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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主人士以後是否繼續參選，兩班人的立場對調。以前我們總是以為，後生要事情步伐加快，要光環和認可，老人則要求一國兩制運行良好，蕭規曹隨。現在的情況是，劉慧卿說一切是個局，不應參選，民主黨現屆領導卻始終表示要睇定D，要開會集體決定。

這很容易解釋。劉慧卿是幾屆資深議員，早已拿了很多公帑，當然更傾向站在大義那一邊。事實上是中國在香港改制，阻截民主人士和本地建制派對特首選舉的控制權，也用類似黨委的方法，在上面套一個選舉委員會，民主人士要參選，等於要拿北京授權才有得入閘。入了閘，反對派選民就不認你做反對派，你入不入閘，可以贏到的機會亦可想而知。參加了，無疑都是成了花瓶，為這個改制增加一點點合法性。外面的人也不好說甚麼了，西方一向承認了解的反對派，到時也有一些有得玩，也不算是清一色啊。

不過，黨泛裡面的後生世代，可能連尊貴議員都沒做過，老年人反正已經不在產業鏈，當然講得輕鬆，但後面的人卻必須承擔家大業大、之前過度擴張所帶來的成本，便是所謂「轉營為壓力團體有沒有可持續性」，譯成普通語文，就是「不選，哪有錢？」。那是一個崩潰世代。上一代人的從政環境，無疑安全得多，有收獲得多。現在的頭面人物，除了日日擔驚受怕，也看到自己隱忍了那麼久、排隊多年期待的產業鏈崩潰，其實一時之間，的確不知如何反應。

無論如何，時代紅利還是硬巴巴的真實，像氣候改變，償還的必然是子孫後代，我們都是在爭自己能夠逃得了，逃得了就是時代的勝利者。民主元老黨總是提及一國兩制的承諾、當年魯平怎麼說、鄧小平怎麼說，其實想來都是十分沒有人情世故。他們特別是司徒華時常說其他人、素人政治智慧幼稚，現在就變成被親中政客用同樣的「政治智慧論」嘲笑。如果你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有很多要改弦更張的事，香港人時常用前朝故人給予的承諾來說事，是否有點不客氣？北京對前朝的不滿，也許就此發洩在元老黨的頭上。

事實上很多事跟他們無關，不知為何他們在北京眼中就是港獨。如果一定要解釋，就是香港的元老黨，是鄧小平體制一部份，也是要除去的。上一代香港人總是提及以前北京如何尊敬他們、尊重兩制，也許死罪是張揚要用明朝的刀斬清朝的官。現在中國已經換了人執掌。特別是主流大黨，他們本身的設定，是站在愛國民主的光譜，一直主張要跟北京溝通。這個立場是否「好」，有不同答案，但既然他們的開端是依人以依法 (「鄧小平是這樣說的啊」)，後來轉變為依法不依人，北京就可能單方面覺得泛民大黨背叛了當年的默契。

當然，民主人士也是難，如果根據北京的單方面意願，民主人士在回歸之後就應該逐步轉營為八大民主黨派，但民主人士也懂計數，北京佈建了建制派作為階段性的親生仔，自己不站得更進步一點，就會失票。上一次政改的密室談判之後，民主黨在立會選舉確實跌票，後來就要跟北京保持距離。

更大的問題是，隨著世代交替，民主人士確實陷於被動，被挑戰，或者失去光環。既然你做不了意識形態的最大批發商，對方的容忍限度就會依此而升降。新疆的前黨國高層，現在有一些都被判了死刑，其實兩件事好像是同一件事。新疆的高層，大概是見用於上一個領導層。實際上是否犯了甚麼罪，又是否疆獨，我們不會知道，在政治中也不重要，最重要是他們被定義為上一個階段的事情，他們的下台是開啟下一個階段的條件。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看見香港的事情，同樣也是看見這一點。有時看中國官媒總是在批鬥黎智英、陳方安生、李柱銘等人，不一定是他們有多反中國，而是他們被定義為上一個天子的臣子。

就算把目光放到最窄，只求一點資源吧？香港的人口結構，看來也會劇變。香港人都在移民，英國要編預算照顧，否則害怕家景不好的移民淪為罪犯或社區問題。走了，就投不到票，忠實支持者都變成移民主義者，在極端無奈和恐慌之中，或聽離岸國父們之教，視捲錢捲人為「抗爭手法」，認為多一個人走，都是損害了中國 700 萬份之一。這種臆想，自然比留港抵受更加吸引，因為兩者都沒有即時可見出路，但起碼在外國還是心情一新，多了別的事情好做，也更覺人身安全得到保障。這種情況再持續一年兩年之後，本地政黨不論藍黃，看來都會大失預算。說了那麼多年的六四比，不知還有沒有。

看到眾新聞跟涂謹申在 2020 年底做的訪問，裡面有談到如今這樣，是否當初的大局研判出了問題，涂始終認為沒有錯判，認為當時中國誠意非假，而且當時的取態，是大多數市民的想法；但問題又回到了「政治家職能」是甚麼的問題。當大部份人都認為 1+1=3，你是投其所好，還是嘗試指出這種大眾定論的局限和危險性？當時他們大力吹噓跟中國 deal 了個「量變化為質變」、民主向前行一步的政改，後來跟旺角抗爭運動割席，再後來又說要守護議會戰線……很多決策，都是備受質疑。那麼當時究竟是投大眾所好，還是政界菁英被騙的成份多一點？但他們最後的尊嚴，現在都全繫在不承認自己被時代所騙的嘴硬了。「我不覺得當時被騙」，在他們的世界是不會輸的。

然而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香港到了另一階段，想也罷，不想也罷，很多人都眼望自己的歷史豐碑，有交代了，不用太在乎「歷史的沙石」。這種自信，令人既有世界觀不會崩潰，但在外面看來卻有點令人側目。有些人會說，時代自有其局限，你幾十年前出生，你也是這樣。我們無法想像假設性的問題，但如果是我們，就會是我們打從心裡認同「我真係好撚鍾意香港」，感恩香港給我們最好的東西，就算外面的人鬧一下、講一下，都是應當的，不用跟他們計較。那些人後來出生，在命運的路上就是一條狗，讓他們一下吧，但他們沒有，那個議席寫住楊岳橋個名。後來者就好像一條狗。他們沒有說穿，我們則知道自己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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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很容易解釋。劉慧卿是幾屆資深議員，早已拿了很多公帑，當然更傾向站在大義那一邊。事實上是中國在香港改制，阻截民主人士和本地建制派對特首選舉的控制權，也用類似黨委的方法，在上面套一個選舉委員會，民主人士要參選，等於要拿北京授權才有得入閘。入了閘，反對派選民就不認你做反對派，你入不入閘，可以贏到的機會亦可想而知。參加了，無疑都是成了花瓶，為這個改制增加一點點合法性。外面的人也不好說甚麼了，西方一向承認了解的反對派，到時也有一些有得玩，也不算是清一色啊。

不過，黨泛裡面的後生世代，可能連尊貴議員都沒做過，老年人反正已經不在產業鏈，當然講得輕鬆，但後面的人卻必須承擔家大業大、之前過度擴張所帶來的成本，便是所謂「轉營為壓力團體有沒有可持續性」，譯成普通語文，就是「不選，哪有錢？」。那是一個崩潰世代。上一代人的從政環境，無疑安全得多，有收獲得多。現在的頭面人物，除了日日擔驚受怕，也看到自己隱忍了那麼久、排隊多年期待的產業鏈崩潰，其實一時之間，的確不知如何反應。

無論如何，時代紅利還是硬巴巴的真實，像氣候改變，償還的必然是子孫後代，我們都是在爭自己能夠逃得了，逃得了就是時代的勝利者。民主元老黨總是提及一國兩制的承諾、當年魯平怎麼說、鄧小平怎麼說，其實想來都是十分沒有人情世故。他們特別是司徒華時常說其他人、素人政治智慧幼稚，現在就變成被親中政客用同樣的「政治智慧論」嘲笑。如果你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有很多要改弦更張的事，香港人時常用前朝故人給予的承諾來說事，是否有點不客氣？北京對前朝的不滿，也許就此發洩在元老黨的頭上。

事實上很多事跟他們無關，不知為何他們在北京眼中就是港獨。如果一定要解釋，就是香港的元老黨，是鄧小平體制一部份，也是要除去的。上一代香港人總是提及以前北京如何尊敬他們、尊重兩制，也許死罪是張揚要用明朝的刀斬清朝的官。現在中國已經換了人執掌。特別是主流大黨，他們本身的設定，是站在愛國民主的光譜，一直主張要跟北京溝通。這個立場是否「好」，有不同答案，但既然他們的開端是依人以依法 (「鄧小平是這樣說的啊」)，後來轉變為依法不依人，北京就可能單方面覺得泛民大黨背叛了當年的默契。

當然，民主人士也是難，如果根據北京的單方面意願，民主人士在回歸之後就應該逐步轉營為八大民主黨派，但民主人士也懂計數，北京佈建了建制派作為階段性的親生仔，自己不站得更進步一點，就會失票。上一次政改的密室談判之後，民主黨在立會選舉確實跌票，後來就要跟北京保持距離。

更大的問題是，隨著世代交替，民主人士確實陷於被動，被挑戰，或者失去光環。既然你做不了意識形態的最大批發商，對方的容忍限度就會依此而升降。新疆的前黨國高層，現在有一些都被判了死刑，其實兩件事好像是同一件事。新疆的高層，大概是見用於上一個領導層。實際上是否犯了甚麼罪，又是否疆獨，我們不會知道，在政治中也不重要，最重要是他們被定義為上一個階段的事情，他們的下台是開啟下一個階段的條件。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看見香港的事情，同樣也是看見這一點。有時看中國官媒總是在批鬥黎智英、陳方安生、李柱銘等人，不一定是他們有多反中國，而是他們被定義為上一個天子的臣子。

就算把目光放到最窄，只求一點資源吧？香港的人口結構，看來也會劇變。香港人都在移民，英國要編預算照顧，否則害怕家景不好的移民淪為罪犯或社區問題。走了，就投不到票，忠實支持者都變成移民主義者，在極端無奈和恐慌之中，或聽離岸國父們之教，視捲錢捲人為「抗爭手法」，認為多一個人走，都是損害了中國 700 萬份之一。這種臆想，自然比留港抵受更加吸引，因為兩者都沒有即時可見出路，但起碼在外國還是心情一新，多了別的事情好做，也更覺人身安全得到保障。這種情況再持續一年兩年之後，本地政黨不論藍黃，看來都會大失預算。說了那麼多年的六四比，不知還有沒有。

看到眾新聞跟涂謹申在 2020 年底做的訪問，裡面有談到如今這樣，是否當初的大局研判出了問題，涂始終認為沒有錯判，認為當時中國誠意非假，而且當時的取態，是大多數市民的想法；但問題又回到了「政治家職能」是甚麼的問題。當大部份人都認為 1+1=3，你是投其所好，還是嘗試指出這種大眾定論的局限和危險性？當時他們大力吹噓跟中國 deal 了個「量變化為質變」、民主向前行一步的政改，後來跟旺角抗爭運動割席，再後來又說要守護議會戰線……很多決策，都是備受質疑。那麼當時究竟是投大眾所好，還是政界菁英被騙的成份多一點？但他們最後的尊嚴，現在都全繫在不承認自己被時代所騙的嘴硬了。「我不覺得當時被騙」，在他們的世界是不會輸的。

然而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香港到了另一階段，想也罷，不想也罷，很多人都眼望自己的歷史豐碑，有交代了，不用太在乎「歷史的沙石」。這種自信，令人既有世界觀不會崩潰，但在外面看來卻有點令人側目。有些人會說，時代自有其局限，你幾十年前出生，你也是這樣。我們無法想像假設性的問題，但如果是我們，就會是我們打從心裡認同「我真係好撚鍾意香港」，感恩香港給我們最好的東西，就算外面的人鬧一下、講一下，都是應當的，不用跟他們計較。那些人後來出生，在命運的路上就是一條狗，讓他們一下吧，但他們沒有，那個議席寫住楊岳橋個名。後來者就好像一條狗。他們沒有說穿，我們則知道自己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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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跪著造反的出版人沈昌文】（本文在《報導者》同步刊出）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風爽，陽光燦爛。
那家飯店大堂，卻光亮不足，顯得陰暗。
從外頭走進來的人，有些背光，我設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測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說：「郝先生嗎？我三聯書店沈昌文。」臉上帶一點淺淺的微笑。聲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結實。他的頭髮是黑的，鏡框後的眼神不顯銳利，但讓人摸不準遠近。
　
後來，我談起第一次見沈公的情景，老說當時見到了一位活脫脫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
那時三聯書店的同事雖然都稱呼他「老沈」，我從開始就稱他「沈公」。
　
＞＞串糖葫蘆的神奇人脈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碼頭的人，各方訊息都指向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這個名字。
　
我很快就確認，那是個不只台灣，所有海外，以及中國內地各處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為三聯書店這個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為當時他在主編的《讀書》雜誌緊密呼應甚至引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脈動；不只因為他努力為中國各界文史作者、學者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因為他有本領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戴尼提、蔡志忠這些風動一時的暢銷書。
沈公不是那種初見就熱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蘊內斂像個黑洞，不讓人疑懼，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對剛去中國的我，他的人脈廣得很神奇。
談起對中國（不只出版市場）的任何問題，講起任何我想在大陸認識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說了，文化、藝術，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間輕鬆送出答案。直似劍光閃動，只見燭芯短了一截的行雲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於好玩問他能不能介紹崔健，心想這他可沒轍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我來看看」，然後沒幾天我就見到了這位中國音樂界的大腕。
　
比較熟了之後，沈公說他自己就是愛「串糖葫蘆」，也就是趁著機緣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聯在一起。
並且因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場時代做什麼事都「閒話一句」的氣派。
這些都不只基於他的個性，也因為他就是有這種本領。
　
沈公眼神讓人摸不準遠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對人不分親疏。
看著他交往的對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謹守和一個武林高手相處的分際，保持客氣的距離。
不過，後來我們畢竟是越來越親近了，和別人不同的親近。
　
＞＞計劃經濟之下紮實的馬步
　
打從開始，沈公就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
在出版的領域，他讓我對中國出版的歷史和當時的現況，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國的出版市場和國際還沒有接軌，書籍的許多印製條件也有待改進，然而我從沈公身上看到一個在計劃經濟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種種限制，但他的馬步可以蹲得多麼紮實，內功可以練得多深。
　
我學著體會中國出版社裡所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種種微妙關係，也聽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灣同行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課題就不說了，社內同事的住房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家庭瑣事，簡直無所不包。
　
在那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環境都在轉型的階段，沈公在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錯誤，又要維持三聯書店引動思潮的傳統和風格，還得自行創利，壓力很大。他引進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暢銷，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萬人空巷的熱潮，也得來有人說他只會「賣菜」的評語。
　
此外，在那個主渠道出版社對民營二渠道或者有敵意，或者根本不放在眼裡的年代，沈公又帶我對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麼有這些門路。後來得知他雖然貴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但贊同一些二渠道年輕學者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慨然允諾立場開放的合作出版，為支持二渠道民營出版立過典範。
　
總之，我在中國結識的第一個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運。
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影響了其後多年我和中國出版市場來往的基調。
這麼多年來，台灣很多人在中國走過買書號出書的路，我從沒做過。一來是我不想走這類落人把柄的路；二來也因為我覺得認識沈公，不走這種門路也罷。
　
＞＞共產社會國營體制的實相
　
沈公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有了直觀的機會。
有一次，沈公帶我去友誼商店買一台傳真機送他的作者。看好機種、價格之後，沈公留下一張空白的三聯書店支票，就離開了。
我很驚訝，就問沈公難道不怕商店亂填金額。
　
「怎麼會，我們都是國營機構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說，反正大家都是國營機構，不怕對方亂來。他要自己填金額的話，還得計算稅金之類，寫錯了還麻煩。交給對方寫，對方敢亂填，最後自有雙方國營機構的主管單位出面查證、解決。
　
我見識了共產主義國家裡，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的實相。如果連友誼商店和三聯書店都因為是國營機構而難分彼此的話，那中國所有出版社、書店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出版、印刷、發行、零售都要聽出版總署的，出版總署又要聽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內外，渾然一體。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課。
　
＞＞「打擦邊球」和「跪著造反」
　
來往中國多年，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不主動找政治話題來談。和沈公也是。但沈公還是指點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很多人說毛澤東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光環，這下子以後我再去中國可能有麻煩。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問沈公。他聽了之後，說了一句話就不但讓我安心，也讓我開竅：「只要不是批評現在當政的人，談過去的事沒什麼問題。」
　　
沈公也跟我說過，中國有一個差點就開放出版的時刻。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在鬆綁，出版也是。曾經擔任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營出版的產銷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準備了「東方出版社」的副牌，準備當開放的試點。
　
沈公說：就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刻，中共的元老陳雲說話了。陳雲講了一句話：「你們都忘了共產黨是怎麼起家的嗎？」
開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國其他行業再怎麼開放，出版不在其內，形同國策。
　
不過，即使此後出版仍然一直在共產黨緊緊掌控之中，也設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國的出版和言論尺度還是持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讀書》之得以出現，正是代表。
聽沈公談一些兼有官職和知識份子身分的人，如何為他們雜誌巧妙而迂迴地創造空間；他們實際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體會，細加運用，是很動人的。
　
所以沈公介紹人給我認識的時候，最愛強調誰誰誰是個「自由主義」；他聊天最興高采烈的，就是談他在出版，以及主編《讀書》的過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邊球」，在一些禁忌議題的邊緣上行走的經歷。打擦邊球要打得有驚無險才高明，這固然要賭一些運氣，但更多的是要有膽識，有見解，還有一些幽默。
　
相較於有些人主張知識份子就當「敢言」，沈公這種擅打擦邊球的作法，有人稱他是「跪著造反」。
不論這麼說他的人是褒是貶，沈公毫不以為忤，一再轉述。的確是，對他來說，「打擦邊球」就是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邊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語，是帶著一點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僕二主」

在都是國營體制之下，在都歸出版總署和中宣部管轄之下，中國各個出版社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演變，我們台灣人很難想像。
　
以三聯書店來說好了。
這個1949年前就卓有聲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後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銷，到1954年才又得以成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的招牌刊物《讀書》雜誌，是在1979年創刊的，但當時名義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於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家出來，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兩位關係密切的領導，陳原和范用的關係，都是從他1950年代初進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就建立起來的。
　
陳原，人稱原老，是語言學家，是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室的成員之一，54年起兼任「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到改革開放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首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但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創刊主編。
　
范用，人稱范老板或范公，在49年之後先在出版總署、中宣部工作過，調來人民出版社，歷任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位，在《讀書》雜誌創刊時，實際貢獻很大。
　
三聯書店還沒獨立出去的時候，范用兼任總經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獨立前夕，他卻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擔任了三聯書店獨立後的首任總經理。
沈公從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領導，所以他說自己在組織上是范用的系統，但是他在思想和觀念上一直同陳原比較一致。
這樣，當沈公在三聯書店成立了編委會，范用和陳原兩位老領導又都在內，他就面臨了日後自嘲「一僕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裡，有一段著墨不少。
《讀書》以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一文發生轟動性影響，也同時成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對象時，兩位退休的領導給了沈公不同的建議。
范用跟沈公說要「敢於講話，不怕封」，說國民黨時代封過三聯書店的刊物，結果更壯大了三聯的聲名。
而陳原則認為歷史條件改變，今非昔比，情況已經不同，要怎麼說話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當家者的立場，沈公同意陳原的見解，也從此發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線，結果也引來范用說他沒出息，認為沈公辜負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講過一段六四期間的事。
那天，三聯書店開會，范用在會中慷慨激昂，主張大家都要聯署上街的聲明。開會的人傳閱聲明，沈公說他很猶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視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強和大夥一起簽了名。
　
這份聯署聲明傳到當時也在開會的陳原面前時，陳原拿在手裡看一看，微微一笑，就傳給下一位。
沈公說：「別人再給他，他就再微笑傳回去。如此來回三次。他始終什麼話也沒說，也什麼都沒簽。」
　
我問沈公，六四後來秋後算帳，那大夥簽的聲明沒事嗎？
沈公說他也很焦急，問了范用怎麼辦。開始范用沒回答他，問了兩次後，要他別管了。原來那個聲明范用後來並沒有送出去。
這個故事，沈公講了不只一遍。
每次講，他對陳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評語，但每說到陳原接過遞給他的聲明，再三微笑傳給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會跟著頷首微笑；再講到范用說他後來並沒把那個聲明送出去，他又會再頷首微笑一次。
　
＞＞進入「打招呼」時代
　
沈公常講他在1996年1月1日怎麼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說那天早上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跟他說：「沈昌文同志，你已經在昨天 12月31日傍晚六點退休了。」
　
沈公的個性和形象，都從退休開始出現些微妙的變化。
之前，雖然也海派，他的沉穩內斂多些；之後，他就交遊更廣，言談更無所禁忌。宴席上，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要「談情說愛」、「坐以待幣」 等金句，妙語如珠，舉座皆歡。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他在三聯書店任內，擔任我的顧問；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創業，想在中國市場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請沈公一起工作，成為同事了。
　
大致從沈公退休時開始，中國政府對出版的控制也進入另一個階段。
之前，有命令，有肅殺，有邊界，所以有擦邊球可打。那之後，進入「打招呼」的階段。
　
沈公說：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經退休的電話，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黨和政府會傳達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後，轉為私下打一通電話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麼書、封殺什麼人，上級單位只要對出版社的領導打個招呼就好。而這個領導將來有沒有出路，就看上級眼裡的他是否識相，願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軟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開始，中國對民營二渠道的立場也有了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國營出版社把民營二渠道不是視為不法，就是不屑一顧。
第二個階段，大致是沈公說開始「打招呼」的年代起，為了應對加入WTO，國營出版社要集團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於是容忍民間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這些工作室的產出當作國營出版集團的資源。
　
這些遊戲都已經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謝有沈公的指點，我多少能看出點趨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感謝他介紹于奇給我，讓我多了個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憶。
　
＞＞看清「戰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對中國出版市場、社會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謝沈公指點了我為人處世的一課。
　
那年，我要離開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設局，事後很不甘心，想要反擊。聞風而來，願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該如何取捨，一時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請教沈公。
　
飯店屋角有一柱立燈，沈公坐在沙發上聽我講了一大圈之後，幾乎沒經考慮就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願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來打擊對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於承認此人是你的「戰友」。不過，你想要打擊敵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樂意和此人是「戰友」，是同一陣線。
　
這段話對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氣急攻心之下，只想打擊自己痛恨的對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單全收，不會考慮這些火力的來源。沈公的話，讓我冷靜下來，開始衡量究竟是反擊的快感大，還是事後可能因為和一些價值觀不同的人沾上邊而懊悔更大。
　
我檢查了一遍，發現是後者。我還真不願意就此和某些人當「戰友」。於是就婉謝了許多火力支援，也把反擊的事放下，從此不再回顧。
這真是我人生比較明智的決定之一。
行動之前，先評估戰友是誰，先看清支援的火力來源，也成了我日後行事的重要提醒。
　
＞＞氣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個追星族。追鄧麗君。
和中國70、 80年代很多人一樣，他從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為之著迷。
他說每天清晨起來，最快樂的事就是自己在書房裡，把鄧麗君的歌放得很大聲，然後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開始剪刀、膠水齊飛，整理各種資料。
　
他是個道地的資料控，講解過一些心法給我，端地是說來簡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再接下來，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車，去潘家園淘寶，找舊書刊。然後就是去親近熱愛的「傅小姐」——複印機了。大量複印他收集的資料，給一些人當「內參」，是他的樂趣之一。後來網路發達了，他則開始用電郵傳送。
　
沈公也熱愛吃喝。這應該歸功於兩點。
一是他練氣功，身體底子好。沈公少年時期體弱多病，因為練了蔣維喬的氣功方法而得益。他幾十年氣功練下來，大小周天、任督二脈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時兩手交握，左右大姆指來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飽滿，頭髮一直不染也烏黑。
有一次他用辦公室的浴室沖澡，別人沖澡開心會唱起歌來，沈公讓大家聽到什麼是武俠小說裡的「長嘯」。于奇說他是練成了氣功的三花聚頂。
　
第二是他有一位當醫師的賢內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無禁忌，每天關注他的身體情況，隨時調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藥品。沈公有這個憑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從1989年北京夜裡找不到什麼吃的地方，到沙灘出現第一家「二十四小時都有飯」；從凱賓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說起來最難忘的，還是去吃羊蠍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蠍子，一面把骨頭吐到地上。所以店裡地上到處都油膩膩的。
沈公很得意地說：吃羊蠍子就得這樣！還加一句：「這就要喝小二！」（小二指小瓶的二鍋頭。）
我難忘那家店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後來怎麼都想不通：當時我還不坐輪椅拄拐杖，怎麼走得進地上那麼油滑的店裡？
　
沈公是寧波人，愛吃醃的臭莧菜梗，所以在飯桌上特愛講那些醃菜要臭到什麼程度，醃缸裡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攔他，他才樂呵呵地轉移話題。
不吃臭莧菜梗，他就愛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灣同事來，他就要推薦炸玉米窩頭片塗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結果引發過一場慘劇。
　
那年冬天，台灣有幾位同事去北京。聽他慫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卻勇敢地嘗試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還喝了杯可樂。所以稍晚她們幾人一起搭計程車出門，車子一顛簸，喝可樂的人打了一個大嗝，全車人包括司機都慘叫起來。
　
沈公真是喜歡逢人推介各種奇異的飲食。
　
＞＞因為反服貿而中斷聯絡
　
2013年7月，為了反服貿，我從寫第一篇文章起，就決定不再去中國了。
　
前面說過，中國官方對民營出版曾經有過兩階段的立場。最初，是對「二渠道」或者打壓，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階段；再來，是對民間「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國營出版集團造大船出大海的階段。
而當時，已經進入更高明的第三階段。
　
有些國營出版社已經體會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養分讓「工作室」做大，把民營公司做大、做集團、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國營出版社，及終極主導他們的中宣部，隱身在重重的商業包裝之後，幕後掌控就好了。
　
這樣做，最聰明的就是中國可以透過分身進入海外市場，卻不必相對地開放國內市場。而當時，早在服貿協議還沒簽之前，他們透過資助和投資等方式，就已經在台灣有一些相當活躍的代理人和合夥人。一旦服貿協議生效，他們可以更正式地往台灣投入資金和資源，兩岸出版業的不對等競爭，以及後果，都可想而知。
　
我們政府完全覺知不到這些。甚至連人家出版社都是國營，最上游的大老闆是誰的本質也意識不到。中國的出版社早就成長為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各個環節一條龍發展，多頭一身的巨物，我們政府竟然以為這些環節像台灣一樣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談判，還相信簽下服貿協議有助於換取中國未來開放出版。
　
至於對岸為了一手保護自己出版市場不要對外開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經演化出多麼精細的攻守途徑和方法，根本不在我們政府的意識範圍之內。
　
用天真到像一張白紙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氣的。
　
而我寫了許多文章，雖然只是批評自己政府的愚昧，卻也決定從此不要再去中國。
　
我立刻和許多人都不再聯絡。不必讓大家為難。
其中，當然包括沈公。
不只沒再通電話，連電郵我也再沒寫給沈公。
我知道那裡對一切聯絡的掌控有多嚴密，也可以想像他應該已經接過不少打招呼的電話了。
這樣，沈公和我斷了五年聯絡。
　
偶爾，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種種，恍若隔世。
中間，只有從共同的朋友那裡聽來一些消息。
大家都說沈公生活依舊，還是常去潘家園，還是常坐公交車到處亂逛；餐宴照去，吃喝依舊，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來越嚴重。
　
聽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頷首微笑，雙手交搓姆指的神氣，就在眼前。
　
＞＞「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紐約的女公子來信，說沈公會在那年夏天去美國，想見我一面。
大喜過望。
我安排了行程，濶別五年後，和沈公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見面。
　
那一天本來我以為和沈公會有很多話要說。
　
過去沈公雖然不怎麼談六四，但是對1949年後，一直到文革的種種經歷倒談了不少。他會講他是多麼忠貞的共產黨員，各種鬥爭都相信黨是對的。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時，半夜發表一個什麼文稿，大家都要激動地上街遊行等等。
　
我聽他活龍活現地描述那些場景，也聽他說過林彪之死對他造成多大衝擊。
連永遠的林副主席都會背叛黨和國家，這使得他對過去所有堅信不移的事情都產生了動搖。
　
也因此，沈公常說他感謝鄧小平，不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認為中國文革之後的發展，以及他所能過上的日子，都是這位總工程師的功勞。
而我每次問沈公，文革有沒有可能再次捲土重來的時候，他都會微笑，也搖搖頭。
　
所以那天要去見沈公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問題，想問他對這幾年中國的看法。
只是見面之後，那天是我和沈公話說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見面就覺得，不必多問了。
另外，沈公確實耳背得厲害。雖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須靠著他耳邊很大聲地說話才行。他自己一開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趁五四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出版計畫。
「你有什麼書，有什麼資料要找的，就告訴我吧！」在那家義大利餐廳裡，他聲若洪鐘，然後又加了一句，「我願意永遠幫郝明義工作！」
　
我問他家人怎麼不試一下助聽器。她們說再好再貴的都買了，但沈公都說適應不了，不肯戴。
「其實戴一戴就會習慣，但是他就是不肯。」她們說。
　
「沈公，你怎麼就不試試呢？」我靠近他耳邊大聲說。
　
這時沈公又使出他那個可能是跟陳原學來的頷首微笑的絕招了。

那天，他對助聽器這個問題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誰也沒辦法。
　
直到餐後上甜點的時候，沈公突然對著我又中氣洪亮地說了：「我早上出門，搭上公交車就坐到總站再坐回來。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風景，練自己的氣功，別人說些什麼我可以什麼都聽不到，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我聽了之後，忽然覺得聽懂了，就大聲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不屑老化、三花散頂
　
去年底，于奇告訴我沈公前陣子腿腫、腹水，住院檢查。
一周後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錄一段視頻給我。
幾經輾轉收到視頻後，我看沈公對著鏡頭還是中氣十足地說：「郝先生，我等你來北京吃辣的啊！」沈公從初識我開始，就一直封我是台灣最會吃辣的台灣人。
然後沒幾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電話，聽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兩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後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後，北京遇上寒潮降溫。但沈公還是堅持要出門自己去買膠水，好回來剪貼整理資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沒有像往日一樣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兒看他氣力很弱的樣子不放心，就留下來在他家裡陪他。半夜去看他還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體微溫，人已經走了。
　
我們兩人得到的共同結語，就是這真是個永不服老的人。
年紀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風雪再大，也攔不住他出門準備工作。
他一定要盡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燒到徹底的乾淨。
絕不留下任何牽絆。
他不肯戴助聽器，不只是因為他圖個耳根清淨，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徵相聯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還根本就是鄙視老化。
他根本沒法接受自己戴助聽器的形象，更不會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輪椅，甚至必須別人照顧的那天。
所以他必須用氣功把自己的狀態保持到最好，然後在無法持續的時候，就三花聚頂也三花散頂，把所有的精氣神一次耗用殆盡。
　
在他滿九十大壽的時候如此離開塵世，實踐了他期盼的無疾而終，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不是很享受嗎？」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公走後，回顧和他來往這三十多年，最感欣慰的，還是為他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本回憶錄。
當年邀他寫回憶錄，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從富裕而敗落，經歷上海從十里洋場到進入社會主義，很有時代感；
他個人從1949年前在一家銀樓當學徒，到考進出版社當校對，再一路成長為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過程很勵志；
在他一路成長的過程中，由秘書而編輯而管理者，對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他學習與見識的許多政治、文化、學術界人物，有太多精彩的軼聞和傳奇；
他經歷1949年後的種種運動，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版路程的實際開拓者之一，必定對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觀察和總結。
最後，他還是資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記或視而不見的資料，讓人拍案驚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當一回事。
請他吃飯、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遊說，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孫行者般鬥法良久，最後終於說動他了。但是到實際寫出來，又是漫長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簽下不只一張承諾書，還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時才會真正兌現。
這樣熬了至少應該有個十年吧，沈公終於交出了書稿。
交稿後又顧慮這裡敏感那裡敏感而一再刪節、調整，最後終於在九年前，在台灣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新書發表時，他還和家人一起來了一趟。
　
回頭讀這本書，雖然知道他還是隱去了許多地方，但發現所有當初邀他寫書的理由都有相當完整的回應。
這本書不只寫出了沈昌文個人在大時代裡的足跡，不只寫出了三聯書店的歷史，也寫出了中共建政之後的社會環境，還有思想、文化界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過註解、關鍵時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書信，留下了一些線索。這些線索不只有助於讀者勾勒過去的一些樣貌，也可能有助於理解當下，甚至對未來有一些想像。
　　
謝謝沈公。
再會。
　
《報導者》網路版 https://bit.ly/3c2IcQ0
　
#沈昌文 #三聯書店

習近平帶著心腹胡春華、劉鶴，到重慶扶貧的玄機。貿易戰令既得利益者不滿，若大陸有反習勢力，地點會是西南霸王薄熙來的根據地重慶。六四屠城三十周年，華為和Leica這對拍檔，為這個特殊日子做了工作。習滅佛為要人人發錢寒。最不想香港人忘記六四的是習近平。既濟、未濟兩卦，人生修行的終極解脫。(完整文字版將會在節目後上載至易經講堂網頁）
#貿易戰 #坦克人 #重慶扶貧 #六四3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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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9年4月23日 星期二下午5：00

北京近日逼害宗教信仰的行動全面升級，大陸多地各類型的佛教造像接連被拆毀。這是繼各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回教寺被破壞後的相繼行動。

在中華文化中，佛教有別於其他宗教。

自東漢後期傳入中土，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蓬勃，在唐太宗時大盛。

佛教的哲學思想，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天然揉合，成了我們今天的中華文化。

不需要是佛教行人，都會深信形而上的世界，有位神祇，像觀音菩薩，關注世間苦難的聲音。

習近平滅佛，想滅的，不是世界宗教的一宗一派，是貫徹中共1921在上海創黨後的舉動，要斬斷中華文化的血脈，大陸人民不能有高層次的道德追求，不能有個人的千秋理想，人人發錢寒，只能靠動物本能生存，便於中共統治。

所以，毛澤東批孔子，今日習近平也要禁老子，儒家道家都是罪。

他們一脈相承，其實，目標是徹底斬斷中華文化的根。

中美貿易談判，已經一年了。

美國完全沒有結束的意願，特朗普將習近平當猴子的耍弄。

他在等反習勢力在大陸集結，待兩派力量差不多時，美國才出手。他目標似乎不只習垮台，他要完結共產主義。

所以，特朗普說起習這個對手時，是輕佻的：
「不需要有貿易協議，美國也是贏家。」
「我對習說他是皇帝，習稱自己是主席；我說，沒有任期的主席就是皇帝了。習聽後很開心，打哈哈……」

這個時候，習近平帶著他兩個心腹，兩位副總理，胡春華和劉鶴，到重慶扶貧。

扶貧到重慶？

薄熙來出事前，重慶一直被視為上海後的奇蹟城市，有所謂的「重慶模式」。

貿易戰已令到改革開放得益者不滿，如果大陸有反習勢力，地點會是重慶，那是西南霸王的根據地。

這個時候，香港的中聯辦，竟然倒掛五星紅旗。

九七前，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前的五星旗，可曾試過倒掛一天？

習近平定於秦王一尊之後，對外政策，令到周邊關係緊張。

但中共的敵人，始終在體制之內，這是他們的宿命。

習近平是老毛的好學生，不喜歡走資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派也不喜歡習近平。

今年是六四屠城三十周年，其實，大陸的政治山頭，和香港人，都沒有忘記這個日子。

華為和Leica這對拍檔，分別為這個特殊日子，做了工作。

華為出了最新手機型號P30 Pro, Leica出了微電影，鏡頭上反映了坦克人王維林。

似乎大家都不想忘記這個日子，香港人更不會忘記，因為六四改變了中共的國策，改變了對港政策，也改變了香港人的命運。

不想我們忘記六四的，還有習近平。

《周易》六十四卦，最後兩卦是六十三卦的水火既濟和六十四卦的火水未濟卦。

最後的既濟和未濟卦，都有一個「濟」字。「濟」是齊水而過，是渡河的意思，普濟眾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是《易經》的聖人救世主張。

大乘佛教也重視「濟」，渡河，渡過輪迴苦海的方法，就是波羅蜜多。佛教行人用六種方法，是謂六波羅蜜多，渡過彼岸。

渡彼岸，即是過大川，《易經》很多爻辭，都說到「利涉大川」。

六十四卦最後兩卦，是對人生成敗的總檢討。人生修行的終極解脫，就是在既濟和未濟兩卦。

既濟，是搞掂了；未濟，是未解決。

成功只是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既濟，但下個階段還未搞掂，未解決。

生命如果以既濟為止，那人生便只是一個封閉的死局；但血肉人生其實是逆水行舟，永無止境。

既濟之後是未濟，即是說，即使你成佛，只是成佛之路既濟，但你為什麼成佛呢？目的是普渡眾生，這個工作永遠不完，永遠未濟。

所以，既濟未濟，根本就是一個卦，因為兩卦，既相綜，又相錯，又相互，又相交。六十四卦，只有這一組的關係是如此。

人生以「濟」為目的，就是要過江。濟是齊水而過，普渡眾生，苦海慈航，端看你本領夠不夠。

既濟未濟兩卦相綜，即相反角度看，完全不一樣。

如果既濟代表成功，未濟代表失敗，原來成功失敗，端視你從那個角度看。這邊看既濟，那邊看原來是未濟，人生成敗，要靈活一點看，不能只從一個固定角度看問題。

成功有時是下一階段大挫敗的開始。所以，成敗為一體兩面，互為因果。很多時候，看似未濟，但不要放棄，原來另一邊看，正是既濟。

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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