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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什麼「大灣區」、「京津冀」？這國家是長三角「江浙滬」的主場】https://bit.ly/2R1uBS0

江浙滬地帶，尤其是上海和杭州的城市管理，正在被凸顯、推廣為「#中國模式」的範本。這兩座城市後引領了許多其他地區至今都未能完全跟進的城市管理改革。上海推行了複雜的強制垃圾分類規定；疫情期間上海以快速定位、大規模隔離，快速控制傳播。此外，電子管理、「城市大腦」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系統也大量引入城市管理。

在過去十年北方官場遭整頓的動盪中，江浙滬卻有不少幹部因政績出色而升任。上海的媒體產業、庶民文化產業乃至民族主義文化產業也在文化領域中獨佔鰲頭。「江南」的美學模式也作為文化符號在近幾年得到推廣。

由於面積更大、又有長江作為便利的水運交通通達其他腹地省份，江浙滬區域的發展雖然和「#京津冀」和「#大灣區」在論調上似乎平起平坐，但其GDP總量在2019年的計算中，幾乎是京津冀的2.5倍，同樣超過「大灣區」不少。

當香港模式再不是大陸熱衷的談資，香港資本家變成「四大家族」；當北方GDP增長疲軟，天津東北人口流出，南北方作為中國經濟發展主力軍的角色逐漸式微；在中國東南，一種新模式正在逐漸擴張……https://bit.ly/2R1uB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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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十九大以來中共官場：誰在反腐中落馬，誰得到升遷？👉https://bit.ly/3vi77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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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台灣要到哪裡去？

上週六受台灣智庫邀請參加「李登輝學」研討會，以李前總統於2013年出版的專書書名「21世紀台灣要到哪裡去」為題，和許多野百合世代好朋友，一起展望台灣未來的道路。

台灣要到哪裡去？我相信，這是世世代代台灣人心中都會問的問題，也曾冒著生命危險，以抗爭行動向威權體制扣問。當年野百合學運向李總統提出的也是這個問題，所幸，野百合遇到的是李登輝，李前總統不僅正面回應學運訴求，更因勢利導，透過修憲開啟了憲政體制的民主轉型。台灣要到哪裡去？在他心中，他選擇了台灣要往「民主化」的大方向走，也因此被世界盛讚為民主先生。

我曾於野百合學運的隔年，發起絕食抗議老國代修憲不具正當性。民主化之後，自己也於2012年成為國會議員。令人震撼的是，2014年馬政府時代，太陽花學運透過佔領國會，再次對社會叩問：「台灣究竟要往哪裡去？」年輕人除了指出民主失靈，更指出兩岸經貿政治整合將扼殺了未來，其背後隱含了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導致了世代正義問題。

民進黨二次執政後，兩岸關係回歸台灣優先，尤其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世界更認識了中國極權政治的本質，台灣內部捍衛民主自由的共識也更強了。但每個時代，我們都需要重新探問台灣的未來要往哪裡去？

知道過去怎麼走過來，才知道要往哪裡去。回顧過去30年來，我所經歷的社會改革，從體制外的倡議，到體制內參與治理，許多直到現在都還是現在進行式，仍需不斷深化。例如，歴經七次修憲，台灣仍需憲政改革；公投門檻下降後，仍需要提升公投民主的討論品質；婚姻平權合法化後，社會平權運動才剛開始；反核運動停建核電廠，能源轉型近年才真正啟動；轉型正義除了政治法律工程，更需要社會對話工程。這一切的社會改革及社會轉型，都是為了朝向一個更民主的社會邁進。

在政治社會改革過程中，台灣認同也大幅提升了。台灣，因為歷史及政治因素，在這塊土地上匯聚了文化多樣性；也因為文化力及社會力發展，在這塊土地上產生了內生的民主化，更孕育了多元、包容、開放的台灣文化。那台灣認同是甚麼？如公民民族主義者Renan所說：「民族，是每日的公民投票」，我們共同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容或有不同語言與信仰，不同價值與理念，但共同認同在這裡所建立的自由民主共同體，由公民身分基礎出發，一起參與、一起治理，一起創造台灣的一切，這一份歸屬感，就是台灣認同。

有人說民主化就是國家化，台灣透過民主化，雖然面對中國威脅，仍須爭取世界支持，但已經蛻變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民主國家」；對每一個社會成員而言，民主化也意味著要追求一個「民主社會」，在這裡面，每個人是民主人、自由人，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

因此，我認為，台灣在20世紀，歷經了民主轉型、民主鞏固，進入21世紀，接下來重要的是，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民主如何永續發展？

首先，我們需要反思經濟發展的模式，除了追求GDP的成長，國家更需要壯大社會共同體，發展社會的「暖實力」，透過擴大社會投資，建立居住、教育及照顧等公共支持體系，支持個人與家庭，讓每個人的生活更有希望感。其次，我們應該聚焦發展人的「軟實力」，重視教育、文化、科技等軟實力工程，讓每一個人有機會發展能力，經濟也才能走向知識經濟，走向創新經濟。面對數位科技挑戰，我們要追求的不只是科技研發製造，不只是數位經濟與產業，更要追求數位社會的公共福祉，讓人成為使用科技的主詞。此外，我們也需要想像綠色社會，才知道如何建立能源治理架構，驅動能源轉型，回應氣候變遷與環境的挑戰。各項課題，都需要進一步落實地方自治，透過區域及城市治理，讓地方發展活力與特色，帶動台灣多元發展。面對未來，台灣還有來自中國威脅與國際政治的挑戰，但正因為有外在挑戰，更需要有團結壯大的社會共同體，透過不斷的參與、對話與共同治理，強化內部凝聚，建立民主防禦，並在國際上展現台灣價值。

一言以蔽之，談未來，需要「永續觀」。永續的概念，以往常用於環境相關議題，但我們應該想像「民主社群的永續發展」，意思就是民主國家的發展，必須以不減損下一代公共福祉跟發展機會的方式來發展；回應各層面的治理課題，都須思考未來下一代永續發展的可能性，才能重新確立民主社會以「人」與「社會」為主體來發展。

李前總統常說「二次民主化」，我也常思考「再民主化」，不僅體制上需要提升民主治理體系，也需要讓民主更開放、分權及賦權每一位公民及每一個地方，促進公民參與及在地治理，由下而上激發活力與動力。歷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國家不能靠少數人發展，而是要所有人一起發展。展望未來，我們需要回歸民主價值，凝聚未來社會願景，讓民主共同體，透過民主治理，一起往前走！

上個月，我受邀回到高中母校，不禁回顧自己過去三十幾年來，都是在為了追求「自由」而努力。高中時追求做自己的自由，進了大學追求自我實現的自由，但後來越參與政治卻越體悟，我們做這一切，其實是「為他人」追求一個更民主的社會，在這裡面，每一個人可以有更平等的機會，擁有實現自我的那一份自由，才能讓更多人而非少數人可以追求更美好的人生，我們的民主也才可以強健地往前走。

我堅信，民主所面對的挑戰要以民主深化來面對，民主的問題要用更民主的方式來克服。而我也很有信心，20世紀台灣民主化了，21世紀的台灣，絕對可以成為世界上民主治理的典範。

#感謝台灣智庫邀請，能和陳東升老師、林佳龍部長、翁章梁縣長、楊翠主委、邱顯智委員及張鐵志社長一起展望台灣未來！

「From Fintech to Techfin」論壇圓滿落幕！

今天臺灣金融科技協會舉辦一年一度的金融科技論壇「From Fintech to Techfin」，特別邀請新加坡，IDAXA（國際數位資產交易所協會）主席Anson Zeall、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暨香港北威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劉憶如、國家發展委員會前主委陳美伶、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理事長李復甸、將來銀行總經理劉奕成、中國信託金控技術長賈景光、威朋大數據執行長吳詣泓、麻布記帳執行長陳振榮，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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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爆發新冠病毒，影響全世界，為全球經濟成長前景造成新一輪的不確定性，並引發金融市場的震盪，全球產業如今在後疫情時代產生驟變，傳統產業被迫加速進化，醞釀許久的金融變革似乎越來越倚賴科技的輔助，疫情牽動了全球金融科技(FinTech)的發展。無論是金融科技新創或是金融機構，紛紛運用行動物聯網、雲端、區塊鏈、大數據、與AI等新興技術為核心，優化原本的數位金融服務與帶來體驗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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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憶如教授揭示虛擬貨幣的發展趨勢與影響。今年3月COVID-19疫情大流行，使得全球對CBDC的關注飆升，因為數位貨幣能減少現金交易、人與人及人與鈔票的接觸。台灣是臉書使用率是亞洲第一，Libra若發行能嘉惠台灣，對於整體經濟、國家GDP將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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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伶主委強調資料經濟生態系的重要性。後疫情時代下台灣經濟發展的方向如：零接觸經濟、供應鏈韌性、數位醫療等面向，皆與「資料經濟生態系」息息相關。「資料驅動創新」（Data Driven Innovation），例如：資料經濟五大參與企業Apple、Amazon、Facebook、Google及Microsoft，與傳統實體企業營收市值表現的比較結果顯示，資料參與程度愈深，所創造的價值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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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奕成指出金融科技與純網銀的將來。金融科技能創造的價值有三：提供未被服務的客戶新的金融服務、增加工作機會、給予年輕人能實現的夢想與滿足。投入純網銀的理由除了世界趨勢之外，純網銀的營運成本約只佔營收的10％，是傳統銀行的1/6。並且能實現普惠金融，藉由新科技的運用，給予金融服務低關注用戶能實現夢想與滿足的可能。新世代金融服務是虛實整合、跨業聯網、全方位服務。因此，台灣的純網銀價值除了帶動產業創新橫軸成長，也讓台灣主動擁抱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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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下半場由我主持「From Fintech to Techfin」對話沙龍，與中國信託技術長賈景光、威朋大數據執行長吳詣泓、麻布記帳執行長陳振榮和大家分享金融科技的創新如何到企業內的創新。賈景光指出，中信金獨立設置科技創新單位專門進行研發、設立創新基金讓員工勇於提出創新創意。最後，過去受到高度管制的金融業觀念不容許錯誤，但科技是可以容許錯誤的企業文化，以加速企業創新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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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認為新冠肺炎的疫情改變了世界的遊戲規則，所以也請教三位與談人，如何看待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下對於產業的挑戰與機會？

賈景光技術長與大家分享，因為疫情的衝擊，實體銀行的交易量減少。但網路銀行使用者大幅增加，而且儘管疫情趨緩後，網銀使用者的數量並沒有隨之下降。由此可知，消費者因為疫情的影響，改變了使用習慣，給予中信金的啟發是需要更加速數位化，例如：利用人工智慧即時回應客戶需求、以區塊鏈及雲端科技讓交易更透明度、更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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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詣泓執行長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改變消費習慣，促使「線下活動搬到線上去」的新經濟非常活絡，如食物外送平台APP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此外，疫情也加速產業的數位轉型，即導入更多的數位工具，降低對實體的依賴。所以對於大數據產業的機會就在因此增加的數據，以及使用者上網又產生的數據。但另一方面也使消費行為、跨境交易量下降許多，這相當考驗企業家、創業家在面對危機時的轉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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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榮執行長觀察到疫情期間雲端使用率從2成上升5成，也就是使用者越來越少拿紙本發票。再者，疫情讓大家對財務焦慮上升，因為股市的震盪使得使用者同步證券帳戶更頻繁。此外，與麻布記帳合作的銀行比預期來得多，因為有些銀行尚未數位化，所以開放API交由麻布提供消費者行動服務，以因應疫情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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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講者所分享的觀點，其實與我一直以來的看法不謀而合。儘管COVID-19大流行衝擊各行各業，但是在後疫情時代依然能看見新的機會，我們應該要做的是毫不猶豫的把握機會，開創新的藍海！

立法委員林佳龍今天在教育文化委員會質詢文化部長龍應台，林佳龍表示，文化部擬課徵「國片扶植稅」，讓國片市場雪上加霜，龍應台則解釋，還有討論空間；另外，針對立法院通過的決議，文化部應於8月份立法院《電影法》修正草案，至今確定跳票，龍應台則致歉，並表示預計11月20日公布草案。

林佳龍表示，文化部要課稅成立電影基金，產生的傷害是立即的，但效益卻不明，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稅金勢必轉嫁；林佳龍表示，「電影扶植稅」之收入成立「電影基金」，預計會有多少收入、怎麼用，從今天的專案報告卻看不出來。

曾任新聞局長的林佳龍表示，欲提振國片文化部應該要更善用政策工具，文化部表示，因台灣國片市佔率僅有17.46%，較其他國家低，希望能夠藉課稅成立「電影基金」，運用資金扶持國片產業，林佳龍則說，文化部是從「生產端」的角度看電影產業。

林佳龍指出，根據文化部今年5月出版的「我國2011年影視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可以證明「電影扶植稅」忽略「消費端」需求；林佳龍強調，以看電影的頻率來說，美國人平均每人一年觀看3.9部電影、法國3.73部、韓國3.21部、英國2.7部，但臺灣只有1.38部，如何才能讓觀眾更願意進場？另外，台灣一部電影的票價約300元，與美國、法國、香港相仿，按照GDP換算，台灣人看電影花的錢是歐美國家的兩倍，課徵「國片扶植稅」導致票價上漲，由於羊毛出在羊身上，國片市場將雪上加霜。

林佳龍說，已發文向文化部索取10月9號電影法諮詢會議的錄音及會議記錄，至今未能取得，國會組回覆還沒整理好，而他也表示文化部只需提供錄音黨即可，文化部卻仍不提供；然而，文化部卻迅速發出新聞稿歌功頌德，用錯誤資訊誤導國人！文化部在新聞稿中指出「與會專家一致肯定文化部前瞻大格局的務實作法」，林佳龍批評，這根本是說謊。

林佳龍表示，根據電影法諮詢會議隔天的媒體報導，民眾、學者、電影導演、業者可說是全面痛批，文化部聲稱「與會專家一致肯定文化部前瞻大格局的務實作法」，到底有哪個電影圈的人支持？林佳龍表示，電影圈的朋友擔心，課稅後，片商把票價轉嫁消費者，民眾看電影意願降低，票房也連帶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