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知識,看奧運印度選手想想種姓。🇮🇳
轉錄PTT八卦版 作者demitri
看你對種姓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照瓦爾那
(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四分法)
他爸爸是Kapu種姓 歷史上農工階級
媽媽是Kamma種姓 歷史上農人階級
因為繼承父親種姓 所以她算是Kapu
絕對不是婆羅門 剎帝利之類的天龍人
而是偏平民的那種
但是 照比較現代的法律上的分類
是把種姓用“族群資源多寡' 來做區隔
分成foward caste(優勢種姓/普通種姓)
跟backward caste(弱勢種姓)
這區分跟瓦爾那沒絕對關係 是單看這族群現代混得好不好
因此瓦爾納比較高的 有可能也淪落為弱勢種姓
foward caste就是平均社經地位有優勢的
backward caste則是傳統上受打壓 社經地位相對低的
後者包含一些賤民之類的
backward caste在法律上有些優惠 公務員有保障名額等等
辛度的父母的種姓 都屬於foward caste
也就是在泰盧固族裡面 發展較好 資源較多的族群
辛度父母是少見的跨種姓婚姻
代表他們不是很傳統的人
要說辛度最大的成長優勢
應該是他爸媽都是排球選手吧
他爸以前還打進奧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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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地位分類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香港還有「體制內抗爭」嗎?其實之前根本沒這件事】
有人問我,香港人爭取民主自治,在體制內已經沒有空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或者,運動本來就不理體制?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其實與中國改革、「與西方交好」的國家戰略緊密綑綁。因為港英時期的政治改革,香港逐漸有越多越多民選議員,包括地區上的區議員、全港事務的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對達致普選也有含糊承諾。
這個空間,吸收了很多不滿聲音進入體制,中方在回歸初期也大致沒有動這套制度,而是用國家機器資源培植選舉親兵,與民主派的選舉力量一直抗衡著。香港的政治抗爭,慢慢變成由專業從政者於議會發聲,佐以群眾必要時出來遊行示威表達壓力、表達民意,跟政權周旋。不管是有事想爭取,或者反對某些政策施行。
然而歸根究柢,香港有選舉有自由,甚至有自治成份,都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這個默契在2010年代開始打破,香港因為「國際關係」而誕生的政治經濟體系,就馬上改變,說明以議會、選舉為中心的反對運動,其實一點也不穩固。之前能夠存在,並不是路線管用,而是受益於中美媾和,雙方都需要香港的時代紅利。一旦上層秩序改變,各種問題就在香港憑空出現。法庭開始用政治色彩極濃的《暴動罪》重判抗爭者、有人開始被禁參選、有議員開始被取消資格。這是 2003 年至 2019 年香港政治的超簡略版本。
民主政團提前沉淪
弔詭的是,香港還未得到民主,很多民主政團已經有能力急不及待擴充營業,轉營為選舉機器。因為選舉帶來的資助,令政黨開支散葉。高級的政黨,就可以建立較有規模的選舉機器。選舉機器的存在,自然是為了確保下一屆繼續選到,甚至拿到更多席位,各國都是這樣。也有很多議員在家大業大之後,想的早已不是冒險犯難推進局面,而是進入議會薪津所帶來的中產生活,打算著如何在均勢(equilibrium)下繼續維持均勢,未創業就進入守成階段。
在議會機制確立穩定之後,民主運動和大眾啟蒙的事業反而慢慢陷入低潮。自2003年大遊行之後,幾乎就沒有大事,到 2010年前後才重新解凍。而當新解凍之後,就馬上有了內部矛盾。在示威現場,以及不同政治議題,業餘示威者和政治素人總希望加速,但由議席構成的泛民則多數想維持衝突「可控」;前者想盡力向前走,後者覺得打長期戰才有可能成功,這次不成功也沒所謂。這只是那個時空的「議員產業鏈」其實還大體健在,被排擠的只是年輕人,所以中老年人政圈並不在乎,並不感知。
「無大台」思想的誕生
這些互相排擠和世代鬥爭的黑暗戲碼,台灣人在聽香港人講政治時,經過漂白,多數不會聽到。2014 年雨傘運動就充滿了以佔領區域來分類的「旺角民主派」和「金鐘民主派」的鬥爭,平民與菁英,小眾與大眾,分庭抗禮。「無大台」的思想就是在 2014 年的旺角誕生。
自2014以後,香港的政治運動已經由素人主導,沒有太多大動作是由議會策動的。曾經在議搞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慢慢因為政府收緊空間(並獲保守泛民議員投票支持),作用也越來越小。2014年佔領運動、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2019年的反送中,主要由市民自發,用網絡做動員聯絡。這些事實證明了香港爭取民主「重回正軌」,政治的事既然是眾人之事,就需要大眾一齊參與。西裝革履的政治菁英在議會裡沒錯可以辯論,但體制上立法會議員權力很小,香港是「行政主導」,當政府不講道理章程的時候,議員就沒用,議會戰線就沒用。或者當我們面對的決定是北京人大開出,不管是香港的議會、法庭都沒有法力去抗衡,好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圈,一念就緊。
「體制內抗爭」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
「體制內抗爭」其實是以前某些泛民為了維護自己社經政治地位,拋出來愚弄選民的。體制路線民主運動,因為立法會的權力限制而先天困難重重,還未計人大決議擁有香港事務的絕對法定效力,不容挑戰,再不說議會路線的基礎,完全是依靠大國之間的默契,十分脆弱。從回歸到現在,中間的「運動真空」,其實是償還以前民主運動被議會吸納的風流債。
我們都幻想過,即使如此,選一些人入去議會,應該可以做點甚麼,但結果無一不是事後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循體制路線去爭取,前提就是體制要穩定,否則你投入去的資源,就會如泥牛入海。選舉就是一個例子,當你動員了很多錢很多人力去選,選民也投給你,但整個議席可以因為長官一念意志而取消,那是不是一個路線?是,但那是一個年年輸錢的路線。
現在選舉制度完全改制,但民選議員的體制影響力將會減到最低。可能還會有人去選,但連以前的消極功能都不會有,最多是以「民主派」的身分在裡面當個花瓶,令議會顯得沒那麼獨裁。體制路線、議會路線,至此絕了,但其實一種不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絕或不絕的,它本來無一物。
香港泛民派的體制路線幻象破滅
上一代泛民被中國打壓,有人說,其實泛民對中國都很有功,為甚麼今日連留點情都沒有。例如民主派老兵梁耀忠,他在2016年議會的議長選舉時,本來因為「議員資歷深」而按規則可以主持,但他竟然自己放棄主持會議,然後北京就成功選出一個親北京議長。而例如在西方和香港中老年一代充滿光環的李柱銘,曾幾何時都為中國做說客,遊說美國維持中國「正常貿易地位」、遊說大家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談到這些歷史,有人會義憤填膺認為他們賣港,泛民賣港。
我不認為他們正在受獄,就要人死為大,就不能談論他們的政治得失。我不會說他們是為中共維穩,他們也想維穩,但他們是為自己,為自己熟悉和成長的那個香港——但整件事最悲劇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想維護的東西,在歷史中某個時段剛好又是中國想要的。例如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對中國的用處,大過對你和我,這大家都明白。其他例如法治、選舉、法律、民族身分等也是。到時間段轉變了,中港兩邊追求的東西就不再一樣,但這封分手信,香港人沒有接到,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很遲才自己領會到,中國自己改變了,然後香港人發現以前自己受中國指令或請求守護、保留和相信的東西,一夕之間被定性為敵人。
他們跟新一代為理念和策略吵過很多,傷了和氣,但究柢只是因為想維護這些幻象,一種中美政治所釋出的「香港有體制」、「有險可守」的幻象,十分不值得,他們當然是受害者,但更是自己的意底牢結的受害者。他們被自己欺騙了。
所以香港其實一向沒有體制路線,或者說到現在才被迫承認,原來此路不通。然而此路不通,同樣標誌路線探索的重生。
民主運動的未來,在於有多少人能夠不依體制,也能立法事。香港民主運動是在 2014年reboot的,reboot後抗爭形式、廣度、深度、影響力都層層升級,所以引致北京動大手術。以前的冰封期沒有這種事,因為根本沒有具威脅性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民主派,始終壓得住場。民主陣營沒人敢挑戰腐老的高層,對北京來說,香港主流群眾,不能靠形象不佳的建制派去圈養,所以就只能靠司徒華、李柱銘這些形象好的人。只要泛民菁英能夠對香港人一錘定音,中國的對港政策應該就有領路人,香港人會較易接受,但因為任務太大,這首先毀掉了作為龍頭的民主黨的權威。
2010年政改爭議,民主黨決定與北京密談並決定那次不民主政改,受很多人批評,民主陣營裡面的人都在批判,後來出現一些分裂。這些傳統大黨本來應該是中國的策略性同盟,但使用和操作過程導致泛民權威進一步流失。之後新一代、新運動、新論述崛起,泛民菁英對中國管治香港的作用越來越少,中國就馬上不再尊重他們,並視他們為外國勢力代理人一網打盡。
真實的香港民主運動
至於未來應該如何,未來其實已經決定了。當假戰線消失、中美全球化圖景蒸發,香港民主運動就進入正常。這正常裡面當然充滿了危險、血汗、生與死,但這畢竟是爭取任何事都需要的。我們沒有為流血流汗爭取之前享受的自由和局部選舉,現在承受沒有自由和選舉,正是天道好還,也是歷史的公平運作。一切重新開始,人們儲蓄實力、修心養性、與敵同行、廣結善緣、浪蕩天涯、枕戈待旦……跟其他人一樣,沒有分別。
歷史優待我們,令我們上一輩不用面對,不用學習,我們現在就要補課。這件事要怎樣走下去,我不敢妄加指點,但香港的民主運動,終於走出了瓶頸。我們好像Matrix裡面的Neo,走出了虛擬世界,之後看見的真實世界,卻是頹敗的曠野,但在那裡建立出來的東西都會是真實的、有用的。香港人遲了出發,但終究是出了發,最終還是會走上其他族群走過的路。
社經地位分類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香港還有「體制內抗爭」嗎?其實之前根本沒這件事】
有人問我,香港人爭取民主自治,在體制內已經沒有空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或者,運動本來就不理體制?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其實與中國改革、「與西方交好」的國家戰略緊密綑綁。因為港英時期的政治改革,香港逐漸有越多越多民選議員,包括地區上的區議員、全港事務的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對達致普選也有含糊承諾。
這個空間,吸收了很多不滿聲音進入體制,中方在回歸初期也大致沒有動這套制度,而是用國家機器資源培植選舉親兵,與民主派的選舉力量一直抗衡著。香港的政治抗爭,慢慢變成由專業從政者於議會發聲,佐以群眾必要時出來遊行示威表達壓力、表達民意,跟政權周旋。不管是有事想爭取,或者反對某些政策施行。
然而歸根究柢,香港有選舉有自由,甚至有自治成份,都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這個默契在2010年代開始打破,香港因為「國際關係」而誕生的政治經濟體系,就馬上改變,說明以議會、選舉為中心的反對運動,其實一點也不穩固。之前能夠存在,並不是路線管用,而是受益於中美媾和,雙方都需要香港的時代紅利。一旦上層秩序改變,各種問題就在香港憑空出現。法庭開始用政治色彩極濃的《暴動罪》重判抗爭者、有人開始被禁參選、有議員開始被取消資格。這是 2003 年至 2019 年香港政治的超簡略版本。
民主政團提前沉淪
弔詭的是,香港還未得到民主,很多民主政團已經有能力急不及待擴充營業,轉營為選舉機器。因為選舉帶來的資助,令政黨開支散葉。高級的政黨,就可以建立較有規模的選舉機器。選舉機器的存在,自然是為了確保下一屆繼續選到,甚至拿到更多席位,各國都是這樣。也有很多議員在家大業大之後,想的早已不是冒險犯難推進局面,而是進入議會薪津所帶來的中產生活,打算著如何在均勢(equilibrium)下繼續維持均勢,未創業就進入守成階段。
在議會機制確立穩定之後,民主運動和大眾啟蒙的事業反而慢慢陷入低潮。自2003年大遊行之後,幾乎就沒有大事,到 2010年前後才重新解凍。而當新解凍之後,就馬上有了內部矛盾。在示威現場,以及不同政治議題,業餘示威者和政治素人總希望加速,但由議席構成的泛民則多數想維持衝突「可控」;前者想盡力向前走,後者覺得打長期戰才有可能成功,這次不成功也沒所謂。這只是那個時空的「議員產業鏈」其實還大體健在,被排擠的只是年輕人,所以中老年人政圈並不在乎,並不感知。
「無大台」思想的誕生
這些互相排擠和世代鬥爭的黑暗戲碼,台灣人在聽香港人講政治時,經過漂白,多數不會聽到。2014 年雨傘運動就充滿了以佔領區域來分類的「旺角民主派」和「金鐘民主派」的鬥爭,平民與菁英,小眾與大眾,分庭抗禮。「無大台」的思想就是在 2014 年的旺角誕生。
自2014以後,香港的政治運動已經由素人主導,沒有太多大動作是由議會策動的。曾經在議搞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慢慢因為政府收緊空間(並獲保守泛民議員投票支持),作用也越來越小。2014年佔領運動、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2019年的反送中,主要由市民自發,用網絡做動員聯絡。這些事實證明了香港爭取民主「重回正軌」,政治的事既然是眾人之事,就需要大眾一齊參與。西裝革履的政治菁英在議會裡沒錯可以辯論,但體制上立法會議員權力很小,香港是「行政主導」,當政府不講道理章程的時候,議員就沒用,議會戰線就沒用。或者當我們面對的決定是北京人大開出,不管是香港的議會、法庭都沒有法力去抗衡,好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圈,一念就緊。
「體制內抗爭」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
「體制內抗爭」其實是以前某些泛民為了維護自己社經政治地位,拋出來愚弄選民的。體制路線民主運動,因為立法會的權力限制而先天困難重重,還未計人大決議擁有香港事務的絕對法定效力,不容挑戰,再不說議會路線的基礎,完全是依靠大國之間的默契,十分脆弱。從回歸到現在,中間的「運動真空」,其實是償還以前民主運動被議會吸納的風流債。
我們都幻想過,即使如此,選一些人入去議會,應該可以做點甚麼,但結果無一不是事後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循體制路線去爭取,前提就是體制要穩定,否則你投入去的資源,就會如泥牛入海。選舉就是一個例子,當你動員了很多錢很多人力去選,選民也投給你,但整個議席可以因為長官一念意志而取消,那是不是一個路線?是,但那是一個年年輸錢的路線。
現在選舉制度完全改制,但民選議員的體制影響力將會減到最低。可能還會有人去選,但連以前的消極功能都不會有,最多是以「民主派」的身分在裡面當個花瓶,令議會顯得沒那麼獨裁。體制路線、議會路線,至此絕了,但其實一種不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絕或不絕的,它本來無一物。
香港泛民派的體制路線幻象破滅
上一代泛民被中國打壓,有人說,其實泛民對中國都很有功,為甚麼今日連留點情都沒有。例如民主派老兵梁耀忠,他在2016年議會的議長選舉時,本來因為「議員資歷深」而按規則可以主持,但他竟然自己放棄主持會議,然後北京就成功選出一個親北京議長。而例如在西方和香港中老年一代充滿光環的李柱銘,曾幾何時都為中國做說客,遊說美國維持中國「正常貿易地位」、遊說大家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談到這些歷史,有人會義憤填膺認為他們賣港,泛民賣港。
我不認為他們正在受獄,就要人死為大,就不能談論他們的政治得失。我不會說他們是為中共維穩,他們也想維穩,但他們是為自己,為自己熟悉和成長的那個香港——但整件事最悲劇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想維護的東西,在歷史中某個時段剛好又是中國想要的。例如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對中國的用處,大過對你和我,這大家都明白。其他例如法治、選舉、法律、民族身分等也是。到時間段轉變了,中港兩邊追求的東西就不再一樣,但這封分手信,香港人沒有接到,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很遲才自己領會到,中國自己改變了,然後香港人發現以前自己受中國指令或請求守護、保留和相信的東西,一夕之間被定性為敵人。
他們跟新一代為理念和策略吵過很多,傷了和氣,但究柢只是因為想維護這些幻象,一種中美政治所釋出的「香港有體制」、「有險可守」的幻象,十分不值得,他們當然是受害者,但更是自己的意底牢結的受害者。他們被自己欺騙了。
所以香港其實一向沒有體制路線,或者說到現在才被迫承認,原來此路不通。然而此路不通,同樣標誌路線探索的重生。
民主運動的未來,在於有多少人能夠不依體制,也能立法事。香港民主運動是在 2014年reboot的,reboot後抗爭形式、廣度、深度、影響力都層層升級,所以引致北京動大手術。以前的冰封期沒有這種事,因為根本沒有具威脅性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民主派,始終壓得住場。民主陣營沒人敢挑戰腐老的高層,對北京來說,香港主流群眾,不能靠形象不佳的建制派去圈養,所以就只能靠司徒華、李柱銘這些形象好的人。只要泛民菁英能夠對香港人一錘定音,中國的對港政策應該就有領路人,香港人會較易接受,但因為任務太大,這首先毀掉了作為龍頭的民主黨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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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香港民主運動
至於未來應該如何,未來其實已經決定了。當假戰線消失、中美全球化圖景蒸發,香港民主運動就進入正常。這正常裡面當然充滿了危險、血汗、生與死,但這畢竟是爭取任何事都需要的。我們沒有為流血流汗爭取之前享受的自由和局部選舉,現在承受沒有自由和選舉,正是天道好還,也是歷史的公平運作。一切重新開始,人們儲蓄實力、修心養性、與敵同行、廣結善緣、浪蕩天涯、枕戈待旦……跟其他人一樣,沒有分別。
歷史優待我們,令我們上一輩不用面對,不用學習,我們現在就要補課。這件事要怎樣走下去,我不敢妄加指點,但香港的民主運動,終於走出了瓶頸。我們好像Matrix裡面的Neo,走出了虛擬世界,之後看見的真實世界,卻是頹敗的曠野,但在那裡建立出來的東西都會是真實的、有用的。香港人遲了出發,但終究是出了發,最終還是會走上其他族群走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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