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守中及魏艾教授參加華東師範大學主辦 “台海局勢與中國周邊安全”視訊研討會
丁守中發言:
(一)中國周邊政治軍事安全情勢與建議:
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各方實力直逼美國,再加上一帶一路的國際戰略布局,自然構成霸權競爭。尤其又有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與意識形態的差異,這些差異並沒有因過去西方國家對中國廣泛交往交流政策而改變。加上中國大陸實力的快速成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然視中國為最主要威脅。更何況西方國家本身內部就有各種利益團體操控影響國家政策,明年美國國防預算是7410億美金,占全球國防支出38%。後面龐大的國防利益團體也需要不斷塑造新的假想敵,以合理化龐大軍備支出。最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公佈「北約2030改革報告」,以中國為重大威脅,何嘗不是出於同樣目的。
美、中目前雙方從經貿戰、科技戰,打到接二連三的區域軍演展示實力,相信拜登政府上台後,這種大國競爭的態勢基本上也不會改變。拜登可能更走向過去區域結盟方式,對中國有鬥爭、有合作。美中鬥爭除了科技、經貿的國際圍堵打壓,合縱連橫、相互報復之外,未來在南海、台海、中印邊界、藏獨、疆獨,都也可能是局部與區域衝突熱點。
這邊我要提醒,大國霸權競爭,若真要走向動用武力衝突,最惠而不費的方式就是打代理人戰爭,或者搞民族自決、搞分裂,製造對手內部矛盾。觀察過去美中關係,美中關係好,兩岸關係穩定。美中關係惡化,台灣就被美國高調當棋子,挑動刺激大陸敏感神經。我們另外也發現,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喜好度,也隨著良性交流來往及武力威逼而變化。面對新階段大國霸權競爭,我認為兩岸領導人都該要有高度自覺,兩岸同文同種同文化,台灣方面不該干冒戰爭風險,犧牲自我人民利益,做為外國代理人戰爭馬前卒。大陸領導人也該警覺,中國大陸應把握今天開放改革快速發展的局面,得來不易,更該韜光養晦,珍惜目前的發展勢頭,千萬不要落入西方陣營搞分裂中華民族,骨肉自殘,製造兩岸長久矛盾仇恨的陷阱。
(二)台海危機研判及”控管”對策與建議:
我認為當前兩岸之間確實有必要建立危機控管的機制,在目前兩岸缺乏直接溝通機制之下,緊張關係的鬆綁,就像雙方拉緊的繩結一樣,總要有一方先放鬆,還要有更多積極作為,才能解開繩結。面對民進黨政府的台獨反中傾向, 無時不強調來自大陸的威脅敵意,何況還有西方反中勢力在後面鼓動撐腰,所以不必寄望民進黨政府會主動改變政策。倒是中國大陸領導人不該掉入西方國家分裂你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製造內部矛盾動亂的陷阱。如果大陸領導人能主動調整心態採取更陽光的對台政策,而不是動輒訴諸武嚇軍演、軍機繞台、威逼台灣,相信自然會帶給兩岸更良性的互動發展。
瞭解台灣要從制度著手,因為台灣有定期民主選舉,不得人心的政府就一定會下台。大陸對台政策不必替台獨勢力提油救火。川普政府任內,台灣花了五仟多億台幣買軍火,大陸軍機繞台給了西方軍火商機會,也給了民進黨政府更加合理化他的「親美反中」政策。但大多數台灣人都不願做西方反中陣營的馬前卒,也都心知肚明台灣花了大錢,卻換不到兩岸和平及國家人民更大安全感。何況全世界一百六十多個國家不吃的萊克多巴胺豬肉,民進黨政府卻要逼台灣人吃,這一切就是民進黨政府「親美反中獨台」政策的代價。
兩岸人民要以利相合,勿以害而分。這一切惡性循環,大陸當局最有主動能力改變它,大陸領導人該記取「太陽與西北風」的寓言教訓,應該多著墨兩岸人民善意信任的培養。更別輕忽台灣人民的智慧,兩岸人民同文同種同文化,同屬中華民族,大家姓的是中國姓,拜的是中國神,過的是中國節,民間歌仔戲演的也都是中國歷史上忠孝節義的故事。兩岸經貿關係又這麼密切,投資設廠、經商、通婚、留學、長期在大陸工作的台灣人數加總超過百萬,大家都看到了這些年來大陸的快速變化。台灣民意如流水,我舉個例子,高雄市民罷免了韓國瑜之後,高票當選的民進黨陳其邁市長風光才一百天,現在也是六都最不得人心的市長。民主政治的最大好處是,大家永遠可以寄希望於下次選舉。台灣有民主選舉,大陸動輒武統的言論最傷害兩岸人民感情,也是最不得人心的大陸負面宣傳,不但給民進黨「聯美反中臺獨」政策火上加油,也讓國際坐實了中共霸權的印象。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我認為台灣最好的政策選擇應該是「親中友美」,最符合台灣的立場與利益。如果兩岸主政者都放縱民意「仇中」、「仇台」繼續發酵,兩岸主政者的思維動輒訴諸於軍購、軍演、武嚇、動員,那戰爭遲早就一定會發生,我認為那才是親痛仇快,中華民族最大的悲哀。我們相信兩岸人民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希望能夠一天比一天過更好的日子,要和平、反戰爭,兩岸主政者就要用智慧與政治化解敵意,而不是用軍備與戰爭製造更多矛盾與仇恨。
大陸方面説只要回到「一個中國」共識,什麼都可以談。既然如此,有人不喜歡「一國兩制」,也有人認為「九二共識」太空泛,沒有辦法為兩岸關係帶來制度面長久的穩定。我在這要向兩岸領導人建言的是,兩岸是不是可以比照當年東西德「一國兩府」(one nation two states)模式,在相互承認現實的基礎上,來解決目前僵局呢? 我認為即使蔡英文也不能否認現實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一中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事實上就是法治化承認了中國分治的現實。
目前一個中國,事實上就是存在兩個有效統治卻分治的政府,大陸的領導人可不可以也從現實出發,放棄武力威逼,換個兩岸聽起來更舒服的說法,改變已被扭曲的「一國兩制」,對台採取更陽光的用提倡並接受「一國兩府」模式來化解兩岸僵局,開展兩岸更務實、對等、互惠的交流。我相信,「中華邦聯」、「共同市場」這些有助於兩岸長久整合的主張,都會水到渠成,為兩岸人民所接受。
事實上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訪問大陸時,當時的吳學謙副總理在紫光閣接見我時,我就曾跟他當面提及「一國兩府」政策為兩岸僵局解套,我今天再度拋出議題,目的就是提醒兩岸領導人,除了軍事威脅、動員備戰之外,要解決兩岸僵局,還有更多有利兩岸人民福祉,不會傷害人民感情,更有利未來兩岸整合的選項可以考慮。
謝謝大家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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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如何突破困局?两岸专家积极建言献策
http://news.stnn.cc/lays/2020/1221/8145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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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袁彌明和大嫂容海恩隔空用「良知」互相攻訐,一面說親建制否認721無良知,一面就說自己都有良知——可見「良知」確是一個 illusional 的名詞。「良知」在香港政治運動越來越常出現,這是上世紀中產民主運動「要奪取道德高地」的戰略餘緒,這既是游散之民能夠動員的一大基礎,但副產品則是政治意識永續的道德化。覺醒是出現了,但也自己困住了自己。
就像香港民主運動的前一個想像,是要求人民覺醒並投票給民主派,配合中國政改走向自由化並最終事實管治香港——港人治港,但覺醒是永遠停留在這裡,不能突破,所以低下階級和工人議程、福利社會的想像、還有另一端的歸英、獨立建國,都是被壓在輿論的非主流位置。因為多個選項裡面只有「民主回歸」才符合「道德」,符合良知。當時香港人都不想被中共管治,但又不能說出理直氣壯「要求異族繼續殖民統治」,因為20世紀的良知是非殖民和歐帝國主義的瓦解。因此中國成功收回香港,就成為政治道德化的最成功實踐案例。不要認為物質決定一切,「心」的能量也是移山填海,可以將人的最真實慾望壓在防火牆之內,令人無明,令人不知道自己受苦和受困的原因。
良知為甚麼 illusional,因為良知是人言人殊的。香港人認為自己那套是良知和普世的,但中國人也認為自己那套是良知和普世的。愛香港應該是香港人的良知,但對中國來說,愛中國也是良知。鎮壓和控制在此良知下,便成了應做之事,而且唯恐做得不夠。對敵人稍為人道,都不符合「良知」。就算你問納粹德國的衝鋒隊、法官、行刑者,他們也會說自己有良知,為了德意志,為了一個不被劣種污染的新世界,他的良知要求他行動。如果猶太人和納粹德軍能夠對話,也可能變成了袁彌明和容海恩的隔空對話。而事實上納粹德軍一直所受的教育和社會化,可能真的再沒有其他制約,他窮思竭慮、每日三省吾身都好,到最後還是只能找到納粹德國文化體系裡面的良知,因為這就是他所擁有的。所以他也有良知,良知在此情況下,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中國文人在這個話題有一個體系。孟子說「良知」,認為人是性善的,天生是好,如果有不好,只是因為「陷溺」和學壞;人之善性,尤如水向下流。然而後來我們知道,有些人是天生的反社會人格,天生失去同理心,天生就以不一樣的角度思考;犯罪學不想簡單判斷人是天生形成還是後天形塑,但又發現很多連環殺人犯確實有異於常人的腦部發展。對他們來說,「良知」是他的良知,只是跟一般人不一樣。食人族的良知就是食人,沒有甚麼不對。所以你跟食人族講良知,不可能有結論,他也有良知啊;更不要說你已經被對方綁著,肉在砧板上,你的良知在實力上無法跟對方的良知交鋒。
明王國時期的前一套規範,是宋以來的理儒學。宋在國際上是受困的形勢,造就了國內極端的高壓而道德化的政治學風。對人的規條,是由宇宙和物理形成,到人文社會的習俗,是包山包海的細緻,高大上的說話非常多,但人實際上卻是感到受困和虛偽。為了解決個人和社會道德標準的矛盾,明人開始有了心儒學和王陽明。大體就是說,因為人的天性是善性,所以人心是天生接通「理」(客觀的道德規律),心即是理。事後回顧,這是受困的人在無法打破的祖宗規條之中,取巧地嘗試提高個人的地位,是中國無法走向完全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現實下的折衷做法;要講自身,但將人慾的合法性鑲嵌於天理 (普遍法則) 的絕對之中。
這雖然是折衷,但第一波的釋放,也非常猛烈。於是儒學家自己發現,群體裡面開始有就地打滾的「狂禪」,對大體系的拆解一發不可收拾。在訊息不流通的時代,去到政府也發現介入,肯定是確實有非一般聲勢。於是最後政府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抓捕李贄,最後他自殺而死,書禁絕。所以外國人和中國人說中國沒有宗教戰爭、對思想包容、愛好和平之類,只要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就好了。
王陽明的講法,影響了越南、日本和中國,例如蔣介石就崇拜他。因為國民軍的合法性來自維護傳統 (在共產黨的挑戰下更是如此),但形格勢禁的時候,不符合道德標準的事還是要不斷地做。例如為了抗日打焦土戰,將花園口堤壩炸毀,淹殺 80 萬中國人;但心即理,也是致良知,蔣介石也有民族獨立和愛國的良知,只是跟那 80 萬人的良知不一樣。
所以最後,「良知」要不是有黑有白,莫衷一是,就是淪為偽善的通行證。例如「良知咖啡」、良心食店,但不代表他們不會刻薄員工,端出來被滿足的是購買時的快感。「我是一個有良知的消費者」。因為道可道,非常道,真實的東西是說不出來的,因為言語是 illusional,道德提倡了出來,就會有人利用和互相攻打,最後出現宗教裁判所,衛道之士也會在高大上的言語觀念中迷失,變成對人對自己虛假。所以莊子和伊索也不喜歡集結性的教悔,而是喜歡寓言,不直接答你,他們用例子答你。良知攻訐戰非常好看,但只是中國語說的「吸引眼球」或者花生的佐品。「良知」的觀念和提倡,對惡人無用,偽善者則變得更偽善,好人和正常的社會則本來就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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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袁彌明和大嫂容海恩隔空用「良知」互相攻訐,一面說親建制否認721無良知,一面就說自己都有良知——可見「良知」確是一個 illusional 的名詞。「良知」在香港政治運動越來越常出現,這是上世紀中產民主運動「要奪取道德高地」的戰略餘緒,這既是游散之民能夠動員的一大基礎,但副產品則是政治意識永續的道德化。覺醒是出現了,但也自己困住了自己。
就像香港民主運動的前一個想像,是要求人民覺醒並投票給民主派,配合中國政改走向自由化並最終事實管治香港——港人治港,但覺醒是永遠停留在這裡,不能突破,所以低下階級和工人議程、福利社會的想像、還有另一端的歸英、獨立建國,都是被壓在輿論的非主流位置。因為多個選項裡面只有「民主回歸」才符合「道德」,符合良知。當時香港人都不想被中共管治,但又不能說出理直氣壯「要求異族繼續殖民統治」,因為20世紀的良知是非殖民和歐帝國主義的瓦解。因此中國成功收回香港,就成為政治道德化的最成功實踐案例。不要認為物質決定一切,「心」的能量也是移山填海,可以將人的最真實慾望壓在防火牆之內,令人無明,令人不知道自己受苦和受困的原因。
良知為甚麼 illusional,因為良知是人言人殊的。香港人認為自己那套是良知和普世的,但中國人也認為自己那套是良知和普世的。愛香港應該是香港人的良知,但對中國來說,愛中國也是良知。鎮壓和控制在此良知下,便成了應做之事,而且唯恐做得不夠。對敵人稍為人道,都不符合「良知」。就算你問納粹德國的衝鋒隊、法官、行刑者,他們也會說自己有良知,為了德意志,為了一個不被劣種污染的新世界,他的良知要求他行動。如果猶太人和納粹德軍能夠對話,也可能變成了袁彌明和容海恩的隔空對話。而事實上納粹德軍一直所受的教育和社會化,可能真的再沒有其他制約,他窮思竭慮、每日三省吾身都好,到最後還是只能找到納粹德國文化體系裡面的良知,因為這就是他所擁有的。所以他也有良知,良知在此情況下,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中國文人在這個話題有一個體系。孟子說「良知」,認為人是性善的,天生是好,如果有不好,只是因為「陷溺」和學壞;人之善性,尤如水向下流。然而後來我們知道,有些人是天生的反社會人格,天生失去同理心,天生就以不一樣的角度思考;犯罪學不想簡單判斷人是天生形成還是後天形塑,但又發現很多連環殺人犯確實有異於常人的腦部發展。對他們來說,「良知」是他的良知,只是跟一般人不一樣。食人族的良知就是食人,沒有甚麼不對。所以你跟食人族講良知,不可能有結論,他也有良知啊;更不要說你已經被對方綁著,肉在砧板上,你的良知在實力上無法跟對方的良知交鋒。
明王國時期的前一套規範,是宋以來的理儒學。宋在國際上是受困的形勢,造就了國內極端的高壓而道德化的政治學風。對人的規條,是由宇宙和物理形成,到人文社會的習俗,是包山包海的細緻,高大上的說話非常多,但人實際上卻是感到受困和虛偽。為了解決個人和社會道德標準的矛盾,明人開始有了心儒學和王陽明。大體就是說,因為人的天性是善性,所以人心是天生接通「理」(客觀的道德規律),心即是理。事後回顧,這是受困的人在無法打破的祖宗規條之中,取巧地嘗試提高個人的地位,是中國無法走向完全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現實下的折衷做法;要講自身,但將人慾的合法性鑲嵌於天理 (普遍法則) 的絕對之中。
這雖然是折衷,但第一波的釋放,也非常猛烈。於是儒學家自己發現,群體裡面開始有就地打滾的「狂禪」,對大體系的拆解一發不可收拾。在訊息不流通的時代,去到政府也發現介入,肯定是確實有非一般聲勢。於是最後政府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抓捕李贄,最後他自殺而死,書禁絕。所以外國人和中國人說中國沒有宗教戰爭、對思想包容、愛好和平之類,只要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就好了。
王陽明的講法,影響了越南、日本和中國,例如蔣介石就崇拜他。因為國民軍的合法性來自維護傳統 (在共產黨的挑戰下更是如此),但形格勢禁的時候,不符合道德標準的事還是要不斷地做。例如為了抗日打焦土戰,將花園口堤壩炸毀,淹殺 80 萬中國人;但心即理,也是致良知,蔣介石也有民族獨立和愛國的良知,只是跟那 80 萬人的良知不一樣。
所以最後,「良知」要不是有黑有白,莫衷一是,就是淪為偽善的通行證。例如「良知咖啡」、良心食店,但不代表他們不會刻薄員工,端出來被滿足的是購買時的快感。「我是一個有良知的消費者」。因為道可道,非常道,真實的東西是說不出來的,因為言語是 illusional,道德提倡了出來,就會有人利用和互相攻打,最後出現宗教裁判所,衛道之士也會在高大上的言語觀念中迷失,變成對人對自己虛假。所以莊子和伊索也不喜歡集結性的教悔,而是喜歡寓言,不直接答你,他們用例子答你。良知攻訐戰非常好看,但只是中國語說的「吸引眼球」或者花生的佐品。「良知」的觀念和提倡,對惡人無用,偽善者則變得更偽善,好人和正常的社會則本來就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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