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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後幾日，就是新年了。連假期間進校園，在冷清的文學院四樓長廊上，看見一隻死去的小小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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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躺在公共行政系教授的研究室門口，輕輕的，風大時稍稍晃一晃，修長的黑翅膀蓋住白色的身體，像是一片枯葉子，掩著一枚發霉的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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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研究所時我似乎沒在學校裡看過這樣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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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十餘年，再次回到校園，很多東西都變了。還是沒見到飛翔起來自由得近乎狡猾、近乎魔法的燕子，但到處都是鳥禽──現在的學校裡，已經成了鴿子的練飛場。文學院，共同科，人文學科這一區的建築物屋頂上，幾乎都棲停滿了灰撲撲的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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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燕子，鴿子倒是我以前唸研究所時就有了。但那時，頂多是久久看到路燈上落拓著停了一兩隻，轉頭張望的樣子，看上去有些茫然。或許是那樣的情境和當時的我們心境太像，又被附會了什麼自由平和的象徵，每次遇見，心裡常常是沉靜、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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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完全不是這樣。寬闊的縱谷天空下，鴿子群不去別處，不由分說沿著文學院的簷頂屋脊停了一整排，咕咕噥噥，歡快熱鬧。「現在學校的鴿子啊，比我老家的鴿舍還多」，學弟這樣說，口中是輕佻、誇大的語氣，是那種青春而戲謔的快樂。（遠遠離開家鄉抵達這裡，對他來說，是一件得意的事嗎？）我凝視著鴿子一次又一次飛起，但哪也不去，盤旋著繞文學院飛過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群體龐大綿延無盡，像一條氧化的金屬鎖鏈，像一隻鏽唱針重複讀取著黑膠唱盤。沒有盡頭的日常練習，讓人看著不由有些不耐，但為什麼不耐？我卻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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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日復一日、重複軌跡的飛行，是現在天天瑣碎忙碌的我能夠做到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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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持續飛行，給人與時間拚博的聯想。飛行，但哪也不去。若是那些年自認遲遲沒有準備好、而遲遲不願畢業（但同時又這麼恐懼出社會後日復一日的辦公桌人生）的自己，看到這樣群鴿繞圈飛行的場景，不知道會是什麼感覺。

說不定也沒有什麼感覺。對長久生活在都市裡的我而言，鴿子並不常見，賽鴿的鴿舍更是遙遠的童年記憶了：舉著紅旗子的人高高站在天台上，在陰霾、但更顯飽滿有力的天空底下，偶爾揮動，遠方的鴿群感應到什麼一樣低低飛近，掠空而過，像是受著魔魅的超自然力量招喚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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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養鴿是為了賽鴿，賽鴿的用途則是賭博。文學院的鴿子──文學院裡停著的這麼多、這麼多的鴿子，能有什麼用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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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多到一定程度，對衛生或許是有一點影響了。學校能處理手段不多，放毒或擊殺，觀感上都太殘忍。聽說想來想去，曾嘗試引入天敵，一度請人帶了訓練過的老鷹來驅趕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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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口耳相傳，問了幾個學弟妹，其實都沒有親眼看過。只知道曾有這樣合理、但似乎有點好笑的事。為什麼好笑呢？一時也說不太上來。是覺得那種「人為模仿自然食物鏈」的做法太可笑了，還是覺得「以為這樣比較不殘忍」的心態可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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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老鷹的驅趕計畫最後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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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那樣習於滑翔的巨大禽鳥，在學院寬敞、但對牠而言實在還是太過狹小的上空，勉力拍著翅膀，撲飛追趕鴿群而不可得的樣子，有些不忍。老鷹沒有久留，聽說還曾一頭誤撞上學院大面透明的玻璃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追問過幾個朋友細節，大家不置可否的說說笑笑，把話題帶過。那就是一個非常有趣、合乎我們期待的故事吧？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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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鷹受傷，終於走了。鴿群在交頭接耳的鼓譟中，重新佔據了文學院設計典雅的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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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說這樣一定是不好的。老鷹回去休息，去更大的地方做自己擅長的事。鴿群在美麗的文學院，繼續溫暖、快樂、安全的生活。日子一樣過去，很難說這不是一種各安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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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最後只好在各間教室、各個研究室的窗台外側拉上了鐵網，避免鴿群逗留，衍生衛生問題。鐵絲太細太利，鴿子的腳爪無法久握。所以，原本敞亮的窗戶，現在看出去都是緊緻的鐵窗風情了。我每天進研究室，隔著窗戶觀望曾經熟悉、但疏遠太久的校園，像一個學畫、學書法的人，在輔助的格線上確認線條與顏色理想、確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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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難說這樣一定是不好的。原先詩情畫意的大塊風景，現在看上去，都有精確的座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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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網的網目大概是眼鏡的大小，密密注視著天空盤旋的鴿子。鴿子再也不能隨隨便便停在窗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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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以前唸研究所時，上小說家老師的課，老師講到精采處，真心在乎處，偶爾會停下來深思，看著窗台上孤獨的鴿子出神，鴿子往往也偏著頭注視老師，久久不動。修課的我們也停下來，窗外的風景也停下來，時間也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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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停下來，沒有為什麼。那曾經是我最喜歡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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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照這樣看，從前的那種狀態是不會再回來了。所有的窗台拉上鐵網，整個文學院像是武裝起來的堡壘。泊車困難的鴿子群，只能停到更上層熟悉的屋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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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也很好，只是不知道下雨的時候怎麼辦呢？花蓮的冬天那麼容易下雨。又冷又漫長的冬天，曾經帶給習慣南台灣陽光的我極大的絕望。躲進外套裡，房間裡，棉被裡，書本裡，濕氣如影隨形，讓人覺得無處可去。人都這樣了，何況是只能停在屋頂的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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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不能停，停地上總可以，例如，或許能躲進走廊裡避雨吧？我確實這樣想過，但很快就知道為什麼不可行───一天晚上，我走文學院的長廊去研究室，昏暗的燈光裡，不小心驚動了一隻雨天躲進走廊的鴿子，牠驚慌地在走廊和樓梯間拍翅亂飛，撲上頂燈、玻璃窗，又摔下來，四處找尋亮處想逃，或至少努力想停留在半空中、爭取時間找尋出口。我靠牆站著，大氣也不敢喘，注視著那隻絕望、瘋狂的鴿子。不是怕牠，是怕牠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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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是有點怕牠吧？或許我也有點怕我。那樣以為自己受困、恐懼、而近乎瘋狂的樣子，我並不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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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以後的校園裡，鴿群又排排站滿了學院的屋頂。雨繼續下，或許還要下整個冬天。鴿群咕咕咕咕，停留在文學院的屋頂，我仰頭去看，無法分辨飛禽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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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其實還變了很多。單是文學院內就有許多不同。建築還是一樣的建築，但時間過去，不可能沒有留下任何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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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中的大樹長高了。印象中以前唸研究所時，樹梢大概只到二三樓的交界。以前我們創作所設置在英美系上，所辦位置在文學院三樓的西側，一出門，就可以看見中庭對面的中文系。但現在樹紛紛長高，已經完全看不到了。以前的東華中文系後來也改制了，叫華文系，併校後我還來不及認識的花師的朋友們來了，繼承下中文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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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系佔據了文學院長長的ㄇ字型走廊。這次回來學校，我繞著走過幾次，有些迷惘，慢吞吞沿走廊看過一個個布告欄，像一個失去國籍的水手沿著海岸找尋港口。鴿子在文學院裡咕咕叫著，很熟悉。可是現在，我誰都不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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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高的大樹上，現在棲著擅長學舌的八哥，非常神奇，像精通多國語言那樣，能夠多聲道用不同音色彼此唱和，好像在溝通，但也難以確定，畢竟牠們飛也不飛，整天就那樣勉力叫著。會不會是單純想發出聲音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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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樹上幾乎沒有鴿子，沒有老鷹沒有燕子，就只有八哥。我有時研究室忙累了，出來趴在窗台看他們，整天鳴叫不休，站在枝頭迎風擺盪。他們似乎是以發出聲音這個行為本身為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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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但好虛無。只是想想，牠們就是八哥啊，八哥做著八哥擅長的事，這有什麼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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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無論是從前唸研究所時，或者這次返校，印象裡，我從來沒有在文學院裡外遇見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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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後門外的小路上倒是四處都是燕子，個頭小小黑黑的，速度飛快，像是活的音符，樓房間低空穿梭，貼地飛行，突然拔高又急轉，彷彿轉音出色的爵士歌手似的。我有些佩服，燕子從來都飛得如此好看，從來沒有撞上人車樓房，最後總能輕輕巧巧落在細細的電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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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出那是一種艱難高超的生存方式，或者單純炫技的遊戲。飛翔的燕子來來回回畫過空中，有時就這樣一整個下午，好忙碌，但乾乾淨淨什麼也沒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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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或者傍晚買飯回租屋處，走在小徑上，總看見燕子就這樣來回在天空裡寫畫著無人知曉的符號，彷彿正興奮地連起空中隱藏的星星圖案，我常常興起羨慕的感覺──感覺那是什麼神祇正向我顯示某種充實、自由、又率性的生活方式，暗示我，勾勒另一種更理想的、更盡其在我的生命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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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羨慕，還能怎麼樣呢？人類無法飛行，這我已經知道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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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是夏候鳥，秋冬理應要往南飛走避寒，壽命約十年。這是我看見走廊上那隻死去的燕子後，回研究室上網查詢才知道的。（但那些在鄉間小路上亢奮飛翔的燕子，為什麼沒有離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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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回來之前，我畢業離開東華，也已有十年之久。常常返校，找朋友，講座，更多是純粹旅遊，多半也挑在夏天。若無必要，真是沒有興致再經歷一次花蓮的冬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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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這樣，幾乎年年夏天回來的我，仍然對文學院裡的燕子毫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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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晚起，瞎忙一陣，入夜了才回到文學院。連假後的期末考前，走廊上師生皆臉色木然默默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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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到四樓，刻意去看昨天燕子死去的地方。但整條走廊乾乾淨淨，淡淡反光，甚至連打掃的痕跡都幾乎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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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燕子消失了。我四下張望，一無所獲。鴿子在夜裡的文學院裡咕咕鳴叫著，有些委屈，像是摀著棉被偷哭的聲音，小小聲、低頻率的幼獸哀鳴一般，迴盪在夜裡的文學院。因為已經知道那是鴿子了，咕咕，咕咕，所以毫無恐怖的感覺，我靠著欄杆凝視一片漆黑的文學院中庭，只覺得好苦，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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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文學院看過真正活著飛翔的燕子，只看見死去的。還未想清楚那是怎樣的事，一天過去，死去的燕子也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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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哪裡來，為什麼來到這個校園，自己大概總有一套說法，即使心裡其實並不一定那麼確定。不過想假裝條理分明、有意說得頭頭是道、引據證明自己收穫豐碩或所言不虛，並不是多困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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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燕子從哪裡來，為什麼來，怎麼生活，因著什麼死，我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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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研究所時學校後門還沒拓寬的、窄窄的志學街，季節到了常有盤旋飛翔、特技演出一般的燕子。但太常見了，那時的我似乎從來沒有把那當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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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我唸著文學，忙碌著學過很多奇異、艱難、與我無關的敘事技術。現在回想，收穫是真的，但不是我以為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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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也是真的。只是我那時不知道。現在的我真想專注看看那隻死去的燕子。真想好好寫牠。可是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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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前夕，一隻燕子死在公行系教授的研究室門口。屍體不知道是被連假結束後的清掃工人清理走，還是被貓狗或其他鳥類叼走了？想起《快樂王子》的故事，寒冬裡分送雕像上的寶石給窮人、因而錯過南遷時機而凍死的小小燕子。我想那不是真的，但那成就了故事裡最快樂、也最憂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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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裡，燕子死前輕輕的親吻了雕像，那讓我想起學校後門的長長巷子裡，燕子特技飛行的最後，輕輕迴身、降落在黃昏天空中的電線上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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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感傷的心情，在研究室待到深夜。關燈離開時，意外看見窗外的鐵網上，卡著一小片鳥類脫落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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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的。在研究室的窗前來來回回幾個月，我從未看過這片羽毛。實際上我沒有在這面窗景裡看過任何靠近的飛鳥。現在深夜裡看不清楚，但單就毛色來看，似乎是鴿子留下的。當然，也可能是別種飛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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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無法久棲的位置，在我不知道的某個深夜時刻，曾經有飛鳥撲翅趨近，嘗試停留。停著停著，或許痛了，最終只能匆忙選擇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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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真是奇怪的感覺。我們全力避免飛鳥靠近所設的鐵網，竟然反而為我們全力避免的飛鳥，留下了奮力飛翔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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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翔的證據／林達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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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副刊2021.04.09

【小徑分岔的花園：通往未來的多種可能性】
　
這是推薦的短篇小說，會有一點燒腦，出自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
他在這部〈小徑分岔的花園〉的短篇中，用了類似於量子力學的概念，探討關於「時間」的奧秘。
而對很多作家來說，故事裡出現太多「巧合」會是一大敗筆，但在這部短篇中，這些巧合反倒成為一種特別的隱喻。
一起來看看這部頗有深意的文學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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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徑分岔的花園 / 博爾赫斯
　
獻給維多利亞·奧坎波
　
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第二百四十二頁有段記載，說是十三個英國師（有一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蒙托邦防線的進攻原定於1916年7月24日發動，後來推遲到29日上午。利德爾·哈特上尉解釋說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當然並無出奇之處。青島大學前英語教師余准博士的證言，經過記錄、複述、由本人簽名核實，卻對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說明。證言記錄缺了前兩頁。
　
……我掛上電話聽筒。我隨即辨出那個用德語接電話的聲音。是理查·馬登的聲音。馬登在維克托·魯納伯格的住處，這意味著我們的全部辛勞付諸東流，我們的生命也到了盡頭——但是這一點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來如此。這就是說，魯納伯格已經被捕，或者被殺。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馬登毫不留情。說得更確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為一個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他有辦事不熱心甚至叛賣的嫌疑，如今有機會挖出日爾曼帝國的兩名間諜，拘捕或者打死他們，他怎麼會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感激不盡呢？我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可笑地鎖上門，仰面躺在小鐵床上。窗外還是慣常的房頂和下午六點鐘被雲遮掩的太陽。這一天既無預感又無徵兆，成了我大劫難逃的死日，簡直難以置信。雖然我父親已經去世，雖然我小時候在海豐一個對稱的花園裡待過，難道我現在也得死去？隨後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頭上了。多少年來平平靜靜，現在卻出了事；天空、陸地和海洋人數千千萬萬，真出事的時候出在我頭上……馬登那張叫人難以容忍的馬臉在我眼前浮現，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經騙過了理查·馬登，只等上絞刑架，承認自己害怕也無所謂了），心想那個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自鳴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準備轟擊昂克萊的英國炮隊所在地的名字。一隻鳥掠過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為一架飛機，再把這架飛機化成許多架，在法國的天空精確地投下炸彈，摧毀了炮隊。我的嘴巴在被一顆槍彈打爛之前能喊出那個地名，讓德國那邊聽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軀所能發的聲音太微弱了。怎麼才能讓它傳到頭頭的耳朵？那個病懨懨的討厭的人，只知道魯納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閉塞的辦公室裡望眼欲穿等我們的消息，沒完沒了地翻閱報紙……我得逃跑，我大聲說。我毫無必要地悄悄起來，仿佛馬登已經在窺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檢查一下口袋裡的物品，也許僅僅是為了證實自己毫無辦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東西。那只美國掛表，鎳制錶鏈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幣，拴著魯納伯格住所鑰匙的鏈子，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但是能構成證據，一個筆記本，一封我看後決定立即銷毀但是沒有銷毀的信，假護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幣，兩個先令和幾個便士，一枝紅藍鉛筆，一塊手帕和裝有一顆子彈的左輪手槍。我可笑地拿起槍，在手裡掂掂，替自己壯膽。我模糊地想，槍聲可以傳得很遠。不出十分鐘，我的計畫已考慮成熟。電話號碼簿給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報傳出去：他住在芬頓郊區，不到半小時的火車路程。
　
我是個怯懦的人。我現在不妨說出來，因為我已經實現了一個誰都不會說是冒險的計畫。我知道實施過程很可怕。不，我不是為德國幹的。我才不關心一個使我墮落成為間諜的野蠻的國家呢。此外，我認識一個英國人——一個謙遜的人——對我來說並不低於歌德。我同他談話的時間不到一小時，但是在那一小時中間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頭頭瞧不起我這個種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彙集的無數先輩。我要向他證明一個黃種人能夠拯救他的軍隊。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隨時都可能敲我的門，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對著鏡子裡的我說了再見，下了樓，打量一下靜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車站離此不遠，但我認為還是坐馬車妥當。理由是減少被人認出的危險；事實是在闃無一人的街上，我覺得特別顯眼，特別不安全。我記得我吩咐馬車夫不到車站入口處就停下來。我磨磨蹭蹭下了車，我要去的地點是阿什格羅夫村，但買了一張再過一站下的車票。這趟車馬上就開：八點五十分。我得趕緊，下一趟九點半開車。月臺上幾乎沒有人。我在幾個車廂看看：有幾個農民，一個服喪的婦女，一個專心致志在看塔西倫的《編年史》的青年，一個顯得很高興的士兵。列車終於開動。我認識的一個男人匆匆跑來，一直追到月臺盡頭，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馬登上尉。我垂頭喪氣、忐忑不安，躲開可怕的視窗，縮在座位角落裡。我從垂頭喪氣變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決鬥已經開始，即使全憑僥倖搶先了四十分鐘，躲過了對手的攻擊，我也贏得了第一個回合。我想這一小小的勝利預先展示了徹底成功。我想勝利不能算小，如果沒有火車時刻表給我寶貴的搶先一著，我早就給關進監獄或者給打死了。我不無詭辯地想，我怯懦的順利證明我能完成冒險事業。我從怯懦中汲取了在關鍵時刻沒有拋棄我的力量。我預料人們越來越屈從於窮凶極惡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強盜了；我要奉勸他們的是：做窮凶極惡的事情的人應當假想那件事情已經完成，應當把將來當成過去那樣無法挽回。我就是那樣做的，我把自己當成已經死去的人，冷眼觀看那一天，也許是最後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臨。列車在兩旁的梣樹中徐徐行駛。在荒涼得像是曠野的地方停下。沒有人報站名。是阿什格羅夫嗎？我問月臺上幾個小孩。阿什格羅夫，他們回答說。我便下了車。
　
月臺上有一盞燈光照明，但是小孩們的臉在陰影中。有一個小孩問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亞伯特博士家？另一個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說道：他家離這兒很遠，不過您走左邊那條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會找不到的。我給了他們一枚錢幣（我身上最後的一枚），下了幾級石階，走上那條僻靜的路。路緩緩下坡。是一條泥土路，兩旁都是樹，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圓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陣子我想理查·馬登用某種辦法已經瞭解到我鋌而走險的計畫。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宮的中心院子的慣常做法。我對迷宮有所瞭解：我不愧是彭㝡的曾孫，彭㝡是雲南總督，他辭去了高官厚祿，一心想寫一部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建造一個誰都走不出來的迷宮。他在這些龐雜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個外來的人刺殺了他，他的小說像部天書，他的迷宮也無人發現。我在英國的樹下思索著那個失落的迷宮：我想像它在一個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動，被稻田埋沒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廣闊無比，不僅是一些八角涼亭和通幽曲徑，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國組成……我想像出一個由迷宮組成的迷宮，一個錯綜複雜、生生不息的迷宮，包羅過去和將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牽涉到別的星球。我沉浸在這種虛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處境。在一段不明確的時間裡，我覺得自己抽象地領悟了這個世界。模糊而生機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時光，以及輕鬆的下坡路，這一切使我百感叢生。傍晚顯得親切、無限。道路繼續下傾，在模糊的草地裡岔開兩支。一陣清悅的樂聲抑揚頓挫，隨風飄蕩，或近或遠，穿透葉叢和距離。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我這麼想著，來到一扇生銹的大鐵門前。從欄杆裡，可以望見一條林陰道和一座涼亭似的建築。我突然明白了兩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難以置信；樂聲來自涼亭，是中國音樂。正因為如此，我並不用心傾聽就全盤接受了。我不記得門上是不是有鈴，還是我擊掌叫門。像火花迸濺似的樂聲沒有停止。
　
然而，一盞燈籠從深處房屋出來，逐漸走近：一盞月白色的鼓形燈籠，有時被樹幹擋住。提燈籠的是個高個子。由於光線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臉。他打開鐵門，慢條斯理地用中文對我說：「看來彭熙情意眷眷，不讓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參觀花園吧？」
　
我聽出他說的是我們一個領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著說：「花園？」
「小徑分岔的花園。」
我心潮起伏，難以理解地肯定說：「那是我曾祖彭㝡的花園。」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請進，請進。」
　
潮濕的小徑彎彎曲曲，同我兒時的記憶一樣。我們來到一間藏著東方和西方書籍的書房。我認出幾卷用黃絹裝訂的手抄本，那是從未付印的明朝第三個皇帝下詔編纂的《永樂大典》的逸卷。留聲機上的唱片還在旋轉，旁邊有一隻青銅鳳凰。我記得有一隻紅瓷花瓶，還有一隻早幾百年的藍瓷，那是我們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斯蒂芬·亞伯特微笑著打量著我。我剛才說過，他身材很高，輪廓分明，灰眼睛，灰鬍子。他的神情有點像神甫，又有點像水手；後來他告訴我，「在想當漢學家之前」，他在天津當過傳教士。
　
我們落了座；我坐在一張低矮的長沙發上，他背朝著視窗和一個落地圓座鐘。我估計一小時之內追捕我的理查·馬登到不了這裡。我的不可挽回的決定可以等待。
　
「彭㝡的一生真令人驚異，」斯蒂芬·亞伯特說。「他當上家鄉省份的總督，精通天文、星占、經典詮估、棋藝，又是著名的詩人和書法家：他拋棄了這一切，去寫書、蓋迷宮。他拋棄了炙手可熱的官爵地位、嬌妻美妾、盛席瓊筵，甚至拋棄了治學，在明虛齋閉戶不出十三年。他死後，繼承人只找到一些雜亂無章的手稿。您也許知道，他家裡的人要把手稿燒掉；但是遺囑執行人——一個道士或和尚——堅持要刊行。」
「彭㝡的後人，」我插嘴說，「至今還在責怪那個道士。刊行是毫無道理的。那本書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彙編。我看過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裡死了，第四回裡又活了過來。至於彭㝡的另一項工作，那座迷宮……」
「那就是迷宮，」他指著一個高高的漆櫃說。
「一個象牙雕刻的迷宮！」我失聲喊道。「一座微雕迷宮……」
「一座象徵的迷宮，」他糾正我說。「一座時間的無形迷宮。我這個英國蠻子有幸悟出了明顯的奧秘。經過一百多年之後，細節已無從查考，但不難猜測當時的情景。彭㝡有一次說：我引退後要寫一部小說。另一次說：我引退後要蓋一座迷宮。人們都以為是兩件事；誰都沒有想到書和迷宮是一件東西。明虛齋固然建在一個可以說是相當錯綜的花園的中央；這一事實使人們聯想起一座實實在在的迷宮。彭㝡死了；在他廣闊的地產中間，誰都沒有找到迷宮。兩個情況使我直截了當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是關於彭㝡打算蓋一座絕對無邊無際的迷宮的奇怪的傳說。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斷。」
　
亞伯特站起來。他打開那個已經泛黑的金色櫃子，背朝著我有幾秒鐘之久。他轉身時手裡拿著一張有方格的薄紙，原先的大紅已經退成粉紅色。彭㝡一手好字名不虛傳。我熱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著我一個先輩用蠅頭小楷寫的字：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我默默把那張紙還給亞伯特。他接著說：「在發現這封信之前，我曾自問：在什麼情況下一部書才能成為無限。我認為只有一種情況，那就是迴圈不已、周而復始。書的最後一頁要和第一頁雷同，才有可能沒完沒了地連續下去。我還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間的那一夜，山魯佐德王后（由於抄寫員神秘的疏忽）開始一字不差地敘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這一來有可能又回到她講述的那一夜，從而變得無休無止。我又想到口頭文學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傳，每一個新的說書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輩的章節。我潛心琢磨這些假設；但是同彭㝡自相矛盾的章回怎麼也對不上號。正在我困惑的時候，牛津給我寄來您見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這句話：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我幾乎當場就恍然大悟；小徑分岔的花園就是那部雜亂無章的小說；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這句話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時間而非空間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流覽一遍，證實了這一理論。在所有的虛構小說中，每逢一個人面臨幾個不同的選擇時，總是選擇一種可能，排除其他；在彭㝡的錯綜複雜的小說中，主人公卻選擇了所有的可能性。這一來，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後世，許多不同的時間，衍生不已，枝葉紛披。小說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說，方君有個秘密；一個陌生人找上門來；方君決心殺掉他。很自然，有幾個可能的結局：方君可能殺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殺死，兩人可能都安然無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㝡的作品裡，各種結局都有；每一種結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點。有時候，迷宮的小徑匯合了：比如說，您來到這裡，但是某一個可能的過去，您是我的敵人，在另一個過去的時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頂的發音，咱們不妨念幾頁。」
　
在明快的燈光下，他的臉龐無疑是一張老人的臉，但有某種堅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緩慢而精確地朗讀同一章的兩種寫法。其一，一支軍隊翻越荒山投入戰鬥；困苦萬狀的山地行軍使他們不惜生命，因而輕而易舉地打了勝仗；其二，同一支軍隊穿過一座正在歡宴的宮殿，興高采烈的戰鬥像是宴會的繼續，他們也奪得了勝利。我帶著崇敬的心情聽著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驚異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為我把故事恢復原狀的是一個遙遠帝國的人，時間在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過程之中，地點是一個西方島國。我還記得最後的語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樣在每種寫法中加以重複：英雄們就這樣戰鬥，可敬的心胸無畏無懼，手中的銅劍凌厲無比，只求殺死對手或者沙場捐軀。
　
從那一刻開始，我覺得周圍和我身體深處有一種看不見的、不可觸摸的躁動。不是那些分道揚鑣的、並行不悖的、最終匯合的軍隊的躁動，而是一種更難掌握、更隱秘的、已由那些軍隊預先展示的激動。斯蒂芬·亞伯特接著說：「我不信您顯赫的祖先會徒勞無益地玩弄不同的寫法。我認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陰用於無休無止的修辭實驗。在您的國家，小說是次要的文學體裁；那時候被認為不登大雅。彭㝡是個天才的小說家，但也是一個文學家，他絕不會認為自己只是個寫小說的。和他同時代的人公認他對玄學和神秘主義的偏愛，他的一生也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哲學探討佔據他小說的許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測的時間問題是他最關心、最專注的問題。可是《花園》手稿中唯獨沒有出現這個問題。甚至連『時間』這個詞都沒有用過。您對這種故意迴避怎麼解釋呢？」
　
我提出幾種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們爭論不休；斯蒂芬·亞伯特最後說：「設一個謎底是『棋』的謎語時，謎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麼？」我想一會兒後說：「『棋』字。」
　
「一點不錯，」亞伯特說。「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個龐大的謎語，或者是寓言故事，謎底是時間；這一隱秘的原因不允許手稿中出現『時間』這個詞。自始至終刪掉一個詞，採用笨拙的隱喻、明顯的迂迴，也許是挑明謎語的最好辦法。彭㝡在他孜孜不倦創作的小說裡，每有轉折就用迂迴的手法。我核對了幾百頁手稿，勘正了抄寫員的疏漏錯誤，猜出雜亂的用意，恢復、或者我認為恢復了原來的順序，翻譯了整個作品；但從未發現有什麼地方用過『時間』這個詞。顯而易見，小徑分岔的花園是彭㝡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絕非虛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頓、叔本華不同的地方是他認為時間沒有同一性和絕對性。他認為時間有無數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複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路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並不存在；在某些時間，有你而沒有我；在另一些時間，有我而沒有你；再有一些時間，你我都存在。目前這個時刻，偶然的機會使您光臨舍間；在另一個時刻，您穿過花園，發現我已死去；再在另一個時刻，我說著目前所說的話，不過我是個錯誤，是個幽靈。」
「在所有的時刻，」我微微一震說，「我始終感謝並且欽佩你重新創造了彭㝡的花園。」
「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刻，」他一笑說。「因為時間永遠分岔，通向無數的將來。在將來的某個時刻，我可以成為您的敵人。」
　
我又感到剛才說過的躁動。我覺得房屋四周潮濕的花園充斥著無數看不見的人。那些人是亞伯特和我，隱蔽在時間的其他維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時，那層夢魘似的薄霧消散了。黃黑二色的花園裡只有一個人，但是那個人像塑像似的強大，在小徑上走來，他就是理查·馬登上尉。
「將來已經是眼前的事實，」我說。「不過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嗎？」
　
亞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開了那個高高櫃子的抽屜；有幾秒鐘工夫，他背朝著我。我已經握好手槍。我特別小心地扣下扳機：亞伯特當即倒了下去，哼都沒有哼一聲。我肯定他是立刻喪命的，是猝死。
其餘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場夢。馬登闖了進來，逮捕了我。我被判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勝利：我把那個應該攻擊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們進行轟炸；我是在報上看到的。報上還有一條消息說著名漢學家斯蒂芬·亞伯特被一個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殺身死，暗殺動機不明，給英國出了一個謎。柏林的頭頭破了這個謎。他知道在戰火紛飛的時候我難以通報那個叫亞伯特的城市的名稱，除了殺掉一個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別的辦法。他不知道（誰都不可能知道）我的無限悔恨和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