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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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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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兄虎弟模仿秀 在 [閒聊] 漫談台灣綜藝節目較之日本的企劃能力不足 的推薦與評價
幾天前，日綜版曾討論《男女糾察隊》多大程度上是「套招」？
其中衍生台灣綜藝節目連「套招」都不如日本的說法。
我有些相關想法，似乎比較符合本版內容，
故貼在這裡與大家分享。
綜合那些討論，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區分台灣跟日本的綜藝節目特性：
日本：重企劃、編劇。
台灣：重臨場反應。
或許兩者各有利弊。
1
像我在看《男女糾察隊》的「格付」單元時，偶而會覺得笑點舖陳得有點牽強，
比如爆出笑點的人自己在說完以後，雖然其他人笑了，
但自己反而有點不知所措，只能傻笑或是表情僵硬，等大家笑完。
又比如有時是兩人以上要合作的笑點，
但兩個來賓彼此可能私下不熟，卻硬被拱著湊在一起做動作，
此時就能發現其中一人的表情有點尷尬，反應也不自然。
於是主持人小淳就努力地想讓氣氛自然一點。
這種情況在整好色諧星時還比較不明顯，
但需配合的現場人數一多，像「格付」，有時就會出現舖梗的斧鑿之痕，
尤其是在非諧星的新人參與時。
相對來說，台灣的狀況，則是以藝人臨場反應來主導，企劃能力較弱，
所以才時常抄襲日韓綜藝節目的點子。
而且，當主持人能力不足，或與來賓之間聊不出梗時，
製作單位只好用一些最直接的手段吸引觀眾注意，
比如十年如一的鐵梗：整人、懲罰、叫女藝人穿少少玩遊戲...等等。
2
更深入地去看台灣與日本綜藝節目企劃能力的落差，
我們可以聚焦於台灣對主持人的依賴上。
原本台灣綜藝節目的主持人角色是從秀場而來，
整個節目幾乎是靠他的臨場反應，才造就出那些領超高酬勞的主持大哥們。
從「娛樂新聞類型」的節目開始，造就主持人更加獨大的綜藝節目形式，
此時來賓數量不像早期大型綜藝節目一樣多人排排站，
而是可能只邀請一、兩位出片宣傳的歌手，
整段節目大多是主持人一個說話，另外再插一些新聞。
陶子和ASOS就是這樣起來的，
那也是當時女主持人要獨當一面的唯一機會。
我們必須知道，此時正是台灣有線電視頻道彼此激烈競爭的序曲。
在頻道眾多，而且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像《娛樂新聞》這種節目，成本低，來宣傳的藝人車馬費也低，
星一到星五帶狀播出，不用和無線台的大型綜藝競爭，
正適合有線台走出自己的綜藝之路，甚至讓陶子因此拿下金鐘獎。
後來，《娛樂百分百》的ASOS創造主持人彼此隨興聊天就能撐完全場的主持風格，
《我猜》又使這種風格從有線台進入佔領無線台。
而《我猜》到吳宗憲時期之後，
三位主持人甚至可以把來賓晾在一旁，自己聊自己的。
像《少年兵團》這樣的節目，雖不是ASOS主持，
但繼續在無線台延襲她們的風格，完全由年輕主持群自己玩鬧。
3
從兩方面歸納上述的歷史演進。
就形式安排來說，從秀場到大型綜藝節目到娛樂新聞，
主持人的說話比重增加到最高。
就主持風格來說，從秀場到大型綜藝節目都以主持人的現場機智取勝，
其後藉娛樂新聞而起的ASOS式主持風格，在機智中更加強了即興與無厘頭的部分，
隨興所至，整個節目成為主持人的玩物。
台灣綜藝節目如此發展，來自於大量有線頻道掘起的歷史條件。
他們的資源不如無線台，而且收視率通常也難以和無線台抗衡，
所以必須把成本集中於主持費用，容易比無線台更迷信主持人的魅力，
而在節目製作上投注的成本（金錢或精神）就少得多。
所以我們就能理解，
要是哪個藝人突然紅了，並因此被有線台找去主持節目，
那個節目通常就是談話性節目，
比如《紅色風暴》、《國光幫忙忙》、《王牌大賤諜》。
而談話性節目，也就因此十分適合靠著話題人物來打游擊，炒短線。
有線台的談話性節目及「偽裝成政論節目或命理節目的談話性節目」那麼氾濫，
正因為它的企劃性低，企劃成本低，幾乎把收視賭注都押在當紅主持人身上。
而無線台雖然資源較多，大型綜藝仍是每一台的招牌，
理當能在各個節目單元的企劃上花更多功夫，
卻依然常有抄襲日、韓節目點子的狀況。
4
就節目內容本身來說。
當然，在主持人角色越趨吃重的過程中，
台灣的綜藝節目仍不乏一些頗受好評的企劃，
比如《天生贏家》的猜謎、《超級星期天》的尋人、《龍兄虎弟》的模仿秀，
甚至晚近有線台《小氣大財神》曾風光一時的吹牛打人遊戲；
來賓、素人，與其他藝人的參與，仍可在某些受歡迎的單元中被呈現。
但這些節目仍有抄襲的陰影，
或是延襲台灣早就有的「模仿」、「比手畫腳」、「懲罰藝人」，
這些觀眾熟悉的綜藝元素。
另外，在台灣在受到日本女明星拍寫真集風氣影響下，
寫真女星大量增加，綜藝節目也樂得找身材火辣的她們上電視拉抬收視，
於是女星穿少少玩遊戲成為常見單元。
而且整人與懲罰藝人的風氣火上加油，
十年如一的恐怖箱以及女明星的驚恐表情一再出現，
為拉抬收視率不斷在刺激觀眾神經上加油加料，
有創意的企劃愈益少見。
現在寫真女星雖然少了，但敢露愛現的女明星仍不嫌少，
製作單位也樂得像使用以前那些寫真女星一樣地使用她們。
至於有線台，他們的綜藝節目製作費不如無線台，
雖主打和無線台不同的帶狀播出時段，每天都要播出的壓力也始終在壓搾創意。
因此後來的「康熙型談話性節目」，便成為有線台愛開的帶狀綜藝節目。
談話節目只需一個主題，幾個與該主題有關的來賓，
加上主持人串場，就可完成一次節目。
如此企劃壓力降到很低；
主持人與來賓的關係也有了新模式，雙方分享一定的談話比重。
5
然而，這幾年來靠著「主持人與來賓之間的火花」吸引觀眾的談話性節目，
已經多到如天上繁星。
當每個節目彼此延襲別人的話題，上過這個節目的來賓也去上別的，
來賓與其談話內容便逐漸讓觀眾失去新鮮感，
於是造就大量靠著插話或分享自己好笑經驗的通告藝人，
主持人填充節目內容的責任就能讓他們分擔。
雖然主持人本身的魅力仍是維持節目收視率的關鍵，
但主持人每天都在，對觀眾來說容易失去新鮮感。
這麼一來，通告藝人成為目前諧星要出頭的重要途徑，
甚至踏上主持之路，
比如被找去主持另一個談話性節目，搭配另一群通告藝人...
主持人角色已經相對弱化，節目不再受控於以往獨大的主持人，
節目必須靠著眾多通告藝人幫忙撐場面。
當然，《男女糾察隊》亦非主持人獨大，
它有賴大量的男女新生代諧星及話題人物共同參與；
但比起來，台灣有線台的綜藝節目，綜合了ASOS聊天式主持風格及談話性節目形式，
造成「藝人排排坐彼此瞎聊搞笑吐嘈」，如此千篇一律的節目走向。
於是，台灣綜藝節目從無線台大型綜藝發展到有線台的娛樂新聞、談話性節目，
似乎又回頭把我們帶到像《鑽石舞台》那種經典無線台綜藝節目，
那種台上藝人排排站聊天的情景。
這不啻是歷史的吊詭之處？或是台灣永恒回歸的在地性？
6
那麼無線台自己的走向呢？
有趣的是，
最近無線台綜藝節目似乎有個趨勢，就是「表演性節目」越來越多。
包括星光大道、超偶等選秀節目，
以及邀請各領域神人來做專業演出，像魔術、特技或模仿之類。
這種節目的主持人及來賓不用說太多話，
甚至話退回到比秀場時代更少，不怕沒梗、冷場，
因為它們吸引觀眾的方法主要是靠表演，而不是主持人與通告藝人的閒聊。
這反映了觀眾對談話性節目的厭煩？
對主持人與通告藝人再怎麼聊都是那些的厭煩？
八卦太多，所以我們靜下心來看表演吧？
至此，整個節目流程已不再完全依靠主持人的口舌之能，
幫忙撐場面的通告藝人也較少彼此吐嘈，「聊天」的時間少了；
然而，這樣的節目不需要太多設計與安排，
就像利菁和其他通告藝人大家按按看會送多少獎金，也不見得真的會送給表演者，
反正找神人或挑選過的素人來上節目就對了。
「企劃」仍然佔了節目很低的成份。
我們看不到像《男女糾察隊》那樣不斷推陳出新的點子，
從各種整人詭局的設置、對經典猜謎節目的諧仿、藝人彼此勾心鬥角氣氛的營造、
甚至可以在節目裡先塑造一位藝人的形象，再破壞它，以此舖陳新梗。
讓人不禁懷疑，
在日本做不成推理小說家的人，會不會都跑去當綜藝節目編劇了？
反之，台灣從秀場時代以來，太過依賴藝人自己在舞台上逞口舌之能，
這訓練出無數藝人的臨場反應，但也可能是導致忽視節目設計的原罪。
其他如加諸藝人身體各種挑動神經的懲罰，或者曝露女星的性感身體，
這些最直接的手段，則恐怕只吸收了日本某些綜藝節目最簡單的那一部分。
在依賴主持人口舌之能這部分，美國脫口秀似乎一樣？
或許台灣最早的秀場表演模式，就是以美國為藍本？
7
前陣子，像《無間道不道》這樣的節目，
也曾試圖做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可惜的是它不僅抄襲韓國的概念，
挪用之後卻沒學到其中吸引人的元素，導致無疾而終。
不過，最近搭上歌唱選秀選目的熱潮，
出現像《百萬大歌星》這種節目。
它有趣的地方，不是因為主持人或通告藝人很會講笑話，或很會吐嘈，
而是由於它勾起了觀眾的記憶和情感，貼近觀眾的生活經驗，
彷彿我們用身體參與節目運作，跟著螢幕裡的人苦思歌詞，跟著唱。
如此，我想起楊德昌的電影《一一》裡，那位日本人的觀點：
「我們目前無法超越只能打人、殺人的一般電腦遊戲產品，
並不是我們不夠了解電腦，而是我們還不夠了解人、我們自己。」
這段話套用於綜藝節目製作，應該也能成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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