假陳述』。」

這篇文章引述了梁振英的帖文，繼而稱：「眾所周知，港英時代殖民政府在香港埋雷甚多，金融行業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回歸祖國之前，不少英資企業皆做過背棄香港之事……目前，國家立法保障香港安全穩定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匯豐在這個時候裝聾作啞，意欲何為？」

中共《人民日報》客戶端於6月1日轉發了《北京日報》的這篇文章。6月3日，有蘇格蘭背景的怡和洋行（Jardine）在當天出刊，直屬中國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香港中聯辦）的《大公報》與《文匯報》刊登全版廣告支持「港版《國安法》」。親民主派，被親北京陣營視為支持「港獨」的《蘋果日報》認為，這與《人民日報》的轉載有關。

在怡和的報章廣告發表當天，匯豐在「匯豐中國企業」微信公眾號上發文，刊出兩張匯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到「撐國安立法」街頭宣傳攤位簽名聲援之照片。帖文說：「匯豐也始終認為，穩定的環境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長期經濟復蘇的關鍵……匯豐成立155年來一直以香港為傲，並長期致力支持香港的發展……匯豐將繼續為香港的經濟復蘇和繁榮發展做出貢獻。」

渣打不久後也發表聲明稱，相信「港版《國安法》」能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王冬勝身兼中國全國政協港區委員和香港總商會主席。蓬佩奧點名批評說，王冬勝簽名支持北京「摧毀香港自治」與「違反一份在聯合國註冊之條約所訂下之承諾」，也就是違反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

6月4日，正當輿論關注「港版《國安法》」會否讓「六四」悼念活動在香港絶跡之際，匯豐與渣打在香港買賣的股份價格顯著上揚，但在倫敦開盤後，匯豐不升反跌，把香港的漲幅都抵消掉。投行富達國際（Fidelity International）的評論員艾瑪·盧·蒙哥馬利（Emma-Lou Montgomery）對BBC評論說，匯豐在壓力下「得發點聲明」，而市場在觀望長期局勢將如何發展。

多位英國政界重要人物也提出猛烈批評。英國議會下議院領袖利斯莫格（Jacob Rees-Mogg；英國駐港澳總領館漢化名：李思銘）說，匯豐「向中國靠攏多於向女王陛下政府」；保守黨下議院議員奧布萊恩（Neil O'Brien）號召英國群眾轉到別的銀行，前黨魁伊恩·鄧肯·史密斯爵士（Sir Iain Duncan Smith；英國駐港澳總領館曾譯漢化名：施志安）也對BBC表示，他會建議大眾從匯豐提走存款。

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湯姆·圖根達特（Tom Tugendhat）在Twitter上說：「我奇怪為何匯豐與渣打選擇支持一個獨裁國家去打壓自由和損害法治？這如何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

儘管如此，英國《每日電訊報》6月6日報道，匯豐控股主席杜嘉祺（Mark Tucker）近日警告保守黨約翰遜政府，要是英國頒令禁止華為參與英國5G電訊業務發展，中國將向匯豐報復。

中國輿論還沒等到英國對華為採取任何行動，已提出要向匯豐報復。6月8日，《大公報》與《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英文版同步刊文，稱法庭文件證明是匯豐「出賣華為」。其中，《環球時報》引「法律專家」之言，指控匯豐充當美國政府「特工」，「設局陷害」孟晚舟，將作為「犯罪分子」受到中國司法制裁。文章更明確批評匯豐「太遲」表態支持北京對香港頒布國家安全立法，「中國市場不會坐視不理」。

中國輿論已不止一次威脅要為匯豐牽涉在華為孟晚舟案而對其作出制裁。2019年7月，同屬《北京日報》的長安街知事，以及曉說通信、丫丫港股圈等微信公眾號，紛紛吹風匯豐將被列入中國商務部之「不可靠實體」清單。這份清單正是根據《國家安全法》等法律制定。

匯豐最近還有哪些麻煩？

中國官方輿論在追究匯豐於孟晚舟案中的責任時，密集指控匯豐與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的「黑錢」有關。但其實因為在2019年12月「星火同盟洗錢案」中匯豐銀行凍結了相關帳戶，示威者已把匯豐視為敵對單位，將其分行等設施視為「裝修」（打砸破壞）目標，總行鎮店銅獅子史提芬和施迪更在2020年元旦日被焚。

把鏡頭稍稍回溯至2009年，當多家英國大型銀行在美國次級房貸危機中焦頭爛額，陸續接受英國政府救助，甚至變成國有銀行之際，匯豐憑著要求股東供股集資125億英鎊渡過難關，當中有不少是來自香港的「散戶」個體投資者。隨後，匯豐把集團總裁之辦公室從倫敦遷回香港，但仍維持在英國註冊。

到今年4月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衝擊經濟，作為英國央行兼銀行管理當局的英格蘭銀行（港譯：英倫銀行）要求匯豐等銀行取消派發股東紅利（股息）。香港親北京立法會議員張華豐將之與「金融騙局」相比擬，一些匯豐小股東也在親北京議員協助下組織起來，威脅起訴匯豐，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公開呼籲香港市民抵制匯豐。

但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於5月15日發表聲明稱，香港證監會注意到，匯豐受英格蘭銀行審慎監管局監管，也是根據其要求取消分紅，證監會目前並無理據就此對匯丰采取監管行動。

證監會明確形容匯豐取消分紅一事「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因此證監會打破「一般不會評論個別事件」之慣例公開交待處理情況。

同樣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匯豐於2月份宣佈，將把全球23.5萬名員工之規模縮減，裁減約3.5萬人。但在英格蘭銀行要求停止分紅後，匯豐於4月底宣佈暫緩裁員計劃。

匯豐與英資企業在「港版《國安法》」事件上的遭遇有什麼啟示？

蓬佩奧的聲明說，「中共嚇唬匯豐尤其應該被視為警世故事」，王冬勝的「表忠」行為沒能換取北京對匯豐的半分尊重，北京「繼續利用該銀行之在華業務作為對付倫敦的政治籌碼」。

「自由國家之間以真誠友誼相待，渴求共榮，而非靠政治或商業叩頭。」

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嘉榮對匯豐與渣打的決定感到失望。郭嘉榮稍早前對BBC指出，他明白要是匯豐發表不符合北京期望的聲明，北京將對其採取行動，然而金融業講求信譽，但這信譽並非來自政府的評價，而是來自其專業服務。香港存戶因為需要使用匯豐帳戶來收取工資等因素，短期內不會大規模擠兌，但長遠可能因為對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失去信心，而把存款帶走。

中外對話總裁暨總編輯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認為，對匯豐而言，梁振英在Facebook上的言論是最明確的警告。而對於一眾在香港經營的英資企業來說，他們攤上了中英兩國外交爭端，以及中美政治、貿易爭端兩個大漩渦，美國不久也可能針對香港問題對中國大陸採取行動，形成新的壓力。

希爾頓接受BBC採訪時說，儘管這些老牌英資企業經歷過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風浪，擺在它們眼前的可是最艱難的一關。

美國《華爾街日報》認為，從匯豐表態到特區政府出手救助國泰航空，均說明在中國影響力與日俱增，和在新冠肺炎所帶來的破壞下，香港企業目前已到達必須在中國和西方之間作出明確抉擇的時刻。

經常在中國媒體發表文章的英國國際關係評論人士湯姆·福迪（Tom Fowdy）在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網站撰文稱，匯豐與渣打表態支持立法，是因為香港「持續的動蕩與暴力」構成「重大政治風險」，而這是西方批評人士「無法理解」的。北京的立法「重塑而非剝奪政治確定性」，「確保秩序得以恢復」，兩家銀行自然會支持。

前不久，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裁定CGTN有關香港「反送中」抗議的報道「缺乏應有的公正」，不排除予以懲處。CGTN對裁決表示失望，並稱其「有責任在我們的新聞報道中表達中國的觀點和視角」。
其他在港外資銀行又怎麼做？

路透熱點透視專欄作家史溫尼（Pete Sweeney）特別在意花旗銀行集團（Citigroup）能維持不作表態多久。他指出，要是花旗集團「走異端」不支持立法，中國可能否決花旗任何種類運營證照之申請，影響其參與「一帶一路」項目融資，以及收入豐厚的首次公開招股活動；要是花旗選擇支持北京，觸發華府報復性制裁中國領導人，花旗同樣會遭中國懲處。

日本野村證券社長奧田健太郎則在接受《金融時報》專訪時說，香港仍然是該投行在日本以外最重要之亞洲據點，但目前形勢有變，他們正重新評估在香港的運營規模。

#商業 #金融 #經濟

【芬蘭「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 不只是在家上網課這麼簡單 】

#文長慎入

這篇文章近8千字，有點長，發表於《上海教育》雜誌5月刊。本身我的全職工作是在教育現場，中文寫作其實不是我的強項，只想分享芬蘭教育現場經驗。一個月前的邀稿，幾次的視訊討論和政策解析，我大部分用口語敘述，文丹主筆，竟然有八千字，我也驚嘆文丹強大的文字力量。

寫作此文時，正值芬蘭中小學開展遠程教育的第四周。我們梳理了這四周內芬蘭如何起步做在線教育的戰略部署，從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展開。希望這一套「起步動作」能對中國教育者有借鑒義。

2020年3月16日，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 )宣佈整個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關閉所有公共場所，關閉邊境，關閉學校。

消息一出，整個社會進入了新的運作模式。就教育而言，從孩子到大學生，全部需要在線上課，這對哪怕是全球素質最高的芬蘭教師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

「對芬蘭基礎教育而言，傳統網課與它背道而馳。」赫爾辛基大學附屬學校的教師首先站出來質疑，讓小學生天天在家上網課的荒謬。

為什麼芬蘭教師是這個反應？

因為傳統網課，特別是教師一言堂式的網課，它的核心是知識傳授。它把教師放在教學的中心地位，是主導者；把學生放在聽從的地位，是被動接受者。

而芬蘭基礎教育之所以在21世紀領跑全球，是它把學生放在學習的中心地位，學生是主動學習者，是知識的創造者和體驗者，教師只是學習的引導者和促進者。這個過程不僅看重知識學習，同樣看重學習過程、學習體驗以及在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軟實力。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要走傳統網課的路線，那它就變成只看重知識傳播的網上課程。與其他國家的教育無異。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走的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路線，那它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優勢和本質。堅持自己的本色，或許在未來的遠程教育領域，仍然能夠獨樹一幟。

疫情之下，芬蘭學校和教師被逼到了選擇的十字路口。

到底怎麼走？本文兩位作者作為芬蘭教育界的親歷者，試從芬蘭「停課不停學」政策的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分析，揭開芬蘭給遠程教育下了怎樣的定義。

【分層部署的頂層設計】

隨著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對全國防疫措施的部署，作為教育政策執行者的芬蘭國家教育委員，3月16日當天就發文部署全國教師如何開展遠程教育。可謂非常及時。

一起來看這些措施：

1）3月18日起，關閉所有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全部進行遠程教育；
2）幼兒園和學前班繼續開放，但鼓勵家長能在家帶娃就不要送去；
3）1-3年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4）義務教育十年級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5）特殊教育的孩子可以正常上課；
6）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可以上課。

可以看出，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不是一刀切，不是整齊劃一僅一個動作。他們依然是把學生的具體情況和長遠利益放在首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應對。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套「組合拳」如何解決不同群體的需求：

第一大群體：要畢業的高三學生，政府緊急處理春季高考。芬蘭之所以選在3月16號這個時間點官宣，是因為此時芬蘭春季高考已經提前被壓縮進入尾聲，不提前進入停課、封城、封國，是不能讓疫情耽誤這屆高三學生畢業和今年大學錄取。

芬蘭一年有兩次高考：一次是3月份的春季高考，一次是9月份的秋季高考。歷年，每到二月初的時候，芬蘭高三學生已經結課，接下來是長長的假期，同時也是長長的備考期，所有學生回家自學、備考。他們可以參加3月份的春季高考，如果覺得自己沒準備好，可以參加9月份的秋季高考。

與中國高考不同，芬蘭考生一次只考一門，但是一門要持續考6個小時。從早上9點一直到下午3點。考生帶著午飯坐在考場里，可以在考場吃飯，邊吃邊考，度過「漫長」的一天。

另外一點與中國不同的是，芬蘭高考一共四門。除了母語（芬蘭官方語言是芬蘭和瑞典語）必考之外，其餘三門，學生可以自由挑選。其餘三門的選擇，非常豐富：有第二官方語言、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倫理學、生理衛生、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20多門課。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預期的大學專業方向，選擇高考的考試科目。

定下考試科目後，並不像中國那樣一天考兩門，集中三天完成。芬蘭的做法是：這20多門課，每天只安排一個科目。這樣學生是隔幾天考一門，每個人結束高考的時間不同。這就是為什麼芬蘭高考一考就是一個多月的原因。

疫情之下，芬蘭政府果斷決策，將高考流程壓縮。由之前的一個月左右壓縮到2周內完成。

第二大群體：有些孩子並不適合遠程教育，要讓他們可以繼續上學。從國家層面看，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真的是充分考慮到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學生的需求，於是安排不適合遠程教育的孩子可以繼續上課。這些群體包括：1）幼兒園和學前班的孩子；2）小學1-3年級的孩子；3）特殊教育的孩子；4）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以及5）義務教育的十年級的孩子。

比如幼兒園的孩子太小，一天的屏幕時間不宜超過1小時。那幼兒園可以照常上課，這樣醫護人員的孩子也有地方可以上學。同時也給家長自主權、選擇權，幼兒園照開，來不來讓家長決定。這背後還有一個考慮，是芬蘭幼兒園內是按小組分班，0-3歲師生配比是1:4，3-5歲師生配比是1:8，教室內人員聚集人數相對較少。

再看小學1-3年的孩子。他們平時只上半天課，每天基本12點、1點左右放學，下午半天要麼是學校托管，要麼去興趣班。平時他們上課可能連課本都沒有，因為一些芬蘭學校不給低年級的孩子發課本，他們覺得這一學段的重點是學生習慣和品格培養，學習動機的激發，以及鼓勵孩子社會化學習，而課本不是學習的必需品。這些孩子很難適應一夜之間所有科目都搬上了屏幕。

再比如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可能是那些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他們對資源的要求很高，在家裡很難操作。也可能是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他們剛來芬蘭，平時所在學校會給這些孩子安排特殊的語言班，幫助他們融入。現在他們連芬蘭語都聽不懂，怎麼讓芬蘭教師給他們在線上課。

需要指出的是，芬蘭政府讓這些孩子可以正常去上學，並不是鼓勵家長這麼做。為了安全和健康，當局是希望家長有條件的話就讓孩子在家學習，沒條件的話也讓孩子有學校可去。這無疑給了家長很大的自主權和選擇權。

芬蘭政府在做的，是在維護每個孩子受教育權前提下，站在好的教育視角下做決策。至於家長在健康權和教育權中間怎麼選，政府完全是把這個決策權給了家長。

第三大群體：讓適合遠程教育的學生「雲上學」。這樣從四年級起，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全部「停課不停學」。

可貴的是，芬蘭教育領導者給一線教師和學生兩天時間準備。政策出來後，不是立即執行，而是讓教師和孩子有個過渡，比如給學生配備電子設備，讓學生把學校里的課本、學習用品帶回來；也讓老師有一定時間熟悉線上操作，並跟學生當面講清楚遠程教育需要注意的事項。

下面，具體介紹芬蘭如何部署遠程教育措施。

【芬蘭遠程教育的部署措施】

相較於學校教育，遠程只是物理空間上的轉變。這是芬蘭開展遠程教育的核心原則。

如果芬蘭在遠程教育中丟失了自己的教育優勢——比如教育公平、學生的自主權、學會學習、關注學生幸福感、對學生的個性化輔導等要素，而僅僅是一股腦兒學習大量知識，那「所謂第一」的頭銜便保不住。

事實上，在疫情衝擊下，芬蘭教育就是從以上這幾方面著手，確保孩子在家上網課不只是聽聽知識點這麼簡單，而是更看重非知識性教學的部署和支持，以確保基礎教育繼續在線上做到公平、高質、關注弱勢學生及學生的整體發展。以下幾個角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芬蘭政府的著手點：

首先，學習材料。芬蘭政府第一時間規定所有基礎教育的教科書、其他學習材料和工具必須對學生免費。因為基礎教育是免費教育，是每個學生的基本權利，無論學生在哪裡，必須讓學生公平獲得學習資源。比如出版社提供免費的電子課本、科技公司提供免費的學習平台和內容。

其次，教學設備。相對於其他國家，芬蘭在遠程教育方面有一定優勢。比如全國性的硬件設備完善，網絡普及率很高。在2010年7月1日，芬蘭已經將上網列為基本人權，明文規定最低上網速度。芬蘭已有約95％人口可以上網，屬全球互聯網最普及的國家之一。

「雲上學」同樣給芬蘭教育帶來挑戰。這麼多年來，芬蘭教育一直在做的努力是不問學生出身，所有孩子都可以享受到一樣高質量的教育。現在孩子要呆在家裡上課，勢必強化家庭經濟背景對孩子學業成績的作用。比如，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沒有設備可用。據2018年的調查，平均每個芬蘭家庭里有3個以上可以連結網絡的電子設備。由於爸媽也要在家「雲辦公」，如果家裡有兩三個孩子，設備遠遠不夠用。

為了讓所有孩子都能平等的「停課不停學」，芬蘭政府帶頭解決孩子的電子設備：

先是要求學校的電子設備外借，允許學生帶回家用。芬蘭一決定停課，學校立即和家長聯繫，調查多少家庭需要電子設備，學校馬上出借電子設備和充電器。

芬蘭總統更是第一個站出來呼籲科技公司捐出不用的電子設備，給基礎教育的孩子用。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官方發文：請求公司將不必要的計算機捐贈給青少年進行遠程學習。

目標只有一個：所有芬蘭孩子可以平等接受在線教育。

此外，對於孩子是否可以使用手機上課，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也做了規定。15歲以下的孩子，由監護人決定孩子是使用他們的移動設備還是家中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15歲以上的人基本上可以自己決定，是使用移動設備還是家用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

學習材料和設備都有了，接下來就是教師在線怎麼教。所幸，高質量的師資隊伍是芬蘭的另一大優勢，他們能相對快速地找到合適的教學方法。

第三，在線教學方法。如上所述，在應對遠程教育的教學時，芬蘭的定位並不是將教師轉變為18線的「播主」，因為那樣更多是在傳播知識。在芬蘭教育政策者看來，屏幕之外的學生能力培養才是最重要的學習內容。因而，在應對遠程教育時，芬蘭這邊更像是打了一套組合拳，從給學生自主權、組織小組合作、強化學生評估方式等等各個方面入手。出台的政策指導具體如下——

用小組合作開展在線教育，培養學生技能。芬蘭學生在一天和一周中，所在的在線小組可能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教師用異質化分組的方式讓學生結隊：一方面鼓勵學生開展同伴學習，在群組中雲互動、共享信息、實時通話；另一方面培養學生在團隊中的溝通、協作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用差異化教學開展在線個性教育和輔導。芬蘭教育部門繼續鼓勵教師在可能情況下，把學生的特殊需求放在日常交流、工作安排和遠程教學中。比如在線個性化輔導、獨立的作業等等。

用獨立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的自主權。在進入遠程教育的前兩周內，芬蘭並沒有急著讓教師成為「18線主播」，而是通過家校互通系統（Wilma）用文字、語音方式給學生佈置作業，讓學生適應在家獨立學習，這其實是在保護學生在學校培養出來的自主權。老師把任務發給學生，至於學生什麼時間做、用什麼方法做，學生自己可以選擇，並不是讓所有學生統一時間盯著屏幕。

用反饋和評估帶動在線教學。在芬蘭學校有個說法：「反饋是給孩子的禮物。」意思是說，在日常教學中芬蘭教師很喜歡給孩子及時反饋和過程性評價，肯定學生的優勢、鼓勵學生挑戰困難、給出改進意見。用反饋代替考試，用評估學習過程代替評價學生，這是芬蘭教育的閃光點，即使轉移線上也沒有丟掉。

另外，芬蘭政府考慮到在特殊情況面前，在線教育可能偏離《基礎教育法》中規定的課時數和教學量。所以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給出的指導意見是：教學量和課時數可以減化，但是教學、學習和評估必須以課綱中設定的橫貫能力目標為導向。知識可以少學，但能力培養不能停。

以上這些做法，是要打破遠程教育「以資源為中心」開展教學，停留在蒐集、閱讀各種資料或是在不同平台切換的模式，芬蘭要做的是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讓學生的聲音被聽到、讓學生主導學習內容、讓學生在合作中學習知識和能力。

不過，從頂層設計到一線教學，中間還有一道鴻溝要走。並不是所有芬蘭教師都能一開始就得心應手去應對。赫爾辛基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芬蘭現象教學第一人科斯蒂·龍卡提醒：「芬蘭一線教師有自身優勢，也面臨挑戰。」

那我們就把鏡頭投放在芬蘭教師身上，看他們真實的線上教學。

【一線教師的在線教學現場】

赫爾辛基國際學校的科技資訊總監陳巧茵講述：「遠程學習很難以相同的方式重建學生之間以及師生之間自然發生的、寶貴的、及時的社會互動。老師們必須找到新的方法來提供及時的、具體的反饋意見，以支持學生的成長和學習。照顧學生的差異是我們教學重點之一，同時也是難點之一。要解決這些問題，遠程學習的平台選擇甚為重要。」

這個過程也是有方法的。

一是分階段性目標，循序漸進開展。

回到觀察芬蘭公立學校第一周停課，教師和學校還是處於一個慌亂的狀態，學校忙於確認所有家長的電子郵件和電話，保持資訊傳達。芬蘭教育系統獨有的全國性家校互通平台Wilma，這個時候發揮了巨大作用。它變成一個家校聯繫、學生學習進度溝通、作業指派、反饋學習情況等一站式平台。

此時，芬蘭教師們一方面要確定手邊有所有的教學資源，能夠在家工作的電子設備，也要確定每一個孩子在家是否有安靜的學習環境，穩定的網絡，所需的電子設備和家長支援。

停課第一周，基本停留在指配任務階段。芬蘭老師們透過和家長聯繫分配閱讀、數學、工作表和學習網站，也有指定戶外活動時間，美術、音樂創作、體育課都持續進行。

停課第二周，老師們各自透過個人熟悉的在線平台（比如Skype，FaceTime，Google Classroom）開始和孩子們做一對一或是小組互動。這個階段，芬蘭教師希望能更多地和學生連結，開始制定《遠程學習規範》——保持固定的作息時間，早睡早起和制定線上學習禮儀，準時上線，穿著合宜，準備好學習所需紙筆課本等。一連線，芬蘭老師是先開視頻但不開音頻，讓彼此可以看見。

停課第三周，芬蘭老師開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希望為學生提供新的機會，讓學生以真實、有意義的方式學習。比如：

如何幫助學生處理由於緊急情況/危機而產生的煩惱、恐懼或孤立感？

作為教師，我可以幫助學生發展的最重要的知識和技能是什麼？該如何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理解力？

這次緊急事件/危機給人們帶來了哪些真正的學習機會？這種情況給學生的好奇心和內在動力是否帶來其他新的可能性？

不同類型的學習者需要不同的支持和指導，該如何設計滿足他們需求的學習體驗？

教師如何以有意義的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最終，芬蘭老師們在熟悉學生需求和參考各大學習平台後，鎖定Teams和Zoom這兩個平台的分組功能能讓他們照顧差異，給不同小組指派不同任務、不同的討論和對話、或是大班教學。

二是抓重點，教學內容可以減半。

芬蘭老師們在制定課表時有許多考量。孩子上線時間、互動時間、思考時間、做研究時間和創作時間，統統都得考慮。教師之間達成一個共識：知識傳授部分，老師可以事先做好筆記或是短視頻，實際上線時間則鼓勵參與、社交互動和反饋。

於是在芬蘭學校內出現了兩種在線教學方案：

第一種，有些學校按照原本的課表時間上課，只是上線時間為一半，剩下一半讓孩子獨立學習。比如一節數學課45分鐘，線上學習只有20分鐘，另外25分鐘讓學生自主學習。

第二種，有些學校將所有學習移到早上，下午讓孩子和家庭自由安排。這種做法同樣是一節課只用一半時間在線教學，另外一半時間用來上另外一門課，最終實現半天上完全天的課，下午讓孩子自主學習。

各種不同做法，但是共通點是：芬蘭教育者理解遠程學習不能簡單地複製和平時一樣的學習體驗和跟隨原本的課表。老師同樣理解在家學習必然少了教師的及時指導、幫助和反饋，效率會低於學校，所以所有作業和任務都做調整、簡化。

即使一半時間線上教學，教師在線時也要盡量做到簡單、清晰，給學生時間和篇幅限制。例如，製作兩分鐘的音頻和筆記，讓學生學習自主管理時間。如果需要詳細解說，老師們通常就錄視屏解釋或是線上溝通。課表減半的另一個作用是，多出來的時間可以讓學生自主學習，讓教師開展個性化輔導和解答。

這樣屏幕兩端，一邊是學生在家上學，一邊是教師遠程辦公。那芬蘭學校管理層在抓什麼？答案是師生幸福感。

三是關注屏幕背後師生的幸福感。

教育管理者希望在動態中追蹤師生的在線教學感受和能力，進而不斷調整教學策略。一些芬蘭學校每週末會做問卷調查。請學生、家長、老師們反饋他們的工作量、情緒起伏、學習偏好和個人進度。

在這個過程中，師生的幸福感、情感起伏和社交需求得到了極大關注。

比如關注教師幸福感。芬蘭很多學校組織教師開展星期五在線咖啡（Friday Online Coffee）。忙碌了一周的教師，可以打開視頻，端起一杯咖啡，在線和同事們聊聊這一周的艱辛、挑戰或收穫，相互鼓勵、相互支持。

比如學生的社交情感化技能得到發展。在線學習無疑挑戰學校存在的必要性。為什麼要去學校？因為學習具有強烈的社交性。所以，芬蘭在線教育強調要有人、有臉，有人際互動。把學生分組，也是鼓勵他們可以在團隊中加強溝通技能、互動技能和情感化能力。

即使是不同步的學習 (asynchronous) ，老師在設計上也鼓勵互動。例如對於一個課題回答，學生除了自己作答，也要去看其他同學的解答、去評論、去給反饋。

老師在佈置作業時也要賦予同理心。合理的份量，鼓勵學生平衡螢幕前時間和線下時間，創造時間和機會讓他們和家人相處和對話。

同時，芬蘭學校繼續開展主題性課程，讓學生在做中學、在玩中學增強遠程教育的豐富性。比如家庭經濟課、手工課、音樂課、戲劇表演、體育課等繼續開展，只不過場景變成了家裡。這也表明芬蘭的遠程教育遠遠不止是上網課，對芬蘭孩子而言，在生活環境中學習、在大自然中學習早已習慣。

當然，這需要家長的支持。

【家校合作：父母不是孩子的第二位教師】

3月26日，芬蘭「停課不停學」的第二周，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人奧利·佩卡·海諾寧（Olli-Pekka Heinonen）公開表示：「沒錯，孩子遠程教育需要家長的幫助，但是家長們請注意：遠程教育不是在家上學（Home school/teaching）。希望你們不要成為孩子的第二位教師，教學和給孩子輔導仍然是教師的職責。希望你們能讓孩子自己管理自己的學習。」這便給全芬蘭的家長定調。

難道說芬蘭家長只能作為旁觀者，眼看著孩子掙扎、混亂嗎？自然不是。

芬蘭萬塔市教師撒寧·維塔寧（Sanni Virtanen）在芬蘭權威媒體《赫爾辛基日報》的文章受到了芬蘭教師和家長的廣泛認同：「遠程教育不同於家庭學校。家長們不需要懂數學、物理、英語，孩子遇到學習問題，請第一時間找教師輔導。家長一定要明確自己的角色，是在生活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跟孩子一起製作日程表，幫助他們飲食、休息、運動。」

芬蘭家長協會會長（Ulla Siimes）同樣提醒家長在新模式下千萬不要忘了身份：「教師和家長的角色劃分需要明確。組織教學的責任在老師，給孩子安全、舒適學習環境的責任在家長。」

給孩子提供健康飲食和舒適學習環境、幫助孩子合理安排學習時間和休息時間，以及督促孩子每天運動和戶外活動。這些就是芬蘭家長目前在做的。

相較於亞洲文化里鼓勵家長多參與孩子學習、多輔導孩子功課。芬蘭在做的其實是「少」，讓家長少插手教學、少插手孩子的功課管理。

芬蘭相信這種「少」一樣能收穫「多」的效果，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成為另一個人的學習動機。

說到底，芬蘭中央政府「停課不停學」政策一出來後，芬蘭教育部負責頂層設計，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部署遠程教育的具體措施，一線教師在摸索中開展線上教學，加上家長從旁協助。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各方各司其職、通力合作的過程。

以上也只是芬蘭中小學遠程教育的起步動作。至於最終能形成怎樣的格局，還得交給時間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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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帶我走》3年後青峰再為丞琳打造難度更高《少年維特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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