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看。
梁家權的兄長，是前大台及亞視主播，現時廣播處長梁家榮。
（2011年前亞視誤報江澤民死訊時，梁家榮是亞視新聞總監，當年他有客串報《六點鐘新聞》。）
【 永別了香港的好 】
記者協會前主席岑倚蘭在fb上載了記者鄭美姿訪問末代港督智囊顅汝德的舊文章⋯⋯重讀，憶故人，哀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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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鄭美姿
【永別了香港的好】N年前的訪問，今日睇番，先記得佢曾經講過這麼多記者的好，有種溫暖心靈的感覺，但溫暖之後，虛空加倍。香港的好永遠過去了，不要再懷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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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011/ iMoney 鄭美姿
末代港督智囊顧汝德︰高官聰明人做蠢事
午後的國金二期大堂，陽光照進了室內，記者迎來清癯的顧汝德。他奉上一個大大的笑容，看見記者獨自一人，卻沒有攝影同事在旁，竟翻一個白眼道：「Oh, the photographer一定去了yum cha（飲茶）啦！」然後興致勃勃拉記者去咖啡廳，嚷著要一塊兒「飲茶」。
「飲茶」是行內術語，一班記者開完記招後，往往聚在一塊飲茶交換八卦情報。顧汝德突如其來自口中吐出這個小小的術語，親切感油生，無怪乎當年他就任港督衛奕信和彭定康的智囊身為中央政策組首席問時，曾討不少傳媒歡心，更獲記者通風報訊救過一命。這位外號「魔僧」的前朝顧問，事隔14年後出山月旦政事，給香港高官的贈言是：「曾蔭權等高官都是聰明人，只是偶爾還是會做出愚蠢的事情。」
「魔僧」顧汝德多年沒有在鎂光燈前高調亮相，最近他一本關於官商勾結的新書推出，又時值民怨沸騰的七一遊行月，媒體都找他月旦特區政策功過。前朝智囊事隔14年後再出山，政府制度已變但不少人面依舊，不論曾蔭權、曾俊華，還是某些立法會議員，都曾跟顧汝德共事前朝政府。
他對於復建居屋、財政預算，以至教育政策等，意見無一不與特區政府唱對台，但談到昔日人物今天落得弱勢下場時，顧汝德的表情反倒讓記者有點意料之外。他收起了一副看透世情的淡定，卻皺皺眉頭，煞有介事的說：「他們幾位都是很聰明（Clever）的人，老實說，在港英政府時期，他們的表現比當時的外籍官員全都要好。我也老大不明白，為何今天他們有時會做出了愚蠢的事情？」
他口中的「愚蠢的事情」，包括曾蔭權被傳媒發現其住所有僭建物後所作出的回應，還有唐英年的「點解你做唔到李嘉誠」言論，以及政府的直資學校政策、高官對示威人士所落的「激進」標籤等等。
顧汝德對記者的提問幾乎都有問必答，唯一是請他解釋為何高官會由以前很聰明的人，變成今天總在幹蠢事時，他思量了一會後終也棄權，「Um......I don't know.」
以記者新聞觸覺辦事
當學者和記者出身，廿幾歲在英國大學研究院畢業後，他取得英聯邦獎學金前赴香港大學做學術研究，並當過港大的經濟系教授。他隻身由威爾斯來到1962的香港，住進銅鑼灣的?房，400幾呎住了幾伙人。劏房日子給他的回憶不是髒亂卻是香港人原來很「斯文」，原本說着英語的他，刻意加進「斯文」這個廣東話：「一屋幾戶卻得一個廁所，地方擠迫，但人人都好斯文，相處太平，我就覺得香港人有前途，會進步。後來我又住過香港仔，日日看見那些水上戶帶子女上學，而小孩子的校服都是白色的，很乾淨，我在想，人人不論貧富都有書讀，這個地方未來必然很好。」
擅於發掘生活裏的美好細節，處處以其植根心內的Journalistic Trait（新聞工作者的特性）為榮，大概就是這種精神，讓他有別於今日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顧問組。「我喜歡新聞記者，因為我自己也是從那裏來的，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在《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做過逾10年記者。就是那種Journalistic Trait，讓我經常採用一種新聞工作的方法去做政府顧問工作。」
六四自發上街「數人頭」
如何才算是運用記者的「Trait」去施行政策和體恤民情？顧汝德側一側頭，跟記者說起了1989年100萬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學運的那段軼事。彼時他就任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不過兩個月，5月便發生了港人上街事件。當時港督衛奕信沒有委派他任何工作，可他卻於遊行當日獨個兒走到灣仔去，站在遊行路線的一個轉角位，一心想着算一算遊行的人潮。
「我希望得到一個梗概，想親眼看看遊行的人是如何互動的，而警察的反應又是怎樣。方法只是算一算每分鐘走過的人數，每15分鐘再重複數算。其實我這樣做只是基於我的記者特質（Trait），挺自然的。」
顧汝德當下的直覺是，港府毋須憂慮香港人對回歸會反應過激，他認為港人能夠順利過渡很多風風浪浪，「那次是很文明的遊行體驗，警察對巿民好友善，巿民也不對警方反感。這對記者來說是一些很直接的觀察和氣氛感受，是了解民情的重要資訊。」
後來衛奕信從其他人口中得知顧汝德公餘時間親身視察，遂緊張地追問他的所見所聞，更請他呈上一份見聞報告。說著顧汝德眨眨眼道：「那我對著衛奕信當然一口答應，難道還說那不是我獲分派的工作不成？」
顧汝德偏愛香港，他能夠從香港經常被詬病的「批評文化」中，看出難能可貴的社會動力；而他也很偏心新聞記者，總能看出他們稜角背後的真心好意。說得宿命論一點，難道這是緣份？但顧汝德不至感性如此，他想一想說：「我曾有過不少愉快經驗，就是當事情有可能搞砸時，幸得人家的提醒，讓我銘記於心。」
這種美好記憶錘鍊成他的生活智慧，就是不要漠視任何人的任何意見。特區政府強調聆聽民意，但早自十幾年前，顧汝德這個前朝顧問已行這一套，他四出收風探取民情，再寫成報告上呈港督，意見直抵天庭，是為朝中的心腹顧問。他曾立下一條規矩，精神是但凡任何人想求見發表意見，他也不會推辭、不會拒絕。「一個人的想法有限，你需要靠其他很多很多意見才能琢磨好一個政策。」
然後，考驗來了。
一個電話救一任港督
那是1995年施政報告發表前兩天的早晨，他正在埋頭做最後的修辭和校對工作。那天「肥彭」彭定康要求他必須於「before lunch」的時間，將一份「perfect」的施政報告放在他的案頭。顧汝德自覺忙昏了，恰恰這時，他的秘書走過來，說有一名記者來電。「我認識這個記者的，但她不是做硬新聞的人，通常報道軟性故事。所以我說不聽了，很忙啊！」
誰料秘書小姐拉長了臉，揶揄顧汝德不總是說身為中央政策組必須來者不拒的嗎？雙方對峙了好長的一分鐘後，顧汝德擺擺手投降，拿起了電話筒，而那時已經11時許了。
「記者在電話中說，前一晚她出席了某官員的off record簡布會，官員說施政報告中有一個關於政府某個特別項目的數是錯的，準確的數字會於周五才公布。」施政報告的公布日期為周三，但那位職位極高的官員卻提供了一個錯誤的數目，用意是要讓港督難堪。
顧汝德獲告知這件事後，隨即給這個高官打了一通電話，但沒人接聽。他遂動身到港督府，用府中的電話直接給該高官致電，高官不敢不接來自港督府的電話，惟他仍然堅持不肯提供準確的數字，說這不關顧汝德的事。
「我當了記者這麼多年，有幾多次你寫一個新聞，是能一個版本到尾的？你總是不斷有東西要更新、有文字要修改。施政報告頁數和很多內容已經編印了，不能改，我只能在某些地方拿掉一個百分比，再改一兩個字眼，減低那個錯誤數據的殺傷力。」
這個秘密顧汝德守了這麼多年，卻不能讓人知道，連港督也給蒙在鼓裏，「不，我不能報仇，因為如果讓港督府知道，這就是一件醜聞（Scandal）。我只能應付了問題再前行，不能開火。」
事件給顧汝德的啟發是，你必須聆聽所有意見，你不能設限，只能來者不拒。而且你最好懂得欣賞記者，以及肯定新聞工作的價值，「我素來喜歡新聞記者，why not？因為我自己也是那裏來的。記者總是經常想告訴你，你哪裏出錯了，他們喜歡判斷（Judge）事情，他們會問所有的問題。一般的批評是，記者說的寫的不一定對。這我當然知道，我當日寫的那份施政報告就幾乎出錯了嘛！但我的總結是，不要小看新聞記者，他們批評你，但他們也擁有一些消息，一些資訊，是你所不知道的。有需要時請相信他們，傳媒在真正把關時，都是有道德的人（Ethical people）。」
回歸後不捨得離開香港
兩星期前的七一遊行，人數是最近幾年之冠。如果你也是走出來遊行的一員、如果你也擁有一點Journalistic Trait，或許你能夠觀察到，人潮中竟偶爾亮出了一方方A4尺寸大小的港英殖民旗幟。香港回歸已經14年，14年以後你還能在示威人群中得見前朝遺痕，也夠耐人尋味。
這叫顧汝德回想起昔日1997年殖民政權告終，他是萬般不捨的離開香港，他說自己不是眷戀港英皇朝，只是赫然發現自己必須告別廣東人社會而返回英語國家，竟心生徬徨。「雖然我的確是鬼佬，但我留在香港35年，其間曾經回家的日子少過3個月，你要我回國，我覺得奇怪極了，我想留在這裏，但不行。」
「作為前朝的高層，一個政權完結之時，最漂亮的做法是離開。那時候很多私人企業給我聘書，他們看中你的人脈關係，認為有利其公司發展。他們給你很高人工，純粹因為你的關係，我受不了，受不了由一個專業的職位，變成一個純搞關係的人。況且這甚至算是某種形式的貪污。」
港人甚麼都要100分
顧汝德最後到了愛爾蘭，在大學裏做研究，直至2003年政府改行問制責，管治制度全然改變，他才高高興興的接受了PCCW一個業務拓展的職位，回流香港，做了一年。重返這個讓他偏心的地方，他在批評聲中，看見了香港討人喜歡之處。
「遊行和反對政府這些事情，你以為以前沒有嗎？1967年暴動、七十年代公務員罷工、教學語言示威，八十年代政局動盪，個個年代如此。香港人甚麼都要Excellence，接受不了Quite excellence，所以地鐵遲了少少就投訴也要上頭條。這件事在倫敦在紐約不會發生，不代表在香港發生就是問題。」
說着他突然又轉講招牌式「唔鹹唔淡」的廣東話，揚揚眉頭得意的說：「香港人乜嘢都要十分好！This is not an excuse but what Hong Kong is.」
對香港的好、香港的壞，他也包容的照單全收，顧汝德就是這樣的偏心，他口中的讚美總比批評多，整個訪問他唯一最狠的用字也不過是說曾蔭權和某些高官偶爾的言論夠「Stupid」（愚蠢），一邊說還一邊笑得真誠，令人誤以為他真的沒有輕蔑之意。大概這就是英式風度的一種，也是唯一一樣特區高官縱使聰明卻永遠學不來的風範，也算是顧汝德曲筆留給記者的回應，解釋了為何聰明的人會幹出愚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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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特區政府︰
「港英時代在政府擔任要職的港人，都很聰明，而且表現較其他外籍官員優秀得多，因為AO競爭非常激烈，留任到現在的高官，質素都很高。問題是這群高職的人沒有勇氣和眼界去服務香港，而唯一試練他們的方法，是透過選舉，所以普選是必要的。香港根本沒有面對甚麼真正的危機，財政儲備多得浪費，政府必須信任巿民，必須有勇氣作出改變。」
我看有錢人︰
「聖經說：『How hard it is for the richman to go to heaven』，有錢人很難做，因為他們距離一般民眾太遠，他們相信人窮是因為沒有努力，這是最愚蠢的想法。我當記者時接觸過很多四十至七十年代的大商家，他們經歷過戰亂，體驗過戰爭時人與人的互助互愛，他們對人是很關愛的。縱使一般不相信福利制度，不認同政府花錢搞福利，但他們會關照自己廠的工人，對下屬和員工心存厚道。」
我看富二代︰
「他們小在國際學校讀書，留學外國，生活圈子全是有錢人，令他們以為自己很優越。距離一般階層太遠，他們對大眾不能信任，還覺得害怕，以為一般人都想騙錢（有時是對的，但不是常態）。富二代沒有了父輩的厚道，態度傲慢。反而富三、四代會有改變，他們不再沉迷地愛錢，因為生活太過人工化，是回歸常態工作生活的契機。」
我看新聞記者︰
1. 必須喜歡發掘事情背後的所以然；
2. 對「準確性」要求嚴格；
3.喜歡跟人接觸和聊天，不論對方是富是貧、是好是壞，也不要存有偏見，因為『人』是記者採訪故事的開始，是報道的來源。」
我看直資學校︰
「聰明的孩子是基因使然，而不是由於其父母有錢。有錢加上成績優異的10%學生上直資學校，另外10%成績同樣優秀的卻要上其他學校，這是浪費人才，荒謬的制度，對香港不是好事。兼且這是沒必要的，因為特區政府有足夠儲備、足夠金錢去資助學校教育，根本毋須搞這一套。」
我看八十後︰
「政府中央政策組做過調查，指八十後是本港有史以來所受教育最高的一群，但他們的就業前景卻最差。我覺得這壞透了，八十後面對這個困局反應負面很正常，我覺得他們好斯文。他們很多的投訴都是對的，不是嗎？」
我看弱勢社群︰
「給予耐性，並且時刻保持樂觀，必須相信你們的問題可以解決。我出身在威爾斯鄉郊，家裏一直沒電力沒廁所，只得一個水喉，有老鼠牆壁永遠潮濕，傳來異味。但我上了大學和寫書，我有一些天份，但並不因為我有錢，不因為我父母是好人。不同人有不同天資，即使貧窮也沒有例外，你必須懷抱希望。」
Leo Goodstadt 顧汝德
˙1962年獲英聯邦獎學金由英國來港，在香港大學任經濟系教授及進行學術研究
˙留港任新聞界逾10年，曾為財經雜誌《Euromoney》特派記者及《遠東經濟評論》副編輯
˙1989年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為前港督衛奕信和彭定康心腹
˙1997年定居愛爾蘭，從事學術研究
˙2003年回流香港後曾任職商業機構
˙現為都柏林大學聖三一書院商學院兼任教授，一半時間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