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Qi.tw 陳柏惟 台語質詢啟用通譯、傳譯歷史任務,
讓我看到台灣對於各語言尊重仍有一大距離。
"We speak your language."
我在蘋果日報駐美記者期間,採訪過紐約諸多司法新聞。紐約市裡頭超過50個國家的人口,其中不乏 #中國人犯罪需要跑法庭,這些人來自中國各省,他們可能不諳英語,只會講 #福州話、#廣東話 等。這時口譯人員就相當重要。不見得能夠讓嫌犯自由表意或陳述,但至少聽得懂法官在講什麼,並做回應。
再來看到 #瑞士 這個多語並存的國家,國會如何多語交雜?
要使 瑞士 #德 #法 #義 語區的聯邦議院 #國民院 議員,能夠溝通無礙,國會下設三種語言的口譯室,每個口譯室配備3名口譯員。
使用德語佔最多數63.5%、法語22.5%,義語為母語者8.1%,而第四官方語言 #羅曼什語 僅佔0.5%。因為使用者最少數,但透過事先申請,就會提供口譯員。
瑞士議會更將9/26訂為多語日。(Multilingual Day)
雖然瑞士不同語言使用者,可能還因歷史因素、語言使用,仍有互不對盤的現象,但至少在聯邦議會的國民院,他就是個最基本的語言政策。
台灣通過 #國家語言發展法 ,有人笑說:象徵意義大過實質意義,的確。但至少他在要求 #國會殿堂 下設通譯、口譯、傳譯人員,踏出重要的實踐腳步。
台灣自詡尊重的國家,什麼是共通的工具,我想在這個語言平權的時代,#絕對不是華語,#我講臺語客語攏會通。
#傳譯 #通譯 #口譯
瑞士聯邦議會怎麼做,紐約市法庭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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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大家說國語嗎?你講什麼語言誰決定?】
今天原本是台灣語言史上重要的日子,這是史上第一天立法院引進通譯,讓「所有國語」均能在國會殿堂上溝通無礙。然而,立委3Qi.tw 陳柏惟 特別以其母語台灣台語質詢國防部長邱國正,但部長竟拒絕使用通譯,並且自行提出一番「國會應該講國語才好溝通」的論點,但這其實已與《#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以及國會設置通譯的精神背道而馳。
■國語已經不等於華語,自然語言一律平等
還在國語=華語嗎? 這除了是語言歧視與延續殖民暴力外,更已經違法了!根據2019年的《國家語言發展法》第三條:「本法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第四條則規定:「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也就是說呢,華語、台灣台語、台灣客語、台灣各原住民族語*,均平等被列為「國語」。未來當然個語種通行程度不一,但各語言均需被尊重、傳承、教育,就如同瑞士將僅佔0.5%的羅曼什語列為官方語言之一一樣。
■若無外力干涉,原本台灣約3/4人講台灣台語
在1992年,台灣的人口比率為:閩南系台灣人73.3%,客家系台灣人12%,中國移民13%,台灣原住民1.7%(黃宣範,1993)。而在1940年,台灣的人口比率為:閩南系台灣人76.0%,客家系台灣人14.1%,中(華民)國人0.8%,原住民4.3%,日本移民5.3%。若照各族群比率,原本台灣優勢的語言為台灣台語(亦即閩南語,但已和福建閩南語有字彙腔調的不同)。若再以瑞士為例,瑞士64%人口母語是德語,20%法語,6.5%義大利語,雖各語種受平等保障,但德語也在瑞士媒體、文化等領域佔最大優勢,照自然市場法則,要不是外力干涉,這也是原本台灣台語會有的地位。
■日本與中國人強行讓台灣接受外來語言,但中國人手段更殘暴全面
1945中(華民)國軍事佔領台灣,於1946年4月2日設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直接把官方語言從日語改成華語,並推行「說國語活動」,但初期並未嚴格排除台灣各語言使用,但佔領台灣短短5、6年後,1950年代後從教育界開始嚴格禁止「方言」,強性規定使用華語,並查禁原住民文字印刷,爾後講台灣語言者,會在學校、職場受到罰款、懲戒、羞辱、迫害歧視。日本時期也推動日文,但允許雙語教育,也就是學校可以用官方資源教授漢文。直到日本佔領台灣42年後,開始強力推行日語教育,設立「國語講習所」取消漢文課,但對語言的控制,仍未如中國殖民政府徹底。
■台灣語言不死,但正在凋零
儘管日本、中國兩殖民政權前後推行「國語政策」,但台灣母語經過百年迫害,仍保留下來,當然人口越少的原住民語、客語受創越嚴重,台語雖然不死,但卻也逐漸消逝。根據洪惟仁教授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執行的《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2010)的調查結果,都會區家庭中華語對本土語言已經有明顯優勢,例如明顯在台灣台語區的高雄,在家講台語的比率遠低於母語背景比率,更有些區已經是以華語為主。然而,反過來說,即便在70年華語殖民之後,雲、嘉、南、高鄉村區域,仍有許多行政區過半人口在家完全不講華語。
家庭是母語的最後防線,洪惟仁教授就曾寫道:「家庭是語言最後的堡壘,華語是外來語言,居然能夠向下擴張到家庭語言的地盤,不論華語使用率多少,都意味著族語在家庭領域中『失守』了」
有一種最常見論點是說,語言是工具,只要能溝通就好,根本不用保留少數語言。然而,這一來是將外來政權殘酷消滅優勢語言的錯誤正當化,二來破壞了多元文化保存的可能性。更大的謬誤,則是將多語言國家中的溝通,扁平化成「強迫大家只學一種語言,遺忘母語」,而不是建立「不同語言使用者之間也能溝通」的制度(包含大家學會第二、第三語言;即時通譯輔助等制度)。
在「國語平等」後,不代表台灣台語就能取得壓迫其他語言的地位,反而是以各語言為母語者,都能在台灣國內各場合等到尊重。在發展神經學的實證證據中,不少證據指出,雙語(或多語)成年人大腦皮層區域、皮層下灰質和連接之白質束結構比單語者更完整。更早學習多語,對刺激大腦發育,讓兒童養成對多元文化認識與尊重都更有利,這也是瑞士、加拿大等多族群國家朝向的方向。
*註:台語過去稱閩南語,但已和福建閩南語有字彙腔調的不同;同樣的,華語雖以北京話爲基礎,但腔調和字彙亦和實際北京人說話有很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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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的大千世界】♩.♪ 今天是我曾在德國Koblenz上過一週大師班的已故蘇聯鋼琴家 魯道夫·凱勒 (Rudolf Kerer)逝世七週年,分享他在1963年的一部電影裡為飾演列寧的演員演奏的貝多芬奏鳴曲「熱情」!
Rudolf Kerer (10 July 1923 – 29 October 2013) was a much-recorded Soviet and Russian classical pianist.
▪️童年與少年時代
鋼琴家Rudolf Kehrer於1923年七月十日出生於喬治亞首府提比里斯的德裔家庭,其先祖在1816/7年間移民自德國的符騰堡,是當時許多移民至烏克蘭以及高加索地區國家(包括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的德國家庭之一。
Rudolf Kehrer成長在提比里斯的德裔社區,附近有一間基督教教堂、德語學校,以及一間固定有德國籍醫生值班的醫院。當地的德裔家庭維持著德國的文化傳統,其中也包括了活躍的音樂會活動。
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奧德薩、基輔等地之外,當時在蘇聯各地頻繁舉行演奏會的眾音樂家也經常到提比里斯演奏。正如同著名的音樂家包括歐伊斯特拉赫、柯剛(Leonid Kogan)、李希特皆來自烏克蘭,巴許基洛夫(註一)、伏拉申科(註二)以及薇莎拉茲(註三)都是出生於喬治亞的提比里斯。提比里斯確實是當時蘇聯的音樂重鎮之一。
(註一:Dmitri Bashkirov 1931-,俄國鋼琴家,任教於莫斯科音樂學院以及馬德里蘇菲亞皇后音樂學院,學生包括Arcadi Volodos、Dmitri Alexeev、Nikolai Demidenko、Eldar Nebolsin以及鄧泰山。)
(註二:Lev Vlassenko 1928-1996,1958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首屆的銀牌,學生包括普雷特涅夫)
(註三:Eliso Virsaladze 1942-,喬治亞鋼琴家,1962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第三名,李希特非常讚賞她的才氣跟舒曼鋼琴作品詮釋,也多次來台演出)
Rudolf Kehrer父親Richard為鋼琴製造師及調音師,繼承了祖父Hermann的小工作坊。在這樣的社經背景中,Rudolf Kehrer與他的弟弟一起成長。家族的其他遠親也都住在提比里斯。
▫️跨出第一步
在父親的鋼琴事業耳濡目染下,Rudolf Kehrer在六歲便開始接受專門的鋼琴教育。Kehrer的第一位老師是德國女鋼琴家Erna Krause,在德國習樂而後來到提比里斯開設私立學校。儘管Kehrer日後回憶起Krause鋼琴班上的六年,認為學習成果相對而言沒有第二位老師Anna Tulaschwili的課程來得豐碩,但兩位老師都幫他打下了紮實的技巧基礎。
父親在各音樂廳以及演奏會的鋼琴調音工作也讓Rudolf Kehrer在很小的時候有機會認識到頂尖鋼琴家們的演出曲目。
十一歲時,Rudolf Kehrer被選為潛力新秀青年演奏家的一員,獲得了蘇聯文化部的支持,得到機會可以進一步深造鋼琴演奏。Rudolf Kehrer一直到十八歲都受教於Anna Tulaschwili的指導。
Rudolf Kehrer在十二歲時就能夠彈奏蕭邦的練習曲集;在著名鋼琴家Egon Petri(註四)某次來訪提比里斯的音樂會中,Rudolf Kehrer有機會在他面前演奏蕭邦的C小調練習曲《革命》,兩年後Rudolf Kehrer則可以彈奏幾乎全部的蕭邦練習曲。
(註四:Egon Petri,1881-1962,受教於布梭尼,其門下學生包括Earl Wild和John Ogdon)
▪️政治迫害和家庭拆散的年代
德裔喬治亞人長久以來安居在提比里斯的德語區,到了1930年代他們被迫愈來愈屈服於史達林政權對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壓迫。
早在1934年,所有居住於蘇聯地區的德裔居民都必須被造冊登記,而蘇聯政府稍後幾年便利用這些名單逮捕德裔居民並且驅逐其出境。
所謂的「俄羅斯化政策」指的是關閉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文化設施,而俄文則是唯一的法定官方語言。
Rudolf Kehrer也因此只能在德語學校上到四年級結束,最後在另一間俄語學校拿到畢業證書。
隨著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的基本人權不斷地遭到限縮,位於阿爾泰山脈區的蘇聯德語區主管機關也於1938年十一月遭到強制解散,烏克蘭則在1939年的三月底關閉所有的德語區主管機關。
1937/8年蘇聯政府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德裔、猶太裔、甚至是俄裔的知識份子都牽連於其中。Rudolf Kehrer的兩個叔叔在1938年遭到逮捕,他們之後便下落不明,唯一的可能就是遭到處決。Rudolf的父親則在1939年被指控擔任德國間諜而遭到逮捕,1943年過世在拘留所裡。母親只收到一張短短的通知信告知其夫已死,信上沒有任何關於死亡地點與原因的訊息。
隨著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與俄國的全面戰爭開始,德裔居民在蘇聯的生活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光在1941年的七月到十月就有大約十萬名德裔居民被強制遣送到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德語區在1941年八月也全面被蘇聯陸軍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簡寫為NKVD,也是日後KGB系統的前身)的特種部隊佔領,與國內其他區域的聯絡也被截斷。
1941年八月二十八日,來自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命令生效,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皆被指控涉嫌與德國通敵且密謀策反,並被大規模地遣送至蘇聯的中亞地區。
光是九月初,就有大約有四十萬名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八萬名左右來自蘇聯其他鄰近歐洲區域,以及約兩萬五千名來自喬治亞與亞塞拜然的德裔人口,被強迫遷徙到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在1942年到1944年之間則又有約五萬名德裔居民從列寧格勒及境內其他殘存的德語區被強迫遷出。
1941年的十月十八日,Rudolf Kehrer和母親、弟弟,以及兩位阿姨一併遭到遣送出境。他們被送上了卡車以及載運牲畜的貨運列車一路被送到了裏海旁的巴庫市(位於亞塞拜然),接著在顛簸動盪中渡過了裏海,繼續被遣送到哈薩克。最後在抵達塔什干(今日的烏茲別克首都)前的七十公里左右,遣送他們的火車停在一片荒漠的正中間。負責遣送的蘇聯士兵讓所有人在荒野中下車,而這些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最終被運送牲畜的卡車分載到不同的當地村落。
▫️軍隊的監視
在嚴刑的威脅下,這些德裔居民只有得到當地指揮官的允許才能夠離開被分派遷居的中亞村落。這樣的執法嚴格地控制了當地居民的行動。
直到1956年,對於被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才得以解除。只是這並不意謂德裔居民得以遷回到他們被蘇聯政府移居前的居住地區,他們一直等到80年代才得以回到家鄉。
Kehrer一家人先抵達哈薩克南部的村落Slawjanka,1946年後他們住在名為PachtaAral(字面上的意思是「棉花鋪成的海」)的集體國營農業公社。
當地的居住環境以及生活資源都非常惡劣:住的地方四壁都是乾土牆,沒有窗戶,屋頂是芒草鋪的,地板也僅是夯實的乾泥土;前幾個月配給的主食是玉米,偶爾有一隻陸龜(譯註:原文真的是這樣)。
嚴酷的氣候條件也讓居民吃了很多苦:當地冬天酷寒,而夏天沙漠地區的氣溫則可以來到四十度。
這些德裔居民被迫去做各種不同的勞力工作;Rudolf Kehrer得辛苦地負責照顧好幾片棉花田。
▪️勞工隊的生活
從1941年開始,當地所有能工作的男性都被徵召進勞工隊(Labor Army),1942年開始徵召的對象加入了沒有子女的女性,再晚一點則進一步增加了沒有嬰幼兒的母親們。最後算起來被徵召入勞工隊的德裔人數高達十萬人。
勞工隊負責的工作包括了建造工廠、鐵路、鋪路、以及開鑿運河。極端的工作量和惡劣的伙食條件使得許多人死於營養不良,有些人則是因為在小地方違反了規定便遭到毫不留情地射殺。
Rudolf Kehrer本來也會被徵召進入勞工隊。起初Kehrer因為生了重病而免於入伍,之後他在最後一次動員中受到徵召。正當Kehrer已經坐在準備出發的列車上時,一個舊識在月台上看到了他,讓他下車。舊識並且利用在警察單位服務的職務之便讓Kehrer不會再受到徵召。
▫️沒有鋼琴的十三年
儘管Rudolf Kehrer並沒有受過完整的教師訓練,他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開始在小學校教數學,而他的教學成功也讓他最後得以獲准接受函授教育。
在高分通過教師考試之後,Rudolf Kehrer取得了正式的教師證書。Kehrer選擇走入教育事業,卻是因為他很早就放棄了成為職業演奏家的希望。
在這段日子裡Kehrer既不能聽音樂也不能演奏。德裔的蘇聯人民持有收音機是違法的,Kehrer為了能夠記得他最心愛的鋼琴演奏,便在一塊板子上畫上了鋼琴的琴鍵,就著那塊板子舞動手指,讓音樂在腦海中響起。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整整十三年。
▪️新的開始
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在1956年得以部分地解除。這時終於出現了一道曙光,前往大城市得到進一步的教育或是新的生涯規劃變得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Rudolf Kehrer這時已經三十一歲了。在家庭會議中,Kehrer向家人表示他打算重新接受演奏家的養成教育,只是這個理想自然被認為只是一廂情願,甚至被懷疑根本不可能實現。
Rudolf Kehrer於是報名了塔什干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順利地通過了考試,馬上從三年級開始上課(五年制)。
在重做學生的這幾年Rudolf Kehrer非常努力,有一陣子甚至是一天花上七到八個小時學習。這些努力帶給他非常傑出的成果:畢業考一結束Kehrer便馬上獲得了該學院的教職。
▫️決定性的大突破
要不是參與了1961年的戰後第二屆全蘇聯音樂大賽(註五),Rudolf Kehrer一定會一輩子都一直待在在塔什干的音樂學院教琴。1945年的戰後第一屆全蘇聯音樂大賽的鋼琴首獎正是李希特和Victor Merzhanov。
(註五:全蘇聯鋼琴大賽舉辦年度以及各次相隔年份實在不可考,可以得知的大概是吉利爾斯為1933年第一屆的鋼琴首獎、Yakov Flier為1935年度的首獎得主)
儘管超過參賽者的年齡限制,Rudolf Kehrer仍然被破例允許參加比賽。這一次的成功再次超乎預期:Kehrer獲得了評審團前所未見的五十分的滿分,抱走了大賽首獎。大賽的評審在參考意見中是這樣寫的:「Rudolf Kehrer絕對是蘇聯音樂界的奇蹟,他擁有非常獨特、個人化且圓熟的天賦,他的演奏也具備了鋼琴演奏所能企求的最完美音色特質。」
Rudolf Kehrer馬上獲得了當時蘇聯境內最聲名顯赫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教職,他同時也成為了莫斯科愛樂固定合作的獨奏鋼琴家。
▪️僅限於鐵幕內的活動
不同於李希特與吉利爾斯等演奏家,Rudolf Kehrer儘管經歷了這些成功卻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踏上西方國家演出。Kehrer的活動被限制在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國家。儘管巴黎那邊公布了他的演奏會訊息、美國也發出了無數的邀請函,Rudolf Kehrer卻一直無法得到出國許可,也沒能得知蘇聯當局任何的拒絕理由。其實Kehrer的出國文件一再被擋下的真正原因來自於他父親與兩位叔叔死於史達林政權的冤獄,這讓蘇聯當局擔心Kehrer一旦到了西方國家就不會再回來。也因此Rudolf Kehrer的名聲只流傳於東德小小的圈子裡,這些人認識Kehrer要不是因為在音樂會或是廣播中聽過他的演奏,就是聽過他為蘇聯國營唱片公司Melodiya眾多錄音中的其中一張唱片。
▫️終於到達西方國家
在八零年代的末期Rudolf Kehrer第一次得到允許前往西方國家旅行。在1990年──也是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執教的二十九年後──Kehrer受聘為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他在這裡一直教到了1998年。
Rudolf Kehrer最後定居在瑞士蘇黎世,他在那裡待到2013年至他在柏林過世,他下葬在柏林弗里德諾的一個所謂的藝術家墓園區。
Rudolf Kehrer教授一生獲獎無數,他同時也是眾多鋼琴大賽的評審團之一,並且舉辦了許多鋼琴大師班,也有愈來愈多他的學生在國際著名的鋼琴比賽中展露頭角。
Rudolf Kehrer在幾近八十歲高齡的今日才被西方世界所認識並獲得肯定,實在是太遲了。史達林的恐怖政治扼殺了一個本來可以向世界開展的偉大藝術生涯,讓人唏噓不已。
(內文文字引用自:http://mainlyclassicalmusic.blogspot.com/2015/03/rudolf-kehrer.html?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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