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代我也常去美麗華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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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有三家二輪戲院,分別是:永和戲院、福和戲院和美麗華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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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戲院距離我住的地方較遠,所以最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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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戲院國小時還會全班帶去看電影,例如《老師,斯卡也答》或是《陳益興老師》等。福和戲院有三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一,小時候電影分級制度不嚴格,我在福和戲院看了香港鬼片《猛鬼出籠》,從此對香港鬼片留下「好~恐~怖~」的陰影(男主角洗臉,洗一洗居然把臉皮洗掉了...);二,蔡明亮導演拍攝《不散》,來到福和戲院取景,我和山羊鬍是坐在戲院中的臨演之一;三,福和戲院看的《一本漫畫闖天涯2》(張衛健主演),是我記憶中唯一一次因為電影太難看而落荒而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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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美麗華戲院,陪伴我走過學生時期大量看片的年代(福和戲院以港台電影為主,美麗華以西洋片為主),高中時期的我、山羊鬍和另一名好友(River),常利用畫室練畫時間跑西門町或美麗華或MTV看電影(年輕時沒錢,午餐都吃蘋果麵包省錢看電影);美麗華一廳放兩片,換廳忘記要不要加收錢,隨時可以進場看片而且不用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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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麗華看過不少電影,有些片首輪看一次二輪再看一次,例如《屠夫的靈媒嬌妻》;也有電影爛到讓人印象深刻,例如《翻天覆地龍鳳配》;有些片讓人嚇得不敢亂喊名字,例如《腥風怒吼》;碰到喜歡的電影可以反覆觀賞,例如《紅粉聯盟》(但因為是兩片聯映,所以要撐過另一部沒那麼喜歡的電影時間);放映熱門片時,美麗華也是會塞滿觀眾,每次換場都要搶座位,要想搶到好位置,要不站在後方看片等換場,要不先去別廳看一小段,換場時再趕過來,印象中克林伊斯威特和梅姨合作的《麥迪遜之橋》就票房鼎盛,當時戲院擠滿福和國中的女學生,全場哭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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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的二輪戲院規則都大同小異,兩片聯映,通常是搭一部名氣較高的大片和一部名氣較小的作品,年輕時對雷利史考特導演不熟,也不認識吉娜戴維斯和蘇珊莎蘭登,以為《末路狂花》是沒啥名氣的B級片,一進戲院剛好接到電影結局,車子衝出大峽谷的畫面讓我和朋友有點嚇到,隨後,我在美麗華看了四次《末路狂花》,電影隔年獲得奧斯卡五項提名,影片重新回到台北首輪,我和朋友又衝去捧首輪的場(沒記錯的話是日新戲院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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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以前好愛電影,不用寫文章不用非要跟人分享什麼,就是看電影,讓自己溺在戲院中,跟著喜歡的作品又哭又笑,就算不喜歡的片,其實也不會太嫌棄;年紀大了之後,電影還是愛著,但因為部落格也因為臉書,總覺得看電影這件事,變得不那麼單純,也不那麼享受了(這樣的心情也是起起伏伏,只要碰到喜歡的片,又會瞬間想起自己愛看電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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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王盛弘文章中提到美麗華有放過首輪片《割喉島》,這件事我也有印象,男主角當年有來台灣宣傳,電影在台灣的票房也不差,只是國外票房超慘,間接影響到吉娜戴維斯和導演雷尼哈林的好萊塢星途(兩人當時是夫妻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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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人的文章中讀到自己的青春
當我再一次站在美麗華戲院前,視線所及,已沒有了高喊著看我啊看我的布告、劇照與海報,端詳它的原貌我才發現,這是一座蓋得不知該說是土樓還是城堡的建築,通體髹漆成赭紅色,外牆上管線紛陳宛如皮膚底靜脈浮凸而出。
馬戲團已經走了,而帳篷被棄置於原地日曝雨淋那般地,老了舊了,煢然獨立。
我慢緩緩地繞著這座建築走了一圈,心裡有話想找人說,又走一圈,我想告訴遇到的不管哪個誰,三十年前我常在這裡看電影。說出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也是個有故事的人,有點滄桑有點驕傲,天方夜譚那般地,可以一個晚上又一個晚上,說上一個故事又一個故事。
是十八歲那年,九月中旬一個傍晚,大哥領我搭野雞車北上。怕被取締,車子停在一橋之隔的三重,那時候還是市,三重市,一批批乘客轉搭小巴接駁,過了淡水河,在北門落車,乘259路公車到永和,那時候還是市,永和市,哥哥以月租兩千元,住在竹林路91巷48號頂樓加蓋。
隔天,我尾隨大哥自中正橋頭永和豆漿,沿竹林路往東,這是鴻源百貨,那是網溪國小,韓國街,市公所,哥哥一一點名,還與他租住永和市場二樓公寓的同學一起用了午餐。
竹林路盡頭,隔著福和路與永貞路相啣,繼續走下去,不久後我們穿過一處機車腳踏車愛怎麼停就怎麼停的穿堂,在住商混合的販厝圍夾下,龐然矗立一幢建築。這是美麗華戲院,哥哥說,我常來這裡看電影。
這是第一回我到美麗華,我們看的是《金臂人》。當脫衣舞孃黛安‧蓮恩幾乎不著寸縷地挑逗觀眾時,我僵在座位上,竭力保持不動聲色。跟自己的哥哥看這種戲,太讓人不知所措了。
《金臂人》裡,小鎮青年麥特‧狄倫懷著擲骰子絕技,跳上巴士到紙醉金迷芝加哥闖天下。賭場雇用他時,要他清空口袋,將紙鈔、硬幣統統裝進信封,賭場說,我只是替你保管,幫你把回老家的錢留著。夥伴也告誡狄倫,這是個花花世界,很容易讓人迷失,你很快就會看到了。一句句台詞都像在對我耳提面命。
後來,整整將近一年的重考生活,每個周末我多在美麗華度過;這座戲院專映二輪影片,五十元一張票可以看上兩部,看完若還想換廳繼續,將折價若干。
那幾年真是窮啊,搭公車常要提早幾站下車,走長長的路只為省下一段票;還曾在市公所斜對面一爿小書店發現一家出版社,剛成立的吧,裝幀怎能這麼美,但售價無法負擔,再三猶豫之下選了一本馮至的《山水》開口與老闆娘打商量:這家叫大雁的出版社,以後出的書我都想逐一買下,可以給我比較好的折扣嗎?沒談成。
直到上了大學,還常因為沒錢吃飯,用餐時間我便窩在床上,睡過一頓中飯或晚飯。到了月底,小虎常常問我,還有錢嗎?說著,掏出紙鈔給我。小虎是我的同班同學,好朋友,我永遠記得他說過的:我的記性不好,我只記快樂的事。
有一回實在餓得慌,跑回竹林路,哥哥不在,我將兩隻書桌抽屜整個地倒在蘋果綠地磚上,卻只發現幾枚遺落在角落的硬幣。離去時,遇到住隔壁的游文文,也不知我的臉上就寫著餓啊好餓或怎麼地,她沒多說什麼,硬塞給我一張紙鈔。我說我會儘快還你。游文文回我,不急不急,我再跟你哥哥要就好。
其實跟游文文也不算熟,上台北後哥哥把他的住處讓給我,自己住到中正橋頭永和豆漿後,一個公寓的客廳角落用塑膠拉門隔出來的,甚至不能稱之為房間的小隔間。我考上輔大搬進理二舍後,他才又回91巷頂加小屋子,課餘兼家教,打很多的工。
房東在頂樓隔了三個房間,除了我,還有一個讀復興商工的男孩永遠沒睡飽似地,話是沒聽他說過,但出入時甩門的勁道像剛被情人甩了狠狠洩憤一般,另一個較大的房間住著游文文,後來她的弟弟叫游俊義吧也來與她同住。投幣式公共電話擺在走廊上,很少有我的電話但常常是我接的電話,接了電話後,敲敲她的房門說電話喔。回房間,聽見她嘩啦嘩啦潺潺流水般的說話聲隔一扇門響著。
當我考上大學時,游文文送我一盒二十四色粉彩筆,我拿它畫了許多卡片送給朋友,用著用著我捨不得用完,還留著到現在。
游文文老家在宜蘭,搬離永和時我給過她聯絡地址吧,有個暑假她自東京寄來一張明信片,手撕畫是三隻猴子各遮住了眼睛、嘴巴、耳朵,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這是我最後一回接到她的音信。社群媒體這樣發達的今日,可惜我還是找她不到。
既然窮,怎麼還有錢看電影?那你告訴我吧,能有比二輪電影院更省錢更容易消磨時間的地方嗎?沒有電影,要怎麼排遣重考生活,那像溺在蛋液裡濕淋淋的雞雛怎麼啄也啄不破蛋殼的苦悶。
美麗華不畫位,我愛挑放映室下方位子坐,當燈光熄滅,耳際響起咑咑咑咑機器規律運轉聲,旋即為音響掩去,礟口般小洞射出一束白光,雞雛啄破蛋殼,看見了天光,光裡有灰塵微粒彷彿海底浮游生物載浮載沉。
電影是光影藝術,不用五顏六彩它也是電影,靜默無聲它還是電影,唯獨不能沒有光,光的技術,光的魔術。
大江健三郎為他那帶著殘疾來到世上的孩子,就取名為「光」。他曾在受訪時解釋,孩子出生時他正在讀一名法國哲學家的書,書上記載了一個因紐特人的寓言:當天地草創,一片闃黑,一隻烏鴉啄食撒落地面的豆子,每每不得其喙。烏鴉心想,如果有光就好了。就在牠這麼起心動念之際,黎明報到,世界在光裡鋪展開來。哲學家說,當你全心全意地期盼,你所護持的心願就將得以實現。
看著日漸恢復健康的孩子,大江健三郎明白了:他的困難就是人類的問題,只要他還活著,就一定會朝設法解決問題的方向努力。這也是薩依德所說:這是人的問題,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時間,就會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決的徵兆。
電影不自人生便自人性取材,就算故作跌宕起伏、顛沛流離,比較起來,人生還是艱難得多,人性更是複雜,投射在銀幕上的光影斷不能解決現實的困境,偶或有啟發,時或有暗示,多數時候卻連徵兆都未能夠顯影。人生大於電影,「就算沒有電影這狗屁,人生還是能繼續下去」,但是,它賜予了一段時光,一個半、兩個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觀眾被應許、被庇護,讓我們忘記現實的磨難。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劇,同聲高歌的神曲,排著長長隊伍循序買票進場的電影,通關密語一般,讓我們指認彼此,啊,原來你也在這裡。沉積岩似地,流行文化每每標誌了時代的記憶,然而當我主要以透過電視螢幕,播放自購的DVD或藍光的方式來觀看電影,也許一整個夏季我與伍迪‧艾倫為伍,下一個季節卻對金棕櫚獲獎名片目不轉睛,電影於我就只能是時間的亂針繡,不再像初上台北看的那一些,在時間座標上扎根,變成了鄉愁。
《比利小英雄》、《飛進未來》便是我永誌不渝的玫瑰花苞,結在我出門遠行的十八歲。
十九世紀的北歐,年邁父親帶著稚子比利,搭上自瑞典開往丹麥的慢船,他們的眼光投向遠方,畫破重重烏雲的是陽光,穿越年深日久的陰翳的,是希望,或對希望的想像;二十世紀美國郊區,少年賈許對著祖塔遊戲機許下心願,一覺醒來願望成真,他成了個三十歲的成年男人。一個是空間上,對新天地的展望,一個是時間上,對未來的嚮往。
可是,離開這裡,離開現在,就會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嗎?
銀幕上演的,雖是虛構的故事,觀眾卻投入自己的真心。報業大亨查爾斯‧凱恩終生記掛著兒時雪橇上刻的Rosebud,而我,念念不忘初上台北,在美麗華看的《比利小英雄》與《飛進未來》,那是因為,我在這兩部電影裡看到了自己。
日後,每隔幾年我便播放《比利小英雄》重看一回。在惡魔的天空下,這一雙父子面臨一次又一次難堪的挫敗,一場比利以一枚錢幣換取對智弱同伴的一頓毒打,場面十分慘烈,讓人皺起眉頭想別開臉去。比利是想嘗嘗權力的滋味,或只是發洩長期以來遭受欺凌的憤恨?身在底層的他只能對比他更弱勢的同伴下手。還好,還好當比利有機會緩和被奴役的命運時,他作下決定,決定不當管理階層的打手。他收拾行李,離開地主家,他要創造自己的命運,奔向全新的未來。
未來是什麼呢我們並不知道,但是未來總是令人期待。
至於《飛進未來》,終於在藍光時代我得以重看(如果你年紀夠大,而且不健忘的話,你會記得,這期間我們經歷了BETA/VHS、VCD、DVD,一路收集的影片又一路捨棄),唉,不過是部典型好萊塢電影嘛,但我仍然好有興致地看著。看賈許無法招架女友蘇珊有進一步承諾的要求時,小孩子一般嚷嚷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蘇珊問:什麼,你結婚了?賈許回她:蘇珊,我只是個孩子,我還沒準備好面對這一切,我只有十三歲。蘇珊:誰不是呢,我心裡也有一個害怕的小孩。賈許只能虛弱地說道:我真的只有十三歲……
我不是賈許,沒有祖塔許願機,無法蟲洞裡旅行,奔向三十歲又回到十三歲,我只能往前。然而我畢竟擅長於回顧,回顧,卻也是為了前行。
有一天,我便興起舊地重遊的念頭。搭捷運到頂溪站,租一輛uBike,蔡榮祖不召自來:背著行囊我要去流浪,要到很高很遠的地方。踩著踏板,我輕快哼著:帶著一點點行囊,和一點點惆悵,將過去所有煩惱都遺忘。穿越福和路後,是永貞路,很快地左手邊迎來福和國中,右手邊老公寓包夾中,就是美麗華了。這幢建築,單獨看它像城堡,若與圈圍著它的公寓畫歸成一個整體,則像土樓。
五月天,日光被阻擋在外,陰影底一片清寂,老公寓群背對著它,家庭餐館在通道旁置備了大桌,將菜肴裝盤後端到客席,一名男人悠緩吸著紙菸,鐵欄杆上栓一條癩皮狗,三個小孩趴地上玩遊戲,全像被消音了似地,小孩、狗、男人、廚師,他們動作著但不發出一點聲響。
我放慢腳步沿著建築繞了兩圈,攔住一名婦人,滄海桑田似地問出其實已經清楚答案的問題:啊,以前這裡是座戲院呢,什麼時候關門的?
婦人仔細思索後回我:關很久了,沒落了,沒有觀眾,應該有,有七八年了吧。這些我都知道,我還知道,它在一九八一年開幕,有六個廳,專門放映二輪片,九五年《割喉島》是僅有的一次播放首輪電影,九七年同一棟建築成立了一家商場(被塗銷文字的看板還像一頂帽子戴在樓頂),旋即倒閉,新世紀一○年美麗華縮小規模成只有兩個廳,當年九月十六日歇業迄今。婦人還說,這裡打算都更,但沒有什麼具體進展。
我告訴婦人,三十年前我常來這裡看電影。攔住她與她攀談其實為的就是說這句話,說出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也是個有故事的人。
沿著建築又繞了一圈,看到入口一扇門上有張告示,「本棟樓內已無有價物品,請勿再入內行竊」,這反倒激起我的好奇,上前一步,試探地推了推門,出乎意料的是,喀喀什麼東西一疊碎裂聲中,兩扇門微啟一縫,趁沒人注意,再用力一推,側身,一片影子般地我閃進室內。
停佇在釘著劇照的玻璃櫥窗前,透明玻璃上倒映一名少年的臉孔,他轉動眼珠子,這個看過了,那個也看過了,心裡嘀咕著,怎麼還不換片?可是不看電影,又還能到哪裡去呢?最後選定了兩部片子。
撕票後走進放映廳,一股腦地,爆米花、滷味,各種食物加上地毯、座椅長年吸附的氣味混攪成一團朝我湧來。我挑了放映室下方的位子坐。片刻後,燈暗,別著小美冰淇淋字樣的簾幕緩緩往舞台兩旁撤退,光束射出,耳際傳來咑咑咑咑放映機運轉的低頻聲響,我抬眼,看見光束中有微塵浮動。
黎明報到,世界在光裡鋪展開來。
國歌前奏響起,觀眾懶懶地站起了身,歪歪斜斜地,不知有多麼不願意。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有人低聲跟唱,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銀幕上軍容壯盛,十大建設如萬花筒一朵朵綻放。也有觀眾並不起身,坐座位上逕自抓著爆米花吃。是越來越常看見有人不理會唱國歌時必須立正的規矩了,還聽說有個地方首長剛發布過行政命令,說在他轄下,電影放映前不必播放國歌。
國歌唱畢,觀眾落座。緊接著幾個廣告短片後,一部巴士開進銀幕,奔馳在高速公路上,一會兒後鏡頭切換到車廂裡,懸在座椅上方的電視螢幕無聲播放著豬哥亮歌廳秀,兩名少年比肩而坐,較稚嫩的那個因為暈車,頭埋在塑膠袋裡嘔吐,眼看著情況趨緩,卻又一個噁心,較年長的那個趕緊輕輕拍他的背。
巴士開下交流道,靠邊,乘客被催促落車,馬上地又被趕上一輛輛九人座小巴。小巴陸續駛出,上高架橋,橋下流水倒映七彩燈光,染得少年蒼白的臉頰一下子紅一下子綠,跌進染缸似地自己全作不得主。抵達對岸時,先看到的是高架橋旁一排老舊建築,牆上斑斑駁駁好大的字寫著中華商場。
眼前這座城市像個大工地,雜沓卻充滿生命力,少年的身體疲倦,但精神亢奮,新天地撲面而來,少年睜大眼睛張望著這一切。
一家 子 兒 咕 咕 叫 導演 在 田馥甄 Hebe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看到這篇讓我感慨萬千,導致在2018地球最後的夜晚,自我回顧碎碎唸。
今年,分享了自己的房間、公司開了一間,就差卵子還沒凍它個一些些。
這篇【地球最後的夜晚】製片紀錄文,喚醒我若浪漫立業,會如何被生活抽鞭。
外人看起來導演天生才華洋溢、順風順水、風風光光的背面,也是有吃不完的鱉。但最珍貴的是在孤獨中依然堅持信念;萬念俱灰時貴人相助重新點燃火焰。
(我天!“堅持”跟“信念”這種字眼……?難道廢柴我臉書被盜用了?)
明知道人生就是一盒便當,不可能只吃雞腿啊。一吃到廉價的冷凍三色豆還是會白眼翻到天邊。喜歡的、討厭的都必須要一起買單。嘖!討M~
(狗屎運如我的人生的便當大概是一個500元那種等級了吧,真的不能再嫌再抱怨~)
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再努力多一些。
今年,在庸庸碌碌迴旋打轉中,有些變動,其實也不知道是壞是好。
從來不求最好(也做不到啦),但願在所有的學習裡“樂來樂好”。
小船航向未知的大海,總會偶有顛簸,甚至遇到大風大浪迷失方向的時候。
沒立過大志大業的我,只想以“樂”為本,讓“樂”成為小船的錨。
音樂使我快樂;快樂的我使音樂好;我的音樂使人快樂。
真是看似簡單卻不容易的期許。(突然覺得雄心壯志…………3秒而已)
今年,離開了一些人,一些人離開了我,無論如何,依然滿心感謝。
更謝謝不知道哪來勇氣陪同上船的伙伴們,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其實誤上了一艘時時動念想退休的賊船。(大家都很有能力,就算翻船也不怕他們失業啦!<推卸責任!>)
還要謝謝【地球最後的夜晚】《墨綠的夜》,讓我更確定地球是圓的,一切是緣也是業,其實無需趕盡殺絕,即使地球只剩最後一夜;就算人生就要翻篇。
很可惜這部電影目前無法在台灣上片,但真的很喜歡畢贛,把潮濕又難耐的現實生活用鏡頭幻化得如此唯美,如夢似乎幻。
大概就是人生如夢吧。(粵語歌:人生如夢,夢裡不分西東~唱起來吧!)
無論甘苦總會醒來,沒事的,沒事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廢話這麼多,不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謝謝2018,
我們2019見!
#能好好看完本文跟轉貼文的人請容我給您一個吻
#不敢相信我竟然掏心掏肺跟你們說這些
#要去準備跨年表演了
#我愛你們
#再請多多指教
#新年快樂
#墨綠的夜 給您好眠一整夜
https://youtu.be/-wte_c_lpns
「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製片單佐龍說。
畢贛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在明天中國上映之前,寫了這篇文回憶這一年,地球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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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至暗時刻
三年前,北京朝陽大悅城的金鼎軒,我們第一次見面。那頓飯,沒有談太多電影。他搶著買單,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天的他,已經沒有錢請朋友吃飯了,但他需要錢做完一部電影。「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天才』」回到住處,我朝最親近的一個微信群裡丟了一條信息。我與畢贛,就這樣認識了。
開 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飯局興奮地給投資人娓娓道來。沒過半天,公司決定入資他剛完成初剪的電影,便是日後將要名揚業界的處女作《路邊野餐》。
他是個愛請朋友吃飯,其實又根本沒幾個錢的人,所以偶爾也問上帝借錢。我們帶著《路邊野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做全球首映,他就帶上我天天往賭場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護照,手裏攥著現金,從那時起,就好像一個管錢的制片人。頒獎前夜,我們贏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顧了當地最貴的牛排館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國際大獎。三個月後,畢贛又以最年輕導演的姿勢,奪得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不到兩周,擒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影片。
《路邊野餐》還沒上映,《地球最後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開。迫不及待地讀完畢贛發來的千字大綱,飛天遁地、自由生猛。2016年7月15日,《路邊野餐》公映。創下一個體面的藝術片票房成績,650萬。這年生日,我收到畢贛送我的禮物——地球儀檯燈。他說:「佐龍,這就算是我們地球項目的正式開端了。做這個項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會有自己的節奏。」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國電影最對的時間。平時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時留下的唯一線索 —— 華策影視。透過朋友遞交了一份稚嫩的商業計劃書。不到一個月,華策決定戰略投資畢贛,我們給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蕩麥影業」,借自畢贛電影裏最為重要的一個地域空間,選址在上海。公司營業執照核發當天,恰逢《路邊野餐》國內下映。這更直接意味著,從今天起,一切責任都由「蕩麥」自負了。
項目開發過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資人還是紛至沓來;畢贛有了更穩定的劇本寫作環境,時而也去找文學顧問大春哥(張大春)過過招。我們先後去台北找到鴻其(李鴻其)和張姐(張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長白山探班覺哥(黃覺)定下「羅紘武」,最後又去香港當面邀約湯湯(湯唯)出演電影裏的「萬綺雯」,合作一一促成,疏無遺漏。
此刻的蕩麥就像意氣風發的少年。記得有天,一位老朋友來訪公司,他正面臨轉型,問起我來:「佐龍,做這個項目,你們有被人拒絕過嗎?」我回憶了半晌:「好像真的從未嘗過被拒的滋味。」
開機前一個月,我飛赴坎城,在那裡和歐洲最一流的國際銷售公司Wild Bunch簽下合約,隨後,《銀幕》(ScreenDaily)雜誌高調發布了《地球最後的夜晚》即將開機的新聞。然而,神壇並不為蕩麥,更不為畢贛而設。之後遭遇的一切,今天想來,如夢一場,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將排山倒海般襲來的「至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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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機
2017年6月15日上午9點,凱里暴雨,開機儀式潦草收場。下午放晴,美術場景到最後都沒達到要求,但是協調好的開機時間已到。平時不甘妥協的畢贛,嘗試著硬拍下去,但最終還是過不了自己那關,於是我們決定停機。
我們知道,做出的這個決定,將觸發一個多米諾式的災難系統,影響面廣闊而縱深,但沒想到會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回想起來,作為製片人,預算設計不合理,製片籌備不充分,是最關鍵的問題。
停機一天直接經濟損失數十萬,兩個毫無工業經驗的導演和製片,瞬間被擊倒⋯⋯。我近乎狼狽地逃回上海,準備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闡明戰況。深夜見到電影的主投方華策影業的傅斌星總,我磕絆顫巍地講完情況,她卻一直勸我吃小龍蝦。我又試著給其他幾家投資方電話通報,大家接到我的電話,都覺得我在開玩笑,怎麼可能開機第一天就停機呢。
回到劇組,一片肅殺。
為了盡快交出場景,我們不得不從外地調配和從本地招募近百名臨時工人,加班加點開工幹活,貴州山高路險,又遇上雨季,原材料運輸更是難上加難;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導演組成員,被迫集體抵抗著毫無準備的壓力,他們每天陪著畢贛改劇本、覆景、會議,夜夜無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們還調換了一次製片主任。幾乎全部製片關聯部門,從現場製片到生活製片,再到場務、司機,甚至廚房,走得一個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劇組,愈加人心惶惶。
製作預算開始滑向極不可知的方向。和畢贛商量後,我們給投資人們主動表態,先砍光蕩麥影業所有承製費,再砍光導演和製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導演組開會,把大家本就極低的工資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門主創也都主動提出停機期間薪資減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裡入不可逆轉的漩渦中⋯⋯這些狀況,也都在一點點占據畢贛的心頭,侵蝕著他真正能夠用於創作的時間。有天,我跑去找已經一週沒有戲拍的鴻其(飾演白貓),小哥見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學的幾招,試圖幫我鎮靜。
一條微信跳出來,是畢贛發來的:「我到盡頭了。」我問他:「你在哪裏?」他沒有回我。
告別鴻其,當我出現在導演組辦公室,剪輯師亞楠、導演助理孫濤等等,大家異常無助地圍坐一旁,空氣凝固起來。我跑去推開房門,他熟睡中。絕望地靠倒在客廳的沙發,我給作為監製的華策影業萬娟總打電話,遠在北京的她,也只能聽我們拼湊著分析戰報,掛掉電話,大家陷入了無法決策的深淵。
被吵醒的畢贛走出來,也坐到沙發上。我說:「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他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錢,賣公司,好了吧!」我摔門而去。
走在淩晨兩三點鐘的凱里街頭,我開始懷疑,這還是《路邊野餐》裏的凱里嗎?我自責崩潰,又毫無應對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護的東西,開始遭遇威脅,平日裡久不會憤怒的人,今夜,竟也對我咆哮起來。
幾天後,打起膽子,又去了一次導演組。一臉起床氣的畢贛,正縮在沙發上用iPad看電影。我感到一絲光明,還好,至少他還沒倒下。2017月7月10日,劇組終於艱難地覆工了。
我在劇組房間的床頭貼著一張「消場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來,可以用筆劃掉一場戲。然而這樣幸福的時刻,總是極少出現。一度有段時間,不僅沒消場,反而很多場還在不斷被加回來。進度永遠徘徊不前,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經紀人不得不發飆:「麻煩你回去問問畢贛導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場景,還是在拍他的演員?!不如我們不演了,你們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經紀人們一一請到剪輯房來看看素材。當我和藝人統籌張文斌,膽戰心驚地陪伴「白貓」經紀人蕾姐(張蕾)閱讀完這些素材,她久未出聲,猶豫而又不得不擁抱起我們,「我終於知道你們這一群人,在這崩潰的一個月裡,都拍到了什麼。」
拍拍停停,凱里的雨季真正來臨,泥石流時常光顧。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員方面發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時間不多了,我們都不敢去告訴畢贛。原計劃9月殺青,然而此時,不僅長鏡頭遲遲未能進入籌備,連前半部分的戲,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創作的壓力和現實的崩塌,平行打擊著這位眾望所歸的導演。他和演員們一樣,都是連日摸黑出工的疲態,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已經拍不出好東西了,而劇組又像一台巨大的機器,無法停下。
他偷偷告訴剪輯師亞楠,好想立刻買張票一走了之,而另一邊的我們,仍然將他看作打不倒的天才少年,一味地認為,大家分頭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演員們的既定檔期走到了盡頭,隨著湯湯和覺哥的離組,劇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機。演員們走了,不知道是否還會回來,以及何時才能回來。
長時間的消耗,連我們的主創也快沒有時間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又一次擺到了決策小組面前,劇組是原地修整,還是就此解散?一個致命又無解的命題,選擇繼續,長鏡頭籌備工作一籌莫展,選擇解散,這部電影它真的還能重啟嗎?苦笑,決策小組以近似抓鱉的方式,鬼使神差般決定繼續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來了八號風球,飛機沖上去都要被打下來。我和萬總飛赴香港,求見張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給我們幾天拍攝長鏡頭。在香港半島酒店大堂,張姐嚴厲地教訓了我倆:「萬娟,還有佐龍,不是我不幫你們、不幫畢贛,但請你們記住,地球不是永遠圍繞你們轉的。我把整個9月份挪出來給你們,你們浪費了,今天我不能因為你們,而去擠占我允諾給別人的時間,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張姐,悶頭吃東西,萬總還在努力地解釋著。快結束,張姐開口:「10月份,我只有兩場演出之間的4天休息時間。」我們連連點頭,我望向萬總,淚水已經在她眼眶打轉。
已經幾夜沒睡的我倆,害怕回到劇組,在等待颱風退去的片刻安寧裡,拖著疲憊的身體,在香港街頭亂逛。有些恍惚,前一天還在凱里恐懼地面臨無解的決策。我對萬總說:「好想狠狠睡一覺,醒來,我們電影就殺青了。」低頭看手機,來自莊姐(張姐的合作夥伴)的消息:「老實說,我其實很不想你們來見她,她身體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後一定會答應你們的,我希望你們真的保護好她,好嗎?」少頃,她又寫來:
「難得逃來香港就當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長鏡頭的實拍,由於籌備時間太過匆忙,每一條都失敗了。只有最後一條,大家憑著必勝的信念苦撐,算是勉強走了下來。然而「殺青」那一刻,大家都面無表情,沒人敢高興一下,張姐對著我們默默嘀咕:「都拍完了,還一個個都悶悶不樂的。」放棄個人假期又挪開檔期的湯湯,在劇組過完了今年的生日。為了好歹有個交待,我們硬逼著設計做了一款海報,取名「忽然殺青」。
殺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從來不會唱歌的畢贛,和萬總抱頭痛哭,借著酒勁的他哭出聲來:「你們都看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天才,我現在連一部電影都拍不完。」眾人不語,唯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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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啟
劇組解散後,誰都不知道,這是臨時解散,還是再也沒有了。離開劇組那天,我跑上樓去找剪輯師亞楠,想看看最後拍到的那條長鏡頭是什麼模樣,就好像明知道是個畸形兒,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舊動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鐵跑到外灘,用盡全身力氣透了一口氣,我快忘了上海是什麼樣了。我給畢贛發去微信:「所幸,公司還活著。要重拍嗎?」他沒有回我,我更不敢追問。我只能向他太太打聽情況,小雲回覆我,畢贛回家以後語言表達能力都變得很差,經常一句簡單的話都沒法說清楚。
執行製片往公司搬回兩個大鐵箱,我打開,摔出一摞財務報表,數字從0001編到了3080,有點晃神,大概人生花錢最多的一個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裡,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種用來抵抗憂鬱症的常規藥物。每到深夜,總要與黑暗和深淵做起無窮無盡的鬥爭。而我,也並不知道,尚潛伏在凱里的他們,是否安好。那一段時間,我頻繁出現在萬總家中,我們把劇組的賬目,翻來倒去算了幾遍,沒有可能了,真的沒可能了,除非放棄長鏡頭的3D轉製,但畢贛一定不會答應。
一次次拍攝失敗,很難再向演員們開口要時間了。“假殺青”過去一個多月,很怕當面溝通的我,硬著頭皮給湯湯經紀人章哥寫了封長郵件,起名〈蕩麥陳情表〉,鼓足勇氣落筆哭諫,盼望再度湊齊所有演員。
實際情況是,湯湯進了下一個電視劇組,1000多場戲,90%都是她的,整個組600個工作人員,明年9月份之前,不會有任何時間了;覺哥幾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時間都托付給了地球劇組,現在也不得不去一個電視劇組上班,經紀人陳思為了幫我們協調時間,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領導和對方劇組之間;更要命的是,攝影指導董勁松和美術指導劉強,也接到下一個電影劇組的通知,需要馬上進組。沒有資金、沒有演員、沒有主創。電影從夏天開機,拍過了秋天,熬來了初冬。
我們跑來北京,直面投資人。結束一天工作的傅總,陪著畢贛商量對策直至天明,她允諾去想辦法爭取演員能回來,資金上也讓畢贛別太擔心,先安心籌備。與此同時,我隨身藏著一份60分鐘的素材集錦,分頭拿去給經紀人們、各家投資方們,一次次地放片、解釋、承諾、央求。
正處谷底,我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來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娛樂,那頭說:「錢總特別理解你們所有的困難,我們不僅認可超支,而且還要雙倍認繳地球的投資。」接完這個電話,我幾乎從床上滾落,激動地通知畢贛;另一個電話來自出品方亭東影業的聯合制片人張冠仁,「韓寒說他同樣作為一個新導演,特別理解畢贛在拍攝第一部真正意義長片時,面臨的壓力和處境,我們一定會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們電影的男主角黃覺,還自己出面為畢贛尋找資金,他的兩位老友張歆藝袁弘夫婦,二話沒說,認下了電影的部分投資,很快把投資款一次性打到了劇組賬戶;黃曉明與經紀人郭亭婷,更是在劇組最困難的時候,將支持我們的現金連夜打到劇組。在兩位監製萬總和沈總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業公司和基金的進入,希望幫我們共度難關。
籌備間隙,畢贛去台北參加金馬新導演論壇。我們知道張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見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馬工作人員的電話,那頭急促地講:「佐龍,你快帶畢贛過來,張姐在等你們。」
見到張姐,她就問畢贛:「沒拍成吧?打算怎麼辦呢?」停頓了一會,她說:「我1月有時間。」原本已經打算妥協的畢贛回應:「張姐,不然我把劇本改改,你也不要那麼辛苦地跑來跑去了。」張姐用驚訝的眼神看著他:「畢贛,怎麼連你也開始不堅定了。」這一句話改變了畢贛的狀態。
我們透過法國制片人查爾斯,把《少女離家記》(Mustang)的攝影指導David請到貴州,擔任第二次長鏡頭重啟的攝影指導;在經紀人陳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覺哥從電視劇組給協調了出來;還剩湯湯了,怎麼辦,束手無策。如果她從電視劇組離開,整組人都要停工,這個損失,恐怕比我們組還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會進山看看籌備情況。每次進山,都能見到場務組的小胖,他極少言語,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長鏡頭一開機,整個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總是服從安排,通宵達旦地值守崗位,聽野風呼嘯。到了冬天,貴州最怕遇到凍雨天氣,連空氣都是凝固的,進山的公路一度無法使用,稍不留神,車子就會栽下山谷;那段時間,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賃的攝影和燈光器材在運來貴州的路上被大雪給堵住了,嚴重影響了技術測試的進度。
製片主任黃魚大叔每天見到我,都追在後面重覆地說:「領導,我負責任地建議啊,你和監製們商量下,趕緊叫停吧,現在停,還能節約下點錢來,我們完全沒有拍成功的條件啊,現在不停,就再也沒有補拍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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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青
畢贛的長鏡頭劇本終於定稿,劇本扉頁赫然寫著〈編劇:先驅者10號〉。劇本改了,就連廚房幫工的阿姨都被導演組選中,要在長鏡頭中演唱《墨綠的夜》。
就在我們計劃開機前的兩天,湯湯的時間終於在經紀人和對方劇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協調了下來,她進組了!天降奇蹟的是,連貴州的天氣都返暖整整三度,凍雨天氣驟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動容,長鏡頭拍攝的天氣條件具備了!張姐到達丹寨的當天,連酒店都沒進去,就跑到了現場排練。
經過多次排練,我們將整條長鏡頭的拍攝時間,嚴格控制到60分鐘左右。如若一條失敗,需要重啟拍攝,算上技術準備、體力恢覆和道具覆原,至少還需要2個小時,因而從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條機會,而這三條裡,其實只有黎明的那條,才是畢贛內心最最想要的。
畢贛來到演員化妝室,張姐帶頭表態:「導演,拍啊,今晚我們拍它三條好不好?」畢贛說:「怕你們身體吃不消」,張姐再答:「我沒問題,我們來這就是來給你拍戲的。」一旁的湯湯也昂然點頭,覺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倒數第二天的三條拍攝,盡數失敗了,是的,全部失敗。熟悉的肅殺氣氛,立刻縈繞回我們身邊,如惡魔纏身。我們只得在四面漏風的露台上,徹夜地等待,祈求神跡出現。
最後一天,湯湯經紀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現場,按照默認的契約,他們將再給我們最後一個通宵的時間,如若再拍不成,我們就必須毫發未損地將湯湯護送回電視劇組,從此再無覆拍的機會,借來的時間,到了歸還的時刻。
入夜時分,第一條開機,再次失敗。絕望。
製片組在漏風的露台上,擺上了一台70吋大電視,大家像看直播一樣一條條過素材,尋找每一個問題點,似乎一切都在逼近勝利,但機會就只剩黎明前的一點點了。在冷風中坐立不安的我們,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終於遠方傳來「保住一條」的信號,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吶喊、歡呼、宣泄,終於,保住一條!我和萬總互相擁抱安慰!最後一條,也是畢贛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達成的,還剩最後一次機會的,珍貴的黎明條。
三位攝影師在三個地點等待接力,從山洞出來,穿過山路,跟隨男主角下索道,繞過台球廳,航拍飛天,降落,此時,多次排練的馬匹受到驚嚇,失去控制,將蘋果灑落一地,而攝影師則平穩應對,記錄下上帝的恩賜,接著來到劉老師和黃老師合作創造的爛漫的舞台廣場,旋轉房子的機關順利開啟,羅紘武與萬綺雯在短暫的夜晚擁吻,鏡頭遊移到煙花,再一擡頭,天將將亮,完美的黎明條。
執行導演在那高呼,我們殺青了!《地球最後的夜晚》殺青了!
像夢一場,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機,記錄下心碎的時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點。
終於殺青的湯湯,卻久久不肯離去,她徘徊在羅紘武和萬綺雯剛剛度過短暫夜晚的「旋轉房間」裏,泣不成聲。而經紀人章哥,則拖著通宵了幾夜的疲憊,爬到制高點,想為劇組記錄下此刻永恒的長鏡頭場景。在眾人的勸慰下,湯湯才搭上車,去往機場搭機返回下一個劇組。臨走前,他小聲對畢贛講:「導演,其實,我已經問劇組多請了兩天假,假如今天還是沒成功的話,我會一直陪你們,直到完成。」
一路歡歌回到劇組駐地,廚房阿姨問我明天幾點出工,我說殺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說:「真的嗎?我連過年用的食材了都買好啦,我以為就要這樣拍下去了。」
製片組用最後僅剩的一點經費,給劇組辦了一場體面的終極殺青宴。推杯換盞間,我見到平時寡言的場務小胖居然酒醉,他壯起膽子,跑來和畢贛擁抱告別,畢贛就說:「我希望拍下部戲的時候,你還能來幫我們。」
離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擠在一輛金杯車坐去高鐵站,司機師傅開得飛快,大家終於沒能在劇組過這個年。同車的場務小哥很是健談,到站,我問他接下去幹嘛,他滿懷期待地說,過完年要去一個電視劇組幹活,那邊比這個組賺錢多了,我又問他哪年的,他說96年的。道別的時候,他送我進站,隨口問起:「哥,那你在劇組是做什麼的呀?」我一時語塞,如夢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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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 城
故事寫到這裏,看似所有的至暗時刻都被我們一一破解。3月初,我們一致決定趕坎城選片。做完這個決定,巨大的壓力又被重新導向畢贛,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個能過關的版本,用於坎城選片委員會看片。
那段時間,沒人敢去問進度怎麼樣,直到有幾天淩晨,我總在睡夢中被循環的音樂驚醒——後來才知那是林強為我們電影所做的配樂 —— 那時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廳的他,開動了⋯⋯他總算交上作業,4月1日淩晨,大家擠在一間小影廳裡試片,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見它的心跳,放映結束,猛一轉頭,我的同事們早已個個淚流滿面。
凌晨5點,我揣上剛剛制作完成還帶著機器溫熱的硬盤,踏上了法航班機。接下去的半個月,我獨自帶著還沒有完成配音、也沒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過了緊張顛簸的送片時間,苦苦等待一個結果。傍晚,我走在巴黎老舊的地鐵站裡,不由地開始飆淚,心想整個團隊傾盡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會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歸,我想給大家一個交待。
出了地鐵站,我看到北京給我發來的微信:「佐龍,明天回來吧,去不去坎城,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時間11點,坎城新聞發布會,影展總監福茂宣布《地球最後的夜晚》入選第71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國。決定接受「電影節之王」的邀約,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承諾。我們需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一個最佳的剪輯版本,還要完成一系列龐雜的技術工作⋯⋯畢贛和一眾後期制作主創,幾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坎城開幕當天,我們還沒交上片。畢贛還要和我們一起去和投資方開宣發會,車上,我抱怨趕不上坎城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把累積了太久的憤怒宣泄而出:「煩煩煩,你有什麼好煩的,我現在連電影都剪不出來!你還想怎麼樣!」
我忍住同樣的憤懣,看向窗外,手機提醒收到新郵件,焦慮地順手點開:「他媽的坎城都要罵娘了!請你們立刻馬上完成這部電影,安全護送到坎城!”」法國合作方把我臭罵了一頓。如果我們趕不上,這將是一次嚴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過不了他自己這一關,電影是萬萬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運,他變成了唯一的解鈴人。
後期工作走到最後第二步,大家已經精疲力竭。畢贛和調色師唐強在工作棚裏劇烈地爭執起來,他希望唐強能休息一會繼續工作,不要無效勞動,唐強暴怒,「我哪還有時間休息!我再休息,你們就都別想帶拷貝去坎城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麼的他媽的坎城,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質量來!」熟悉的咆哮聲再起。
為了將隨時有可能輸出完成的拷貝以最快速度送至坎城,我們縝密地制定了一個代號為「葫蘆娃」的方案,每隔兩到三個小時左右,將一名工作人員送上去往法國的飛機,把所有人的出行時間平均分布到最後的兩天時間內。
5月12日傍晚,第一顆放映拷貝送達坎城,正要送往電影節的路上,我卻被通知,這顆拷貝製作失誤,無法使用。終極崩潰。
5月14日下午2點,畢贛終於自己帶著重新輸出的第二顆拷貝,昏昏沈沈地抵達尼斯機場;5月15日淩晨2點,大家前往德布西廳進行技術測試,QC通過。
上午11點,《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坎城舉行媒體場首映。放映結束,我回到公寓房間,看到孫濤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譯拼命地刷著推特,忽然,他瘋了似的吶喊起來:「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龍總,你看,他們說我們導演牛逼!」下午3點,畢贛和他的演員們,一一踏上坎城紅毯,《地球最後的夜晚》舉行全球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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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我單獨約他出來吃了一頓飯。我看到他因為壓力而爬滿整臉的毛囊炎,還有幾周沒有處理的頭發,他好像徹底變了一個人,一個已然被掏空的畢贛。我第一次見他如此嚴肅地對我講話:「佐龍,你知道嗎?從頭到尾,如果連我都不再決絕了,還有理由讓你們和我一起站到最後嗎?」頃刻間,我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終的解釋。當下的我們,就好像剛認識那會,他繼續講著,我仍然聽著。
這一年,過的太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放棄了。好在,他還是以最危險的方式完成了這部電影。明天,它就要上映了,這篇回憶,寄給這三年。
單佐龍 寫於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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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贛 #地球最後的夜晚 #墨綠的夜
一家 子 兒 咕 咕 叫 導演 在 齊柏林的飛閱台灣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每次看完文茜姐的文章,總是熱淚盈眶,雖然人們常說人在情在,但齊大哥身邊的良師益友總是默默關心著我們,也持續用自己的方式關心台灣、守護台灣。
齊柏林基金會出版2019年年曆,已在博客來書店預售。
他生前的好友萬冠麗董事長問我需要捐贈多少給兒童骨肉瘤癌症基金會?多少給麥當勞叔叔罕見疾病患者之家?
然後我偶然看到了去年他墜機事件後,我寫的一篇文章,部分登於天下雜誌:其中一段,再次閲讀,我即使身為作者也感慨萬千,摘錄一小段,及其後全文,才一年又四個月,您,是否已經遺忘?
*他開始著手拍攝「看見台灣二」;他反省為什麼之前電影引起那麼大迴響,可是某些污染依然延續?政府依然沒有作為?
他的答案不只是簡單的批判。經過一些個人獨特的經歷,他開始深思一個從小不熟悉的事情:「仇恨」。
齊柏林發現由於各種政治符號對立的仇恨,台灣在各方面皆躊躇不前。
「仇恨」的情緒成為所有議題的前提,也消耗社會多數的能量。
當他參與反核時,某些老同事認定他變了!
當他飛行空拍霧霾,差一點撞上台中火力發電廠煙囪時,他發現那些反核的環保同志,許多不見了,他形影孤單。
齊柏林自認學識淺薄,專業不足。他擅長的工作是空拍,不顧命,不要錢,空拍了現象,引起共鳴後,交由專家、政府就可以解決問題。
可是「看見台灣」放映後,是一連串的政治抗爭,選舉……一一登台,政黨忙著選舉、奪權,專家也忙著參予政治光環的爭奪。
於是他給自己下一個使命,「看見台灣二」,拍一個島嶼移民的過程;從印尼、馬來西亞、婆羅洲到台灣、到日本、到紐西蘭……從唐山過台灣……從戰亂遷徙台灣……然後在大海大洋中彼此對峙。
可是「我們」呼吸相同的霧霾,並且「我們」一起砍伐地球的樹林。
不需翻譯的「唐吉軻德」,省了出征的朗誦詩曲,齊柏林又開始他背負龐大債務的使命之旅。
為了拍攝原住民先祖獨木舟跨洋移民的畫面,他需要更高階的陀螺儀。原本「看見台灣一」的陀螺儀可以拍山、海浪,可是拍不出渡船划槳細膩的粒子,也拍不清楚「霧霾」。
國際上市面的高空攝影機已經走向8K,他買不起。齊柏林咬牙,再投資兩千多萬,買了四K陀螺儀。
他告訴我這個決定時,充滿了信心,也認為在下一部影片中,他可幫台灣「把愛找回來」,那怕一點點,然後關注我們持續惡化的環境議題。
齊柏林認為這是他在前部電影中,未完成的使命。你相信嗎?就在他做這個決定之後沒有多久,陪同他航拍最久的飛行官陳秀明剛剛因飛機墜落死亡。他很哀痛,但完全沒有任何停止腳步的念頭。⋯⋯
那台斥資數千萬讓他又背負龐大債務的陀螺儀,這一回跟著他飛機失事,一起墜毀。一同墜毀的還有他未完成的夢,以及我們這個社會未恨完的恨,未吸完的霧霾,未停止的政治撕裂。⋯⋯
《天使的獨白》寫於2017/7/15
他不只是大地的守護者,他是天使。用搏命只為了告訴土地上的人,家園之美,家園之殘破。他知道,「死神」站在他後面,緊盯著他,從未真正離開;但「使命感」,三個簡易的中文字,始終支撐著他。長達二十五年,近八千多個日子,幾位陪同他航拍的飛行員,一一墜落;包括和他一起拍攝「看見台灣」的飛行員陳秀明,已在二○一五年十一月廿二日身亡。然而土地守護者的使命催促著他,使他克服恐懼,忘却死亡,持續飛翔。
直到某一個炙熱的中午,當天萬里晴空,雲朵那麼輕柔,大地上沒有人意識之後躲藏的危險;齊柏林先在池上鄉廟裡燒了一炷香,祈福一切平安,然後飛上天空,紀錄熟悉的土地,近在咫尺的「死亡之神」這次擄獲了他,天使,終於墜落了。
熊熊烈火燒起,在他死亡前後,飛機失去動力、摔落、爆炸,燃燒一切使命、遺憾、恐懼、對家人的眷戀……都結束了。
齊柏林的「鄉愁」不是一首歌頌土地的詩或者歌曲,朗唱完了,了事。他離世之後,我走入了他的家門,見著了他的父母,才真正意識他謙沖而害羞的表情,急促而堅定的理想,在這個仇恨、扭曲、慾望無止盡的時代,多麼崇高,多麼偉大,多麼孤獨,又多麼純淨。
齊柏林的家在木柵某一個滿是綠意包圍的老公寓裡;這裡住著幾位他的人生摯愛,爸爸、媽媽、妹妹、兒子、女兒、妻子……。
家門口還貼著紅色的春聯:「積善為德」,代表這個小人物家庭的教養。大門推入,不到三坪小院,齊柏林為爸媽築了一個簡易人工小池子,幾隻錦鯉,水池上方兩個玻璃箱子,齊伯伯說:「這都是小柏林動手弄的。」
享受,不一定得榮華,齊家安貧、樂道、積善、自足。我站池邊想起齊柏林曾傳給我的照片,魚兒對著我張大口,可能餓了一段日子,也可能已經習慣和人親密相處。魚池旁一小塊砂地,不到半個塌塌米,據說曾是齊柏林從河邊帶回來養育、也孵育烏龜的地方。這個烏龜事件一年前在齊柏林「成名」後,曾上了某報頭版頭條,標題痛批齊柏林「賴老父」、「假環保」。齊媽媽已經七十八歲了,即使齊柏林走了,她仍委屈地對我說:「烏龜」真的是齊伯伯夫妻約三十年前木柵爬山時撿回來,不是刻意的;後來在家堆沙丘,自然孵育更多小烏龜。報紙罵完柏林,又有人告發,某日家裡來了幾名壯漢把烏龜帶走,柏林年邁的父親,還被檢察官傳喚偵訊兩次。一生沒看過這種陣仗,齊老心想兒子到底惹了什麼禍?後來齊柏林回家知道此事,傷心好久,他真的不知道這些品種是保育類,才會大意貼臉書上;但讓他真正傷心的不是挨罵,而是他知道自己家孵育的烏龜,沒有野生能力,一但放生,鐵定活不了;他心疼那些烏龜的下場,自語:「我好像得罪了很多人。」
我試圖告訴齊媽媽,媒體環境的扭曲,一切已經過去;然後拍拍齊媽媽的肩膀,她放聲大哭,抱著我,不停地問:「為什麼?為什麼?我那麼乖的孩子為什麼走得這樣可憐?」
齊伯伯是河南安陽人,今年八十六歲。十七歲時國破山河碎,家裡鬧飢荒被迫從軍,來了台灣,之後就是你我最孰悉的老兵。退伍之後,由於他積極努力的工作態度,使他謀得榮工處司機的工作,直到退休。齊伯伯一生從未哀怨自己的人生,他慶幸自己還討得到老婆,有個安家處,有孝順乖巧的兒女。他的同袍,那些孤苦的老兵,沒處去時,就來齊家住上一段時間。齊維新沒讀什麼經典大書,却懂得把人生的逆境擱下來,慶幸自己沒在戰亂中死於戰壕,更慶幸自己退伍後還有個司機的工作。
他,像一個修行許久的高僧。「小柏林」長大開始賺錢養家之後,齊伯伯惟一的嗜好就是泡茶和登山;其他無欲也無求。
齊媽媽本姓江,彰化員林人,嫁給齊伯伯以後,為了貼補家用,一個人勤奮地做三份工作。清晨到菜市場賣滷菜,接著到工廠廚房幫傭做飯,晚上趕著夜市擺地攤賣成衣。
在這片熙來攘往的土地上,他們的世界沒有怨、沒有恨,甚至沒有「壞人」;齊媽媽從未期盼榮華富貴,只盼一家平安。即使齊柏林成名之後,她從未想向兒子要什麼,只擔心怎麼兒子還是穿著一身破洞的內衣。
齊媽媽哭著說:「我沒有看過這麼乖的孩子,從小貼心父母辛勞,自己做飯照顧妹妹……」,接著指了家裡幾乎每一樣擺設,漂流木茶几、椅子、色澤溫潤的泡茶盤、牆上的字畫,……點點滴滴,都是齊柏林為父母張羅的,到處都是「孝順小柏林」的影子。
我和齊伯伯談話時,齊伯母恍神地走到窗前,望著窗外搖動的樹影,駝著背,我知道她還在盼,盼一切只是夢一場,那個永遠滿面笑容的兒子,會再踏入家門……。
人生頭一次,她質疑,命運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她站了許久,沒有人捨得叫醒她,讓她墜入盼望吧!這比殘忍的現實好多了。
齊伯伯和我開始談起一些往事,齊伯林常回家告訴父母,他遇見我之後的點滴之事,包括我主持的電視廣播節目如何幫助他一路圓夢等……,齊伯伯說的愈感激,我愈慚愧。我曾經以為自己二十多歲在戒嚴時代,為民主「犧牲」;曾經以為在一片污穢的政壇中自己「不收任何政治獻金」很清高……
如今在這一家人面前,我自形慚穢。這個老公寓,如此狹小,如此近乎家徒四壁;而它裝了滿滿的愛、崇高無比的理想。
我無能說什麼,只好慢慢地告訴齊伯伯:「死有輕如鴻毛,重於泰山;柏林遺憾地沒有完成他下一個理想,但是謝謝他們教養也奉獻了柏林,讓這個社會因齊柏林而有所不同。」
齊伯伯沉默了一會兒,自言自語重複這句話:「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鴻毛」。近八十六歲的他,當下停住淚水,若有所思。
我告訴齊家二老,齊柏林教導了我們當代的人,什麼叫「犧牲」;什麼叫真正的「理想」;什麼叫「神聖的行動」。
真正的理想,是謙卑地不感覺自己犧牲,不在乎任何外界的嘲諷,也不迷失於一時的掌聲。
此時齊媽媽突然轉過身來,對我說:「我本來什麼都想給他,所以當他談著莫拉克風災,接著要抵押房子時,我就把地契給了他,我也聽不懂他到底想做什麼,本來還求他不要做這麼危險的工作,老聽他說那個夥伴又摔死了……但他說只有空拍影片,大家才會有感覺。他那麼堅持,我就什麼都依他!」說完放聲大哭……。
齊媽媽已經七十八歲了,有心臟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壓……,這些事她已毫不在意。柏林走當天,她昏倒一回;迎靈那天,又昏倒一次。她小聲地怕女兒聽見,對我說:「我本來想和他爸爸也一起走了……。」
自齊柏林走後,她已長期失眠,夜裡未曾退却的兒子形影使她無法成眠,有時候怕吵到老伴,自己跑到廁所放聲大哭;白天看到孫子孫女,又告訴自己要堅強……她日日體悟生命之死,不是自己,是疼愛兒子的墜落。她不敢看兒子的遺體,對齊家那不是送行。死亡不是儀式,不是影子,她心愛的兒子躺在殯儀館,包裹著層層紗布,屍體面目已無法辨認,如古老的木乃伊,皮膚透露著焦黑……。
這個小屋孕育了齊柏林理想的搖籃,母親給他永遠溫暖的懷抱,父親教他愛大自然,教他惜福,教他感恩。他也相信那首歌曲「美麗島」,「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婆娑無邊的太平洋……照耀著高山和田園……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對他而言,這不是一首民歌,一首抗爭的歌曲,是人們應該以生相許,相信而保護的山林田園。
「看見台灣」票房大成功後,齊柏林沒有被隨之而來的名聲、金錢、金馬獎沖昏了頭。有一段時間我不太和他聯繫,因為我從過去的負面經驗感受到人性的變化,如果一個朋友成功了,你頂好離地遠一點。一方面我的工作角色已經完成,一個優秀的人終於被看到;一方面我相信沒有幾個人逃得出名聲與掌聲的迷醉,我與他必要的距離,對彼此都好。
結果齊柏林的反應是「傷心」。他不知道為何昔日尊敬的「姐姐」般人物,突然消失。我缺席了「看見台灣」的首映會、慶功宴、座談會……除了有一次請「世界周報」的團隊到南投山上,幫忙包車包電影場,把片尾那群爬上玉山的原聲童聲合唱團的孩子們從南投山上帶到台中看電影,觀賞「看見台灣」並且在電影中看見自己。我告訴齊柏林,他可能忙昏了,那些孩子差一點沒有機會在電影院看到自己演出的影片。
直到二○一五年十一月梁皆得導演花了二十年拍攝的「老鷹想飛」準備上映,我在試片間又碰到齊柏林,已經一年沒有連絡了,他頓時好高興和我互相擊掌。我想幫梁導演的忙,讓更多人看見他為了訴說「環境」、「農藥傷害」的紀錄片散盡家財的感人過程。此時我向齊柏林開口,「你願意和梁導一起上中天的青年論壇嗎?」齊柏林連一秒鐘猶豫都沒有,立即回答:「我太高興了!以前我做什麼事都要靠別人幫忙,現在我終於可以幫助別人了!」
過去這一年多,他開始著手拍攝「看見台灣二」;他反省為什麼之前電影引起那麼大迴響,可是某些污染依然延續?政府依然沒有作為?
他的答案不只是簡單的批判。經過一些個人獨特的經歷,他開始深思一個從小不熟悉的事情:「仇恨」。齊柏林發現由於各種政治符號對立的仇恨,台灣在各方面皆躊躇不前。「仇恨」的情緒成為所有議題的前提,也消耗社會多數的能量。當他參與反核時,某些老同事認定他變了;當他飛行空拍霧霾,差一點撞上台中火力發電廠煙囪時,他發現那些反核的環保同志,許多不見了,他形影孤單。齊柏林自認學識淺薄,專業不足。他擅長的工作是空拍,不顧命,不要錢,空拍了現象,引起共鳴後,交由專家、政府就可以解決問題。可是「看見台灣」放映後,是一連串的政治抗爭,選舉……一一登台,政黨忙著選舉、奪權,專家也忙著參予政治光環的爭奪。
於是他給自己下一個使命,「看見台灣二」,拍一個島嶼移民的過程;從印尼、馬來西亞、婆羅洲到台灣、到日本、到紐西蘭……從唐山過台灣……從戰亂遷徙台灣……然後在大海大洋彼此的對峙中,「我們」呼吸相同的霧霾,「我們」砍伐地球的樹林。
不需翻譯的「唐吉軻德」,省了出征的朗誦詩曲,齊柏林又開始他背負龐大債務的使命之旅。為了拍攝原住民先祖獨木舟跨洋移民的畫面,他需要更高階的陀螺儀。原本「看見台灣一」的陀螺儀可以拍山、海浪,可是拍不出渡船划槳細膩的粒子,也拍不清楚霧霾。國際上市面的高空攝影機已經走向8K,他買不起。齊柏林咬牙,再投資兩千多萬,買了四K陀螺儀。他告訴我這個決定時,充滿了信心,也認為在下一部影片中,他可幫台灣「把愛找回來」,那怕一點點,然後關注我們持續惡化的環境議題。
齊柏林認為這是他在前部電影中,未完成的使命。你相信嗎?就在他做這個決定之後沒有多久,陪同他航拍最久的陳秀明剛剛因飛機墜落死亡。他很哀痛,但完全沒有任何停止腳步的念頭。
那台斥資數千萬讓他又背負龐大債務的陀螺儀,這一回跟著他飛機失事,一起墜毀。一同墜毀的還有他未完成的夢,以及我們這個社會未恨完的恨,未吸完的霧霾,未停止的政治撕裂。
天使走了,遺留老父老母;天使走了,遺留持續破壞土地的我們;天使走了,我們再也沒有「第二個齊柏林」。
齊柏林走的當天晚上,我鼓起勇氣重看「看見台灣」。循他的眼,經過城市經過殘破經過聖壇般的美麗山河;循他的路,鏡頭穿過開發和墜落的寓言;循他的手,所有的大樓如同腐地拔起的虛假宮殿。他的鏡頭那麼哀愁,又那麼美;他的心那麼善良又那麼珍貴;他的離去對我是那麼痛楚,如砸碎了所有眼前的風景。
他以死亡,讓我醒悟,那些震撼的影片、照片,從來不只是傷山污河,是他與死神交換送給我們的禮物。
他以死亡,告訴我們那些畫面,一點也不「便宜」;那是他以溫暖的聲語,置生死於度外,搏命留給我們的警告。
離開齊家前,齊媽媽又對,咕:「他一直都知道危險,……我的小柏林,也一直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