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小阿七五十年以後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在Facebook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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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語錄· 忽忽率領弟弟加入醫療服務團隊》* 恨始終是一種罪過，母親告訴我。記住這個。你靈魂裡的一滴仇恨，會擴散開來毀掉所有色彩，就像白牛奶裡的一滴黑墨水。我被這個震住了，挺想做個試驗來著，但我知道不能浪費牛奶。—-艾麗絲門羅* 愛與恨，每每都是悄悄滋生，如此混沌一團、頑冥不靈，好像真能熬到天荒地老似的。—艾麗絲門羅* 我的生活早已發生了瘋狂的轉變，我每天為之悔恨的事情同時也是我的驕傲。我感覺自己已經以全新的面貌重生於世。坐在桌邊，雙手捧著一杯咖啡或者紅湯，直到它幾乎沒有一絲熱氣，就這麼待上一個小時。我漫無目的地讀書，讀那些早就想讀的書中的散句。這些句子總是令我滿足，它們是如此優美獨特，總是讓我陷入一種特別的狀態，全然忘卻了其他的詞句。我恍惚而又警覺，與所有人隔絕卻隨時覺察著這座城市本身——它似乎是個奇怪的地方。 我們一直非常幸福。我經常感到徹骨的孤獨。人生中我們總會有所發現。日日月月年年都會模糊地飛逝而過。總的來說，我很滿足。 —-艾麗絲門羅《阿爾巴尼亞聖女》* 他只活了六十三歲，連任四屆美國總統。 他含著金湯匙出生，卻永遠選擇別人眼中注定失敗的工作。 他在大蕭條時，以小兒麻痺症身軀鼓勵美國人，最大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 他出任美國總統時，上千萬人失業，百日維新之內，他改變美國經濟政策，推動二十五萬項公共工程建設，一年之後創立歷史性的《社會救濟安全法》。 他死的時候，遺體未搭乘空軍一號，妻子以鐵路運送他的遺體，再看美國的土地，最後一眼。 他太不平凡，他改變二次世界大戰歷史，也永遠改變了美國。 第一講《心存善良，或許是成為典範人物的前提》 小羅斯福出生富裕家庭，從小喜愛閱讀，尤其有許多旅遊知識和經驗；他心存善良，深知貧困人家的痛苦，自小屢次加入慈善機構，為窮人謀福利，這個善念影響他投入政治。 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二十世紀影響美國最深，某個程度來說也影響全世界最深、改變世界歷史的美國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少年時期，他在田園風光裡過著富裕幸福的人生，三十九歲那年得了小兒麻痺。他沒有因此陷入憂鬱，仍然無所畏懼， 參加競選，並且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美國總統，以全新的經濟及社會福利政策帶領美國走出經濟大蕭條。他被迫參加二次世界大戰，改變美國的外交孤立政策；美國才成為後來大家熟悉的世界領導者。遺憾的是，只差十八天就可以等到希特勒自殺，他突然腦溢血過世，來不及見證二次大戰結束。 這樣一個轟轟烈烈的人物只活了六十三歲，說起來不算長壽。 小羅斯福在一八八二年出生，比邱吉爾年紀小一點；他出生於紐約州海德公園郡的羅氏大宅。他的父親詹姆士．羅斯福James Roosevelt在五十二歲的時候，因為元配過世，娶了第二任妻子才生下他，算是晚年得子。他的母親則是美國一位大亨的女兒；外公很特別，曾經航海至亞洲旅行，並在中國天津開設銀行，外公的亞洲經驗及航海世界觀也改變了少年羅斯福的志向。小羅斯福常說，他的人生如果跟冒險有關，那是因為第一、他家裡有一個小圖書館；第二、他的外公有非常多亞洲銀行以及和中國相關的資料和航海圖。 小羅斯福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等於是含著金湯匙出世，一帆風順。他可以選擇「安逸」「驕傲自滿」──坦白說，他父母親對他的期望並不高，覺得他只要把家裡的資產管理好就夠了，沒什麼人期待他一定要做大人物。 但小羅斯福完全改變美國及二十世紀的歷史。他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連任四次的總統。依照美國憲政慣例，總統可以連任兩次，但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才修憲。所以小羅斯福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連任四次、任期長達十二年又兩個多月的總統。他最後一任沒有做完，才剛當選沒有幾個月，即突然因腦溢血而死亡。 看小羅斯福的照片，可知他從小就是一個很可愛的男孩，上哈佛大學時更是一名大帥哥。不過，我們比較熟悉的羅斯福是已經到了一九三三年他就任美國總統的時候，尤其是一九四四年他快過世前，他的相關影像特別多。最重要的圖片影像都集中於他下令艾森豪將軍於D-Day 登陸諾曼第，或是他對日本宣戰的時候。當時的他已經五十幾歲了，外表看來老了，略微禿頭了。 認識小羅斯福的朋友覺得他最大的特徵是「勇氣」、第二個是「善良」。所以是不是富家子弟一定不知道窮人的艱苦？是不是窮人家出生的就一定會替窮人謀福利？我在很多歷史人物身上看到的往往是相反的例子，甚至找不到邏輯。很多出身貧窮的人想盡辦法要往上爬，於是不擇手段，於是更看不起窮困的人，自私無比；很多富裕的人固然很不知民間疾苦，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小羅斯福。—-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我不喜歡他們的故事被人遺忘。在這個以成功、權位成敗、短視地看歷史的年代，我們甚至比廿世紀的人，更需要他們。但他們走了，我們不能擁有他們的身影及領導，但至少我們還是可以擁有他們的故事。在追逐他們一生的年年歲歲中，我們習得何謂長遠的眼光，瞭解良知及遠見並非注定孤獨，並且依託了我們心中仍然想擁抱的美好價值。於是在這些偉人的傳記敍事中，我們找到了一起看時代的角度，習得自己逆境時如何自處的能力，也提醒身處順風時，你該為社會付出什麼。三位典範人物五十年前或七十年前都已靜靜地躺下。當代無論多麼迷失胡鬧荒誕，世事都已與他們無關。與其說他們需要我們瞭解他們的故事，不如說我們需要他們的故事。在當代那麼多令人失望的政治表演裡，我們內心深處的沮喪，可以在他們的人生故事中，終而找到安慰。—-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一個人能夠放下的東西越多，他就越是富有。——梭羅* 世事從來就是如此，當我們被悲痛壓垮、覺得未來一片漆黑的時候，指引我們命運的天命會在意外之處為我們再度撒播光明，讓我們重回生活的正軌。——揚·波托茨基《薩拉戈薩手稿》

Question 2

小阿七五十年以後龍應台 - Lung Yingtai 在Facebook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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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再讀下去：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舊事不必重提？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花岡事件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台灣人的面對歷史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我不同意。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Question 3

小阿七五十年以後名為變態的神父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突然好奇，這些二二八的謬論哪來的，至侯漢廷以來，又進展到什麼程度，結果搜尋一下．
　
發現比侯漢廷當時還糟糕．
　
變成了理中客當道，開始玩弄一些取巧的謬誤，諸如例外凌駕通則，部分取代整體，移轉責任，去語境的謬誤．
　
令人驚訝的是，他居然擷取《Formosa Calling》這本通篇描述國民黨暴行的書籍，裡的一個段落，將抗爭者分為主和派和鷹派，主和派成為眾矢之的，鷹派覺得主和派是叛徒，要殺你，對於政府來說，你玩兩面手法，拖住政府的「善意」，所以也要殺你，於是原本國民政府不分青紅皂白的殺人，變成鷹派也有一份，推論「敵人就在本能寺」．
　
於是陳建仁的說法「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開始殺人時，大家都躲在日式的房子裡，擔心被抓走！」
　
變成了「當時在殺人的，可不只有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
　
賦予陳建仁的說法「不一樣的感覺」
　
而稱「現在我們以為二二八事件就是因為整編廿一師血腥鎮壓、暴力清鄉而平定的，實際上，國民黨沒有那麼業餘．而在另一方面，國民黨也沒有那麼狠，當年大日本帝國強制把台灣人民直接編成保甲，對內自我監視，對外與反抗者對幹，讓台灣人民自相殘殺．」
　
「二二八事件能迅速恢復秩序的兩大功臣，一個就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台灣人幫忙去策反或勸退頑固的反抗者，一個則是戶政人員趕緊更新戶籍資料，而不是靠什麼強大的武力鎮壓，當年陳儀他們，腦袋還是非常清楚的．」
　
而有趣的是，《Formosa Calling》就是描述國民黨的武力鎮壓情況．
　
「在法庭上，利害關係人的證詞，其可信度往往需要七折八扣．二二八事件當然也不例外，我們就暫時將本省、外省的說法都放一邊，看看外國人怎麼說的．」
　
《Formosa Calling》作者的確是紐西蘭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人員，但顯然這個「把本省外省說法放一邊，看看外國人怎麼說」的說詞，依然被套上有色眼鏡，只擷取有利於黨國的論述，並營造台灣人自己害死自己的印象．　
　
其所引述的「第九章抗暴的最后階段」
　
https://sites.google.com/view/1-formosa-calling/%E7%AC%AC%E4%B9%9D%E7%AB%A0-%E6%8A%97%E6%9A%B4%E7%9A%84%E6%9C%80%E5%90%8E%E9%9A%8E%E6%AE%B5?authuser=0
　
書中開頭即描寫了，「當我們再度重返高雄市區時，發現吉普車上的旗子和我們原先預期的作用大不相同.．我們的車子不斷被那些因為糧食被國民黨軍隊搶走而挨餓的人攔下求情．每當我們停下來時就立刻有一大群人圍上來訴說他們的痛苦遭遇．」
　
「其中一名女孩在講述她的遭遇時幾度努力忍住激動情緒，其他人群也保持一片沉靜．女孩的父親是高雄市一名有頭臉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不贊成武裝反抗．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被國民黨軍隊帶走后無人知其下落．這個女孩向所有可能想到的人打聽，但她的父親仍下落不明．
　
國民黨軍隊洗劫了他們家，擄走了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食物，她的母親因悲傷驚嚇而崩潰．作為獨生女的她只好擔負起找尋父親的責任．但我們又能為此做什麼呢？我只有不得已的告訴她我們實在不可能做得比她已經做出的還多」
　
這段內容不知為何變成理中客口中「廝殺使得雙方都失去了理性，而初期被狠打的軍方，在殺回市區之後，也並沒有對反抗者的『領導人』客氣．」
　
腦補的成分特多，不如說，國民黨軍一開始屠殺就不客氣了，強姦婦女，滋擾百姓也沒在客氣，這時候反而有「可以客氣的餘地」，實在令人莞爾．而一個仕紳毫無道理的被捉住，尚不確定他的身分為何，是否為「領導人」，就直接解讀成平等的廝殺，國民黨軍可以對無辜的仕紳不客氣，這種三歲小孩的詮釋，簡直是把歷史當作玩具．
　
而這開頭的段落跟後續作者的律師朋友顯然是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故事，理中客卻把他們合在一起，把他弄成一個「主和派」的故事．
　
「她的丈夫苦口婆心地勸告暴徒不要用武力，但換來了大家對他的敵意，只得逃亡，暴徒來到他的住處，燒毀了他的房子．當時，這位太太被暴徒打得很慘，她讓我看了滿是瘀青與傷痕的雙腿，並表示她身上也滿滿都是。她處於崩潰的狀態，顯然這當下並不是好時機來告訴她我們在要塞看到的那件事．」
　
這一段是理中客擷取「主和派」律師朋友的妻子，被暴徒打的經歷，他以此推論出鷹派才是元凶，但整段的原文是什麼呢？
　
「在希望我們幫忙的要求當中，有一個是我們那位律師朋友的妻子．我們的那位律師朋友曾經反對暴亂，我的翻譯則在要塞認出他遭到國民黨軍隊毆打．我們於是驅車前往他的辦公室去看他的妻子，聽到的又是一樁令人難過之事．
　
她的丈夫曾經大聲急呼並且勸戒群眾不要鬧事，但是卻引來一片反對而不得不落荒而逃，群眾們甚至包圍他的住宅將之燒毀．他的妻子也遭到群眾毆打．她展示給我看雙腿一片淤青，並且表示身體其他部分也到處是這樣的淤青．
　
她曾經因此而神經崩潰，但是當我們告訴她我們在要塞見到的那個遭國民黨軍隊毆打的人可能是她丈夫夫時，她的反應還很鎮定．她表示，她丈夫的兩個好朋友也幫了不少忙．其中一人已前往要塞．由於我們的備胎仍然下落不明，我乃認為現在是再去那里走一趟商量商量的時候了．」
　
「丈夫遭國民黨軍隊毆打」被省略了，而有趣的是，他的丈夫被認為是首領．
　
「到達那里時，我們立刻和第一天晚上就來拜訪我們的其中一名軍官朋友見了面．他首先詢問我們的來意，當我們表示要尋找這個人的下落時，他的反應是『哦，他是首領．』語調中似乎暗示我們不必對他抱什麼希望．」
　
我們看看這個中立客觀的紐西蘭人的解讀是什麼，
　
「雖然我解釋了他曾經試圖帶領人們不要參加暴亂，但沒有效果．很顯然，任何形式的領導人都是國民黨軍隊清算的首要目標．（在此希望附帶指出，這是我所見國民黨不論任何理由有系統消滅台灣領導人的第一個跡象）．此外我也表示希望找回我們的備胎，但所得的答案是一個人推一個人，最后當然是原地打轉，沒有下文．」
　
「任何形式的領導人都是國民黨軍隊清算的首要目標」
　
「在此希望附帶指出, 這是我所見國民黨不論任何理由有系統消滅台灣領導人的第一個跡象」
　
什麼時候變成了鷹派不想恢復秩序，國民黨軍隊反攻，主和派兩面不是人，國民黨軍迫於無奈只好一起槍擊，或者加以逮捕，甚至鷹派還有可能參與殺害台灣人栽贓主和派的故事？
　
其所根據的，就是他的律師朋友曾經勸群眾不要鬧事，最後被反對，妻子被毆打，腳下一片瘀青．
　
這個律師朋友的真實故事是什麼呢？
　
那就是作者對群眾演說，表示受高雄市長的請求，去致力為這個城市促成停戰，然後他前往人民總部，在那裏見到他的律師朋友，而他似乎是主要負責人．
　
而作者被要求「做為我們代表團的負責人去國民黨的軍事總部要求停火．」
　
「他們於是告訴我，在過去兩次談判嘗試里，有一名男子受傷，一名被打死，所以我們這次談判也不必那麼急」
　
顯示開火之前，反抗方試圖派人談判已經出現犧牲者．　
　
當作者去見國民黨軍方的時候，發現遠處有一挺機關槍和五六支步槍在對著他們，而他表明身分，免除危機，見到軍官的時候，與之交談，突然出現槍響，在場的人趴在地上，雖然，沒有跡象顯示子彈射向那裡，而原作者也沒記載是哪一方開火．
　
在他獨自一人起身開始偵察的時候，又爆發槍響，這一次他確定了是國民黨軍官開火，並且槍擊了一名婦女．
　
一名年輕台灣人上去搭救，和作者一同將婦女攙扶到國民黨軍事總部，但是軍事總部這邊沒有繃帶或夾板可用，他們做了應急處理後，送往對面的「人民總部」，那裏有一位醫生，然後那名婦女最後被送往附近的醫院治療．
　
作者表示因為因為這個事件打斷了談判，雙方也不願意再恢復．
　
最後，國民黨軍隊開始佔據優勢，作者並強調了雙方武力懸殊．
　
「很顯然，國民黨軍隊已經開始有組織進攻這座城市．此刻為止我們所見到抗暴分子擁有的全部武器不過六枝步槍分屬於不到二十名男子．當槍聲逐漸從旅館經過而最后在遠處消失時，不免感到自己相當幸運．」
　
「從旅館里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的中國國旗飄揚在前面所提的軍事總部和人民總部頂上，機關槍手則攫取了戰略據點．不時從街角傳來的零星槍聲使我意識到國民黨軍隊掃蕩肅清的程序已經開始．槍聲越來越近，而我們的權宜之計就是再退回到我們在旅館內的避難所里．」
　
「這位曾經參與緬甸戰役的國民黨軍官駕駛著我的吉普車．在路上我立刻看出台灣人這次反抗注定要失敗．因為街道邊和山頂上到處可見架設的機關槍，有的機關槍口徑還非常大．相對來說完全沒有武裝的台灣人自然一點獲勝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受到要塞里國民黨指揮官禮貌接待．他告訴我們說，因為共產黨煽動的關系，他們被迫攻擊這座城市．但我們這邊卻沒有看到任何和共產黨有關的人或物．隨后他們把軍需官辦公室給我們當臨時臥房，我們的床鋪則是辦公室里的桌子．當時缺少糧食，但幸運的是，由於旅館里一名旅客的先見之明，我們隨身帶了旅館特別為我們買來的面包和奶酪．」
　
「早上時我們看到幾批人犯被繩索綁在脖子上帶進來．其中一名犯人獨自一人站在入口處，他的雙手手腕被鐵線綁在背后，由於綁得太緊鐵線已陷入肉里．他的兩支上臂也同樣被鐵線牢牢捆綁，同時脖子上也綁了一圈繩索．看起來已到了精疲力竭的極限，但是每當他的頭低下時，國民黨士兵就用綁在步槍上的刺刀背打他的嘴巴．」
　
「我的翻譯認為這人是我們的朋友，是人民總部的領導人之一而且非常反對發生毆打事件. 我不認為我們認識這人，但我的翻譯堅持認為我沒有仔細體會該男子過去幾天所經受的悲慘經歷．其中証據之一就是他顯然變得非常削瘦．
　
總而言之，不論這人是誰，眼見一個人遭到這樣對待都是令人震驚的．我們討論是否該出點力，但最后決定如果我們對這名男子展露任何興趣的話，可能只會給這名落在國民黨軍隊手中的男子帶來更多麻煩．」
　
這應該就是那位律師朋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1-formosa-calling/%E7%AC%AC%E5%85%AB%E7%AB%A0-%E9%99%B7%E5%85%A5%E6%9A%B4%E4%BA%82?authuser=0
　
在福爾摩沙的呼喚第九章裡還有許多針對國民黨軍隊的暴行敘述，包括他們到了一個旅館裡面，被其他人歡迎，他發現裡頭全是女性，唯一一些男子是比他們先到的軍人，他們原本不想住下來，但是那些婦女們面露驚愕的表情，釋出求救訊息，這讓他改變主意．
　
「由於我的翻譯也正忙著找出事情真相，我當然就更不知情了．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看到旅館老板娘把一疊紙條塞給這批國民黨士兵為首的一人手里，不久后，這些士兵就離開了．我的翻譯這才告訴我，這些國民黨軍人原來打算今晚帶這些女孩回去睡覺的，但由於我們的到來使他們放棄了這個想法．」
　
「這天下午和晚上，這家旅館的氣氛都非常緊張，每個人都坐到我們的房間里來．她們異口同聲地訴說著國民黨士兵在這家旅館開槍強行進入的情形．她們表示，除了第一位出面和國民黨軍隊他們打招呼的老板被當場射殺外，她們全都認為，是由於我出面和這些國民黨軍人打招呼才（挽）救了一些人性命．談話里不斷夾雜著怨嘆和顫栗．在她們離開我們的房間后，我還可以聽到她們談話直到深夜．」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我離開被帶往要塞的那一天晚上，這棟旅館整個被機關槍掃射了一遍，特別是在樓上部分，子彈貫穿了整個房子，有時候甚至穿越四座牆壁，因此這些子彈顯然是穿甲的機關槍子彈．」
　
「一名國民黨士兵那天早上因為頭部槍傷死亡，國民黨軍隊於是逮捕三名醫生和三名護士．理由是沒有適當救護這名士兵．由於其中一名參與救護的台灣人護士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護士之一，所以我們全體向市長要求平反這件事．在此情況下，另外兩名加拿大籍護士覺得她們不能因此離開這名台灣人護士，於是決定留下來．」
　
「但更嚴重的事實是，每天早上總有屍體躺在街頭．這些屍體都是些重要人物．他們往往是在夜晚在家中被拖出去殺害的．國民黨憲兵曾追索一名台東地區的議員．這名議員在高雄發生暴亂時經由花連和蘇澳去了台北．所以他和高雄的暴亂一點也沒有關聯．但他確實曾經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建立法律和秩序，因此自然也就成了國民黨政權追索的目標．」
　
「在高雄時我們以為我們的處境夠糟了，但比起台北的情況簡直小巫見大巫. 一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女性官員住處即使在門前掛有美國國旗情況下，也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幸好一名駕駛吉普車的西方人路經此處看到這種情況而（挽）救了她．因此之故，這位西方人到現在還只好駕駛他那車身有幾處彈孔連方向盤都被打掉一部分的吉普車．而這就是當時在台北的國民黨軍隊典型作風．
　
在國民黨增援部隊從中國大陸扺達台灣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利用一連串保証安撫反抗分子．然后在國民黨增援部隊扺達后就對民眾展開有系統的屠殺．一卡車一卡車滿載配備有機關槍和步槍的國民黨軍隊從基隆港兼程進駐台北．他們對掃射街道上的民眾還嫌不夠，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商家和住宅開火．
　
在台北和基隆之間的一個村子里，有二十名年輕人的睪丸被閹割，耳朵被切掉，鼻子被挖開，然后才被軍刀刺死．他們的屍體和許多其他人的屍體堆在一起達好幾天之久．在河里看到屍體漂來並不是不尋常之事，一名騎腳踏車的男孩顯然在警察下令時離開的不夠快，國民黨軍隊於是把他的雙手用軍刀砍下，然后再把他刺死．
　
在台北也是一樣，國民黨軍隊的習慣做法是，當他們搜索房屋時，一定把首先出來開門的人當場槍殺．
　
暴亂剛開始時，一群初中學生到萬華車站準備搭火車回家，其中兩名學生先進入車站向站長詢問．國民黨憲兵於是把他們叫過來並且不準他們離開車站．其他等在外面的學生不知里面發生了什麼事，也紛紛進入車站了解．這下子車站里的四五名憲兵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就對這些初中生開槍，最后打死約二十人．
　
國民黨軍隊繼續續多天追索他們名單上的要犯，持續幾個月的時間不斷有人失蹤．更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
　
「事實上，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已經得到良好的生活水平，而且法律嚴格的范圍以內，台灣人也可以安全的生活．因此他們想象著，隨著大陸同胞的到來，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一定會進一步改善．因此之故，當大陸人前來接收台灣時，的確受到台灣人揮舞著中國國旗興高采烈地歡迎．然而，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
　
前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軍人在迅速建立起簡陋的營舍后，立刻開始有系統的搶劫和強奸．舉例來說，在北投，街道上的女孩子往往被施以麻醉劑后帶往軍營讓軍人發泄，然后再用船送往大陸．其中一名比較聰明的女孩在騙取俘虜她的人的信任后，利用間隙翻牆逃到父親那兒，她的父親向警察求救．然而警察現在已經是大陸人擔任了．這些警察對憲兵十分懼怕，因此當然對這件事置之不理．」
　　
「當然了，所有武器也都必須交出．雖然可能的確有一些步槍被台灣人交出來，但如果我在高雄國民黨軍事總部親眼所見是一標準的話，那麼，這些被台灣人交出來的武器大部分是刀，劍，和長矛．事實上，台灣人對自己沒有武器感到懊悔．而我所見到唯一一些台灣人擁有的步槍，只是一輛在街道上急駛的卡車里的一群年輕人所擁有的五六枝步槍罷了．
　
據我所知，這些步槍是在暴亂剛開始時國民黨士兵遭到襲擊時丟掉手上的武器逃跑時被台灣人揀來的．但陳儀從大陸召來的增援部隊火力可不一樣了，加上花言巧語和陰謀詭計，那些拿著木棍長矛的台灣人當然不是配備著步槍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的對手，更別說國民黨軍隊還有機關槍和手榴彈呢．
　
在這場事變里台灣人的死亡人數一定非常多，然而這也証明了台灣人是勇敢的，在被迫走投無路情況下不惜決一死戰．」　
　
我們不知道這一部直指國民黨軍隊暴行的《Formosa Calling》，最後怎麼變成人工的「敵人就在本能寺」，只能說這種超譯的方式正在誤導其他人，開啟平行世界．
　
在這個平行世界裡面，暴民的鷹派堅持要做亂，主和派變成替罪羔羊，國民政府軍策略運用得當，透過詳實的戶籍資料實行連坐法，加上有「不同想法」跟政府站在一起的台灣人幫忙去策反或勸退頑固的反抗者，國民政府是迫不得已，無法施行仁政，會令反抗份子囂張，一切都是為了恢復秩序，維持社會穩定．
　
這樣的說法，跟如今的中國共產黨「維穩」說有何不同？
　
沒什麼不同．
　
前因後果顛倒，先是實行「暴政」使台人反抗，而國民黨軍隊憑藉優勢兵力實行鎮壓，再逼迫人民互相監視，或者協助對付反抗份子，因為他們知道反抗者成功無望，他們害怕被報復，為了生存只能服從．
　
而這些樣態，被後來黨國高級知識份子們，解讀成台人自己害死自己，台人只想要暴動，不想要和平，暴民害主張和平的人被連累．
　
事實是，不管是暴民還是主和者，都是被下手的對象，沒有這些黨國軍隊的入侵、掠奪，台人根本不用算計對方，分什麼鷹派、主和派，他們割下年輕人的睪丸、對路過的男孩因為沒聽令趕快離開所以砍下他的臂膀，乃至於抓路邊的女孩施打麻醉劑帶往軍中強姦，送到中國，這根本就不是什麼以鷹派、主和派等抗爭者為對象，而是牽涉其他無辜平民，無差別的發洩中國兵虐待的欲望．
　
常識來看，鷹派看到統治者的作為，會無條件相信政府軍會履行承諾，主和者會天真的認為，放棄武力，政府軍就會放過他們？
　
在《Formosa Calling》裡的主和派都被殘酷的酷刑折磨，導致作者連自己的朋友也認不出來，這國民政府軍連且勸戒群眾不要鬧事的人都被如此對待，何況其他人呢？
　
與其說，主和派的人因為沒有代表性，使得談好的條件無法買單，被政府認為你拖住他們的「善意」，不如想想，這個蹂躪台灣的外來殖民政權所作所為，信度在哪裏？主和派的人被當作是叛徒，被大家討厭，這說法是真的嗎？這會讓鷹派仇恨他們欲置他們死地，大過於對國民黨政府屠殺的罪刑？鷹派真的有蠢到連屠殺他們的人跟想和談的人的行為都分不清楚嗎？鷹派被處死的有比主和派少嗎？還是主和派擁有較多裙帶關係可以逃過一劫，或用曾經反對暴亂來說服敵人保命呢？文中被作者救助的律師不就是最好的一個例證嗎？作者甚至能爭取他的公平審判，並且準備類似良民證的聲明，依靠關係讓他受到較好的照顧．　
　
至於鷹派會有相應的待遇和脫罪的理由嗎？「鷹派不願意恢復秩序」這種觀點實在奇妙，破壞秩序的始作俑者不就是國民黨軍隊？鷹派恢復秩序不就是等同投降然後被屠殺嗎？如果一名議員只是因為「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建立法律和秩序」與高雄的抗爭沒有一點關聯，就被憲兵一路從花蓮追捕到台北，我們應該想的是，「國民黨的秩序」是不是跟一般正常人認知加以脫節？真正想追求秩序應該是抗爭者，企圖維持秩序的也是那些菁英和議員代表吧？
　
因此，這個吹得天花亂墜的理中客所說的陳儀「捉小放大」，實屬無稽之談，《Formosa Calling》裡記述得很清楚，被當作主和派的律師（原作裡沒有主和派這種名詞），和其他人五花大綁實行拷問，不分鷹派或主和派，是說，如果國民軍採取的方式是「搜索房屋時，一定把首先出來開門的人當場槍殺．」蓄意謀殺的手段，怎麼會去分你是鷹派、主和派？如果對象包含沒聽令趕快離開的男孩（割下他的臂膀），甚至聯合國的女性官員（被襲擊）、旅館老闆一出門就被射殺，甚至姦污婦女不成老闆娘還要塞給他們紙條，初中生只是搭火車就被集體槍殺，這顯示軍紀已經敗壞到一種程度，對於武裝的反抗份子，怎麼可能善待？「一律處以減刑，准予自新，只要不是領導人」簡直是天方夜譚．
　
只有像是蔡孝乾這樣加入國民黨，成為共犯，並且出賣自己人，做出實質貢獻，才有可能被策反成為黨國高官吧？一般犯人只要不是領導人就能准予自新？直接被殺或判的機率比較高吧？
　
「反抗者中間，不願意恢復秩序的人，也是所在多有．我們現在以為陳儀在當時枉殺了許多無辜的台灣人，這句話是不確切的，因為除了少部分被明正典刑殺掉的之外，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是失蹤下落不明．而事實上，比起枉殺的，枉縱的才是絕大部分，這是因為當時官方是為了穩定局勢，選擇了抓大放小的政治操作，只要你不是領導人，那就一律減等處刑或准予自新，表面上好像很合理，但這就給了有心人操作的空間，其中就包括了大家都討厭的主和派反而變成暴動領導人被抓、被殺的狀況．」
　
屠殺是國民黨軍隊、鎮壓是國民黨軍隊、說你有沒有罪，亦是國民黨，逮捕、判刑、無差別殺戮，亦是國民黨軍，這「有心人士」怎麼操弄？就算實行操弄，這有心人士也是國民黨軍隊吧？《Formosa Calling》已經說明了「陳儀從大陸召來的增援部隊火力可不一樣了，加上花言巧語和陰謀詭計，那些拿著木棍長矛的台灣人當然不是配備著步槍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的對手」是誰在操弄實行陰謀詭計？鷹派？明明就是國民黨吧！
　
《Formosa Calling》作者指出：
　
「但更嚴重的事實是，每天早上總有屍體躺在街頭．這些屍體都是些重要人物．他們往往是在夜晚在家中被拖出去殺害的．」
　
造一個假想敵，幫真兇卸責，如果暗指「鷹派」私下暗殺這些「主和派」或者是仕紳，而不只是國民黨軍，這就跟「共產黨在裏頭煽動」的說法無異，只不過，把共產黨換成所謂「鷹派」，成為國民黨軍的替罪羔羊－然而，作者所見到的是，每天早上有重要人物的屍體在街頭，被國民黨軍在夜晚中從家中拖出去加以殺害，根本沒有什麼「鷹派」．然後捏造陳建仁的說法「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開始殺人時，大家都躲在日式的房子裡，擔心被抓走！」暗示人民害怕的是鷹派，是暴徒，就連陳建仁的父親也害怕被他們殺害，這無異是在捏造事實．
　
說這種沒根據的栽贓論述，是會下地獄的．
　
枉縱的跟枉殺的是怎麼比較？罪刑不確定，任意加之，沒經過審判就逮捕定罪，反抗的人該殺？不反抗的不用殺？但是兩種人皆被殺，枉縱是怎麼個縱法？抓不到的人算枉縱？牢房不夠關是不是枉縱？無法管理，所以後續清算，是不是枉縱？後續發生的白色恐怖以二二事件紀錄為依據，這也叫枉縱？言下之意，不就是暗示或明示陳儀放的人比殺的人多？寬大為懷？
　
「枉縱」是怎麼個縱法？是不是先假定了所有人都有罪，所以應該被我抓和拷問？「枉死」又是怎麼個死法？在國民軍隊濫捕濫殺的歷史裡，大多數不都是枉死的嗎？難道我們現在紀念二二八，紀念碑上的死者都是罪有應得？
　
就問一句話好了，以反共之名，加諸的罪，是不是全台人都有可能犯罪？說你有罪就有罪？如同《Formosa Calling》所記載，作者本人為聯合國人員，依舊被軍統監視，並且在他面前展示被殺的人都是共匪，罪有應得的假象，這能相信嗎？作為最大的共匪陳儀，實行抓捕任務和命令，本身又有何效力和正當性可言？
　
照這邏輯，新疆集中營關押的維吾爾人，逃掉的，都是枉縱，被關的老弱婦孺都犯了真實的罪，他們被暗殺處決、虐待致死的人，不列入紀載數字，所以枉死的人很少？
　
失蹤的人比較多＝都被枉縱？反而不是枉殺？這又是什麼邏輯？
　
《Formosa Calling》明確記述「國民黨軍隊繼續續多天追索他們名單上的要犯，持續幾個月的時間不斷有人失蹤．更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
　
香港人１５歲少女陳彥霖失蹤浮屍海面，香港人被失蹤的人無數，實際上是被殺害到連屍體都找不到，可以說失蹤人口比死亡人口多，所以枉縱大於枉死？這些失蹤的人是被枉縱的，被香港人私下暗殺掉的，反而不是港警殺死的？
　
謬論．
　
如果說主和派因為看到有人被割睪丸，便認為會有和平，平民百姓看到少女被強姦，會主動和政府站在一起，我想那真是一個地獄玩笑，台灣人就算內部如何尖銳對立，有不同立場，也不會看到反人類的罪刑視若無睹，或加以認同，認為其他不同立場的人，會比眼前這些阿山兵的作為還要可惡，認為這是政府的釋出的「善意」，這種說法跟你們必須要接收我祖國的善液沒啥不同．
　
有的，只是對恐懼的服從和被逼迫的意識而已．
　
「那些在二二八事件中，明明沒有參與暴動，卻被當作暴動首謀被抓失蹤的，以及那些明明有具體事證，他就是參與了，但卻完全沒有被處理的人．他們是怎麼閃過的？他們是怎麼被贓到的？被贓到，明正典刑就好，又何必私下暗殺？這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明明沒有參與暴動，卻被失蹤，就說明了國民黨軍無差別殺戮；國民黨軍的具體事證，不可信，參與完全沒被處理，只有幾種可能，第一，就是如同《Formosa Calling》聯合國官員作者，以特殊身分擔保，替其說項，第二，就是如同歐陽可亮在二二八的證言，受害者運用各種管道，無論是委託有力人士打電話給陳儀，或者是用黃金贖身，第三，如同前述對國民黨軍提出特殊貢獻，招供，如谷正文說的，很欣賞蔡孝乾的享樂主義，給予優待迅速變節．
　
私下暗殺就是找不到事證，或者與國民黨軍有利害衝突，比如你是某某財主，他覬覦你的地，你的錢，你的妻小，或者是「寧可錯殺一百，不可縱放一人」，別忘了陳儀向支那尋求的軍隊，他們上岸的口號是「陳儀失去台灣，我們要收復台灣！」這樣的「再收復」就足以作為他們屠殺的理由．
　
我們來問問，如果連一個家中懸掛米國國旗的聯合國官員，女性，都會毫無道理被襲擊，火車站的初中生都可以騙入車站中槍殺，說他們是暴民，有參與暴動，國民黨軍欲加之罪，你何患無辭？還有什麼他們不敢做的？他們襲擊女性官員需要講證據嗎？被他們贓到了，說你是暴徒，和ｏｏｘｘ說過話，他沒辦法明正典刑處理，於是就私下暗殺，正因為大部分「明正典刑」都是虛假的，沒有證據，「沒有道理就是道理」，他可明正典刑你，也可以因為害怕被聯合國官員上訴向南京報告，而承諾保釋他人，在人治的社會裡，被栽贓的人，找不出他的證據，就暗殺他，這不才是獨裁者的常識嗎？對於陳儀之於蔣介石而言，算什麼問題？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開始殺人時，大家都躲在日式的房子裡，擔心被抓走！』這個說法，有沒有不一樣的感覺了？」
　
神父還是第一次看過，探討歷史居然是憑感覺，不是外行，即是反智，國民黨軍隊開始殺人，人們躲在日式房子裡，若影射他人見到的國民黨軍隊，兇手另有其人，這無疑是睜眼說瞎話，指鹿為馬，蒙蔽他人的視野，《Formosa Calling》紀載了雙方國民黨軍和反抗軍的印象，反抗軍可以向他承諾保證人質安全，國民黨軍的俘虜則每個都悽慘無比，不成人形，無法進行任何保證．
　
黨國栽贓他人的罪，如今，又有中華民國人將黨國的罪栽贓給台灣人，這就是這篇檢討被害者的論述，荒謬而弔詭的地方，不該懷疑的，你去懷疑，應該懷疑的，你不疑有他，人民手無寸鐵，雙方強弱懸殊，被害的比例也天差地遠，偏偏要從中找出魔鬼的影子，附加在無法說話的屍體上面，老話一句，這種論述會下地獄的，堪稱中華民國版的至道學宮．
　
「為什麼後來大家不敢談論二二八事件？恐怕跟當時的鷹派反抗者，#透過某種方式，大部分都逃過了死劫更有關聯．」

乃至於說，人民不敢談論二二八，不是因為害怕報復，被判以莫須有的罪，以及面臨龐大強暴的恐懼，而是因為反抗者逃過了死劫，堪稱笑話．
　
這就跟中國不能提六四，不是因為中國施壓，扭曲歷史，洗腦人民，沒有言論自由，而是因為王丹逃過了死劫一樣，實在可笑、可悲、可憐．
　
《Formosa Calling》的作者用真正中立的、客觀的，不帶黨國意識形態色彩的人－孩童，來寫下這個改變．
　
「街道上原來都擠滿了玩耍的孩子，台灣各地的孩子也習慣爬上我們的吉普車來玩，我們在各處總是會遇到歡笑的孩童向我們揮手打招呼，說一聲『Ｈｅｌｌｏｏｋ！』這樣的童言童語．」
　
「但是在事變之後，不但街道上很少看到人，而滿臉愁苦的孩子顯然也沒有心情再和我們興高采烈打招呼了．有時候我看見一些婦女和男孩在牛拖的犁后面艱難的耕田，心里不禁在想，他們是不是承擔起父親的工作了？因為他們的父親或丈夫已經為了自己家園重新獲得自由而犧牲了．」　
　
如果說一個聯合國官員，再被黨國的掩飾、阻饒下，依然看見這麼多怵目驚心的事實，我們要問的是，在當時的人們親眼所見的，又是什麼樣血淋淋的景象？以至於惡過於巨大，觸碰了心中最後的一根弦，勒緊它，如同勒緊得自己的喉嚨．
　
我們不免想到作者在書中說的那句名言，　
　
「如果他們繼續對自己說這場暴亂是由共產黨引起的，遲早他們和整個世界都會相信．」
　
現在，有活在台灣的人對著其他台灣人說著更加匪夷所思、包藏極度惡意的言語，企圖去竄改歷史，
　
我希望大家不要輕易相信，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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