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亞洲非洲分界線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傳統上，我們對北約，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印象，都停留在它是一個西方國家的協防組織，這個概念並不完全正確，因為像是介於歐亞之間的土耳其，其實也是北約最早成員國之一，另外在蘇聯解體後，許多原本隸屬敵對集團──華沙公約組織之下的東歐國家，也陸陸續續都在近年，加入了北約的陣營。很多人，包括美國前總統川普，都常在私底下或是檯面上公開質疑：北約的原始目的是要對抗共產集團的擴張，或是防止德國在二戰後再起，但這些威脅其實在當下的國際局勢裡，早已消失或者說變得不重要，因此北約也在實質上，等於是失去了它的存在目的。但很弔詭的是，就在許多前蘇聯附庸國，近年來紛紛脫離俄羅斯羽翼之下，轉而加入北約陣營的時候，北約的擴張，反而又把北約陣營的分界線，拉到了俄羅斯邊界的附近，因而引起了俄羅斯的警戒，導致了北約組織和俄國之間，對立氣氛逐步升高，有點倒因為果地讓北約似乎又重新找到了它存在的意義。從2014年的克里米亞半島兼併事件後，防禦俄國的軍事進逼，現在就成了北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不過，另一方面，隨著美中對抗態勢越來越激化，美國總統拜登上周接連出席七國高峰會，還有北約峰會時，都隨身攜帶著華府現在最在意的外交議題：也就是號召盟友一起加入「抗中集團」的行列，而北約開會之後發表的公報，果然不出意外，也在美方的遊說下，特別加進了關切中國「挑戰」的文字。然而和近鄰俄羅斯的威脅比起來，中國說實在地，並不是此刻歐洲國家最擔心的問題，多數北約成員國也不認為中國是急迫的挑戰，反而是在氣候變遷和抗疫等工作上，歐洲很積極地想和中國進行合作。

{內文}
69年前，北約第一任秘書長，曾任英國首相邱吉爾二戰期間最高軍事顧問的哈斯汀斯蘭諾將軍曾說：北約的宗旨，是把蘇聯擋在外頭，將美國拉進裡頭，同時讓德國沒有想頭...

北約組織宣傳影片：
...彼此結盟，意味著將我們的意志和情感，全部凝聚在一起...藉由群體合作，達成個體無法完成的目標...不同身分族群，各懷不同技能，群聚一堂，立下盟約...因為我們都嚮往「自由」，所以我們挺起胸膛，大聲宣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69年後的今天，當拜登的空軍一號坐機，停靠在北約總部布魯塞爾停機坪上，準備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舉辦的第31屆領袖峰會時，重新回味蘭諾將軍當年那段美蘇德論述，除了德國這部分，與當年英美法等創始國所設想的國際局勢，已經恍若隔世之外，讓人驚嘆的是，現在對照彼時，歐亞大陸上的情勢竟是如此相似，就彷彿七十年只是一晃眼，世界仍是沿著意識形態的隔閡，一分為二，冷戰對峙。

14號的峰會場上，各國政要勾肩搭背，呼朋引伴，氣氛熱絡的程度，就彷彿多年未見的小學同學會，或是同鄉聯誼社、不少人甚至拿下口罩，交頭接耳，扒著肩膀，就談起國家大事。在這場繼七國高峰會後，睽違已久的大堆頭、大規模實體國際集會上，30位歐洲與北美國家領袖和行政首長，與他們的一級幕僚，先把對病毒的憂慮擺在一旁，把迫切待解的集體國防議題，和懸而未決的內部爭議事項，搬上了桌面，尋求協商共識，因為畢竟，這是北約領頭羊美國的強勢回歸，光是拜登一句我們「回來了」，就足以讓在場盟國領袖，心跳加速。

北約秘書長 史托騰伯格：
各位先生女士，竭誠歡迎各位來到這裡，非常高興能重新和大家面對面，我們的聯盟正面臨關鍵時刻：地緣鬥爭加劇、區域動盪、恐怖主義、網路攻擊，還有氣候變遷問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獨自因應這些挑戰，但歐洲和北美並不孤單，我們擁有北約這個平台。這張會議桌旁的30個國家，
是全球最堅實的民主陣營，涵蓋10億人口，擁有超過全球半數的軍武，只要有志一同，我們可以抵禦任何外來威脅。

荷蘭總理 呂特：
我想拜登給大家的感覺，是比較不「奇怪」...

盧森堡總理 貝特爾：
至少我們知道，現在這位美國總統相信多邊主義...

美國總統 川普（2018.6.10）
我們不能被人家佔便宜，他們一直欺負我們；我們的挹注占了北約經費七成，坦白說，他們是受益者，我們是花錢的人，所以...看著辦吧！

美國總統 拜登：
我要再次重申：北約至關重要──對美國利益來說；如果北約不存在，我們還得「弄」一個北約出來...

迥異於他的前任川普，曾經放話北約已經過氣，不再具有存在的意義，甚至批評德國形同是俄羅斯的俘虜；美國總統拜登親訪布魯塞爾，重新擁抱北約，與盟友肩並肩，對著攝影機露出微笑，這些動作的本身，就已經釋放出拜登此行最想對外釋放的訊息：也就是美國不再是過去四年那個無法預測、脫軌暴走的美國，今天的拜登政府已經重拾起多邊主義，走回了以禮相待、溫和漸進的國際外交中道路線。然而，在歡樂大合照與溫馨開場白、替歐洲做足面子之後，拜登想從峰會場子上拿回來的裡子，卻是個歐洲國家一時間有些尷尬的承諾：由於美中矛盾加深，拜登希望北約，這個原本視野只及於大西洋周邊地帶的協防組織，能夠就過去歐洲並不熟悉，也無意插手的亞洲威脅，做出表態。

英國首相 強森：
我認為中國，就如我過去一再強調的，中國已經是個無法忽視的巨大存在，對北約來說也是必須思考的策略因素，畢竟過去72年當中，北約大多數時間，都聚焦在蘇聯...那個前蘇聯，與其陣營所帶來的各種威脅當中。但我覺得中國問題必須要...我不認為，今天在場人士中，有誰想要和中國爆發一場新冷戰，我不認為如此，但我想大家確實，確實看到了挑戰

延續拜登此趟歐洲行，從G7到北約一以貫之的外交戰略目標，中國，也首度赫然紙上，在北約峰會會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被點名是北約必須關注的對象之一。公報文中第三條，直指北約現在面臨來自專制強權國家，多面相的威脅，和系統性的競爭，而除了傳統宿敵，來自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對北約形成的威脅之外，公報中也應美方要求，特別載明了中國不斷擴張的影響力，和其外交手段，對於北大西洋公約國家帶來了「挑戰」，其中包括解放軍軍火庫裡，不斷充實的核武軍備。

北約秘書長 史托騰伯格：
我們關注中國的脅迫手段，因為這完全違背了我們在華盛頓公約中樹立的基本價值。中國正快速擴張其核武軍備，包括了核彈頭，與大量先進載彈系統。

短短一星期內，兩大國際集團，都在美方策動之下，做出堪稱是有史以來，對中國最強烈的言詞表態，先是七國高峰會後的共同宣言，洋洋灑灑羅列了香港、台海、南海、新疆維吾爾人權和新冠溯源問題，再加上中國的一帶一路，逐項給予針對性的批判，提議抗衡舉措；緊接著，北約峰會也把北京向外擴張，靠著投資、貿易、與科技設備，輸出影響力到歐陸內部的行為，貼上紅色標籤，發聲示警。而中國官方對於華府接連出招的聯外抗中，也隨即重砲回擊：環球時報社論聲稱美國的終極目標，顯然不是與中國熱戰，而是要炒作美中緊張氣氛，升高各國危機意識，藉此拉攏盟友，孤立中國，收割霸權角力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美國紐約時報則是觀察到，雖然北約國家樂見美國重回領導地位，但不少歐洲領袖卻對拜登會見普丁，向俄羅斯伸出橄欖枝，回過頭卻要求北約搖旗吶喊，充當美國抗中啦啦隊的做法，並不認同；東歐外交人士甚至警告，白宮明顯地厚此薄彼，忽略俄羅斯威脅，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踏進莫斯科的戰術陷阱，賠上歐洲邊境安全。

德國總理 梅克爾：
從中俄聯合陣線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忽略中國問題，但我也覺得不應該過度反應，要嘗試拿捏分寸，中國在某些領域是勁敵，但其他方面卻是夥伴，這我昨天在G7峰會就說過了。

法國總統 馬克洪：
我必須再次強調：七大工業國不是反中俱樂部。七國集團是一個民主國家集團，我們設法解決全球問題，而中國也願意和我們合作，不管是在氣候議題，還是世界貿易協定的規範，還是國際開發，或是在非洲債務問題上，雙方都有合作空間。

對多數歐陸國家，尤其是那些蘇聯解體後脫離華沙公約，獨立建國並加入北約的東歐政體而言，俄羅斯在邊境部署大軍、近在呎尺的武力威脅，對東歐而言才是具體，又迫切的危機，相較之下，中國不但缺乏地緣關係，雙方在氣候變遷等全球性共通議題方面，更是合作的好處遠遠大於對立的必要性，而德、法、英等歐洲大國，則是在私底下擔心原本區域性的北大西洋防禦聯盟，有可能因為轉向遙遠的亞洲，而稀釋有限資源，在不知不覺中，無故被扯入另一場，意識型態掛帥的東西新冷戰。

美國總統 拜登：
...因為有很多獨裁國家都自認，他們的政府可以比我們這些民主體制，更有效率、更成功、更能因應變換的世局。我們將證明他們大錯特錯。

《外交事務》期刊一篇由兩位美國政治學者聯合撰文的評論指出，近年來，由於美國頻傳內部分裂、種族衝突等問題、又遭受疫情重創，國際間也開始響起有關民主與極權，到底誰是王道的論戰；拜登上台之後，為了重振民主陣營聲勢，一馬當先地高舉意識形態大旗，加入了制度的論戰，其結果，卻是和北京的大外宣正面碰撞，導致美中進入了準冷戰狀態。學者認為，華府現行的抗中策略，並不聰明，只會重演冷戰的空轉和虛耗；事實上，今天的美中關係，並不同於當年的美蘇態勢，北京對外輸出影響力的方式，主要是透過經濟和科技力施壓，而非政治思想的滲透；而美國的內部分裂，也唯有透過自身制度的改革與政治和解才有望解決，不可能光靠誇大外來的威脅轉移焦點；因此，對於華府來說，如何建立一個有彈性的新國際秩序，嘗試與北京共存，而非激化對立，才是穩定局勢、找回美式民主的優越性與自信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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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土耳其橫跨歐亞兩洲。不只土耳其，俄羅斯也橫跨兩洲。不過什麼是歐洲？什麼是亞洲？如果問成吉思汗這個問題，想必他不會以一個亞洲人打到歐洲而沾沾自喜。對他而言，歐亞是沒有分界的。
事實上，Europe與Asia這兩個地理概念是古代希臘人創造的，不過一開始指的是土耳其的亞洲部分（記不記得這個地方的名字？）之後隨著歐洲人接觸到越來越多土耳其以東的文化，就將Asia這個字指稱現在的亞洲。
而Europe這個字，有說法是希臘神話裡面的Europa，她是腓尼基國王美麗的女兒。許多西洋繪畫以她為主角。不過這個傳說沒有什麼地理上的意義。真正地理上的意義可能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人對他們西邊土地的稱呼，從“Ereb”這個字而來。
這就有意思了，因為Asia是歐洲給亞洲的稱呼，而Europe是亞洲給歐洲的稱呼。

隨著文明互相的交流，歐洲與亞洲的邊界就成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十八世紀初瑞典人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在一場戰役中成為俄國的戰俘。在流放期間，進行了對於西伯利亞、中亞的田野調查。他定下了歐洲與亞洲的界線，也就是烏拉山（Urals）到窩瓦河（Volga River）、頓河（Don River）一線。您可以參考最後一張我所標誌的那條線就是。

不過以烏拉山為界，與其說是遵循自然，不如說是人為，因為這座山脈並不高，平均大約就是五百公尺，甚至也沒有什麼戰略重要性；歷史上沒有什麼戰爭是為了爭奪烏拉山的。今天我們如果要找出一條明確的歐亞分界線，基本上按照 Strahlenberg 的劃分，但並不完全一樣。

我們看 Strahlenberg 當初所定的分界，高加索那三個國家就都屬於亞洲了。
但相信這些國家沒有一個國民會認為他們是亞洲人。
最南邊是亞美尼亞。他們是道道地地的高加索人，而且與突厥後裔土耳其人有這血海深仇，那麼怎麼可能會把自己跟世仇歸為同類？

亞美尼亞的上邊是格魯吉亞，或叫做喬治亞（Georgia）。他們也是高加索人、東正教的信徒。要不是俄羅斯一直虎視眈眈，喬治亞早就申請加入歐盟、甚至是更具有戰略意義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那麼他還會認為自己是亞洲嗎？
附帶一提，「格魯吉亞」或是「喬治亞」翻譯都有依據，但也沒必要爭議，因為他們根本不叫自己是 Georgia，而是Sakartvelo。我們到 Georgia 旅遊的時候再細說。

剩下來只有亞塞拜然（Azerbaijan）算是比較像亞洲：他們是突厥後裔、伊斯蘭教信徒，與歐盟、中亞國家都維持良好關係，唯獨與鄰國亞美尼亞又是仇敵。
關於高加索三國複雜的歷史與國際關係，我們到了高加索再一併細說。
今天的歐亞界線與當初Strahlenberg所畫的略有不同，但是這三個國家領土的絕大部分還是屬於亞洲。現在的分界影響比較大的大概是哈薩克。這個原汁原味的亞洲國家今天西邊部分領土卻是歐洲（請看倒數第二張圖黑圈處）。

這麼看來，以地理來區隔亞洲與歐洲的做法其實會造成很多困擾，於是有人就把兩大洲合稱為歐亞大陸，因為的確這兩洲沒有什麼明確的地理界線。然後將兩洲以文化來區隔。不過這也造成問題，例如遠在俄羅斯遠東地區接近朝鮮的地方有個都市：海參威（Vladivostok），它卻是一個原汁原味的歐洲都市。

土耳其以博斯普魯斯海峽分為亞洲與歐洲部分，俄羅斯也橫跨兩洲，另外還有一個國家也是橫跨兩洲：埃及。不過它所跨越的是亞洲與非洲。

目前關於中國遠洋捕魚出現的問題，中國官方並沒有披露相關情況，相關數據主要來自歐洲議會2012年6月公佈的《中國在世界漁業中的角色》以及綠色和平組織2015年5月發布的《中國遠洋漁業企業西非違法捕撈作業調查》兩份專業報告。

歐盟報告顯示，2000-2011年間，中國漁船光在西非北部海域的IUU （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行為就有2648起。綠色和平的數據顯示，2000-2006年，以及2011-2013年期間，中國漁船在毛里塔尼亞、塞內加爾等西非六國共被發現183起涉嫌違法捕撈行為，31%的船隻多次發生違法捕撈行為。

綠色和平自有船隻“希望”號2014年在西非海域26天的實地跟蹤調查發現，有12艘中國漁船進行了非法捕撈，占幾內亞專屬經濟區內所記錄的52艘中國漁船的23%，平均每兩天就新增一起中國漁船違法事件。


其中，與此次阿根廷事件有關的漁企屬地山東省的漁企非法捕撈行為最多，大連連潤、大連博遠等企業榜上有名。非洲捕魚違法行為中也出現了央企身影。2014 年中水集團 59 艘在非洲捕撈作業的漁船中，就有 46 艘涉嫌總噸位欺騙行為，其中 44 艘涉嫌少報漁船總噸位，累計共 6757.7 總噸未上報。

根據綠色和平的數據，中國在非洲的462艘遠洋捕魚漁船，幾乎全是在中國已被逐漸淘汰的破壞性底拖網漁船。這在中國地方官媒的報道中也得到了印證，比如浙江廣源漁業老闆方盛華2015年5月在接受浙江在線採訪時毫不隱藏地說，他們赴安哥拉的五艘漁船“都是大型圍網船，捕撈方式對海洋殺傷性較大，因此圍網船已被列入一打三整治範圍，要求三年內必須進行更換。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把國內過剩產能轉出去”。

所謂“產能轉移”，其背景是2012年中國遠洋捕魚戰略的升級。當年中國首次出台遠洋漁船更新改造項目投資補助政策，浙江、山東等沿海漁業大省也出台了相關地方政策，支持漁企走出去。浙江於2012年出台了遠洋漁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戰略是舍近（減近海捕魚規模）求遠（發展遠洋漁業）。該省舟山打造“國家遠洋漁業基地”時，投入了大量財政基金補貼漁企。山東省2015年提出 “海上糧倉”戰略，設立了3.2億引導基金，並透露該省遠洋漁船已達434艘，在建遠洋漁船36艘，已批待建遠洋漁船44艘。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大躍進下，目前中國遠洋捕魚船隊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一。根據中國漁業互保協會的數據，2014年全國遠洋漁業總產量和總產值分別達203萬噸和185億元，作業遠洋漁船達到2460艘。而歐洲會議的報告顯示，2000 年至 2011年期間中國漁民捕撈量約每年460.4萬噸，其中來自非洲水域就占了294.1萬噸，其次是亞洲水域，占94.8萬噸，少量來自中南美洲和南極洲。這和中國漁保協會發布的數據相差巨大。


國際海域捕魚作業情況復雜，遠洋捕魚偶爾越界進入經濟區是正常現象，但系統性、有規律性、成群結隊地越過分界線捕魚，不免讓人質疑其中的動機。根據歐洲議會、綠色和平組織的報告以及國內外媒體公開報道綜合分析，除了上述具體捕魚行為的違法外，漁業靠財政資金維持、監管落後等深層次的體制原因，也造成了遠洋捕魚沖突。

中國通過燃油補貼、船舶更新改造補貼，以及免除進口稅、增值稅等措施鼓勵捕魚企業“走出去”。這一定程度造成了相關企業靠政策而不是提升管理水平吃飯。比如綠色和平分析中水集團遠洋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報發現，該公司2011-2013年的凈利潤全部來自於補貼。其中，2013年該公司捕撈業務虧損約4135萬元左右人民幣，由於約8254萬元的燃油補貼到位，公司“盈利”。

中國農業部既管資金，又管業務審批，還承擔監管職責的體制，已經不符合遠洋捕魚管理的需求。農業部對遠洋漁業實行項目審批管理和企業資格認定製度，並對遠洋漁業船舶和船員進行監督管理，但目前的漁業發展政策仍是只考慮經濟利益，缺乏可持續漁業發展的管理原則、策略與目標。

比如，相對於近海的嚴格監管政策，遠洋捕撈由於涉及國際海域，目前幾乎沒有系統監管措施。當前的監管主要是用漁船監控系統（VMS）報告船位，來判定是否違法，然而該系統也存在技術漏洞：由於不是實時自動匯報而是由漁船主動報告，兩次報告位置的時間越久，漁船就越容易利用時間間隔進入禁捕區。

雖然2014年10月農業部出台了《遠洋漁船船位監測管理辦法》，改原來的一日兩報為四小時一報，減少了漁船越界非法捕魚的可能性，也處罰了三起中國漁船 的 IUU 行為，但都是由當事國舉報而不是監管系統發現，而對於歐盟以及綠色和平組織公佈的非法捕魚行為，中國直至目前仍未有公開的回應。


國家財政預算補貼漁企——遠洋捕魚是“轉移對海洋殺傷性較大的過剩產能”——虧錢的買賣由財政補貼填平——系統性監管缺乏——到別國專屬經濟區違法捕魚出事——極端民族主義媒體煽動為國外別有用心——國家墊底和負責。這成了目前中國遠洋捕魚問題生成鏈和傳播方式。

這就意味遠洋捕魚問題，需要從單純的經濟利益，向納入系統性的海洋戰略、尊重可持續性發展的問題預防和監管措施轉變。中國需要借鑒歐盟各國遠洋捕撈的跨部委協調機制，提升目前掛靠於國土部資源部的國家海洋委員會職能，改變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以經濟發展為主的管理思路。

在具體的管理措施上，可以依據現有法律，提高科學管理的水平，比如加強對遠洋漁船類型和捕撈類型的管理，同時改進監控技術，提高對捕撈能力和強度的管理。對於違法企業，公開處理、通報、設立黑名單制度等，都是可改進的空間。

或許，官方力量監管有限，監管成本高，針對這個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是監管力量均衡化。比如，可由跨部協調機構主導，聯合相關職能部委，在相關國際海事機構集中的區域，成立半官方民間監管組織，集合研究、法律、媒體、社會組織、行政等力量，一方面執行監管、保護和維權，另一方面維護和相關國際組織的日常合作，共同推進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清晰明確的目標和規劃，還可和相關國際組織合作共同監督漁船的海外行為。

根據《鳳凰周刊》2015年的報道，在輿論壓力和環保組織的監督下，也存在非法捕魚行為的歐盟國家和韓國，曾率先糾正本國企業的非法捕魚行為。2014年歐盟修訂《共同漁業政策》（CFP）。而在歐盟將韓國列入預備非法捕魚國名單兩年後，2015年2月，韓國政府向歐盟通報了韓國為根除非法捕魚行為作出努力的情況及其成果。2015年4月，韓國成功在歐盟名單上除名。

目前來看，在公開層面並沒有看到中國國家職能部門像韓國那樣，在受到國際組織懲罰後採取相關反思和整改動作，反而是有挑撥民族主義情緒之嫌的《環球時報》一如既往地主導了該類消息的發布和評論權，把本應由職能部門處理的漁業糾紛事件，慢慢炒作為“中國受欺負”的政治事件。不及時調整的話，外交部、農業部等本可以公開公正處理類似事件的時機會再次錯失。

若任由其發展，不建立更系統、科學、嚴格和獨立的監管政策的話，一旦涉事國家保守政治勢力上臺，遠洋捕魚問題未來幾年內很有可能成為國際和區域地緣政治的敏感主題。除了漁民生命安全無法保障外，中國的國際形象、海外利益也會遭遇嚴重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