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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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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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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洋的尾聲｜知史百家

安煥然

永樂末年，對鄭和大規模的下西洋出使行舉，朝廷中已有反對聲浪。1425年明成祖駕崩，明仁宗即位，聽從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下詔停止寶船下西洋的活動。宣德年間，明宣宗短暫復行下西洋，但這是鄭和最後一次的下西洋。

1431年（宣德六年），有滿剌加使臣三人暗中附搭蘇門答剌貢船到來中國。此次來朝，又是有事乞求，盼望大明天朝能主持公道。因為這一年暹羅又來「欺負」滿剌加了。滿剌加使臣向明宣宗申訴：「國王欲躬來朝貢，但為暹羅國王所阻……今王令臣三人，濳附蘇門答剌貢舟來京。乞朝廷遣人諭暹羅國王，無肆欺凌，不勝感恩之至。」

這一年的年底，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明宣宗遂令鄭和往赴暹羅，敕諭暹羅國王。《明宣宗實錄》收載了這份國書。其文告是這樣寫的：

「朕主宰天下，一視同仁。爾能恭事朝廷，屢遣使朝貢，朕用爾嘉。比聞滿剌加國王欲躬來朝，而阻於王國。以朕度之，必非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遠慮，阻絕道路，與鄰邦啟畔，斯豈長保富貴之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鄰通好，省諭下人勿肆侵侮，則見王能敬天事大，保國安民，和睦鄰境，以副朕同仁之心。」

明宣宗的這份諭令，若與明成祖時代之譴諭暹羅「是不有朝廷矣！」「安南黎賊父子覆轍在前」等嚴辭威嚇的語氣相比較，顯然較少責備之意。明宣宗僅是「以朕度之，必非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遠慮」之所為，語氣和緩地勸告暹羅應該遵守睦鄰之道。

1433年，滿剌加國王西里麻哈剌者親自率團228人，附搭鄭和返航船隊再次到來中國朝貢。此次之來華，似是故技重施，圖藉大明天威以牽制暹羅。

滿剌加國君西里麻哈剌者之率團到來中國，是明宣宗登位以來，諸藩屬朝貢使團中地位最高的一個，受到明宣宗的禮遇自不在話下。但是，無奈的，這時候的明朝國力已大不如前。明廷是否有效的調停滿剌加和暹羅之間的矛盾，文獻不見記述。

而且，滿剌加西里麻哈剌者一行人此次來朝，在中國滯留了將近兩年。根據《明實錄》記載之推算，西里麻哈剌者應是在宣德八年（1433）抵達南京，宣德九年（1434）四月到北京正式朝覲，但宣德十年（1435）正月明宣宗駕崩。西里麻哈剌者當年是附搭鄭和船隊前來的，如今下西洋壯舉已廢，沒有寶船可以載送回國，又面臨皇帝駕崩，根本無暇正視外藩朝貢之事。

直至該年的四月，明英宗即位，滯留已久的滿剌加國王一行人才得以有回國的機會。明英宗下令賜駕「大八櫓船送滿剌加國王使團回國」。所謂的「大八櫓船」，已非當年鄭和寶船所能比擬。《明實錄》又記說，此次之賜舟滿剌加國王，明英宗還下了一道命令，要滿剌加國王將當年那些同是一起附搭鄭和船隊來朝，仍滯留在京的古里、真臘等11國使節團「附載回國」，諭令滿剌加國王「宜加意撫恤，差人分送各國，不致失所，庶副朕柔遠之意。」

在明朝對外政策轉趨緊縮之下，罷廢大規模的出使行動，乏人護送諸國使臣回國。委托滿剌加國王執行此項任務，顯示明廷對滿剌加國君之信任。但，與此同時也可以感覺得到明朝之勢衰，官方大航海不再的窘態。

此後，明朝仍然看重滿剌加這個海外藩屬國，但至1435年之後，滿剌加國王不再有親自來朝的行舉，朝貢次數也大為減少。「馬中關係」之漸行漸遠，看來是滿剌加這方面有意淡化與明朝中國的朝貢關係。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是不有朝廷矣｜知史百家

安煥然

1409年，鄭和第三次下西洋，代明成祖正式為滿剌加拜里米蘇剌舉行封王儀式。為了進一步強化與明朝的親善關係，借大明天威以自重，滿剌加的前三任國君都曾親自率團前來中國朝貢，這是滿剌加回應明朝中華朝貢體系外交策略上的一大特色。

1411年（永樂九年七月），拜里米蘇剌親率妻子及陪臣等一共540餘人的龐大團隊，來到中國朝貢。明成祖龍心大悅，以隆重的禮儀和豐賜款待拜里米蘇剌一行人。

《明太宗實錄》記載此次朝貢的事例共有8則之多。記說拜里米蘇剌一行人住在會同館，明成祖親自接見他們，多次設宴款待，賞賜滿剌加國王拜里米蘇剌金相玉帶、金鏽襲衣、儀仗、王妃冠服、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銅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三百匹、絹千匹等等。其王妃、陪臣亦賞賜有加。拜里米蘇剌第一次到訪中國，住了兩個月才辭歸。禮遇重重，真可謂「滿載而歸」。

1412年（永樂十年九月），明成祖派遣中官甘泉出使滿剌加。同年十一月，鄭和第四次下西洋，再次奉命賚敕滿剌加。滿剌加遣使入貢次數也隨之激增，幾乎年年都入貢中國。

1414年，滿剌加繼任國君母干撒於的兒沙（即Megat Iskandar Shah的譯音，譯名出自《明太宗實錄》）親自來朝，以其父拜里米蘇剌過世，要求中國皇帝詔其「襲父職爵為王」。明成祖復賜母干撒於的兒沙冠帶襲衣，承認他為滿剌加繼任國君的身份地位。

1416年（永樂十四年十二月），鄭和第五次下西洋，駐防滿剌加。3年後，1419年（永樂十七年九月），滿剌加國君再次親自率團到來中國。這一次除了事大朝貢，還有特別要務。原來滿剌加自從與明朝中國建立了親善的宗藩關係，北方強敵暹羅一直耿耿於懷。就在這一年，心有不甘的暹羅欲發兵侵擾滿剌加。滿剌加國君遂趕緊向中國申訴，再次要求大明天朝主持公道。

明成祖也立即給予回應。是年十月，遣使並措辭強烈地警告暹羅國王。《明太宗實錄》收錄了這篇告諭暹羅的敕文。明成祖敕曰：

「比者，滿剌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按：應是母干撒於的兒沙的另一音譯）嗣立，能繼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斗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之心。況滿剌加國王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王宜深思……輯睦鄰國，無侵越。」

此敕文，又是一經典之作。其白話大意是說，今滿剌加新君繼位，能繼父之志來中國朝貢，其事大中國之誠跟你暹羅一樣，你卻無故要發兵侵擾滿剌加。滿剌加既然已經「內屬」中華帝國，就是受我明朝保護的藩屬。如果滿剌加有什麼過錯，你暹羅理當應先向我報告。然而你竟不循此管道申理而動輒發兵，是不把我大明天朝放在眼裡嗎？

1421年（永樂十九年），暹羅遣使60人來中國朝貢，並表「謝罪」。滿剌加的二次申訴，明成祖二度告諭暹羅，再一次發揮了其外交效應。

1424年（永樂二十二年），滿剌加第三任國君西里麻哈剌者 (Sri Maharaja) ，親率使團到中國朝貢，並「以父歿新嗣故也」。

自此，永樂一朝，滿剌加的前三任國王都曾親自率團到來中國朝貢。其使團大概也是歷來海外藩屬國王來中國朝貢次數最多的一國。從1405年至1424年，將近20年的時間，是600年前「馬中關係」非常親密的一段時期。鄭和下西洋幾乎每次皆駐節馬六甲，更是為馬中關係構築了親善友好的橋樑。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