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瓷具品牌「瑋緻活」（Wedgwood）成立於一七五九年，英國皇家御用，有 "Queen's Ware" 之稱，凱薩琳的冬宮至羅斯福的白宮的席上客，無論技藝或用料均最上乘，骨瓷（Bone China）、浮雕玉石（Jasper）皆為傳世工藝，珍品蘊藉的歷史長卷，對得住任何一間博物館。看到這裡，五毛不禁要說，這人又崇英病發作了，咱們中国也有偉大工藝，宋代汝窯不也炒得很貴？沒錯，但觀乎今日的中國藝術拍賣市場，藝術品淪為你低價買入、我高價接手的「雅賄」，醉翁之意，在乎油水之間，那是汝窯還是乳搖？根本毫不重要，傳承一早斷絕。要成就藝術，還需要獨立人格。Josiah Wedgwood 曾將奴隸徽章寄給富蘭克林，呼籲正視奴隸權益；而一七九三年，英國伯爵馬戛尼出使滿清，也送瑋緻活的瓷器，他拒行「叩頭文化」，僅跪單膝，像瑋緻活的骨瓷，堅牢，昂揚不屈。
Self-establishing
香港本地要做得起一門品牌，根本不可能。
洋人的頂級名牌，常見 “EST since” 的字樣，或者法文的 “Fondée depuis”，後面是一個年份，這個 EST，是英文 Established 的簡寫，起於哪一年之意，以示自己是一家百年老號。今天所見大多是 18XX 年，譬如最多人追捧的 LV 與愛馬仕，都建立於十九世紀中。十八世紀的比較罕見，但名錶之中還是數得出的，譬如 Brueget（寶璣），創於一七七五年法國大革命之前，他們今天就用拿破崙來當代言人。
這類奢華品牌自然以十九世紀創立者居多，因為工業革命，技術改良，財富增加，市場對精良貨品的需求同時提升，但難得的是專注於做一樣東西，堅持上百年，把一種簡單的商品變成貴重品，這就很不簡單，例子不勝枚舉，衣履、手袋、帽子、文具，所想得到的日常用品，都有精益求精之昂貴品牌：英國的 G.. B. Kent & Sons，專造刷子和梳子，一七七七年開店；法國的 Plisson 剃鬚刷曾是拿破崙大軍的供應商，今天一個 Plisson 的馬毛刷動輒要兩百英鎊。倫敦老字號傘店 Swaine, Adeney, Brigg & Sons，在皮卡迪利大街同一地址開業兩百多年，一把上好的傘可以索價六百美元。
今天的工業科技，已經基本上可以全部取代人手，但這些當初以手工起家的小店，在我們的時代因為物以稀為貴，已經把自己營造成了傳奇。跟工業化消費品最大的分別之處，就是這些傳奇以人性為賣點：Moleskine 筆記本一年營業額高達一億歐元，但畢竟只是一本筆記本，不是甚麼高端科技，製作與成本能有多少？卻只因為王爾德、畢加索、梵高、海明威都曾經是用家，令這本小筆記本變成天才靈感的載體，而後世每一個顧客都覺得可以叨一點光。
中文的「承傳」兩個字，平時聽得多，但在生活中其實沒怎麼見過。但在老店老字號的奢侈品，做的就是「承傳」，譬如許多一開始都是子承父業的，名字裡有個 “Sons”。還有是地址從來沒有搬過，倫敦最老的百貨公司 Fortnum & Mason，一七○七年在皮卡迪利大街一百八十一號開店，時為中國康熙四十六年——三百年風吹雨打，日換星移，這家店卻像座標一樣永遠不變。
子承父業，除了要有市場支持，最需要家族榮譽感的維繫。但華人社會的榮譽感來源狹窄，只有做官才光宗耀祖，所謂的「打江山」只著眼於統治權，很難吸引人敬業樂業，因為將一樣東西做好，在社會上不一定能得到足夠的回報。負責建造紫禁城的雷氏家族，又名「樣子雷」，但只能依附於皇權生存，不能憑自己的名號獨立，樣子雷在滿清倒台之後也後繼無人。生產辣椒醬的 Tabasco，從一八六八年至今已經是第五代，工廠設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個小島上，其家族也定居於此。如果瑞士鐘錶因為曾經專門供奉貴族而連帶使鐘錶師得以「分享榮譽」，做辣椒醬又有何榮耀可言，何以也可以變成一份祖傳志業？這實在是一種不能理解的執著，但美國社會不但可以容納這份「痴傻」，還給予其成功的回報。
香港的小店日漸消失，但不需要自由行的刺激，早已是既成事實。因為香港人對於「建立」一樣東西缺乏耐心，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但建立需要的第一根基是歸屬感，除了英國殖民地的遺跡，香港本地人的小店小生計，許多是一時之計，不可能精益求精，尤其香港後來成為一個「搵快錢」的城市，建立甚麼好東西，更加想都不要想，香港的舊樓都拆光，也是民意所向，舊樓失修，拆掉之後可以創造更多利益，這都是全民的共識。所以不要詫異香港沒有「傳承」，即使中國幾千年文化，今天也一樣甚麼都不剩，即使甚麼南京、西安、北京都自稱古都，但市容看來都跟深圳差不多。
沒有堅持，沒有自我，不可能有所建成。在一個習慣隨波逐流的城市，堅持自我當然很不容易。但不要忘記，當人人都走同一條路，當這個城市逐漸被淘空的時候，專注自我，全情投入，就會是一條生路。
（全文見 CUP Magazine 152 期九月號專題「行行出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