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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895年／#台灣民主國
　
還記得求學時課本必畫的重點年份和關鍵字嗎？被許多人認為是最初的台灣獨立運動的「台灣民主國」，有位新竹地區的關鍵人物必須被記得、被懷念，他就是在新竹地區率領義軍起義的 #姜紹祖。
　
今天是姜紹祖殉難126年的日子，而他最終的戰場就在新竹市，位於新竹公園內的「枕頭山」。看到這邊可能有不少人覺得疑惑，新竹公園哪有山？
　
　
▍消失的枕頭山
　
《新竹採訪冊》記載：枕頭山在縣東一里許，其山自東方黃金洞來，微化陽脈，平中凸起。由北而南，高二丈餘，長百餘丈，形直似枕，故名，此處虎頭山龍脈入城右旁支護衛也。
　
枕頭山位於新竹公園裡的新竹動物園的最高峰，標高55公尺，在古代是保護竹塹城最重要的地方。新竹車站後站一帶的古地名也因此叫做「枕頭山腳庄」。
　
「枕頭山」這個由來已久的地名在最近一次的新竹公園整修中，被改名為「柏之丘」，原因是該處多棵「歪腰」大樹，令人印象深刻。
　
　
▍枕頭山正名
　
其實早在動物園重新開放時，發現枕頭山變成柏之丘的時候，我就和市府建議應恢復原名一事。我認為枕頭山這個古地名所乘載的歷史記憶對於台灣史非常重要，它是1895年關鍵戰場，見於古籍之中。
　
柏之丘這個名稱僅呼應該處植披，反而讓人忘記我們新竹公園是一個充滿歷史的場域，一座城市不能忘記他的歷史，我認為不應該讓枕頭山地名消失。
　
不知道大家對於「枕頭山」正名有什麼想法？歡迎將你的觀點分享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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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新竹縣志》記載了此役之戰況：
守城日軍阪井部隊，探悉消息，早已計畫應戰步驟。各路民軍攻勢受阻。 紹祖為攻佔火車站，親帥鑽字軍迫近枕頭山，是即今之中山公園，然而各路盟軍，皆已敗退，鑽字軍既深入敵陣地，孤立無援，乃暫假黃姓大廈防戰，然大廈四周，旋為日軍包圍。紹祖與所率義民等。雖以必死之力防戰。 但已處死地，除投降外，別無生路。兩軍相持至薄暮，日軍竟放火燒屋。 鑽字軍子彈射盡，抵抗力全失，為衝出者百十餘人，悉被日軍射殺。最後在屋內懸白旗示降者一百餘人，日軍可問俘獲義民，欲得紹祖而甘心。義僕杜姜逞身而出，冒名紹祖，立被殺於現場。紹祖知不能免，翌日即服親兵所帶鴉片煙膏就義，時年二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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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我很喜歡的2008年的電影《一八九五》的劇照，由張書豪飾演姜紹祖。

「三星堆遺址」是夏朝的首都嗎？怎麼判斷「三星堆遺址」的來歷？｜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夏朝一直都是人們很關心的一個朝代，如果能夠探明這個朝代的一些詳細信息，將會對人們研究古代歷史，又多一些資料。儘管人們常說夏商周，但是對於夏朝的瞭解卻始終非常少，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甲骨文其實並非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還有其他文字，但是現如今卻解讀不出來到底是什麼意思，因此對於夏朝的瞭解，就更少了。而現在有兩個地方，在「夏朝首都」上面引起了爭議，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夏都?

《國語·周語下》記載：「昔伊洛竭而夏亡。」又《竹書紀年》說，後桀伐岷山得二女而棄其元妃於洛。這兩條材料都明確地指出了夏都存在的地理空間。准此，則目前最有可能被確定為夏都的地方當有兩個：一是二里頭遺址所在地洛陽，二是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顯然，把夏都確定在洛陽或者廣漢，形成的夏史體系會完全不同。確定在洛陽，符合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確定在廣漢，則將顛覆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那麼，洛陽和廣漢，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夏都呢?

在《二里頭文化與尋找夏朝無關!打破〈史記〉的歷史年代框架才是出路》這篇文章中，筆者談到了二里頭遺址不會是夏都的三條依據：第一，二里頭遺址所在地伊洛地區是文獻中的斟尋，斟尋為夏人氏族名稱，其居地並非王都。第二，如果要確定斟尋為王都，則《竹書紀年》「太康居斟尋」一句無法在二里頭遺址落實。第三，如果確定二里頭為王都，則在學術界主流意見把偃師商城視為湯都的情況下，無法形成自洽的邏輯。

既然二里頭不能是夏都，那麼，三星堆的夏都身份是否就可以確定下來呢?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下面，本文就在《夏與商周並行論》中提出的「夏分三段」之說的基礎上來談一談三星堆的夏都名號問題，請各位批評。

一、空桑
根據「夏分三段」的觀點，三星堆文化屬於虞夏聯盟政權的王都，為后羿所滅。《左傳》襄公四年，魏莊子諫晉侯言及」后羿代夏「之事時說：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此「窮石」一名，亦見於《離騷》，而研究夏都者皆不言及。實際上，窮石就是《呂氏春秋》、《歸藏》裡提到的「空桑」，在《左傳》、《帝王世紀》等文獻則稱「窮桑」，而《華陽國志》則記作「瞿上」，其音可比較今山南藏語的Khyung tshang，意思為神鳥之居。這些內容，筆者在《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中已作論述，可以參閱。

二、雒城
在《從周人白狄論來談陝北石峁遺址、黃帝文化及其鷹崇拜》這篇文章中，筆者曾指出，khyung tshang是古代戎族對三星堆大城的稱呼，而與翟人有淵源的今彝語支族群則稱此神鳥之城為lo33 zi21，漢語直譯即為「雒邑」或「老丘」。三星堆遺址所在廣漢久有「雒城」之名，其緣故必當在此。從民族語言來看，「雒城」一詞是漢語和古代彝語的混合詞，其義為「城市」。如果考慮到彝族複雜的形成過程(另文說)，實際上「雒城」一名也可以用形成彝族底層的百濮語言來讀，其義仍然為神鳥之居。換言之，「雒城」和「空桑」二詞雖語源不同，但語義相同。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語的「雒城」一名在西漢時期即已存在。1997年，廣漢市小漢鎮村民唐興鳳在石亭江河灘發現一件鐵質橋墩，上鑄銘文十六字：「廣漢郡雒江橋敦，重卌五石，太始元年造。」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1983年底至1984年元月，廣漢縣南門外導航站在修建圍牆時發現一批漢磚，磚上也鑄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銘文。

從文獻資料來看，三星堆地區的「洛」字在《山海經》中就已經有了記錄。如《中次九經》說：岷江之首，曰女幾之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江。

洛水，亦作雒水。《漢書·地理志上》廣漢郡雒縣下條說：「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與湔水、綿水同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湔水，即今流經三星堆遺址旁的鴨子河，古稱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為鄰紐旁對轉，音本相近。因此，《國語》裡的伊水完全可視為今三星堆遺址旁鴨子河的古稱。

三、陽城
《竹書紀年》和《世本》均有「禹都陽城」之說，說者多有據告成鎮出土的屬於戰國時代的「陽城倉器」陶器而定大禹時期的陽城為王城崗遺址。王城崗遺址為龍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如果按《史記》體系理解，從龍山文化晚期到戰國時期跨越了1500年，這相當於說一個南北朝時期的文化要靠一個當今21世紀的器物來驗明正身，顯然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在《從歷史語言學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稱之謎》系列文章中，筆者曾說明三星堆文化具有鮮明的太陽崇拜特色，夏人王族自稱為「太陽家族」，並說明瞭夏人王族自稱在其延續文化中留下的歷史痕跡。據此可以推斷，陽城之名必當為「太陽之城」的簡稱，其名稱由來當與「太陽家族」有關。

四、歷史地理學和歷史語言學視野中的夏都輔證材料
三星堆遺址之為夏都，這還可以從多個角度的資料來進行輔助說明。

（一）從地理空間角度看

筆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與大禹治水的傳說》一文中已經指出，所謂的伊洛竭是由岷山地震引起山陵崩陷形成堰塞而阻斷水流所致。及堰塞崩決而後，洪水出現，於是始有大禹治水之事。從地理空間來看，三星堆地區發生這類自然災害事件的可能性要比二里頭一帶要大得多。並且，把大禹治水事件放在岷江流域來進行解釋，也更加具有可信度。

（二）從歷史地理角度看

歷史事件的展開和歷史人物的活動都存在於一定的地理空間，但古代族群常存在遷移的情況，因此，在歷史研究中若能捕捉包含在地名中的民族、歷史、語言、地理信息，即能為研究結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下面，我們就此略作闡述。

1、 帝杼遷老丘：「成都」名稱之由來
三星堆文明毀滅後，成都西郊的金沙文化興起。金沙文化具有鮮明的繼承三星堆的特徵，這一點為從事三星堆研究者所熟知。筆者在《金沙文明解碼》中提到：金沙文明崛起的這一歷史事件，在《竹書紀年》中被稱為「夏啟殺益」，在《左傳》中被稱為「後杼復國」。

《竹書紀年》記載，帝杼曾以老丘為都。准此，則老丘必當指古代成都。那麼，老丘一名和成都的名稱會有關係嗎?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字的「成都」一名最早見於戰國時期，而其更早的名稱則為單稱「成」。1985年，沈仲常與黃家祥二位學者聯名在《四川文物》發表《從出土的戰國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來》，從先秦時期漆器銘文的演變順序「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等對此進行了說明。

如上所說，帝杼之都「老丘」一名用彝語支語言來讀即lo33 zi21，意為「城市」。在古代漢語文獻中，「成」與「城」通用存在大量的例子，如《左傳》文公十一年「齊王子成父」之「成父」，《管子·小匡》、《呂氏春秋·勿躬》、《魯世家》等並作「城父」。又比如《論語·顏淵》中的「棘子成曰」，劉寶楠正義：「皇本‘成’作‘城’。」因此，考慮金沙文化與三星堆文化的關係，我們有理由推斷，古蜀人用漢語裡表示城市義的」成「字來記錄自己的居地，其實對應的就是「lo33 zi21」這個詞。

2、 彝族始源地洛尼山之謎
彝族典籍《洪水氾濫》、《洪水與篤米》、《西南彝志》等記載，彝族各支系的共同祖先阿普篤慕在洪水時期避居洛尼山。洛尼山，一般認為就在今雲南東北的昭通境內。《大定府志》卷47《水西安氏本末》云：

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為業。久之，木拔道通，漸成聚落，號其地曰「羅邑」;又其山為「羅邑山」。夷人謂邑為「業」，謂山為「白」，故稱為羅業白。

這裡的朱明，即篤慕，意為君長。「羅邑」一詞，有的學者也譯作洛邑、洛宜、洛尼等，其原語即lo33 zi21。在《太陽家族與開明傳說(下一)》中，我們已經指出，形成當今彝族的重要源頭——昆明人與三星堆古族有密切關係，而彝族支系均以洛尼山為祖源地，這就說明《大定府志》的「羅邑」一詞與廣漢古稱「雒城」和成都古稱「成」是一脈相承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昭通地區古稱「朱提」，這與《華陽國志》記載的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的記載暗合。此外，昭通地區及其周邊還出產一種含高放射性成因鉛的特殊銅礦。據金正耀教授研究，廣漢三星堆、新乾大洋洲、漢中成洋地區以及殷墟的早期青銅器都有大量使用這種特殊礦。這些材料無疑都是值得先秦史、民族史研究者重視的。

3、蜀王南遷與古代越南史上的「螺城」
秦滅蜀後，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建了越南歷史上的蜀朝，文獻稱其王為安陽王蜀泮。《水經注》卷37引《交州外域記》雲：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

又越南歷史學家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云：安陽王，姓蜀，諱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並文郎國，改國號曰甌貉國。初，王屢興兵攻雄王。雄王兵強將勇，王屢敗。雄王謂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廢武備而不修，需酒食以為樂。蜀軍逼近，猶沈醉未醒，乃吐血墮井薨，其眾倒戈降蜀。王於是築城於越裳，廣千丈，盤旋如螺形，故號螺城。又名思龍城，唐人呼曰崑崙城，謂其城最高也。

古代越南的蜀朝稱其都邑為「螺城」，螺字古音與「雒」亦頗相近。另從考古文化來看，越南地區也曾出土與三星堆文化類似的玉璋、玉瑗、玉璧、玉戈等器物。關於古代蜀地文化與越南文化之間的關流關係，張弘、彭長林、雷雨等學者均有涉及，可以參閱。

1936年，越南北部的清化(Thanh Hoa)還曾發現金印一方，印銘為「晉歸義叟王」，這些材料都無疑證明蜀王南遷為可信的事實，並進一步證明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雒城」一名來源非常古老。

五、總結
綜上所述，由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古稱「雒城」到成都的古稱「成」，再到彝族祖源地的「洛尼山」、越南蜀王朝王都的「螺城」，諸名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這些材料充分說明：三星堆遺址是我們真正要尋找的夏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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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3日中午，我搭公車在左營農會站下車，然後步行前往蓮池潭，途中在勝利路上看見了這座城門和一道城牆，眼睛為之一亮！原來這裡是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北門（拱辰門）！真是意外的收穫。

於是我當下決定，就從這裡開始進行這回初訪蓮池潭龍虎塔的臉書直播：https://www.facebook.com/ZhangZheSheng/videos/665463074174492/

鳳山縣舊城亦稱左營舊城，位置在高雄市左營區，由於左營地區在清代劃歸鳳山縣管轄，故稱鳳山縣城，原先是座土城，目前看到的舊城（石城）是清道光5年（1825年）自土城改建，並於清道光6年（1826年）完工。

左營位於高雄海防要衝，深具戰略優勢，加上左營有龜山、蛇山的屏障，容易防守，因此明鄭時代在此設左衝（左營），與右衝（今右昌）相呼應，此乃地名「左營」之由來。

清康熙23年（1684年），臺灣被收為大清版圖，清廷同樣看重左營的戰略地位，而將鳳山縣治設在當時的興隆莊（今左營舊城），並陸續設置文廟、縣署等機關，使其漸具規模。但清初時為防變亂難平，在臺灣採取即使被盜賊攻佔也容易收復的「不築城」政策，故一直未築城牆。

直至清康熙60年（1721年），朱一貴在臺灣南部舉事，首先攻破鳳山，導致興隆莊縣署殘破不堪。知縣劉光泗為求自保，在清康熙61年（1722年）於興隆莊以土埆建築了臺灣第一座土堡；左倚龜山，右連蛇山，外港壕墊，並設東西南北四門。

清乾隆51年（1786年），臺灣中部發生林爽文事件，其南部的黨徒莊大田響應，二度攻破縣城；在連年戰火的摧殘下，這座土城已是面目全非。

此時，地方官員發現鳳山城乃倚山而建，易攻難守，又覺舊縣城多兵災，為不祥之地；於是在清乾隆53年（1788年）亂平之後，負責重新評估臺灣防禦工事的福康安，遂將鳳山縣治遷往當時已相當繁榮的埤頭街（今鳳山區），並蓋了一座鳳山縣新城，因此相對於這座「新城」而言，左營舊城便被稱作「舊城」。然而埤頭亦不平靜，所以遷治並未改善鳳山縣的治安。

清乾隆60年（1795年），鳳山縣人陳周全與陳光愛興兵，雖被理番同知朱慧昌平定，但到了清嘉慶10年（1805年），自封「鎮海威武王」的海盜蔡牽、吳淮泗又攻陷了埤頭街縣城。

翌年（1806年），官員與民間輿論都覺得還是舊縣城好，曾想在清嘉慶12年（1807年）將鳳山縣治搬回舊城，但因舊城已大多殘破，若欲重建新城則財力不堪負荷，故而未成。

清道光4年（1824年），楊良斌之亂再起，當地居民大為恐慌，又興起遷回興隆里舊城的念頭，於是知府方傳穟乘機倡議官民捐資，集資14餘萬銀元（民間捐獻約佔七成五），由知縣杜紹祁為督建，就地取材，以咾咕石及三合土為主，並變更城池範圍，捨去了蛇山，而將龜山全圍在城內，此舉被稱為「放蛇圍龜」。

清道光5年（1825年）7月15日興工，分四組對（拚）場施工，以增進效率；清道光6年（1826年）8月15日，一座嶄新的石城完工了，這在當時的臺灣，僅有彰化縣的磚城可與之相比。

臺灣進入日治時期後，大正10年（1921年）開闢高楠公路（今左營大路）時，局部拆毀南門和西門城牆。

昭和12年（1937年）起，日本海軍在左營地區闢建高雄軍港及其眷社群，北門、西門、南門之間的城牆遭大量拆毀。

戰後，勝利路的闢建也拆除了北門一帶城牆。至此，鳳山縣舊城遺址成為今日之樣貌。

1985年8月19日，內政部審查通過鳳山縣舊城的東門、南門、北門和城牆、護城濠，以及北門外的鎮福社與拱辰井為臺閩地區一級古蹟（之後因政府於1998年將臺灣省虛級化，而在1999年7月1日改稱國定古蹟）。古蹟本體於1989年開始進行修復，並於1991年完工，為一開放性空間，平日供民眾自由參觀。

西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派遣陸賈來廣州向南越王趙佗勸降，陸賈就在今天的西場駐紮，開始經營這一名勝。他在駐地附近，沿溪灣經營種植荔枝，開闢蓮塘，這便是荔枝灣的由來。屈大均《廣東新語》：“陸賈初至南越，築城於番禺西滸以待佗，名曰陸賈城，其遺址在西郊十裡，地名西場。”“予之生，實在其地。所居前對龜峰，後枕花田，白鵝潭吞吐其西，白雲山盤旋其東，園曰茂林，有荔枝灣、花塢、藕塘之饒，蓋陸賈之所經營也。”其後經過2000多年人工與天工的巧妙結合，成為廣州著名的景區。
由於灣內河湧縱橫，主要溪流兩岸，種滿荔枝樹，多池塘、菜畦，便有了著名的特產“泮塘五秀”——蓮藕、菱角、茭白（即筊筍）、荸薺（俗稱馬蹄）、茨菇。每當盛夏，紅荔白荷，交相輝映，香隨風送，沁人心脾。因此歷代多有大官钜賈在此興建園林。在唐代，建有著名的“荔園”。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引譚宗浚說：當年唐荔園建在“半塘（今作泮塘）之墨硯洲上”。南漢建了皇家園林“昌華苑”，變成南漢王劉氏王朝的禦花園，後人稱“劉王花塢”。其所經營的宮苑，範圍很廣，西起荔枝灣，北至流花橋，其中還有芳華園和顯德園等，其中心花園（花塢）就在荔枝灣。今泮溪酒家對面的雲津閣畔，曾有“古之花塢”的石牌坊。荔熟時，皇帝便在花塢裡大擺禦宴與後宮享樂，飲酒啖荔，名曰“紅雲宴”。阮元《廣東通志》引黃佐說：“昌華苑，一名顯德園，亦偽劉故址也，在荔枝灣。”
宋滅南漢，昌華苑宮殿被焚毀殆盡，但西園地區（今泮塘、荔枝灣一帶）並沒有變成一片廢墟，在整個宋代，荔枝灣仍然是風景區。元代，荔枝灣作為“禦果園”，除遍種荔枝外，還栽種裡木樹（檸檬樹）800多株。屈大均《廣東新語》：“元時，於廣州荔枝灣作禦果園，栽種裡木樹，大小八百株，以作渴水。吳萊詩：廣州園官進渴水，天風下熟宜檬子，百花釀作甘露漿，南園烹成赤龍髓。”就是說裡木樹成熟後榨汁煎糖，製成舍裡別（蒙古語，即解渴水）進貢，深得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鐵穆耳喜愛。
至明代，荔枝灣不但千樹荔紅，白荷玉立，五秀飄香，更由於水系不斷拓展，昔日橫亙蜿蜒的小溪小河已成縱橫交錯的河湧網脈，河湧直通往白鵝潭江面，漁民們白天出河捕魚，晚上回灣停泊。水鄉澤國的風情更為荔枝灣增添另一番景致。“荔灣漁唱”成為明代羊城八景之一。
清代至民國抗戰前，荔枝灣達到了最鼎盛高峰。無論是荔枝種類、覆蓋面積，都達到了歷代之最；另一方面，荔枝灣人氣之旺也達到極致，文人騷客對酒當歌、吟詩作畫，富賈钜賈則在此圈地，建起了一座座別墅。“卓轉清溪宛若耶，樓船掩映樹周遮。一灣荷葉碧于水，兩岸荔枝紅似花。”八橋畫舫，楊柳輕拂，碧波蕩漾，輕舟飄泛。夏至蟬聲如潮，叢叢荔枝含丹怒放。唐荔園為清代道光初年丘熙在西關構築的一處著名的園林，它與後來建起的海山仙館、小田園、景蘇園合稱為清代西關“四大名園”。稍後，還有葉氏小田園、停讕堂水榭，以後從海山仙館的舊址上新建的園林，先後有彭光湛的彭園和陳花邨的荔香園，附近又有黃氏的“小畫舫齋”等名園別墅。
陳濟棠主粵時期，荔枝灣甚為繁盛。原有的荔枝灣的灣流很長，民初以後，遊荔枝灣的遊客，都是在多寶橋下（即今之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右側）雇艇“遊河”，畫舫、舢板都集中這裡接客。遊荔枝灣的畫舫，都是劃到江面去，這附近有西郊、海角紅樓兩個泳場，江面有酒菜艇，有販賣海蝦、海鮮的小艇，還出租唱機唱片、叫賣香煙、糖果餅食的，有賣唱的，有賣荔枝和生果的。都集中在這大段的江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