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幽靈公主》男主角：「今日咁高興，不如打和啦！Super！」】
近日第一次看宮崎駿盛年時期的巨作《幽靈公主》，感覺好像進入一個令人窒息的困境，久久不能釋懷。
故事大家都知道：時間背景是日本上古時代，人神揉雜，達達拉城攻城略地，開發森林和鐵器，逐漸威脅魔法族的領土；魔法族是有靈性的巨大動物，例如巨犬、巨豬、吃人的狒狒、森林的幽靈……山神首領是居於森林埋沒處的山獸神。
一隻豬神被人類研發的火槍重傷，臨死前因為怨恨而成為惡鬼，發狂闖入居民。男主角見義勇為，將之殺死，右手因而感染魔神的怨念。之後在長老指引下，前往西方，即人類和神靈頻繁交戰的地區，尋找解咒方法。男主角來到了日本的西邊，那裡有三股勢力：掌握鐵器火槍技術的達達拉城、山獸神，以及大和朝廷。隱線中的朝廷希望借助達拉拉城征服山神，進而統一天下，那是一個部落紛雜進入律令國家的時代，故而最後達拉拉城在出征山獸神的時候，被朝廷的黃雀行動攻陷本陣。
男主角介入了火槍人類和山神的戰爭，又遇見了被山靈養大的魔法公主，經過一些親親抱抱就開始了左搖右擺。宮崎駿刻意模糊雙方勢力的善惡界線，不是一味鞭韃人類而歌頌自然，增加了故事的立體度。
人類一方亦不過為了生存，與山神的戰爭造就大量孤兒寡婦，人類也是被捲入的；山神為了維護自己的領土和尊嚴，面對人類入侵亦只能反抗，沒有誰比誰更邪惡。
如果男主角沒有出現，幽靈公主就是一個沒有身份認同障礙的人，她早就認同了自己是山神一員，因為男主角出現和抱抱親親，而她也左搖右擺。男主角剝奪了女主角身為魔法族的身份認同，令其陷入實然的從屬位置，可說是非常「父權」。
最重要的，是在火熱潮天的大戰爭，男主角由始至終像個局外人。他明明像金庸小說的 XX 少俠一樣身中劇毒，卻異常頹廢，好像一點也不著急，充滿戰後日本的佛系和認命氣息；被山神死前的咒念咀咒了，卻意外令其武力值大增，一箭可以將敵將的雙手射斷，但他沒有帶著這種武力投入任何一方，也好像不想為自己爭取甚麼，一直就被局勢推著走，這刻幫魔法族，下一刻又幫人類，最後因為朝廷螳螂捕蟬，所以男主角得到了「今日咁高興，不如打和啦！Super！」的機會，可以暫時聯合人類和山神一起戰鬥。
《幽靈公主》令人鬱悶的地方就在這裡，男主角從頭到尾都像個觀眾，而不像舞台上的主角。劇本當然反映作者的思想。宮崎駿說來說去，就是基於身為日本人、家族做軍火生意的羞恥感。這種強烈的拉扯，一方面就是積極加入左翼活動、神迷於中國，這是積極而衝創的一面；而《幽靈公主》，就充滿了一種心靈的遁世感。這不容易發現，因為片中有很多動作武打場面，有山獸神被砍頭後「暴走」成為死神的世界末日式結尾。然而主角從頭到尾，流血好、救人好、親親抱抱好、追逐敵人好，都像在旁觀。他的表情和動作，總是幻惑而沖淡，好像這一切都與他無關。
他不選擇加入任何一個陣營，但其實他沒有超脫，他只是左右為難，用麻木掩蓋自己手足無措，完全無法消化複雜的局勢，亦無法下定決心和覺悟去承受風險。順得哥情失嫂意的局面，不管你站魔法族一邊，還是站人類那邊，你都會成為另一方的敵人。戰爭不是賣雪糕，賣雪糕就人人高興，在一場族群鬥爭之中，沒有敵人，亦沒有朋友。傷害敵人，即是對「敵人之敵人」下的投名狀，「手足」不是靠理念，而是靠戰場上的鐵血結成。
男主角其實沒有一刻下過這種決心，說得好聽點，他是空有理念，不切實際；說得難聽一點，他不敢進入真正的世界，不敢進入真正的衝突。他的「澄淨之心」，其實像下乘的修行人，要在深山和清規戒律之中，自性和清靜才能不受干擾。他逃避衝突和歸邊，在他的旅程中，自己反而成了無關痛癢的觀眾，而不是演員。
那種心態，當然很日本，也很曾經的香港。我們總是說，要關心社會，但同時與政治保持距離；我們支持抗爭，不過議員和社運常客去抗爭就好，我們是一般人。最終大概是2010年代開始，很多人不想再做永遠的觀眾，他們走上舞台，開展自己的血戰。上一個規範的道德，是「我無參與，我無推人去死」；不過拒絕歸邊，何嘗又不是另一種欠缺道德衝創的過度安全取態。
然而二戰遺留的範式，真是很強大，雖然老兵凋零，但始終不死。所以我們還會聽到幾十年前的那種範式，知識份子或者一般人，都有一種時代的精神潔癖 (或印記)，他們總是希望保持超然的身影，說著「我不想告訴你我跟你同路」，好像進入現實之中，道理就不再超然而普遍。他們甚麼都知道，卻不會跟隨任何東西，因為跟隨就代表有可能錯——可能會信錯人，可能會被背後插刀，可能會受傷，所以我就不選擇了。因此他們是行動侏儒，也是思想侏儒。他們根據自己的小腦袋小理性，計算出一切確實的無可能無希望。
為甚麼《迷幻列車》那麼震動人心，就因為裡面說了「我選擇不選擇生命」 ( I chose not to choose life)，這就是上一個時代精神。如果你說他們憤世嫉俗而虛無，那便也許是上一個年代知識份子的最高讚美。因為大理想已經失落，不管共產主義和所有進步理想。
為了排解這種隱約的不安，他們走入觀眾席，沒有參與或為人辯護的意慾。他們也覺得團體或者民族、講忠誠與激情，是很沒趣、很前現代的事；置身群體之中，是對個體的壓抑甚至壓迫。所以香港出現了這些，出現了《願榮光歸香港》，或者令很多知識人隱然覺得不妥，或者需要重估自己。
因為10年前後，出現了兩個完全割裂的美學系統。一邊是精緻而自賞的孤立知識人，用表現形式來做意義抗爭；一邊是結以原始的群體認同感，講求血氣忠誠和實效去做物理抗爭。真的見過有人悻悻然地寫道：「對《願榮光歸香港》透露的民族主義傾向深感不安」，其實他們是對自己的遁情和抽離感到不安，但由於陷得太深，他們回不來，只能永遠是迷船的鬼船。
世界敢情是辜負人的。知道真相是一個層次，知道真相還是陷進去是下一個層次，明知道是陷進去，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又是下一層。
受中國傳統洗禮的人，特別有個對「失節」的恐懼。香港政治也是很講不能失節，有人打爛了玻璃，也被視為人民失節。君子講節操，但君子也是士大夫，是官，是皇權的代理人，他在那個地方，是客，是觀眾，說要跟一群山野小民同生共死，是可笑的。所以保存自己的節、自己的名聲、自己的從一而終，就是他們一生在想的事。歷史怎樣走，他們大概不那麼在乎。
所以就算到這個階段，還是很多人煩惱著「光復後要不要清算警察，應該審訊」這類倫理玄談，或曰「如果香港人越來越沒底線那怎麼辦呢」、「道德不是高尚的光復我不要」，這真心的恐懼，是因為內心沒有真正進入其中一邊，沒有真正從觀眾變成演員，就像整部戲行行企企的男主角——他明明是主角，但卻好像永遠在進行哲學思考。你以為這首交響樂已經到結尾了，但原來還只是序章。
不知道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山的事情，是否後來人層累集體創作，這就節操嘛；如果伯夷叔齊致力於事功，是不是可以拯救到更多人？餓死就是伯夷叔齊的一生功跡：的確從一而忠，但亦於世一無所用。現在的公共知識份子，其實一點也不公共，也是全心全意確保姿態不失節，要保持超然、普遍、不參與。冷酷的事實：你不參與，這個世界同樣骯髒，只是你一個人的雙手保持了乾淨。然而我的想法是，如果這個世界都不乾淨，我的雙手那麼乾淨有甚麼用？我的雙手乾淨，可不背棄了其他骯髒之人？
士大夫都是孤峻而自戀之人，總是在意自己的主體，多過對世界的關懷和變造，但這世界這生命其實就給我們就地打滾的，別無其他。即使風塵撲撲失了節，歷史如果在紛亂中搖撼了一分，也算是抵償了路上所有艱辛。做前仆後繼的撲火燈蛾，還是與世無爭的跳蝨，但至少飛蛾做過選擇，背了自己的十字架，牠沒有逃避這個充滿惡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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