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強吻可以是性騷擾，也可以不是 | SOSreader】
有線新聞女記者報道七人欖球賽的時候，兩個外籍人士突然強吻她的兩邊臉蛋。事後被人問及事件，女記者答：「我覺得是不能接受，但又覺得不可以怎樣。」她又說不認為是性騷擾，新聞台亦不打算追究。
小時候見教科書說「香港是中西交匯之地」，但不要會錯意，那只是說西人可以來香港嬉鬧，不代表香港人能夠變成白人，那個等差永遠存在。「神愛西人」的神聖法則違反不得；相同的事情，白人可以做，其他人種不要有樣學樣。
2006年歌星官恩娜出席一個宣傳活動時，突然有一個戴墨鏡和鴨舌帽的謎之男，上台胡混一番之後，突然對其箍頸和狼吻。當時官恩娜馬上被嚇到流淚，並且報警將對方拘捕，最後謎之男被判入獄兩個月。
女記者的處境好像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如果你細心留意，兩個外籍人士，也不是一樣，一個白點，一個黑點。一邊是高加索白人，一邊是類似印度或者伊朗的雅利安人，但至少有一個白人。如果兩個都是黑的，我就不知道女記者會否淚灑當場了。黑的也好，至少個樣好過官恩娜那個口齒不清、很Creepy的狂迷。
這種事，大概也是講求對像，講求氣氛和「感覺」。你不能一下就推到「港女就是愛洋腸」。我不是痴撚線的女權份子，人類對於不同物種有不同反應，那主觀感受就是來自於資本主義白人工業文明的沉積，都是天公地道。你給李偲嫣和林明禎強吻，感受也會很不一樣。女記者絕對可以不認為是性騷擾，她真的有權這樣認為。任何人都有權。
但正因為「認為」是主觀的，規範行為的法律和約定俗成、內化的交往份際，是相對客觀的，就算我們要進入男女授受不親的伊斯蘭社會，規則都要講清楚。但現在不存在這個規則。因為男女之間的東西，所有個案都不一樣。
給官恩娜的狂迷強吻，以及給兩個球迷強吻，會有不一樣的反應；就算是同一個人，都可以在不同時期或場合下，有不一樣的感覺。而這也是情感運動的強處和劣處，它有源源不絕的情感資源，但也高度依靠狀告者的一面之辭，極端時就是根據人言人殊的感受，而對整個物種作劃一整全的審判。
之前有運動員揭露自己受到教練性侵，很多人都認為需要報警(感謝主，事主至少在好一陣子之後真的有這樣做)，但也有很多人重拳批判，說建議她報警，就是二次傷害受害者，是強姦文化Rape Culture的逞兇。
問題是這種近乎下意識的抗拒外人介入調查，甚至打從一開始就認定司法制度不能帶來公義、司法制度打從開始就偏坦「父權社會」和加害者的思想傾向，正正揭示#metoo這場世界範圍的情緒革命之中，某部份的情感政治，恰恰對「理性」(即包括報警的一連串的社會行為)含有深具戰略理性的抵抗，不是偶然的——因為調查的介入和檢閱，極容易蒸發性別政治的爆發能量。
真正的受害者固然真金不怕烘爐之火，然而檢閱同時會揭露各種左支右絀和雙重標準。只有永遠停留在私密層面的情感，才能永遠不受挑戰。
這宗新聞在網上也引起不少討論，有人一下就將事情推到「港女係雞係公廁」以及「港女就係鍾意洋腸」，這其實接近婦團份子一天到晚幻想父權社會要強姦她們，都沒有出口。
我們當然可以認同情感變幻——即面對不同物種在不同場合施以強吻，會有不同反應——是合理的，並不是雙重標準和「總之洋腸就ok」，那麼邏輯上我們就不可能不去質疑，在浩大的#metoo風潮中，必定存在這種因人而不同的情感主導個案，也因此更需要相對客觀的框架來平衡。
但在這股洪流之中，連這種平衡和檢閱的請求也被視為「父權社會再次打壓」，彷彿要尋得受害者的公義，就必須將一整個性別置於隨時被誣告的危牆之下。在那一次，我發現那些人都不在乎這些，純粹訴諸社交媒體的公義操作方式，是不是有「可改善之處」，好像只有死父權撚會在乎，而這種在乎也會被視為Mansplaining，直男癌的說教。
這些人因為苦大仇深，顧不上這些，他們只是在乎受創的自己。再多說幾句，他們作為受害者的情緒會出來中斷與你的溝通和辯論，使得你有一刻以為自己就是那個強姦過他/她的變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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