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點和現在疫情有點點關聯的歷史段子。
有些網友指出我不該把1946年的南台灣疫情都說是走私害的。這一點是非常正確的質疑,我的本意,也並不是要說疫情都是走私害的,而是要說,疫情會纏綿半年之久,走私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但除了走私之外,還有另一個因素,就是當年的政府不斷地從疫區接人回台灣。
戰後滯留在世界各地急著要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有從長春的、馬尼拉的、新加坡的......,其中的大宗,是滯留海南島的台灣人,這批人的確實數量有爭議,大致上是22000至23000人之譜。
最早的一批6700人是由軍方以播磨丸號(即原ハリマ、哈里瑪號)運送。
播磨丸號是駐海南島的46軍接收自日軍的一萬噸級大船,具有遠洋航行能力,可搭載4000人。在軍方修復後,師長韓練成即計畫以此船載運海南島的台灣人返鄉,在台灣採購米糧後,再返回海南島續運。
不料,播磨丸4月12日抵達高雄,突然接到美軍聯絡組通知,命該船於4月20日赴花蓮港運送日俘日僑返日,此後該船便下落不明。
向美方追討播磨丸的官方層級一直上升到了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還是沒有下文。而從三月底即在海南島榆林港等船的台灣人,則「因船隻動靜不詳,日夜長守候船之外,萬業不敢動手,剝皮自食,自恨不幸」。
在美方始終不回應之下,最終中央通知台灣及廣東方面,不要等美方了,趕緊徵集商船運送,所需費用則由中央、廣東省、台灣省各負擔三分之一,這才有後面我們看到的,以煤糖茶向商船交涉接人的種種事情。
最終以八個航次載運了14000人回到台灣,另有1803人自行設法回台。而自力救濟者,因為船的噸位較小、設備較為老舊,其中多有發生船難者。
但值得辨明的是,這件事的本身,其實肇因於1945年9月在重慶召開的中美聯合參謀會議。會中決議,所有自日方獲得之船舶,由盟國最高統帥統籌支配,而中國各遣返港口的優先順序及使用船隻,是由美軍總部所決定的,在此等決議之下,在中國之台灣人遣返需視船隻是否有空位,以不妨礙日人遣送計畫為原則。台灣人之遣送需待日俘日僑遣送完畢之後,再行遣送。
也就是說海南駐軍,事實上是違反了盟軍處理遣返問題的決議,擅自以接收自日軍的船艦將海南島的台灣人送回台灣。為什麼?也是因為軍方與地方政府根本無力負擔集中管理的開支。只是才送了第一批,就被美國人發現,播磨丸就被美方收回統一調度了。
從感情面來看,這個播磨丸號事件,成為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永遠的傷痕。
對滯留海南島的台灣人來說,政府給了他們虛假的希望,送了第一批,接下來卻沒有下文。特別是在此過程中,包含林獻堂在內的多位台籍重要人士,也屢屢拜會行政長官公署,促請政府火速設法接運,以免流落他鄉發生意外,據說只獲得陳儀口頭答覆:「待日軍、日俘遣送完畢即派船將各地臺胞運回」。這句話,我們從整件事的脈絡來看,陳儀指的是待美軍將播磨丸返還時即可接運台灣人,這是美軍指定的遣返順序。但聽在林獻堂等人的耳中,想必十分地刺耳。傳播出去,現在成為陳儀重視日本人、歧視台灣人的罪狀之一。
而為什麼陳儀在救援台灣人的行動中處於如此被動的狀況?其實道理很單純:戰後遣返工作,它的工作劃分是事先就約定好的。滯留海南島的台灣人,原日本軍人軍屬部分,歸當地駐軍處理;平民的部分,則歸廣東省政府處理。既然早有規劃,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當然不會第一時間主動跳出來插手此事,他也沒有預算,法幣一億五千萬預算是發給廣東省的。而播磨丸號一去不回,廣東省就在後續的安置費用上,耗盡了原來的預算,以及加碼墊支的法幣一億元、軍米兩萬斤。
等到廣東省事實上再也無力處理了,當地台灣人也不斷透過親友向陳儀告急,陳儀做了什麼?
他第一時間,就安排了Plan B。
這個決策,其實對陳儀來說,根本是政治自殺。理由有三:
第一:當時台灣的霍亂疫情正熾,你是陳儀,你會想要從廣東疫區把人接回來嗎?
第二:當時不斷有情報,通知台灣方面,滯留海南島的台灣人已有相當數量被共產黨滲透。事後證明,海南島駐軍的將領韓練成就是潛伏的共產黨。你是陳儀,你會想要讓共產黨乘機滲透進台灣嗎?
第三:沒錢。
從經費來看,僅播磨丸號的替代方案,大致就使長官公署超支了法幣約2億元的「船資」,以絕對是低估的官價來換算,約台幣667萬,這還不包括其他交通醫療食宿等各項救助費用,以及海南島以外的海外救援行動費用。
以1946年10月3日抵達高雄的2778名滯留海南島台胞為例,每人的船資是法幣75000(約折合台幣2500),計算之下,僅這一次,長官公署就必須支出三分之一船資的台幣2315000元(每船的船資不盡相同)。再加上船到高雄後,還必須發給每人旅費,台中以南發500、台中以北發1000、台東澎湖發1500,台東澎湖人口較少權且不計,若以平均數750估算,此2778人在島內的旅費也必須發掉2083500元。也就是說,光是這一趟的交通費用,長官公署就必須墊支將近台幣400萬元。
這對經費拮据的長官公署來說,想必是一項非常大的壓力,該年度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總預算也不過台幣20億左右,且在同年的4月之前,幾乎沒有任何政府收入。
在捉襟見肘之下,部分的經費,陳儀是拿台灣的糖、煤、茶,去換得商船願意載台灣人返鄉,而這也成為現在台灣人指控他把台灣的糖米茶偷賣出省的證據之一。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也有的人以實際的金錢義助滯留海外的數十萬台僑生活及返台費用。
其中最大筆的是台灣商工經濟會的台幣120萬元。長官公署還將各捐款者的芳名刊登於政府公報,詳細稱讚了他們的功勞。
其他的如「省外臺胞送還促進會(省外臺胞送還協進會、日據時期被迫赴海外之臺胞遣還協進會)」,募得的款項中,除捐助滯留廣東台灣人的法幣300萬元、滯留海南島的450萬、滯留廈門的300萬外,並曾以廈門汕頭每名台幣三百、香港廣東每名五百的價格,向商界徵募船隻,其後也陸續捐助滯留各地的台灣人。其他如施江西等人的18792元、長濱鄉民捐助滯留新幾內亞高山族同胞的台幣800元,各地的「在外台胞家族大會」也陸續募集了一些款項。無論金額多寡,可以想像當時台灣整個動起來,協助海外同胞回台的場景。
令人感動的是,高雄縣政府留用的日籍前總督府公務員,也發起了捐款,募得台幣一萬元,款項由當時的高雄縣長謝東閔代為轉交行政長官公署。
要交給滯留日本的台灣人的這一筆款項,其過程則較為波折。由於當時滯留日本的八千名台灣人中,約有一千人需要救濟,每月約需經費30萬日圓。而台日間難以聯繫、又無法直接匯兌,這一筆錢只能由台灣民間、行政長官公署、重慶的國民政府、日本的台灣同鄉會以各種接力、墊撥的方式達成。
(資料來源:「募款救濟東京臺胞詢明案」(1946年02月12日),〈救濟海外臺胞捐款〉,《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18100001007。)
(資料來源:「經募捐款移做僑日臺胞救濟電詢案」(1946年04月09日),〈救濟海外臺胞捐款〉,《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18100001010。)
結果這一件事,到了大記者Harlow M. Church的筆下,變成了如此這般:
The Chinese go on discovering new wrinkles for exacting money, goods or services for the Japs. At Takao, heavily-bombed port city in Southern Formosa, the provisional governor instructed the Jap population to deliver to Chinese authorities some five million yen as payment for damage caused in the city by American bombers.
After they managed to dig up the first million, Jap collectors refused to gather any more.
The Chinese took over the campaign themselves, collected a whopping 5200000 yen. The money has been forwarded to Chinese headquarters in Chungking to be theoretically put in a fund for rebuilding the city.
(譯:這些中國人持續發掘新的點子來向日本人強索金錢、物品與勞務。在高雄,一個曾遭猛烈轟炸的南台灣港埠,臨時的首長命令當地的日本人交出約500萬圓(yen)給中國官方,作為美國轟炸當地造成損害的賠償。設法籌了第一個一百萬後,日本方面的負責人拒絕再幫忙收更多錢。中國人隨即自己接管這項活動,共收了520萬圓的鉅款。這筆錢已被轉到重慶的中央政府,理論上是成為重建該城市的基金。)
(資料來源:Harlow M. Church,〈The Tragedy of Taiwan〉,《The Pittsburgh Press》,頁20/35)
說了心煩,還是回頭看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只是這些風景再美麗,對整體返鄉的花費來說,還是杯水車薪。
但這一切都沒能阻擋陳儀的決策:海外台胞即時返鄉。
事後來看,陳儀的決策,不可諱言,付出了讓霍亂疫情纏綿更久的代價。
而海南島歸台的台灣人,更是一個一個把他罵到臭頭,難聽的程度,我都不好意思在我的版面上提,有興趣的自己去找來看。而這一批海南島歸台的台灣人中間,有一大批後來成為二二八事件時台中謝雪紅的生力軍。
他一個外省人,為了幾萬個素未謀面的台灣人,值得嗎?
他很傻對嗎?
在這次的新冠疫情中間,看到很多激烈排外的聲音。不禁想起這段往事。
只恨自己遲生了幾十年,沒能給陳儀一個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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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百年前的臺灣山林
Preserved from the utilitarian Chinese by the head-hunting custom of 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it is sincerely to be hoped that these forests may not be destroyed by the progressive Japanese.
-- Ernest Henry “Chinese” Wilson
1918年1月22日,英國植物學家與探險家威爾森(Ernest Henry “Chinese” Wilson)踏上基隆港碼頭,展開為期六個月的臺灣山林探險。這是威爾森第四次來到東亞(但是第一次來到臺灣)。自1899年以來,在英國費區園藝公司(Veitch Nurseries)、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Arnold Arboretum)等機構的資助下,他已調查了雲南、四川、日本、朝鮮、琉球(當時為日本殖民地)等地的森林。這一系列的探險,除了反映當時歐美植物學界對東亞植物地理學與分類學上的研究興趣外;更重要的,是為歐美園藝界與林業界引入具觀賞與商業價值的東亞樹木。威爾森在這兩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其近二十年的採集生涯中,威爾森總共引進約兩千種的東亞植物,且幫助當時的植物地理學者進一步認識東亞植物相在演化上的地位。1917年底,當威爾森向日本政府申請來臺調查植物時(當時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政府很快地批准了他的申請,且動員在臺的統治與學術網路,確保威爾森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走訪臺灣的山林。就日本政府而言,像威爾森這樣的國際知名學者的來訪提供了絕佳契機,讓日本得以向世界展示日本林業與林學研究的發展。威爾森下船後的第一個行程便是會見當時的臺灣總督安東貞美及總督府林業部的金平亮三。1918年一月25日,威爾森在下榻的臺灣鐵路旅館(Taiwan Railway Hotel),寫了來臺以後的第一封信給他的老闆:阿諾德樹木園的director與哈佛大學的植物學與園藝學教授Charles Sargent:
Word was sent down from Tokyo to the authorities here and an English speaking secretary met me on the ship at Keelung and escorted to Taihoku, the capital, afterwards he acted as interpreter when I called on the officials. The governor general, Baron Ando, is a particularly genial old soldier and gave me a very cordial welcome. The officials, one and all, promise every assistance and there is no doubt but that they mean it. A Mr. Kanehira, who speaks English and is one of the heads of the forestry department has been detailed to accompany me to Ari-san and will probably go elsewhere with me also. He is very nice fellow and I fancy will make a genial companion. Everything here is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and those in its good graces can do much.
一九一零年代間,隨著東京大學植物學教授早田文藏所著的臺灣植物誌的出版,歐美科學界對臺灣植群及其生物地理學的特性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早在1907年間,威爾森便已訪問了早田,希望能取得臺灣植物的標本來研究。但讓他大失所望的是,早田表示,他對臺灣植物相的研究主要是仰賴臺灣總督府提供的標本。東大標本館只有一兩份標本,早田說,威爾森的要求礙難照准。要系統性的了解臺灣的植物相,早田說,威爾森得親自來臺灣一趟。
的確,在金平亮三及其助手佐佐木舜一的引領、以及數十名日本警察與原住民挑夫的協助下,威爾森的臺灣採集之旅進行地異常順利(儘管威爾森還是認為台灣的山區非常的陡峭與野蠻,旅行並不容易:“The country is very steep and savage and travelling over it is hard work.”)。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他繞了臺灣一整圈、 走訪了奇萊山區、參觀了著名的三大林場(阿里山、八仙山與太平山)、 攻頂玉山、採集了大量臺灣杉、巒大杉、臺灣冷杉、紅檜、扁柏等珍貴樹種的種子與上萬份植物標本、並拍攝了近上百份的照片。1918年四月,在其來臺的三個月後,威爾森自豪地向哈佛的Sargent報告:
One objective I had in mind on visiting the island was to see, if possible, every conifer known to grow there. Dr. Hayata in Tokyo assured me this was impossible but the local authorities took a more favorable view and thanks to their good services complete success has crowned our efforts. I have seen, photographed and collected ample material of every species and variety of conifer known from Formosa.
1922年,威爾森在阿諾德樹木園的機關報(Journal of the Arnold Arboretum)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福爾摩沙木本植物相的植物地理學概要(A Phytogeographical Sketch of the Lingneous Flora of Formosa)的文章。在福爾摩沙的山上,威爾森寫道,是東亞最美的森林(the finest forests of eastern Asia),與在加州之外已知的最大與最高的針葉樹(最大的針葉樹是扁柏,最高的針葉樹是臺灣杉;在這裡威爾森的比較基準是加州世界爺)。福爾摩沙的確是東方之珠(Formosa is indeed the “Pearl of the Orient”),在文章的結尾,威爾森指出,而閃爍在這真珠上的光芒,是由樟科與殼斗科組成的常綠林,是巨大的紅檜與扁柏,以及高聳的臺灣杉。在生物地理學領域,立基於先前在中國西南的探險經驗,威爾森挑戰了早田文藏的說法,認為臺灣的植物相不只與日本有密切的關連,與中國西南乃至於美國也有密切的關連。就威爾森而言,臺灣杉與加州特有的世界爺在演化上必然是近親,而他預期在中國西南應該可以發現相近的物種。從後見之明來看,威爾森的觀察完全正確:臺灣杉並不只分布在臺灣,中國西南也是臺灣杉的分布範圍;而中國西南特有的水杉,也被證實是臺灣杉與世界爺的近親。
除了臺灣植物相在演化上的獨特地位外,威爾森也是初次體會到什麼是西方世界中聞名已久的Formosan headhunters。事實上,威爾森來臺的1910年代後期,臺灣總督府正完成其長達五年的理蕃戰爭。在強大軍事力量的後援下,臺灣總督府強迫臺灣原住民讓出蕃地,好租給日本資本家經營。在這樣的脈絡下,威爾森充分的體會到當時日本殖民官僚所稱的蕃情不穩,以及日本殖民政府要將蕃地納入統治的野心與決心。在一封給Sargent的信中,威爾森對當時蕃界的觀察是這樣的:
These guard lines are of many parallel strands of wire charged every night from 7 p.m. (all day and times of actual trouble) with underground mines at intervals and connected by wire one with another to prevent the savages digging under the guardlines.
只是,就威爾森而言,正是這些蕃人讓臺灣的森林得以保存下來,讓臺灣能成為東方之珠。在其1922年關於臺灣木本植物相的文章中,威爾森是這樣總結的:由原住民族群的獵頭習俗而保存下來、免於被功利性的中國人破壞的森林,我誠摯地希望不會被進步的日本人破壞。的確,在目前保存於哈佛阿諾德樹木園的威爾森檔案,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關於臺灣原住民的相片。只是,有趣的是,儘管在檔案記錄中,這些照片的拍攝者是威爾森,依我所見,其真正的拍攝者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臺灣的蕃地通:森丑之助。基於其十年以上在臺灣蕃地的探險經驗,森丑之助早就有這樣的觀察:
假如漢人移入臺灣的年代,臺灣島上並沒有生蕃,那麼今日的臺灣絕對不是現在的狀況。我們看到與臺灣只有一衣帶水的福建、廣東諸地,其山區幾乎都是少有草木的禿山。如果沒有生蕃,那麼漢人會到處開墾山地,沒多久,就會造成和對岸一樣,到處都是禿山赤土的結果。
臺灣雖是一個小島,森又說,但物產豐富,足為日本人經營新領土的後盾,這完全是臺灣生蕃間接賞賜我們的。(以上段落摘自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著,生蕃行腳,頁77-78)
在結束臺灣調查後,由於東亞局勢的動亂,威爾森再也沒能回到東亞,這六個月的臺灣採集旅行成為其探險生涯的終點。而在威爾森離開臺灣的七年後,臺灣總督府啓動歷時十年的森林計畫事業(1925-1935)。這事業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將所謂的蕃地區分為要存置林野、准要存置林野與不要存置林野。要存置林野是現今國有林班地的前身,准要存置林野是原住民保留地的前身,而不要存置林野則放領給日本資本家與漢人經營。開發成為臺灣山地的主導原則。森丑之助對當時臺灣的山林政策有這樣的批評:
由於臺灣是一個孤島。一半以上的面積是陡峭的山地,海拔一萬英尺以上的高峰比比皆是,山與山之間都有深邃的溪谷縱橫分布。萬一廣泛的開發,讓山林受到破壞而荒廢,大自然每年都將大展暴威,為臺灣居民帶來無法想像的恐怖與淒慘狀況。
臺灣西部山岳地帶,由於風化作用激烈,岩石分解崩落,河川沖下砂石而在下游形成沖積地和廣大的沃野平原,成為臺灣產業發展的基礎。但是,一旦山林受到極大的破壞,就會在下游造成荒涼的砂原,成為一片荒漠狀態,這是濫砍森林造成的。
本來森林有防止土壤水分流失,調節氣候、保護自然的韻律,因為有森林的庇護,農業才得以發展。
砍掉森林,用平地農業的做法去開墾山地,絕對是不可能成功的。(以上段落摘自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著,生蕃行腳,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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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獻給在臺大森林系、新竹司馬庫斯與曾經陪我走了五十三座百岳的兄弟姊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