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托市之舉大不相同？- John Plender
北京方面支撐股市的行動引起許多評判，指責其做法拙劣還是其中比較寬容的批評。多數評論人士都強烈批評了中國監管機構操縱市場的舉措，甚至暗示當局的信譽受到了嚴重損害。
不可否認，政策制定者的行事方式有著很強的“臨時抱佛腳”色彩。但我同時也認為，托市努力是亞洲一項長期傳統的一部分，就好比評論員提出強烈反對也是一項長期的傳統。
上了年紀的Financial Times讀者可能還記得1964年的日本市場恐慌，那場恐慌發生前，日本當局收緊了貨幣政策。與今天的中國監管機構一樣，日本財務省當時也禁止了新股發行。
與此同時，一批券商通力協作購買股票，試圖支撐市場。當四大券商中規模最小的山一證券(Yamaichi Securities)瀕臨破產時，日本政府出面組織救助，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扮演了最後貸款人及流動性提供者的角色。
中國的大型券商最近收到監管機構的指示，要它們通過購買掛鉤藍籌股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來穩定股市——此舉與日本當年的舉措極為相似。中國的這些大型券商共同承諾不出售股票，直到上證綜指回升到至少4500點為止。其他國有實體被告知要大量買入股票，並被限制賣出。另一個可類比的地方是日本今天仍在操縱市場，比如日本政府養老金投資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Investment Fund)出於政治動機而採取的舉措，為支持安倍經濟學(Abenomics)而減持債券、增持股票。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香港。1998年夏，大批對沖基金大舉做空港幣，同時做空香港股市。它們以為港幣與美元的掛鉤會被打破，尤其是它們幫助沖擊一下的話。
然而，盡管香港有著堅定自由市場經濟體的美名，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還是出手用外匯儲備買入恆生指數11%的市值。此舉引起市場飛速上漲，嚴重打擊了對沖基金。港幣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保住了。香港的托市舉措招致許多人的強烈批評，其中包括時任美聯儲(Fed)主席的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應該這樣講，有托市沖動的不止是亞洲。1929年10月，以摩根大通(JPMorgan)為首的一批紐約銀行試圖通過大張旗鼓地購買藍籌股來托市。而在1974年，當英國市場出現災難性的熊市時，保誠集團(Prudential)、Legal and General、Sun Alliance以及Commercial Union等償付能力因股價暴跌而承壓的企業，一致同意同時向股市投入資金。
然而，紐約的嘗試失敗了。英國的那次乾預也未獲成功。被市場教訓了一番的基金經理們發現，盡管他們購入股票，但由領先工業股構成的富時30指數(FT 30)仍不斷下跌。一位參與者告訴我，他們的最大成果就是清除了不穩固的股票，因此當股市最終在1975年初蹣跚上行時，才沒有那麽大的拋壓來阻礙上漲。
北京方面早期的乾預以及1964年日本起初不成功的協調乾預，也得出了相同的教訓。可信的支撐建立在儲備充足的救市資金基礎上。在巨大的市場中，虧損的風險如此之大，只有公共機構才有足夠的影響力來改變共識預期，尤其是在高杠桿導致強制出售的情況下。如果股票便宜，也有一定幫助。
這正是中國這次嘗試的不同之處。當局試圖將股市穩定在一個估值依然離譜的水平上。退出戰略的難度將因此加大。而且，由於國企的股票在中國股市中占據很大比例，政府的心態非常復雜。市場高企的話，不靠譜的國企能以更低的成本進行再融資。買者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