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看到最不可思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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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猶太人吉爾斯遭到納粹捕獲，理應在劫難逃，卻因為謊稱自己是波斯人而被留下一命。原來納粹軍官克勞斯正好想要找波斯人學波斯語，眼看正要被拆穿，吉爾斯當下急中生智──索性自創一套假的「波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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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創造一套語言談何容易，何況克勞斯一天都要學習五十個單字。於是在伙房工作的吉爾斯試著把手邊所見編成單字，在沒有紙筆代勞的情況下將自創的語言牢記在腦海之中，每晚都到克勞斯辦公室報到，為他上「波斯語課」。從上百個單字，到成千個單字，他成功讓吉爾斯學會用「波斯語」說話、作詩，殊不知這個語言全世界只有這兩個人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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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語課 Persischstunden》（2020）不是喜劇片，而且背景又是在二戰期間的集中營之中，可不是適合表現喜劇的舞台。但觀影過程之中，卻能屢屢聽見觀眾笑聲，因為作為全知角色的觀眾，知道克勞斯根本被耍得團團轉。看他一本正經地說著不成立的語言，甚至為自己的學習進度而洋洋得意，很難不惹人笑出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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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電影本身當然不止關乎於語言本身，而是藉由吉爾斯的處境，去看見整個集中營殘酷的真貌。劇中精彩的設計，乃是讓他以集中營受難者的姓名，作為波斯語單字的發想來源。視人命如草芥的克勞斯從來沒有將這些受囚的猶太人當作一個人看待，反而有閒情逸致在營中吟詩作對，但他卻不知道，他所說出的「語言」，其實是他完全未曾正眼瞧過的猶太人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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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起整個故事構想，本片的創意可說無與倫比。只可惜一些情節與角色的設計仍嫌草率，例如未清楚交代中間出現的猶太兄弟檔與吉爾斯之間的緊密連結，使得後面的捨命相助難以服人。而片末將真相揭露的戲碼，也落入好萊塢式的煽情窠臼。至於其他營中納粹士兵的戲碼，也皆未對情節主線產生關鍵影響，只是為了豐富整個故事內容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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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缺點與疑慮都沒有掩蓋本片的好處，尤其有趣的安排是克勞斯與吉爾斯之間的情誼。表面上是上對下的關係，但在學習語言上，吉爾斯又是克勞斯的老師，如此關係維持久了，也漸漸破除了彼此身分上的界線，甚至幾乎能以朋友相稱。但這種因為欺騙而獲得而來的特權，卻也讓吉爾斯走向精神崩潰。但至少他是在存有自覺的情況下去質疑自己存活的價值，克勞斯甚至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信念（波斯語）全是建構在虛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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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波斯語」也可視作一種權力的隱喻。始終遵循上意的克勞斯從來不願意探究這起殺戮的本意，心安理得地成為納粹機器的齒輪。他沒去理解自己所接收與實施的指令，正如同他對「波斯語」的認知。這也讓人不禁聯想到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審判後提出的「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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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編導並未將克勞斯這個角色完全妖魔化，在幾場戲，我們可以看見克勞斯可愛或者脆弱的人性面向。以至於當他意識到自己苦學的波斯語根本不存在時，那種信念崩潰的爆發，並不見得能激起觀眾的訕笑，反而也使人產生同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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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真的讓這部電影產生如此強大的情緒渲染力的功臣，還是兩位男主角，飾演吉爾斯的阿根廷演員納韋爾．培瑞茲．比斯卡亞（Nahuel Pérez Biscayart），以及飾演克勞斯的德國演員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兩人的演出穩住了電影的基調，使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存在著強烈的可信度，賦予了整部作品一股強健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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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語課》（2020）：權力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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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波斯語課》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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