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運動場] 國際足協大風暴：「地緣政治政變」的視角
國際足協（FIFA）最近爆發大地震，多名高級職員涉嫌貪污，被美國主導的調查機構拘留問話，據報牽涉主席白禮達（Sepp Blatter）的副手、秘書長瓦爾克（Jerome Valcke）。白禮達充滿爭議地成功連任後僅兩天，即戲劇性請辭。國際足協動蕩，歐洲足協則乘機搞「革命」，或將掀起新一輪國際足球版圖變革。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貪腐問題，爭議也充分反映了當代地緣政治，歐洲各國其實是要改變原有的「足球全球化」進程，重新壟斷國際球壇，此舉之政治涵義，和西方要打壓「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繼續逾時的「G7」編制，本是同一回事。嚴重點說，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政變」。
另起爐灶的「新世界盃」
須知在國際足協爆出醜聞前，多個歐洲足協成員、歐洲政客已表態，提議杯葛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頗有借題發揮之嫌。競選期間，歐洲足協會長柏天尼（Michel Platini）、德甲主席勞博爾（Dr. Reinhard Rauball）等公開反對白禮達連任，英格蘭足總主席迪基（Greg Dyke）甚至揚言，白禮達一日在位，英格蘭都不會申辦世界盃。白禮達在爭議聲中當選後，英格蘭名宿加里尼維利（Gary Neville）更呼籲美斯、C.朗拿度等當紅球星帶頭杯葛世界盃，逼使白禮達下台。
但他們指的「改革」，究竟是甚麼？原來是這樣的：歐洲足協丹麥執委成員漢臣（Allan Hansen）早前提議，擴大歐洲國家盃的規模，邀請歐洲以外的勁旅參加，另起爐灶，大搞「新世界盃」，取代國際足協在球壇的主導地位。這自然令人聯想，歐洲足協近年不斷有聲音增加歐國盃決賽週隊伍，由原來16支增至32支的建議，只是擔心充斥三線、甚至「魚腩部隊」，減弱賽事可觀程度，才未有落實。若然這些擴充名額由歐洲以外的勁旅受邀填補，確實又完善了計劃。漢臣滿有信心地指，贊助世界盃的跨國企業，都會有興趣轉投「新世界盃」；如歐洲以外隊伍真的響應邀請，「新世界盃」取代國際足協世界盃的如意算盤，或者真的能夠打響。
雖然漢臣並未就「新世界盃」的各項運作、規則提出細節構思，但以歐洲主導的全球足球賽事，除了為國際球壇帶來重大轉變，也可能改變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格局。世界盃成立之初，一直由歐洲和南美洲主導，正是「前全球化足球」的雛型。1930年首屆世界盃，是唯一一屆決賽週參賽隊伍由國際足協「邀請」參加的世界盃；其時正值南美足球強國烏拉圭立國百週年，烏拉圭提出願意支付賽事籌辦及參賽隊伍旅費，國際足協於是決議由烏拉圭主辦。由於歐洲往來南美洲航程甚遠，不少歐洲球隊拒絕參加，經國際足協努力遊說之下，也只得四支歐洲球隊參賽。此後1934、1938年連續兩屆世界杯經國際足協內部決議，分別由意大利和法國主辦，又惹來南美國家不滿，烏拉圭、阿根廷兩支勁旅杯葛了1938年法國世界杯。
第三世界為何支持白禮達
為了平息歐洲、南美洲之間就主辦權的矛盾，國際足協決定由1958年起，由兩大洲國家輪流主辦。直至2002年日韓世界盃，才首次由歐洲、美洲以外洲份國家舉辦世界盃，這也是白禮達的政績。其實廣義全球化可從大航海時代、帝國殖民時代算起，當代全球化這概念也普及近百年，回看規模相近的奧運會，歷屆主辦城市更早遍布全球各洲和第三世界 [註]，而世界盃要到千禧年代才走出歐洲美洲，實在落後，也足見歐洲、南美的足協成員，在國際足協有相當大的話語權。
而看一直以來的世界盃外圍賽，五大洲當中，向來以歐洲區獲分配到的入場卷最多，名額通常是南美洲的3、4倍，早年甚至出現過11支歐洲球隊與南美、亞洲、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各1支球隊爭標的情況。當然，這跟各大洲報名參與外圍賽的球隊數目比例掛鉤，不過若看非洲、亞洲、中北美及加勒比海等洲份，早年往往各只得「半張」入場卷（即各洲出線球隊還要互相對壘，爭逐一個決賽週席位），世界盃其實毫不「世界性」。隨著各國足球水平近年逐漸拉近，世界盃才慢慢變得名副其實，這對拓展足球的全球市場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則歐洲的壟斷地位，只會千秋萬世。
足球世界應講求「政治正確」嗎？
或許有朋友認為，既然歐洲足球水平確實高，歐洲球星又最有叫作力，足球比賽又不是勁歌金曲要「分豬肉」，為甚麼不讓他們壟斷？問題是，不少歐洲國家的國家隊成員，其實都來自前殖民地、或其後代，都可以選擇代表第三世界的其他國家，例如荷蘭昔日最傑出的足球員，像古列治、古華特等，都是來自圭亞那、安的列斯群島等，法國那隊「代表隊」更是來自五湖四海，包括好些沒有機會參加世界盃的小島（例如中北美賽區的瓜德羅普島）。只要歐洲壟斷依舊，第三世界球壇就難以發展，這重壟斷的本質，其實是新興經濟體對「G7」或「G8」工業集團之不滿所在，同樣也是中國搞亞投行背後，對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壟斷之不滿所在。
歐洲足協的「新世界盃」計劃若然進一步落實，這項可能出現的全球最具代表性國際足球賽事，或者又會重返早期世界盃的「歐洲中心主義」。尤其眾所周知，歐洲足協會長柏天尼本身亦相當有提升歐洲足協在世界足壇地位的野心，國際足協在白禮達請辭、兼極可能面臨被查之際，可能成為柏天尼帶領歐洲足協崛起的契機。法國名宿簡東拿（Eric Cantona）近年常就足壇政壇發表意見，早前就評論指，在白禮達與柏天尼之間作取捨，跟抉擇「瘟疫或霍亂」無異，「兩者均以高度官僚主義遺害足球運動」。
畢竟，歐美主導的調查機構高調徹查國際足協，就已經引發陰謀論，指歐洲大國是在去年克里米亞危機後，清算早年力撐俄羅斯獲得2018年世界盃主辦權的白禮達，甚至拉倒俄羅斯世界盃，讓俄國無法借體壇盛事重振經濟和「軟實力」。這類說法是否屬實，暫時無從榰考，但也說明了歐洲借提升足球版圖的話語權，扭轉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步伐，推動歐洲復興，並非無可能。這正值歐盟自身面對種種貨幣危機之時，歐洲要保住世界一極的地位，對國際軟實力、市場經濟、乃至政治文化都有深遠影響的足球，似乎已成了歐洲其中一張最後的王牌。偏偏下兩屆世界盃的主辦國俄羅斯、卡塔爾都充滿硬傷，確是最理想的箭靶。似乎歐洲球壇的政變劇本，還是剛剛開始，好戲在後頭呢。
[註：這裏要重構現代奧運的起源國希臘在1898年的近東身份，以及日本早於1940年獲主辦權的往事]
沈旭暉 @Sportsoho 2015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