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新強:美對華政策急變 傳媒洗腦人民反華
文章日期:2021年7月2日
【明報專訊】上周我指出美國擁有前所未見的強大媒體影響力,此所謂「軟實力」,才是操控全球的最重要「真實力」。尤其是經「神聖」互聯網名義護航下的新媒體,如facebook(最近市值剛升破1萬億美元),Twitter和Netflix等,更奇怪地能夠輕鬆逼使幾乎全球所有國家及地區,自動放棄正常和合理的傳統媒體監管法例和尺度!
大部分人都同意維持美國霸權最厲害的三樣「武器」就是「軍事、美元和傳媒」。很多人的錯覺是最首要的仍是軍事力量,有了這個,才能夠支撐強大的美元專權,最後有了錢,才能夠買到媒體的影響力。在過去的古老石油和傳統戰爭年代,這個因果循環關係,確有一定道理。但在現今數據資訊年代,整個因果關係已完全逆轉。
如果美國不擁有全球史上最厲害的媒體力量,近乎操控影響全球大部分人對美國觀感的資訊,雖然不等如所有人都因此愛美國,但對維持全世界對美元霸權的信心,明顯有極大幫助。如無此有效「洗腦」工具,近年美國債務井噴式上升,每年財赤極誇張的超過GDP的10%,總債亦已超越GDP的100%警界線,正常情况下,美元理應已面對極大壓力,大家恐懼的超級通脹亦真的有可能出現。
不過,有了超強傳媒力量,美國聯儲局的工作就變得異常輕鬆,只需如魔術般揮動一下QE魔法棒,就可在眾目睽睽下隨意印鈔票,違反美國表面上最推崇的自由市場經濟,諷刺地操控代表美元價格的整條利率曲線!
虛幣成接火棒遊戲 歸降美元霸權
Bitcoin和其他加密貨的本意為挑戰甚至推翻美元霸權,但後來逐漸發現絕大多數參與炒賣加密貨幣的人,原來最後都只是想拿回美元!尤其繼應運而生的stable coins如泰達幣(USDT)和USD Coin(USDC)等出現後,大家更毫不羞恥地表現出加密貨幣只是個短炒接火棒遊戲,真正目的是盡快把利潤轉回到理論上與美元掛鈎的stable coins!此發展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美國雖暫無意發展官方數碼貨幣,stable coins有多大風險是另一回事,但崛起的速度,絕對比任何國家的數碼貨幣快得多,亦大力幫助延伸美元霸權至加密貨幣世界。即是事實上,本來充滿理想和幻想的加密貨幣世界,已幾乎正式歸降美元霸權,也非常諷刺!
最後,當然有了超強的美元,才可支撑超乎任何正常需要的龐大軍事力量。美國擁有瘋狂的6000枚核飛彈,每年軍備支出超過7000億美元,是緊隨其後9個國家軍費的總和!除核武外,其他所有武器系統,都是有「實用價值」的,過去20年,美國非法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轟炸敘利亞、利比亞、巴基斯坦,幾乎每天以無人機(drones)執行暗殺行動,更製造數百萬可憐伊斯蘭難民,死傷人數過百萬!
整個穆斯林世界被逼害,因此走向更極端化,包括新疆也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美國本身經濟,本應無法支撑此誇張程度的窮兵黷武,絕對有走向如古羅馬帝國崩潰之路的可能,但正因有超級傳媒支持美元霸權,才可維持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美式「Nine Power Standard」!
美國堅信Intel前CEO的名言──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對任何新崛起國家和勢力,都盡早提防和阻撓發展。美國打擊方法包括媒體攻擊、貿易戰、貨幣戰、軍備戰、顛覆政權行動,甚至正式軍事衝突,不一而足,看情况而定。二戰後的兩個被認為挑戰美國霸權例子為蘇聯和日本。對付蘇聯的主要策略為二戰後著名外交家凱南(George Kennan)在「X Article」中所建議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最後非常成功,經40年冷戰,不費一兵一卒,蘇聯自動解體。二戰後的日本受美國軍事保護,根本不太可能對美國構成很大真正威脅,但美國仍不放過日本,當日本汽車和電器業在七八十年代急速崛起時,美國貿赤日趨嚴重,就即馬上出手,在1985年與英國、西德、法國和日本達成廣場協議(Plaza Accord),迫使日圓在18個月內升值一倍,削弱日本出口競爭力,更把日本經濟推向泡沫化,到1990年正式爆破,至今仍未完全復原!
一般說法是美國對任何挑戰者的警戒線約為美國GDP規模的50%左右,但其實此說法有誤。大家用的例子是日本,到了1990年,日本經濟規模確到了約美國GDP的50%,但很多人忘記了美國出手的時間點是早5年的1985年,在日圓大幅升值前,當時日本GDP只約為美國的25%。所以美國認為真正有效的警戒線應為自己GDP的25%,若等到50%,可能已經太遲。
若把這些警戒線放到中國發展時間表上,到了2000年左右,中國GDP已接近美國的25%,本應已是美國出手打擊中國的時候。現今美國喜說中國能夠在2001年加入WTO,全靠美國支持,因此中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事實上,美國在中國入世前,多年來不見得非常支持,反而阻撓重重,每年以最優惠國待遇作為貿易要脅條件。到中國終答應各種開放市場要求後,美國才勉強支持中國入世。
911後沉迷反恐 錯過遏制中國時機
最關鍵的一件事是「911恐襲」,改變了美國外交政策,甚至美國的命運。本來蘇聯解體後,沙特阿拉伯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失去軍事靠山,轉投美國懷抱。在當年石油仍非常重要的時代,美國本應再無後顧之憂。但人算不如天算,拉登出身沙特富貴人家,但立志捍衛伊斯蘭,決定投身阿富汗反蘇聯侵略聖戰,接受美國訓練和軍事支持,無形中變成為美國賣命。當戰勝趕走蘇聯後,才恍然發現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帝國主義,繼續雄霸整個中東,包括沙特。拉登感覺被出賣,所以就反噬美國,計劃了911恐襲,改寫了歷史。
911恐襲震撼美國,必須採取大規模軍事報復行動。此舉本無可厚非,但中東和中亞,尤其阿富汗是出名的英雄塜,多個帝國如英國和蘇聯等,都發現入侵容易退兵難,到發覺時已泥足深陷,難以自拔。至今美國在阿富汗打了近20年,仍處於如此尷尬局面。
到了約2015年,美國才開始夢醒和後悔軍事和外交上過度沉迷於在中東和中亞的所謂反恐戰。他們終於明白恐怖主義只有「干擾能力」(Power to disrupt),但沒有「替代能力」(Power to take over),所以威脅有限。另外,隨着美國頁岩油的發展和數據年代的來臨,中東石油資源的重要性愈來愈低,美國更倍覺中東之戰沒有價值。
最重要的當然是美國終發現錯過了打壓中國崛起的最佳時機!到了2015年,中國名義GDP已逼近美國的50%,按PPP方法計算,甚至有人認為早在2014年,中國已超越美國!
在2015年,資深美國國防部中國專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出版了《Hundred-Year Marathon》一書,提出中國有百年挑戰且取代美國霸權的野心,美國必須提防。到了2017年,哈佛Kennedy School前院長Graham Allison出版了更有影響力的《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修昔底德陷阱一詞頓然流行起來,其實只是給予過時和危險雙邊鬥爭,零和遊戲一個糖衣毒藥包装。
到了2018年一月,美國國防部更首次在每年威脅評估報告中,把中國提升至第一位,取代之前十多年的伊斯蘭恐怖主義,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戰略改變。2019年5月,美國國務院(即外交部)時任政策規劃主任(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斯金納(Kiron Skinner,黑人女士),出了一個名為「Letter X」的報告,明顯模仿凱南的「X Article」,同樣建議以圍堵策略對付中國。
但報告太過老實,竟承認中國崛起是美國首次面對非白種人挑戰。意思是即使蘇聯和甚至納粹德國,都只是白人大家庭的自己人之爭,中國人是外族,才是真正最大威脅!我當跟一些美國外交官員討論此事,他們自辯此屬個人觀點,在報告出了之後不久,斯金納已離職。但離職與否有何關係,官方報告中仍存在,抹黑和打壓中國政策仍在執行!
上周文章包括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一些西方國家人民對中國態度的長期民調圖表,數據顯示在2000年代初,在不少國家,包括美國,對中國有好感的比例仍略高於反感,之後10年反感比例確有緩慢上升趨勢,但真正出現類似非線性急升情况,是到了約2015年後才出現的。美國流行的講法是中國在2012年起,開始走向專制甚至獨裁,踐踏人權,所以西方因正義而產生反感。但此說根本與事實不符,現在對新疆的無稽非殺人種族滅絕指控,也奇怪地堅持中國只從2018起,才突然建造大量集中營。但新疆的恐怖襲擊高峰期在2009年,即使要大力鎮壓,也應在2009年開始,不應在近10年後才開始。
美國對新疆香港立場急轉彎
我認為真正解釋是從911恐襲後,美國一直希望中國支持全球反恐戰,亦長期支持中國的反恐政策。在小布殊年代,甚至曾讓中方到訪古巴的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黑獄,參與偵訊被監禁新疆恐怖分子。此反恐合作維持超過10年,只因美國從2015年後,逐漸認為中國對其威脅更大,才突然改變對中國新疆政策的說法,由支持改為抨擊,美國傳媒亦樂於順從宣傳此充滿虛偽和種族主義的謊言,廣大西方人民亦逐漸被洗腦。我相信大家仍記得,在2019年的香港暴亂中,也曾出現類似的急轉彎,由認同中央和香港政府的克制處理手法,突然改為嚴厲批判,並加以所謂制裁。
所以事實是,過去5年,中國發展方向並未有巨大改變,仍然堅持歷史上罕有,美國從未嘗試過的和平崛起,中國人權狀况,仍然不斷改善和進步。在2019年的巨型香港暴亂,政府竟能避免奪走任何性命,簡直是奇迹!
真正改變了的是如夢初醒的美國,等到約2015年,才意會到中國可能將在不久將來,在經濟上超越美國,所以就開始了瘋狂的傳媒抹黑行動,再加上其他貿易和科技戰等等。但他們仍誤解中國,中國發展方向是和平的,固然為中國人帶來美好生活,走向富強,但亦為全球各國製造更多更有利商機。只要美國削減誇張軍費和財赤,連美元霸權也未必馬上消失,因為中國在金融開放上,偏向保守。
中國和平崛起利各國商機
如今中國經濟規模,在未來5至10年內超越美國的大勢已成,除非出現恐怖正面戰爭,或其他意想不到巨變。美國實應回頭是岸,接受芒格(Charlie Munger)和其他智者的意見,不少中國政策是正確的,有利於民和全世界,美國應支持甚至模仿,而非永遠偏見,且嚴重抹黑。此做法損人不利己,最差情况,甚至可帶來世界末日!
今期本答應討論弱媒體對中國的壞影響,但篇幅有限,先解釋清楚美國媒體以至人民,在過去數年,對中國態度突然改變的因由,下周再討論其他。
(中環擁有facebook及Netflix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利人利己例子 在 偽學術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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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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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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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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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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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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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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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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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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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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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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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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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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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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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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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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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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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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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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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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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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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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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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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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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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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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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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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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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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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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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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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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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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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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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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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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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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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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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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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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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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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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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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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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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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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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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
利人利己例子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妳不再去做投資,幹嘛活的那麼慘?」
我說:「慘嗎?我超滿足的,我現在一場演講才幾千塊,但我覺得非常值得。」
我有比賺錢更高的追求。「如果你出發點都只是為了錢,那也說明了只要有錢,你可以妥協很多東西。」
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故事與真實例子。
追求錢的人,會完全無法理解我說的,因為他們認為錢才是「成功」,才是一切,所以他們去工作不知道為什麼、去應酬不知道為了什麼而喝酒、去談客戶不知道為什麼而做,他們只是想「賺錢」。
賺錢當然很好,天經地義的事情,(當然要先養家糊口,能夠照顧好自己再來談理想,否則都是空談,也讓家人擔心)
但除了錢,有沒有想過比錢更重要的價值?如果你出發點都只是為了錢,那也說明了只要有錢,你可以妥協很多東西。
所以為什麼錢可以收買人?可以挖角?可以犯罪?但如果你有「核心價值」你知道你是為了什麼,任何錢都撼動不了你的決定。
而職場是可以影響世界的地方,不管政治、宗教、教育,你要如何能有影響力,做出對的事?你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美國林肯總統的核心價值是讓社會更好,所以他很明確的在做他的目標,他做出了極大的改變,他治理這地,他解放黑奴,讓非裔美國人有人權,他影響了世界,
他內閣找敵手來當他的核心團隊,他用對的人做對的事,不分彼此。
一位議長,他也是找競選對手當負責人,而他也做出了重大的改變,他花了六年的時間把公廟拆除,公廟背後有很多利益,有錢、宗教、黑道、有政治,不是那麼間單,但他堅持做對的事,到後本來很反對憤怒的那些拜拜的人來告訴他,很感謝你做得很好。完全不同信仰,都可以和好,這是極大影響力。
任何面向都可以有影響力,很多時候是不討喜但對的事。
這些人,讓我反思,在工作的環境中很多時候都是利己主義,要賺多少錢,如何升遷,如何證明自己;批評老闆、上司、罵員工,沒有往更大的格局去,而一個好的領袖是,他可以影響這個地方。
我因為有這幾年的學習與改變,我希望有真理的根基,我很清楚的是,「這件事情可以帶出好的價值觀嗎?否則我不做。」(不要輕看這想法,它會帶出改變,像蝴蝶效應)
以前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所以我就是追求「錢」,我哪裡錢多就去哪裡,我不知道我賺錢是為了什麼、我上這個通告為了什麼、我演這部戲是為什麼、我做這投資是為了什麼。
但我現在的核心價值是做出好的影響力,所以變成考慮的是,這個工作帶出的影響是什麼?我今天這個通告可以讓人得益處嗎?
如果沒有自己的原則,我為了吸引流量去寫腥羶色的報導、發性感的照片....但做這些光榮嗎?會不會讓我身邊的人羞愧?
假設當記者時候有人叫你發沒營養的新聞,你可以勇敢的和總編說,不好意思,公司的理念是公義,這篇新聞不太適合寫,我們可以換個主題或修改嗎,雖然公司的人可能覺得我有病,或是把你臭罵一頓,甚至炒魷魚,但如果你有你的核心價值,你知道你在做對的事。
如果這長官願意聽你的意見,你就在這裡帶出好的影響,以後越來越少負面的新聞,那這公司是不是變成了健康的媒體,也讓其他同事不用再寫不健康的新聞,同事也因為你變得不一樣。你就像林肯依樣改變了地方。
當你一直堅持自己,別人就會知道你的界限和原則在哪裡。
我記得去一家公司工作的時後,我很喜歡那份工作,也很喜歡那家公司,只是有些徬徨問了弟兄姊妹,我現在去賣東西,只能講商品,也無法聊想法,而且產品適不適合我,我都只能說好,我要如何發揮影響力?
一位弟兄告訴我,雖然賣商品很難帶出你想訴說的理念,但是這地方是你階段性得任務,你在這裡訓練你面對群眾、磨練你的膽量、練習你的口條、提升妳的臨場應變能力。
下一個階段就會讓你到另一個地方,而這個地方就是你可以把過去累積的經驗帶到新職場上去。你在那裡可以學習帶出好的影響力。
很多時候是「階段性的任務」。
隨著生命變得比較成熟,我知道我自己追求的東西是什麼,那不是錢、聲望,而是看重我的使命、我要如何影響人。
這就是我很清楚我的終極目標,任何人和錢都撼動不了你,那就是你的核心價值。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核心價值的人,你會因為哪裡對你有利益你就會改變心意,那你基本上沒有什麼原則可言,因為你可以出賣你自己,你沒有可以被尊重的價值。
一位好萊鎢的製片,大家告訴他這裡的人很排斥信仰,你最好不要提,他一直不聽別人的勸阻,他在面試的時候告訴對方,我週日的時候都要上教會,我這天不能上班。
他一直做他認為對的事,他拍的東西也關於真理,結果他在公司拍出的電影比當時的蜘蛛人票房還多,最後得獎賣座,老闆要給他加薪升職,他卻說:「抱歉,我要離開這裡自己開公司,而且老闆你要投資我,因為只有我才能作出我的東西。」於是這件事真的成了,他也成了好萊屋最頂尖的公司。
我想說的不是他的信仰,而是他的核心價值,他的原則,他最看重自己的部分。
這些真實的例子,都讓人看見他們的核心價值,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
那你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你有想過你現在做的工作是為了什麼嗎?
如果只是為了錢,那會很可惜,因為我們被創造有更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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