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亞德客錄取通知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曹長青：駁總統府記者會 談倫敦政經學院醜聞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爭議2015年夏天就有過，今年又持續發燒了三個多月。昨天（23日）總統府發言人終於開記者會，展示了蔡總統的博士學位證書、就學文件及論文原稿等。

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但蔡英文早就該這樣做，應該在受到質疑後的第一時間，本人出面開記者會，就被質疑的問題一一作出說明和澄清。但蔡英文首先做的，卻是用刑事罪起訴質疑她的教授們（林環牆、賀德芬、彭文正），開了台灣在任總統打毀謗官司的極不明智的首例（馬英九的提告是在卸任之後）。誰都渴望歷史留名，留美名。蔡英文執政功過自有後人評判，但此誹謗案在台灣新聞史上必定不是美名。

蔡英文清楚地知道，作為總統，她有不出庭的豁免權；所以在任期間此案根本不會有任何進展。她的提告，就是要以勢壓人，以訴訟代替回答，迴避真相。真相要迴避，就是有問題！

當時彭文正博士對此有精彩評論：不可告人，只有告人！蔡英文是全世界第一個用告人證明自己學位為真的人。

我今年6月10日發表「蔡英文博士學位是否造假？」時，蔡總統就應把所有相關資料都拿出來，讓社會大眾鑑定。那就不會浪費那麼多人的大量時間精力去調查、審核。蔡英文為什麼要拖延這100多天？完全不可思議。

這次開記者會回答問題值得肯定，但仍留下眾多疑點——

首先，這個記者會應是蔡英文本人直接面對記者回答問題，而不應是任何其他人。因為所有質疑的，都是蔡英文本人的問題，只針對蔡英文本人的誠信，而不是國家政策。一百多天來，從媒體人到學者、到社會大眾，提出的一大堆問題，只有蔡英文本人才知道，才能回答清楚。找總統府發言人打官腔、做官樣回答，完全不給人以真誠坦蕩、自尊自信地回答質疑的感覺。

所以，昨天總統府記者會留下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蔡英文躲哪裡去了？為什麼她本人不能出面，當著全國、全世界觀眾的面，清清楚楚地逐一回答被公眾質疑的所有問題；把1984年上交的典藏的博士論文、1984年頒發的博士證書、在台灣歷次學術升等、政治參選（證明博士身份）整個過程的文件，自己親手一一展示、解釋，文件副本留給媒體，讓大家今後隨便檢視。

讓跟蔡英文博士論文毫無關係的人，戴著白手套，做出手捧愛因斯坦《相對論》手稿的嚴重狀態，小心翼翼展示蔡英文從家人倉庫翻出的、聲稱是36年前打字機版的論文草稿。且不說這種裝腔作勢、故作珍貴的滑稽可笑，如此鄭重其事、以總統府官方拿出的，卻根本不是上交圖書館的裝訂典藏本，而是一堆尚有白色塗改液的草稿！如此做法豈不是作踐、耍弄大眾的鬧劇？居然有一大堆人相信、認可了這種鬧劇。

第二，這個草稿的哪一頁證明了它是通過了博士資格審核的版本？如果草稿就可以證明博士資格，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草稿去申請教職？哪還需要辛苦多年一改再改等評審教授審批？如果草稿就可以等同已出版的著作，豈不是任何在家塗鴉的人，都可以頂個作家的烏紗帽？蔡英文這個草稿本身，難道不更證明蔡英文沒有提交過正式的、典藏本的論文嗎？

第三，總統府表示，蔡英文回台獲得教職的政治大學，有蔡當時遞交的三本博士論文。那這次為什麼不展示那三本正式成書的論文？拿一本過來就可以了嘛，為什麼沒有這樣做？這就無法不令人嚴重質疑，政大是不是真有蔡英文口試通過後的典藏本？

第四，這次總統府發言人說，蔡英文當時遞交了論文，丟失是倫敦政經學院（LSE）校方的責任。這個說法不僅完全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讓人確信，有人在繼續公然撒謊。了解LSE內部運作、也從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的 、一路為蔡英文護駕的「台灣研究室」主任施芳瓏女士都說，「準博士都是繳交兩本論文給倫敦大學 Senate House Library」。難道倫敦大學圖書館把蔡英文的兩本論文都「弄丟了」？這種可能性的概率有多大？任何理性的讀者請你冷靜地設想一下。

第五，如果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曾經遞交給LSE, 後來被校方弄丟了，那她是什麼時候發現的？發現之後為什麼不馬上補交？2015年被質疑後，為什麼還不補交？為什麼等了35年之久？如果真有成書典藏本，蔡英文就不必再把手裡的這些散裝草稿，複印傳真給LSE圖書館。在全台灣都瞪大眼睛尋找的時候，趕快把政治大學的那三本調出一本特快專遞給LSE 不就行了嗎？

我6月份的質疑文章引用了美國北卡大學台裔學者林環牆教授對此獨立調查獲得的重要資訊：LSE圖書館員Ruth Orson兩次回信（那是在沒有外力介入前，該校人員最誠實可信的回答）：說他們never received（從來沒有收到過）蔡的博士論文，她查了倫敦大學系統的全部三個圖書館，結果都查不到任何收到過蔡英文博士論文的記錄。是LSE撒謊，還是蔡英文撒謊？

據林教授查閱對比LSE校方提供的1984年獲博士學位的106人資料，除了蔡英文，其他105人全部都有論文遞交記錄。如果是倫敦大學圖書館真的是後來弄丟了（而且是兩本都丟了），那為什麼連蔡英文曾經遞交過論文的記錄都沒有？

第六，不僅全部105博士都有論文遞交記錄，只有蔡英文沒有；而且林教授還查到，這105人的論文都可訂購調閱，唯獨蔡英文這本今年6月底才補交的草稿本都不許上網、不許拍照、不許引用，更不可能訂購。怎麼單單就蔡英文的論文珍貴到超越其它任何博士論文的地步？是因為它價值兩個博士學位，所以比別人的都珍貴？

第七，就LSE關於蔡英文論文的不可拍照、不可影印、不可引用、更不可上網訂購等苛刻規定，蔡英文本人和總統府都表示，那是LSE的規定，與蔡英文無關。事實是：特地跑去LSE查閱該論文的林環牆教授、徐永泰博士都被LSE告知，這些「不許」是應作者（蔡英文）的要求。那麼到底誰在說謊？

如果不是蔡本人的要求，那麼請蔡總統馬上電話通知LSE，停止那一堆「不許」，立刻開放，像其它所有論文一樣，允許大家閱覽、網上訂購電子檔；起碼以此證明蔡總統沒有撒謊、她沒有那些詭異的、與眾不同的特殊要求。

總統府這次表示，蔡英文要把博士論文送交國家圖書館並上網供大家學術參考。很好，期待盡快。如果真做，這種簡單的事情一天就可以做到。希望不是三個月後。

在我本人了解範圍，圖書館對自己館內的讀物嚴格設限的，除了蔡英文，還有一個，那就是蔣介石。

2006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首次公開蔣家後人提供的蔣介石日記，但蔣家要求「不得以任何工具翻拍」。此規定害得中國社科院學者、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楊天石從北京飛到美國，全天在圖書館閱讀抄寫。他那年70歲，整整抄了70天！蔣日記分三次公開，他多次到美國，前後抄寫了10個半月！

今年83歲的楊天石後來寫出多本專著，通過蔣日記發現很多問題。這裡僅舉一件：蔣對胡適的兩面性。胡去世時蔣送輓聯：「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高度評價。但其日記寫的卻是：（胡）暴卒；乃除了障碍也。蔣日記甚至罵胡適是野狗，「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據統計，蔣在日記中責備、辱駡胡適不下20處。

送到圖書館的資料设置苛刻限制、阻止更多人看到，就是因為其中有不愿「見人」之處。蔣介石日記有「三不」，蔡英文論文有「三不」。送到圖書館，卻如此設限不讓人看的兩個權力者的資料都來自台灣，也是有點見鬼了。

第八，除了博士論文仍有上述這些疑問之外，關於蔡英文的博士學位證書也同樣存在十分不可思議的情形。

這次總統府記者會表示，蔡英文不僅在2015年向LSE申請了補發博士證書，而且在2010年也得到一份補發的。而總統府記者會這次展示出的，則是1984年蔡英文博士學位證書原件（的複印件）。如果有原件，為什麼要補發，而且兩次要求補發？把原件複印一下廣為散發不就得了？真是太匪夷所思了！總統府表示，這次展示的證書和信件等，是從LSE校方獲得的。

也就是說，蔡英文在把自己的典藏本博士論文全部都弄丟了的同時，把自己的博士證書也搞丟了，需要補發一份。而且，既然2010年補發了一次，為什麼2015年還要再補發一份？2010年那一份又丟了嗎？連影印本也沒了嗎？

一個人同時把自己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學位證書都給弄丟了，補發過一次的也丟了。大家說說，這樣的機率低到什麼程度？誰能在台灣給我找出第二個？

且不究蔡英文博士論文和學位的真偽，就算全部都是真的，她把這兩份辛苦且緊張（她自己說的）獲得的人生重要文件統統都搞丟了！而且一丟再丟？如此一個馬虎大意、無序的人，去做律師樓秘書恐怕都不合格吧？

總統府表示，蔡英文的文件找不到是因為在台灣多次搬家。這話不知有幾個人相信，起碼我不信！拿我自己來說，僅在美國就搬過十多次家，我的黑龍江大學學位證書、深圳青年報記者證等都保留著。甚至我當年考托福的成績單、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錄取我讀政治學博士的一張通知書都隨手存檔。我都沒去念，那些文件都還在。而蔡英文花那麼大力氣讀完了，還寫出號稱教授們討論要給她兩個博士的「精彩論文」卻35年都不見踪影，被追問100多天之後從倉庫挖出草稿！甚至連她回台灣教書、升等、參選等等都需要的博士證書也不見踪影，需要一補再補！這合乎最起碼的常理嗎？

第九，蔡英文曾任教的政治大學、東吳大學，還有中選會，按規定都應有她遞交的博士證書（經過驗證原件後留存的副本）。哪怕她自己的原件真的都丟了，從那些地方要一份副本不就可以了嗎？蔡英文這個一次再次的「補發」也無法不令人遐想，政大、東吳、中選會這三個機構，真有蔡英文1984年的原始博士證書（副本）嗎？如果有，蔡英文不從台灣就地取，反而萬里迢迢去向母校索取。這難道不也是非常反常的情形嗎？

第十，這次總統府發言人特別強調，對蔡英文的博士論文和學位有質疑，應去問倫敦政經學院（LSE）才是正途。話是沒錯，但談何容易！林教授在他的調查報告中說，「英國校方特別是公共關係部門企圖干擾其專責部門資訊的釋放」。

在林教授做獨立調查期間，我也給LSE寫過幾封信查詢，最初得到他們學位資料處（HEDD）的Wara、學生服務中心（SSC）主管Camilya Maleh，學位和論文查詢處（AS）主任Clive Wilson這幾位的回信，但後來就進行不下去了。

我一開始給LSE寫信，就直接問蔡英文有沒有獲得博士學位？他們回答：這個問題需得到蔡本人授權才能回答。我馬上回信反駁：如有人冒充政經學院博士，我們想查核，你們說要先取得那人授權。那冒充者（騙子）會授權嗎？而按照英國的信息公開法，像蔡英文這樣位居總統的權力者，她的博士學位信息是應受大眾檢驗的。在再次要求下，LSE學位及論文查詢處主任Clive Wilson回信說，按照《英國信息公開法》，這確實是應該提供的信息，但說要20個工作日才能答复。

蔡英文有沒有博士學位，不是電腦馬上就可查到的嗎？LSE是國際知名正規大學，應有完備的學生資料檔案，怎麼需要20個工作日？

這個回答使我馬上想起以前在調查吳征、楊瀾夫婦的學經歷造假遇到的類似情況。吳征當時是中國最大門戶網站《新浪網》共同主席，楊瀾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申奧大使。但吳征宣稱的多個學位都有水分甚至造假。例如他說曾就讀加州San Jose州立大學，我打電話查詢，該校學生記錄辦公室Lisa Beltrar小姐立即查找並告知，該校沒有吳征（英文名Bruno Wu）的學生記錄。我又打給San Jose City College（社區學院），提問後連電話都沒放下，該校學生記錄辦公室的Teresa Taiz小姐就查出並告知，吳征在那讀過，但沒獲得任何學位。

在美國，要核實某位學生的學歷，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為按照資訊公開法以及慣例，學生記錄辦公室都予提供或證實。可是在打給巴靈頓大學（Barrington University）時，他們的回答與倫敦政經學院最初的回答一樣，要我先拿到吳征的授權。幾次交涉，對方都支吾搪塞，最後乾脆拒絕回答問題。

後來查到，巴靈頓是一個美國17歲青年創辦的網絡野雞大學（沒校舍，更無教育機構承認）。在輿論壓力下，吳征在廣州《南方周末》（2002年1月10日）登出他的巴靈頓博士證書，我找到這張報紙，用放大鏡一看，它只是個英文Award獎狀。那些名流們就敢公然向媒體提供假證書，繼續欺騙大眾！

LSE學位論文查詢處主任 Clive Wilson還是客氣和負責的，我們有過幾次通信，他也解答一些問題。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蔡英文的嫡系、外交部長吳釗燮7月份去了趟歐洲之後，LSE的專業部門就不再回答任何問題，而是轉給該學院的公關部（Media Relations）統一回复。

蔡英文是不是被授予博士學位，她的論文圖書館為什麼從來沒有，她如獲博士學位，指導教授是誰？論文口試評審教授是哪幾位？答辯通過後的教授簽名頁在哪裡？這都是學位和論文資料處管轄的專業問題，為什麼要轉交給公關部？好像有了什麼危機，要損害控制（damage control）？

為什麼吳釗燮去了趟歐洲，LSE的態度就變了？他有沒有到英國指揮台灣代表處來「危機處理」，與LSE聯手阻止人們對蔡的學位及論文真假的調查？

LSE的態度變化與吳釗燮的歐洲之行有沒有關係？如有關係，凡走過必留痕跡。有一點是無需置疑的，那就是跟倫敦政經學院下屬的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台灣研究室）和其主任施芳瓏女士有關。

話說蔡英文2015年9月22日獲得補發博士證書。當時台灣大選正在進行。國民黨內部分裂，10月份把總統候選人洪秀柱換掉了。當時蔡英文的選情可謂一面倒，被認為綠營誰出來都躺著贏。所以不排除台灣（民進黨）方面出錢或承諾，蔡當選後給這個研究室更多援助，現在需要幫助蔡英文拿到LSE的博士證書。

其實這個「台灣研究室」從創辦就是台灣政府協助的。它的前身是「台灣學術講座」（Taiwan Seminar），2000年由台灣駐英文化組協助成立。二千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向外拓展台灣外交，包括在美國等地成立的「全球民主和平聯盟」等，由外交部轄下的「僑務委員會」資助。

2003年「台灣學術講座」升格為「台灣研究室」，後隸屬LSE，很可能得到了台灣方面更多援助。當時中研院李遠哲院長、教育部杜正勝部長等，都曾與「台灣研究室」創辦人、LSE教授Stephan Feuchtwang（德裔英籍學者，中文名王斯福）會面交談。

當時台灣為拓展外交，不僅支持了這個台灣研究室，也由教育部出資，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建立了「台灣研究中心」。杜正勝部長去倫敦時也拜會了這個中心的主任Robert Ash教授，並與亞非學院Paul Webley校長晤談。

台灣研究室網頁列出兩名共同主任，一是施芳瓏，另一位是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但漢學家王斯福已82歲，早已從政經學院退休。而且目前無論維基百科還是LSE頁面的Stephan Feuchtwang詞條，經歷上都沒有「台灣研究室共同主任」。

所以，LSE的台灣研究室負責人，其實只是施芳瓏一個人。這次蔡英文的論文和學位被質疑，施女士不斷出面為蔡背書。她既不是LSE負責學位和論文管理的職員，更不是負責人，卻不斷放話，被台灣媒體作為LSE的官方發言而引用。林環牆教授的調查報告說，施芳瓏「蓄意阻隢整個事件的調查」。

施芳瓏主任過去二十年來好像並沒有一個正式教職。她的台灣研究室主任做到2014年就被撤銷了。但2016年她又復出做主任。這令人合理懷疑，是不是2015年她「運作」校方為蔡英文「補發」了博士學位證書，2016年蔡當上總統，回報這個台灣研究室更多援助，於是施芳瓏才得以官復原職？如果施芳瓏本人的薪水是由這個研究室支付，那就等於是由台灣方面支付；更準確地說，就是蔡英文政府出的。

2016年蔡英文當上總統，是施芳瓏的「台灣研究室」最先發出祝賀信（1月16日，落款是台灣研究室，發在台灣研究室的網頁）。該祝賀信只引述了兩個人的話，一個就是施芳瓏（Fang-long Shih）；另一位是該校國際關係系教授Christopher Hughes。他是台灣女婿，太太九十年代初曾任台灣《光華雜誌》總編輯；而光華雜誌是台灣政府出資的，隸屬新聞局。三天之後（1月19日），政經學院的網頁轉發了台灣研究室祝賀信的主要內容。由此被作為LSE 祝賀蔡當選總統。

這幅畫面很清晰了吧。2015年秋天，已當過五年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正在選總統，且勝局基本已定。那麼在論文被質疑後，如果有關方面承諾今後給予台灣研究室更多援助，倫敦政經學院會不會不顧原則，在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情況下給她發一紙「博士證書」和通知信呢？這所全球知名的學府有沒有可能做出這種舉動呢？

倫敦政經學院（LSE）有幾個相當不光彩的「前科」，頗有參考價值。有讀者已熟悉的，更有華文世界鮮為人知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2011年倫敦政經學院因接受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的兒子薩伊夫150萬英鎊捐款（薩伊夫獲博士學位）事件被調查，當時媒體對這個醜聞廣泛報導。因薩伊夫捐款建立的那個基金會，薩伊夫是主席，LSE院長是顧問。這也是這位院長後來辭職的原因。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政經學院的教授和名人們當時討好薩伊夫，該校教授Ed McClennan直接寫信給薩伊夫說，對其入學提供幫助。薩伊夫在LSE讀博士的作業被別人代筆，他付給輔導老師多斯特维兹（也是政經學院博士）每月4000英鎊。這個輔導老師還坐薩伊夫的私人飛機在歐洲遊玩。

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兒子提供的150萬英鎊捐款，政經學院用來建立「北非研究室」（North Africa Programme）。這個也可佐證，施芳瓏的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台灣研究室）非常可能是由台灣方面出資的。一般這種外國研究室，多是那個國家資助的。

後來薩伊夫還要向LSE提供220萬英鎊，在該校建培訓中心，為利比亞培訓青年精英，其實就是為鞏固他父親的獨裁統治而培養打手。如果利比亞不變天，這個培訓中心就成立了。當時LSE的教授把薩伊夫吹捧為「改革者」，利比亞的希望等。

格達費政權倒台時，薩伊夫被抓獲，這個獨裁者的兒子發表談話，對政經學院很不滿，甚至蔑視，說當初那些教授和校方Honor恭維他（其實是為了要他的錢），看到利比亞「叛軍」造反了，就跟他切割、反對他。薩伊夫罵LSE是coward（懦夫）。薩伊夫完全站在他的獨裁者父親一邊，哪是LSE教授歌頌的「認同西方價值」？

LSE因這個醜聞名譽被重創。連當年薩伊夫的博士論文口試評審教授Meghnad Desai也在英國《衛報》發文說：LSE is paying a heavy price for Saif Gaddafi's PhD（政經學院為薩伊夫.格達費的博士學位付出沉重代價）。

那麼LSE有沒可能不顧原則，為了得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在沒有蔡的博士論文、也沒有博士口試評審教授的共同意見書（至今蔡英文也拿不出來）的情況下，而給蔡發一張博士證書和通知信呢？不排除這種可能性。連美國史丹福大學這種名校，最近都因接受捐款而給名人子弟發入學通知書的醜聞而弄得灰頭土臉。我們再來看LSE的另一醜聞：

2008年，在遭到強烈抗議的情況下，LSE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 UAE）已故獨裁者Sheikh Zayed的名字為該校新建的教學和劇院大樓命名；還歌頌這個獨裁者是life leader（永遠的領袖），就因為阿聯酋給了政經學院大筆資金。後來LSE還用阿聯酋提供的250萬英鎊捐款在該校建了「中東研究中心」（CMES）。

英國教育機構Lighthouse創始人Emmanuel Akpan-Inwang主任 2011年（格達費兒子博士學位醜聞爆發時）在英國《衛報》發表題為「政經學院與利比亞的關係只是冰山一角」的文章指出，LSE經費15%來自英國政府撥款，其它都要自籌，資金缺口很大；所以該學院才不顧原則，為獲得捐款，用獨裁者命名學院大樓。這位主任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政經學院金錢交換，給獨裁者兒子博士學位，只是腐敗底座的冰山一角（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4/lse-howard-davies-libya-uae ）。

這個冰山一角有很多事證，前述格達費兒子薩伊夫當時不僅成為倫敦政經學院的寵兒，還被安排在學院的Ralph Miliband lecture做演講。LSE教授David Held在開場白介紹時說，他本人太喜歡薩伊夫了。當時很多學生去抗議，與薩伊夫支持者發生衝突，甚至驚動了警察去解圍。

Ralph Miliband曾在LSE任教，非常知名，去世後他的學生建立了這個講座。薩伊夫被安排到這個講座發表演說，Ralph Miliband的曾做過英國外相的兒子表達抗議；認為這對他父親是一種侮辱。但政經學院我行我素，就為了能得到格達費們的資金。

英國《衛報》專欄作詹寧斯（Simon Jenkins）批評得更尖銳，他撰文說，當時該校研究阿拉伯問題的權威學者Fred Halliday強烈抗議；因是研究中東問題的教授，他更深知格達費父子的專制。但校方為獲得比利亞的捐款，根本不聽這些教授的抗議。詹寧斯說：Money did not just talk, it strutted the LSE campus and swept aside all dignity and common sense.（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大搖大擺地挺進政經學院校園，橫掃了所有的尊嚴和常識）。

詹寧斯的結論是：很多年來政經學院都在「犧牲學術獨立而向商界和政府出售自己的靈魂」（sacrificing scholarly independence to sell their souls to business and government）。（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3/lse-gaddafi-libyan-dictator-universities）

LSE這些如此嚴重的醜聞，無法不讓人聯想到，施芳瓏的「台灣研究室」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倫敦政經學院連利比亞獨裁者的錢都拿、連中東專制國家的資金也不忌諱，那麼對來自民主台灣的捐款，當然就更何樂而不為了。

在根本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的情況下（2019年才拿出的這個草稿完全無法證明它是通過資格考試的版本），為什麼政經學院會給蔡英文補發博士證書？是不是又一次像詹寧斯所說的，「出售了自己的靈魂」？這是個問號。

在這個問號得到答案之前，施芳瓏女士敢不敢站出來說清楚，「台灣研究室」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有沒有拿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

我曾給倫敦政經學院（LSE）的學位和論文查詢處主任Clive Wilson寫信，直接問了這個問題：蔡英文本人，她的家族，台灣政府等，有沒有給過政經學院的台灣研究室資助？Clive Wilson對此不回答。按照英國《信息公開法》，LSE的所屬機構拿到外國捐助，應是公開信息，不可隱瞞。

我也在給Clive Wilson的信中提到，如果「台灣研究室」得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該室主任施芳瓏女士這樣為蔡英文總統辯護，是不是有「利益交換」之嫌？

當然，這個問題從台灣方面是可以查到的，如果有撥款，會是多年的資助，教育部的財務報表，外交部的撥款記錄，應該都會有，如果不列入「秘密外交」的話。台灣的秘密外交，是貪腐和走黑賬的天堂。

格達費兒子薩伊夫的論文上網後，被認真又智慧的網民查出，很多段落是剽竊的，請看這個網址上的對比揭露（https://saifalislamgaddafithesis.fandom.com/wiki/Plagiarism ）。

現在蔡英文總統終於決定，把她的博士論文送到國家圖書館供讀者閱讀。但願不是拖到三個月之後，更不要有不可拍照、不可影印、不可引用的「三不」設限。把論文上網，一天就可做到。如果人們看過，沒有任何抄襲等問題，起碼在這個問題上還給蔡英文一個清白，這不是好事一件嗎？

但要想讓所有的質疑都塵埃落地，需要蔡英文本人出面做出更詳細、清楚，尤其是真誠、坦蕩的回答。

2019年9月24日於美國

——原載《民報》：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6fb773dc-4d70-44d6-b78f-54c573cb34bd

《曹長青推特》：
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我到底如何考上空姐的］（人生很鳥）
最近有個女孩私訊問我是怎麼考上空姐的，她還說她就是指定想考我的公司，我只能說，這個問題問我就真的是問錯人了。

因為我從小到大就是個考運極佳的狗屎運大王 ，我到底如何考上空姐的我想破頭只想得到一個答案，大概就是因為我媽每年都會很認真地幫我拿一件衣服去某間她熟識的宮廟作法拜拜。

每年到了某個神秘的時刻，我房間裡的某件衣服就會突然消失，然後當那件衣服再回來的時候，上頭就會佈滿香灰的味道。我媽當晚會要我就穿著它睡覺，也不多做解釋，就說是對我好的。

而且身為這間公司的組員，最流行的事情有三：

一是認真經營IG，看有沒有機會爆紅成為超人氣網美空姐，就可以兩手一攤，辭職不幹了。

二是結婚生子，看有沒有機會釣個金龜婿，在家相夫教子當個閒妻涼母，就可以兩手一攤，辭職不幹了。

三是報考華航，看有沒有機會考上，就可以兩手一攤，辭職不幹了。

總結以上三點，就可以清楚得知這間公司就像是婚姻，外面的人拼了命的想進來，裡面的人拼了命的想出去。出得去的我們拍拍手恭喜她；出不去的沒關係，每年尚有從民間各處網羅而來嬌嫩妹子，待我一路步步驚心晉嬪位、晉妃位，最後當上皇后，隨便一個眼神就能嚇瘋一票小主，好像也不失為一種紓壓的方式。

從小到大，我都是一個功課很爛的人。國中的時候班上大約四十五個人，我平均每次段考排名都落在三十七名左右。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雖然我完全無法應付每學期的段考、小考，但我卻很會考大考！

國三開始有升學壓力以後，除了段考以外，我們還要加考各式各樣的大範圍模擬考。原本想說挫賽啦我媽花大把銀子給我唸那麼貴的私立女校，我已經每個禮拜一到五都被迫住校每晚要全班到教室晚自習三小時，我還功課那麼爛，不如就放棄吧，東南西北三開一強哪兒願意收我，我就往哪兒去，只要不要再是女校就好了。

結果第一次模擬考考完，我居然考了第十五名。

看到成績單的那一刻我真的下巴直接掉到B1視聽教室。

然後接下來的每次模擬考，我都大概落在十名左右，最好的一次好像還有第四名。不過跟模擬考同時並進的國三段考我依然考得非常非常爛（我到底是長了什麼腦袋？）。

而我那個時代剛剛開始推行推薦甄試多元入學方案。

這完全又是一項我必須去舔教育部長腳趾的德政！

因為我考完第一次基測以後，就想說反正申請了也不會少一塊肉，就是填一些資料而已，就送出成績資料去試試看。沒想到就這樣上了內湖高中，公立的很省錢，還有大把青春肉體等著我去挖掘（結果我們那個時代是男女分班，直接滑鐵盧滑到福利社買便當以求邂逅），而且我又是我們家第一個考上公立學校的孩子，媽媽在親戚們面前肯定可以很拉風。

最重要的是，我暑假可以放半年！其他同學還在為了七月大考拼命苦讀的時候，我每天就是在旁邊納涼，趴在課桌上睡覺睡到腳會突然顫抖驚醒，還要假裝沒事跟同學們眼神示意I am sorry。

高中三年我依然功課非常非常爛，也是班排倒數十名像枉死城的冤魂永世不得輪徊。

而且內中社團實在是太好玩了！整個學校粉粉藍藍就像是在暗示你：孩子，青春就該盡情揮灑。高中念三年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可以水球大戰，丟的越高，考的越爛。教官抓我服儀不合格沒關係，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只能說我老母不是替我養了小鬼就是徹夜排隊睡在廟門口搶到大甲鎮瀾宮頭香，我的第一次基測其實考得還好，五十六級分在內中算是中上水平。可是我又異想天開跑去推甄了，而且年幼猖狂的我，還自詡為天龍國中的天龍人，打死不考慮台北市以外的學校，新北市都不行。我也不知道那來的自信，功課爛成那樣，學測也不見高，卻只想念公立大學。

跟我考差不多級分的同學不是直接放棄不要推甄申請，就是只敢填淡江輔大東吳銘傳。我想我是項羽投胎轉世吧，因為這個世界上真的沒有比我更狂妄自大的人了。

我才交完我的推甄申請書，中午吃完午飯就被班導叫到辦公室去聊聊。

「其他同學的申請書我的簽了，就妳的還沒，妳知道為什麼嗎？」班導耐著性子柔聲試探。

我用屁眼想都知道為什麼，可我就項羽啊，我寧可自刎烏江邊也不願殺死我的自戀。

我硬著頭皮滿臉堆笑，掐著嗓子回道：「不知道。」

班導先嘆了一口氣，眼神透著一點懷疑、輕蔑，但更多的是不忍心。

空氣凝滯了一陣，我的雙頰肌肉酸澀，我知道我的笑容還在硬撐著。

「妳不覺得以妳平時的成績填這兩所學校太勉強了嗎？」班導終於開口了，邊說還邊從桌上拿起我的申請書遞向我。

我低頭伸手接過申請書，突然感到無比的沈重。看著文件上兩所學校的名字，這似乎真的不是我能一肩扛下的地方。

「妳要不要改一下？或乾脆不要推甄了？」班導繼續追問。

那時推甄申請這個制度才開始沒幾屆，班導屬於比較守舊派的老師，信奉唯有讀書高，對於新式的多元入學方案持保留態度。她一直對我們宣揚一個觀點：學測只是一個指考前的一次練習，把心思用在指考就好。

功課不好就不能念好學校嗎？我心裡的小項羽衝出來拿刀揮舞著朝天空大喊，不信四面楚歌自己的霸業即將毀於一旦。

「老師，我只是推甄推好玩的啦！」再抬頭，我已換上天真笑容，瞇眼燦笑著揪著心裡那個已經怒髮衝冠的小傢伙的鎧甲一角：「真的，我也知道自己不會上啊，就是寫寫看而已，我還是會好好拚指考的，老師放心。」

班導懷疑地再看了我一眼，才拿起辦公桌前的簽字筆，在我那張寫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的申請書上寫下她的名字。

後來，我收到了師大寄來的通知書，要我準備第二階段的書面備審資料。師大的通知書是寄到學校，再由班導轉交給我們的。收到通知書那天，班導還把我叫到走廊上，再次確認「我真的只是好玩而已」的心意，才願意把那份白色信封袋交到我手中。

老實說，剛收到通知書的時候，高興雖高興，畢竟入圍就是一種肯定，但還是不免懷疑自己，這真的是我能去的地方嗎？

當初考上內中的時候，雖然也是一間實實在在超出我國中三年平均學業表現的地方，可內中這所學校在北北基的排名頂多在中段，踮個腳還勉強觸碰得到。但師大就完全不是同一個水準的地方了。我又不是念附中、中山、北一女，那種學校的倒數十名才有上師大的可能，內中的倒數十名可以上私立大學前段班就祖宗保佑了。

高興了幾個小時以後，我把信封袋收起來，決定存幾個月零用錢把這張入圍通知書裱框掛在房間的牆壁上，證明自己好歹還受過國立大學青睞，是我不去考喔不是他不要我。

可是過了幾日，不論我怎麼壓抑說服自己不去想師大的事，我還是會在四下無人的時候，偷偷跟空氣演起一場「你好你好，你讀哪？我讀師大」的戲碼，就像我有一位友人都在洗澡的時候大跟蓮蓬頭conversation練習英文，結果他現在是一間新創公司的台灣區高階主管。

直到繳交備審資料截止日期的前一週，我實在被那種又遠又近的想望撩撥到不行。反正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我拼個幾天全力做備審資料搞不好還有上師大的可能；我少唸這幾天，也不會平白無故少幾百分連私大都上不了。

下定了決心，我心一橫，翹了晚自習，開始準備備審資料。沒想到我每晚都熬夜做到凌晨兩、三點依然做不完，最後三天只好請假不去學校，一整天早上出外拍照、下午跑影印店、晚上在家剪片，並在繳交期限最後一天的晚上跑到位於北車的郵局台北總局去寄出資料，才來得及蓋上當天的郵戳。

我請假在家做備審資料的那三天，班導氣炸了，覺得我欺騙了她，不遵守我們之間的約定，而且在做一件徒勞無功的事。她甚至向班上的同學們說，千萬不要像我一樣，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還是腳踏實地念書，把握最後的每分每秒全力拚指考，才能為自己的未來爭取到最大的利多。

過完那三天，我回到學校，回復如常的考生生活，每天不停複習、考試、檢討，像個機器人一樣，做著大家叫你一定要做的事，可是仍然不知道未來在哪裡，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要，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所有的一切都遙不可及、所有的試題都混在一起。

但至少我拼命過了，就算最後上不了師大，我依然很慶幸自己曾有勇氣全力為自己拼搏過，而不是垂軟無力的任命運擺佈卻又要抱怨什麼都不順心如意。

也許是上天垂憐、也許是我真的擁有自己都不知道的過人才華，我的備審資料居然過關，拿到最後一關的面試通知。

然後，五月的時候，我開始每天都睡到中午才來上學，順便幫班上同學外帶麥當勞跟五十嵐才進校門。教官不再鳥我，班導不再管我，我自願當萬年值日生幫同學跑腿任何事情，過著狀似頹唐放棄的生活。

但那是因為我曾經不放棄自己（因為媽媽可能開了靈界的外掛練到等級很高的小鬼），不陷自己在內湖高中倒數十名的囹圄裡，以跌破哈伯太空望遠鏡的黑馬之姿，錄取了師範大學。

不過人生要一直全力拼搏真的好累喔！當個受命運擺佈的阿吉仔還比較輕鬆一點（哇比八郎咖領金，哇比八郎咖怕ㄅㄧㄚˇ），明明是自己性慾太強還要怪男友老二不行、大跟姊妹們抱怨男友都餵不飽自己卻還能看謎片打手槍，人生何樂而不為。

所以我大學四年雖然頂著名校的光環卻過得相當廢物，完全不思進取，只想談戀愛跟狂打工賺錢買衣服鞋子化妝品打扮自己。

虛度光陰四年，有些同學已經出國去交換學生、或修習教育學程，考教師執照準備當老師、或讀輔系甚至雙主修，我卻還在夜店打工夜夜笙歌，看人喝醉，自己也想醉，醉醒了又很後悔；想振作一點回到「正常」的生活，但白天的世界卻似乎以光速在前進，容不下自己了（因為白天我也真的爬不起來），最後只能龜縮在夜的斗篷裡，熟悉溫暖，卻沒有明天。

白天，別人看我唸好大學，都誤會我是個聰慧良善、宜家宜室的女子，我雖然面上靦腆微笑回應他們，但其實我心裡非常心虛。

因為我雖然唸師大卻功課爛到連教育學程都沒辦法修。大家都會問我是不是畢業以後要當老師，我會馬虎回應說其實唸師大不一定要當老師啊。其實我根本連考慮要不要當老師的資格都沒有。

晚上，別人看我唸好學校，都很驚訝我怎麼能在陰陽兩界穿梭得那麼好，對我更好奇，也更容易迷戀上我這種反差。我雖然享受這種「出淤泥而不染」的吹捧，但其實我心裡非常空洞。

因為每次喝醉酒，哪有什麼誰高誰低的分別，吐的吐、鬧的鬧，我甚至醉得比對方更難看。隔天別人問我：「妳昨晚還好嗎？」我都覺得自己正在砸了師大這塊招牌。

正當我惶惶不知終日，大四下還在修28學分，而且一個都不能少，不然就是延畢的時候，我的一個好友，在一次朋友聚會的飯局上，興奮地向我們宣佈她要去考空姐的消息。

「其實妳好像也蠻適合的啊。」朋友們突然轉向我說。

「我嗎？我從來沒想過。」我有些驚訝大家對我竟也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在眾人的慫恿之下，我在最後一刻報考了當年度第一間釋出招考資訊的航空公司，也就是我現在工作的這個地方。

在線上填妥了基本資料跟中英文自傳以後，我還差多益成績，所以緊急報考了最近一場考試的場次。

沒想到那年遇到了航空業景氣開始復甦之後的第一次大招！全台灣的多益考場都被報到爆。我若想在期限以前拿到成績，我就只能去台南考試，台中都沒有。

而在夜店界這個人人插科打諢的地方，我居然莫名的敬業。考試前一晚，我還去上班上到當天凌晨五點，回家洗個澡，就由我姐開車載我一路從台北直奔台南，參加下午的考試。

還好我小時候我媽有讓我去上何嘉仁（有幫我拿衣服去做法），我雖然唸也沒唸，考試考到一半還睡著（誰叫我要去夜店上班呢？），驚醒後只好全部猜C，我後來考出來的分數竟也低空飛過了。

後來我的第一階段書面審核資料神秘地過了，收到了第二階段到公司面試的通知（現在才開始講重點）。

第二階段很簡單，就是到南崁的航空公司總部去繳交書面資料，然後在頂樓的大禮堂等候叫號，再依序上台去簡單自我介紹：我是幾號誰誰誰，謝謝。

就這樣，台下會有五個評審面無表情地看著妳，從他們的眼神妳看不見希望，妳就是會覺得：oh, ok, fine 我不會考上。就像是誤闖了政商名流的私密派對，被裡面瘦得皮包骨且鼻樑墊得恨天高的女王蜂們用眼神從頭到腳掂量，然後，下一秒，安管就把妳請出包廂。

然後再經過一番神秘的擲筊儀式（人這麼多我真的覺得他們只能用這個方法篩選比較有效率），我又收到了第三階段的通知。第三階段是念廣播詞，也是人人聞風喪膽的階段，因為唸英文廣播詞也就算了，還要求我們要唸台語。

而現代的孩子大都是父母不想輸在起跑點的產物，小時候不是送去唸雙語幼稚園，就是想辦法送出國遊學，再不濟也要自力更生去澳洲打工度假，因此都有一定程度的英語能力，台語卻不見得流轉。有些來自外省家庭、客家家庭甚至原民家庭的孩子，你要他看民視不如叫他把電視砸爛，因為都一樣看不懂，一片漆黑還比較自在。

不過大家真的不用害怕，因為真的只唸非常短的一句而已，像是：有關電子用品的使用規定，請參考機內雜誌，或詢問我們的空服人員；本班機全面禁菸，請勿使用電子菸；現在航機即將起飛，請再次確認您的安全帶已經繫緊⋯⋯。

但真正到了這間公司上班以後，我默默開始覺得事有蹊蹺，因為這間公司負責念廣播詞的一直都是座艙長，近幾年開始才有選拔一些廣播詞唸得好的副座艙長來負責一個航班的廣播。從我面試廣播詞的這一天到我真的有一天能承擔大業來負責廣播詞，大概經過了七年之久。

為了七年後的這天而特地來辦一個考試，我只能說不是過度未雨綢繆，極有遠見遠到我都能去一趟火星來回，就是主管們太⋯⋯望子成龍，希望我們人人都在這間公司長長久久，一路扶搖直上幹到座艙長。

五個五個一組唸完廣播詞後，我們從小房間裡出來，會先被指定坐在外頭的椅子上等待殘酷的考核成果。約莫五分鐘後，會有一位試務人員拿著五張紙出來，他會按照上頭的名字依序發給我們，然後，你必須在剛剛跟妳一起進去的四個人面前，打開那張紙，確認妳這關到底是有過沒過。

如果是在私下接到結果，沒過的話還能放肆地大哭一場、罵罵評審有眼無珠之類的飆幾句髒話洩恨，可是就這麼在妳剛剛的對手面前接到結果，有過的話也不好跳個阿魯巴之舞，跟空氣朋友give me five大喊耶斯，還要裝地靦腆好像有過沒過真的於我如浮雲一樣。

而且空姐面試大概是我人生中經歷過最做作的場面，每個女孩穿著一樣的白衣黑裙（偶爾會有人穿很走針的橘色、綠色、藍色）；梳一樣的包頭（偶爾會有人髮膠噴太多像剛從少林寺練完鐵頭功下山）；掛著一樣的笑容（像剛接了醫美診所業配的部落客貪小便宜打了過多劑量的玻尿酸）；明明眼神都在試探彼此；明明就在拔著心裡的玫瑰花瓣數算著別人：妳會上、妳不會上；明明前晚才去喝酒宿醉（好吧也許只有我是這樣）；明明男友就劈腿卻還離不開對方（好吧這點也許也只有我是這樣）⋯⋯但一來到這裡大家瞬間就變身為真善美裡的馬利亞，有夠天真無邪都喝阿爾卑斯山的羊奶長大。

總之，就算妳不喝羊奶，都要把自己打理地跟工業化之前的地球一樣純淨無瑕，喜惡不顯於色，與人眼神接觸都要散發「如果你打我的左臉，我右臉也轉過來給你打」的聖潔光芒。

因為亞洲的航空公司賣的就是一個夢想：飛機上座椅很小很擠很不舒服沒關係，我們有親切可愛的天使空姐們隨侍在側讓你忘記旅途的漫長；剛好抽中籤王坐到附近的人有嚴重腳臭還脫鞋把腳跨在前面的椅子上沒關係，我們有親切可愛的天使空姐們隨侍在側讓你忘記旅途的漫長；飛機餐不知為何總是很難吃而且剛好坐到後面幾排雖小連想吃的選擇都選不到沒關係，我們有親切可愛的天使空姐們隨侍在側讓你忘記旅途的漫長⋯⋯。

要是連如此基本的場面都扛不住，以後上機也實在很難面對以上各種我們每日公親變事主的日常。

沒過當然就是黯然回家、有過就下午到醫務室報到，做基本的身體檢查，量量身高體重視力，然後回家再等待下一階段的通知。

第四階段是紙筆測驗，會考一張類似高中英文段考的考卷，還有一張數學考卷，但只考加法只是數字離奇地大，就是妳在這間公司上班一輩子都賺不到的金額，但可能就是要給妳一個夢想的藍圖，讓妳覺得：啊，老娘就要飛黃騰達（亞洲航空公司賣的就是一個夢想，不只賣客人，也賣員工）！還有一張問答題填填妳對於服務業的看法、對公司的忠誠度之類的鳥話。

第五階段（有完沒完啊）終於來到最後一關的中英文主管面試，我當時是先考中文，再考英文，一樣是五個人一組進去小房間面試。我這組有個超級強的女子，如果我們現在是在飢餓遊戲hunger game的話（其實也差不多了），她一定是來自第一區的專業貢品，從小接受嚴格訓練。

她長得非常溫婉美麗也就算了，還在我們被叫到名字要進去面試之際，搶先去替我們開門，其實我有看一些網路上的考試技巧也是說一定要搶到開關門的機會，因為這個小動作能讓評審覺得妳非常細心積極而且樂意為人服務。我在排隊的時候還很夜郎地想說啊呀真幸運老娘剛好排在第一個，等下開門的一定是我。結果我們一被叫到名字站起來，專業貢品居然不疾不徐的大步跨向前，先去幫大家開門了。然後因為她的動作身段實在太優雅，我看傻了還忘記要跟她搶，就這樣走進小房間了。

在我們其他四個來自第十二區的珍妮佛勞倫斯傻傻地排列站好在評審面前以後，專業貢品才輕輕地關上門，羅志祥般一枝獨show走向她的位子。

評審先請我們每個人自我介紹，才開始提問題。我印象中我好像被問到我以前在打工時有沒有遇到什麼特別印象深刻的事，還有我為什麼想考空服員，而我老實回答了其實當初我是陪朋友來考的，但很幸運地一路進到final。還有一些其他問題，但抱歉畢竟已經是將近七年前的事了，我的腦現在最要緊記的事就是56Ｋ要一杯可樂、60J想換位子因為中間扶手不能拉起來、63H覺得冷氣太強、71G要多兩顆枕頭還有眼罩牙刷拖鞋，所以這些事情早已丟進最近刪除還過了七年救也救不回來。

第二個珍妮佛被問了什麼我也是完全失憶，但他們問第三個珍妮佛的問題，我卻永世無法忘懷，除非我喝下孟婆湯。因為我跟二號珍妮佛、三號珍妮佛都剛好是師大的學生，評審們履歷看到二號還心說可能是巧合，結果看到三號還是念師大，忍不住就問了三號：「為什麼妳們讀師大的都不去當老師都要跑來當空姐？」

靠腰真的是幸好媽媽有養小鬼這題不是問我，因為這題絕對是連空姐補習班老師本人來考都答不出來。

為什麼不當老師要來當空姐？我能說是因為我成績爛到連教育學程都沒辦法修所以老師不能是我人生的選項嗎？

我超級無敵害怕三號珍妮佛如果回答不出來，那評審可能就會轉而攻擊我及二號。

「我不清楚為什麼其他兩位同學不去當老師，但我自己在師大唸了四年，我發覺我是一個自己讀書可以，在教導別人的時候卻很難讓人理解，就是比較不會教人吧，所以才沒有選擇繼續當老師。」三號珍妮佛答，成功救援了其他兩位師大珍妮佛。

四號珍妮佛的考題我一樣失憶，但五號專業貢品卻也令我永生難忘。

她就是我在「大便空姐」一文裡，說到面試時回答自己想當空姐，就是因為小時候搭飛機的時候看見空服姊姊很溫柔親切幫失禁的爺爺清理座位的那位。而且專業貢品的不愧是專業貢品，她居然還是那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台灣館解說員，為了要來考本公司之空服員，竟放棄了這個代表台灣出國的機會，因為剛好與面試的日期強碰。

在旁聽完她這段經歷，我想一、二、三、四號珍妮佛都在心裡昏倒了，直接吞食夜鎖把冠軍送給她就好了。

待五號羅志祥開完世界巡迴演唱會桃園南崁場，我們同時一致轉身面向門口，魚貫走出考場，羅志祥這時又理所當然走第一個替大家開門。

好吧那至少這次關門可以輪到走最後一個的我了吧。結果當我走至門邊，哇靠羅志祥還站在門口，微笑看著每一個珍妮佛，但手卻緊緊拽著門把，誓不放開這個機會！

我有伸手暗示志祥可否與我交棒，但志祥不依，依然溫婉堅定地用眼神告訴我：休想！

所以我們就這麼傻傻走出去了，出去以後我特意偷偷回頭看，志祥居然還再朝評審們點了個頭說：「謝謝評審。」才轉身把門帶上。

高啊高！被分到與此人同一組面試，雖然考上的機率渺茫，但也算是長了見識。

過了一陣子，我居然接到通知：考上了！

再過一陣子，我來到這間公司受訓，才發現，我們最後一起面試的五個人居然都考上了。我只能說我們其他四位珍妮佛的媽媽應該都是養小鬼職業工會的理事，在我們面試當天左青龍、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擺陣結印逆天而行，愛女心切終於打動上天。

很多女孩想當空服員，都是覺得這個職業聽起來高雅、體面，薪水不錯，可以出國看看世界。剪裁合身的制服和優雅的髮髻、航空公司對職員外貌的要求，更讓這個職業引人遐想，而誰不想成為人人欣羨追逐的對象？

雖然空服員從來都不是我個夢想，但在考試這樣一關關折磨的過程中，我的心態也被陶冶地開始「想要」這頂后冠（所以各位少女們請謹記一定要折磨所有追求妳的男人）。實不相瞞，我在最後一關面試之前還特地找了朋友扮演考官，拿著網路上找來的教材，實地模擬練習了幾次；也偷偷上網看了好多關於這份工作的資訊，無數次地幻想自己真的穿上制服、當上空姐會是怎麼樣（不過事後證明我的許多幻想真的都只是幻想，像我曾幻想當空姐就是每飛到一個地方，就在那裡玩到爽了再回家。結果沒有喔，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讓妳休息到基本的休時就迅速要妳滾了，我睡覺都來不及了何來玩到爽。三小時以內的航線更直接要妳打來回，飛過去等待下一批客人上機就閃，我去過沖繩無數次，都只待在飛機上連土地都沒踩到）。

在此總結一下我的成功心法：一、誤打誤撞碰上機會；二、莫名其妙對自己非常有自信；三、開始跟空氣朋友演對手戲；四、全力拼搏奮鬥一發；五、聽天由命等待結果輕輕放下吧。

我既不是台銘也不是永慶居然還敢整理自己的成功法則，尤其我的成功都蠻小的也真是狂妄（我是項羽），如果你們還選擇相信，那我也只能祝福你們了啦。

不過當上空姐以後，我真的有比較快樂嗎？老實說，我沒有。

不論是師大還是空服員，這兩個名牌都沒有真正的為我的人生幸福加分，尤其當我很自傲於這些外在事物的時候，我更是在暗地裡為自己作嘔。

我念師大的時候，當時的男友劈腿，劈腿的對象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念的圖文傳播學系分成兩個組，一個是影視組，是讓高中生念的；另一組是印刷組，是讓高職生念的。但有一半的共同科目不分組別要全班一起上課。我和男友都是影視組，他劈腿的同學念的是印刷組（詳情請見老文章「因為自私所以離開你」）。我當時非常的膚淺幼稚，總是一直在比較：因為她念印刷組她是高職畢業而我是高中畢業所以我比較高級、我從小到大都住台北而她是從中南部上來唸書的所以我比較高級、她只有一個名牌包包可是我有三個所以我比較高級⋯⋯。

我剛考上空姐的時候，當時的男友也劈腿（媽啊我這是什麼感情路），雖然是我自願做小當小三，可是我還是無可避免的不停在心裡與正宮比較。她大學沒念完就休學而我有畢業所以我比較高級、她在酒吧上班我在當空姐所以我比較高級、跟她結婚可能就是回鄉下種田但跟我結婚就是機票很便宜環遊世界所以我比較高級⋯⋯。

當我淪陷在這樣虛偽的遊戲裡，靠著各種外在的「名牌」為自己加持的時候，我真的一點都不快樂。

跟師大劈腿男交往的時候，我每天搭著捷運到古亭捷運站上學，在從捷運站走至師大校園的這一段路，我總是忍不住就開始流淚；在自願當小三的那段時光，我總是必須壓抑自已的無法與對方公然相處，還要假裝單身的落寞。

而我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出在哪裡，我以為我已經夠好了，為什麼對方總不肯專心一意只為我停留？我擁有的頭銜還不夠嗎？

別人看我好似光鮮亮麗，但細數自己卻是滿目瘡痍。

經歷了這麼多，我才終於發覺，這些外在的事物都不是通往幸褔的途徑，只有真正開始謙卑的自省，放棄這些所謂的「光環」，我才真的開始舒心坦然。

舉個簡單的例子好了，有人養的狗，脖子上總戴著項圈，周身整潔，食物不虞匱乏；沒人養的狗，全身髒兮兮，在街頭流浪，有一餐沒一餐。可是狗會因為自己戴了項圈就覺得自己比較高級、不去理會其他流浪狗嗎？狗的快樂，會因為世俗的鎖鏈而有所改變嗎？

而真正愛護動物的人會只疼愛自己的寵物，卻鄙視其他動物嗎？

我認識的愛狗人士，都是一視同仁地愛護珍惜所有的狗兒。

人生的順序不該是我念師大、我當空姐，所以我很快樂；應該是我很快樂，我剛好念師大、剛好當空姐，所以加分。

我希望所有想要當空服的妹子們好好的想想一個問題：如果不當空姐，妳還喜不喜歡自己？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若妳全力拼搏，也很幸運地考上了以後，請不要迷失在這個身分給妳的框架裡，不要因為別人都在吹捧這個工作很辛苦，就覺得自己全世界最累；不要大家都流行去哪裡打卡做什麼，就覺得一定非做不可；不要高調炫耀妳的快樂，卻忘了體驗當下的美好。

妳非常幸運，可能妳老母跟我老母一樣同是養小鬼職業工會的高級會員，所以妳得到了這份別人夢寐以求的工作。妳有更多的機會去認識世界、探究自己，但不要忘了在工作之餘，隨時放下妳的后冠，妳才有機會發現，原來沒有寶石的鑲飾，隨意任頭髮流敞的自己也很美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而且妳也沒考上的話，很簡單，想想我在文章開頭告訴妳的這間公司的組員最流行的三件事，妳就知道其實考上了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啦哈哈哈哈。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不論有沒有考上空服員，妳都一樣喜歡自己，那麼，我想，妳已經勝券在握。

因為誰會不喜歡一個深深喜歡自己的人呢？

祝福你們每天都能看見自己的美麗，不為名牌、不為金錢、不為權勢、不為IG的按讚數破新高、不為又發現了敵人的一個缺點⋯⋯。

只為自己昂然立於天地間，而且好喜歡這樣的自己。

【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