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新聞,台北市立醫院陽明院區麻醉科 孫揚忠主任,因為替病人插管而染疫,讓我忍不住掉眼淚。
一個染疫的麻醉科「主任」,大家有注意到職稱嗎?主任有事自己搶著上,不甩鍋給下屬,一項都是我們麻醫的優良傳統啦,畢竟我們又不像有些醫德大老,只會出一張嘴叫人家去死。
感動鼻酸,但也令人驕傲。
再分享給各位一張讓人不忍直視的舊照片,照片中的他們是外星人嗎?要登陸火星?
不,他們也是我敬重的麻醉科戰友,
正身著全套防護裝備,幫確診患者插管。
右二是執行插管醫師,左手高舉,手拿黑色的工具是軟式纖維內視鏡,從鼻孔進入,導引插管。
左一是協助的護理師,手上拿的是抽痰管。
當大家對病毒避之唯恐不及的時候,是誰全副武裝進去插管?
而當權貴都打完疫苗之後,悲哀的告訴你們,這些人的同住家屬,通通不在疫苗施打的符合名單之內。
然後再說最後一件事,這些人進去插管,大家要不要猜猜健保給付多少錢?
麻醉的氣管內管插管被包裹在內,不可另外申報給付,而非麻醉的插管是464點。(1點不等於1元)
這算不算是2021年版的,#麻神的眼淚之我不給錢就不算嫖?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個小醫師,敢發文靠北發文酸堂堂健保署大署長?
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叔能忍嬸嬸也不想忍。就算長官要秋後算帳我也認了,大不了不當醫生,就算不為自己,我也想替這群韭菜們講講話。
爾俸爾祿,民脂民膏。
身處偏鄉的小麻醫,連插管的fiber都是自己捐和熱心民眾陪著我捐的,而且還在採購流程,我到現在還沒見到它。
對,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去年生出了Taiwanbox?因為我們可憐到連一支fiber影像插管工具都沒有。
窮則變變則通,敵人來了,沒有槍拿著石頭和木棒也要上去拼命,因為要活下去。
一個老笑話:上成功嶺當兵,槍要不要自己帶?
我告訴你,我們上戰場除了槍要自己帶,連子彈的錢都還要阿木雜摳回家討的自己出。
滑滑臉書的廣告,連個挖耳棒都有HD視訊鏡頭。醫師在武漢肺炎病人插管時需要用的影像插管工具,健保卻還不給付呢。
47031C,464點,一點約0.8元,371元,這就是這群人平常冒著染疫風險,賣命急救插管的報酬,就是這群人的命在署長眼中的價值?
官署有預算花大錢印書散發洗名聲,歌功頌德,甚至連寄送書籍都用快捷來寄,那為甚麼不多多關心基層?
這種指正,我不敢當。
副木健保給付 在 顏純左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1090916.C型肝炎
早安
我是顏純左醫師
台南下營和平診所負責人
本診所附有
減重門診
雷射靜脈注射
全身健康檢查
過敏性疾病治療
急慢性疾病治療
預約專線06-6892-269
純醫分享第173篇
肝病第18篇
1090916A篇
今天我們將為大家介紹C型肝炎
1988年之前,因為只知道A型及B型肝炎,而且也知道輸血會引起B型肝炎,所以當時在血袋裡面都有檢查B型肝炎
但是還是有不少人是因為輸血引起的慢性肝炎,當時無法找到這是什麼病毒所以被稱之為非A非B病毒。
1988年來自Chiron公司的研究人員首次揭開這個病毒的神秘面紗,命為C型肝炎,他和A型和B型肝炎不一樣,也有至少6種基因型被發現。
C型肝炎在台灣地區成人的感染率有2到3%
應該至少有六.七十萬的人得到
。
台南某些地區是C型肝炎好發地區.包刮我的故鄉六甲.下營.麻豆.官田.柳營.學甲.將軍.台南溪北地區是C型肝炎好發的地區。
我在民國八十二年時,曾經為下營地區的民眾做C型肝炎的免費篩檢,當時全國的感染率是1%,但是我發現在以上地區的感染率有到10%以上。
我也曾經和盧勝男醫師,長庚醫院的副院長,在溪北地區調查C型肝炎,為民眾做免費肝癌的篩檢。
發現一些成果
曾經建議中央應該把C型肝炎列入健保給付。
現在看到不只列入健保給付而且消滅C型肝炎變成全國衛生公共衛生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我在我的書上-尋找現在的杜聰明曾經提過這件事情。
我也算是在早期台南地區施打干擾素少數醫師的其中之一。
今天來看到C型肝炎防治的情形彷彿就回想十幾年前的情形。
看到今天C型肝炎的病人都已經被控制了,心理上感到特別欣慰。
曾經努力耕耘的土地長滿了許多的樹林樹木,也看到許多人得到這個餘蔭。
人類的醫學就是這樣一步步的往前走,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突然冒進一大步,但是努力就對了,明天我們就繼續再來談C型肝炎。
副木健保給付 在 孔繁錦醫師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案例
“一個憂鬱者的自白:台灣社會給憂鬱症患者的二次傷害:
到美國留學不久後,我因為經濟、學業的雙重高壓,得了憂鬱症。剛開始我只覺得有異常的嗜睡問題,於是到校醫處做抽血檢查。結果出來後一切正常,醫生就說,或許我可以去跟學校心理諮商師談談。
接著,憂鬱症的其他症狀開始發作。除了常見的情緒低落之外,身體方面,有頻繁的惡夢、心悸、胸悶、想吐和呼吸困難;大腦認知方面,開始有間歇性失語症,閱讀書寫的能力也喪失了。在那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連閱讀中文文章都有問題,一個個從小熟悉的中文字,成為了沒有意義的符號。在和學校教授、主任與諮商師的討論後,我決定接受自己生病的狀態,暫時休學回到台灣休養,等康復後再回到學校繼續學業。
在本文,我想從我的經驗出發,探討台灣社會給予憂鬱患者的二次傷害。
社會大眾單方面拒絕接受患者生病的事實
回台灣後,我最常聽到的是「你確定嗎?你說不定只是暫時_____而已。妳想太多了。」
很弔詭的,生病的是我,在專業心理諮商師跟精神科醫師的鑑定下,我確定我得了憂鬱症,然而大家卻不相信。
相比之下,我在美國大學的經驗很不同。當我的朋友和教授知道我即將因憂鬱症休學時,反應都是:「這對你來說一定很難受。不過生病了就該休息,有什麼我可以幫上忙的都能告訴我。」又或者與我分享他們自身或朋友的憂鬱經驗,告訴我這很正常,每個人都會有生病的時候。
學校休學的程序也很簡單,只要跟自己的指導教授談過,上網花5分鐘填一個表單就可以了,其餘的事情學校會代為處理。因病休學的期限也很彈性,非病假休學有2年年限,病假則無。家裡有特殊情況和病假的學生可以申請把在修的課改成Incomplete(未完成),Incomplete則可以延長作業繳交甚至考試的完成期限,以避免生病學生因考試時身心狀況不佳,而落得成績太差被退學的處境。
憂鬱患者在生病時已有很多生活上的困難需要面對,這時候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社會大眾直接根本性拒絕承認我們生病的事實,被強迫繼續過著正常的生活。拒絕承認憂鬱症是件邏輯很怪異的事,難道當一位朋友說他發燒,需要請假休息的時候,會有人認為他一定是自己想像出來的,他根本沒有發燒,而應該要繼續工作嗎?
若從歷史追溯起精神病患就遭受到污名化,台灣社會對於憂鬱患者也有許多污名。常見的有:認為憂鬱患者是「太有空,才有時間憂鬱」、抗壓性低、找藉口偷懶、甚至是因為「有髒東西,快去收驚」。
並沒有人選擇要憂鬱。憂鬱症是一個大腦分泌情緒穩定物質功能失衡的狀態,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與是否被鬼神附體和抗壓性低沒有關係。關於憂鬱症患者的「低抗壓性」和「想太多」,我們常有誤解。事實上,很多憂鬱患者是因為一直以來有著高於常人的抗壓性,且需要單獨承擔很多家庭和經濟責任,才會在經年累月之下,一夕崩潰。
至於「太有空、想太多」,人在有創傷經驗或高壓之下,很難控制自己的頭腦去想和不去想什麼。我在憂鬱症之後被惡夢所苦,每每在尖叫中驚醒。我試圖實踐從諮商師那學來的情緒穩定技巧,比如說深呼吸,和想像一個令人安心的回憶。在我醒著的時候,有時這些技巧能有限度的控制我的情緒,但在睡著之後,沒有任何是我能做的。在這種情況下,大腦通常有兩種反應,一是過度去回想負面的回憶;二是完全隔離負面情緒,讓患者有選擇性心性失憶、或感覺麻木。與一般人認知的情況不同的是,憂鬱患者常常有腦袋空白和感覺不到情緒的時候。
由於台灣社會對於憂鬱患者的污名化,我必須隱藏自己憂鬱症的事實,才不會讓別人對我有錯誤的猜測。因為不想讓父母承擔被親戚說話的壓力,所以在回台灣之後,我搬出中部的家到台北與朋友租屋居住。過去一年半來,我跟父母達成了年節我不回家過節,而是他們來台北找我遊玩的共識。
我像是一個必須隱形的人一樣,在台灣社會中努力維持和照顧自己的生活。且作為一個年輕女性,外表精神狀態不佳,也帶給我了多次被性侵加害者意圖攻擊的可怕經驗。
缺乏精神醫療和社會支持資源,讓病患和家屬沒有喘息空間
台北的精神醫療在台灣算是數一數二,有許多精神門診和專業諮商師的資源可以利用,然而我的經驗是:台北精神照護的醫療品質依然很參差不齊。而且比起社會的不支持,來自「專業人員」的傷害可能更大。
剛到台北,我接受在台大就讀的朋友推薦,到台大心輔中心合作的校外診所看診。在任何一個精神科的初診,醫生都會詢問患者的整體狀況。我簡單說我在美國學校看診的狀況,講到一半,醫生打斷我,說:「你不要跟我講壓力,現在城市人誰沒有壓力的?」過程中他多次否定我的感受,並質疑我的經歷和生病的正當性。看診出來,我馬上抱著我的朋友大哭。我以為專業的醫生會理解我的狀況,並給我專業的照護,結果完全相反。
除了上述家中狀況,還因為經濟原因,我沒有在家裡住。剛到台北時,我仍需要找工作,才能支付高額的醫療費和生活費。在台灣的心理諮商治療是沒有健保給付的。少數醫學中心有提供健保補助的心理諮商,然而名額少得幾乎排不到。雖然後來找到一間好的精神診所,和一位我負擔的起的心理諮商師。我的狀況仍時好時壞,照顧責任則落到了跟我一同租屋的朋友身上。
為了緩解在她身上的壓力,我很努力尋求外界的幫助。我查找過是否能聘請看護?不行,並沒有針對年輕心理疾病者的看護。即使我需要的只是有人可以陪我出門買生活用品、看醫生和張羅三餐,並在我情緒不穩、心悸和呼吸困難的時候幫我拿緊急用藥。我查詢過社會局醫療補助,台北市有針對台北市民的補助,然而在我的戶籍地政府並沒有提供。我打過所謂的自殺防治專線,然而夜深人靜時得連續打一小時才打得進去。打進去之後還是一位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先生接的,他聽上去就跟我家鄉的長輩一樣,覺得我想太多,不接受我生病的事實。
最誇張的一次,是我有次情緒狀況非常不穩。我覺得我要失控了,很可能會在白天同住朋友去上班時做出憾事。於是我請朋友請假一天,陪我到台北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專門院區)。當時的我認為我需要專業人員照護我至少幾天,監控我的狀況和及時調整用藥,因為我的意識狀況已經差得無法自己判斷情況吃緊急用藥的地步,且快要失去所有意識了。我用盡了全身力氣和勇氣去找醫生,告訴她狀況,但她表示我不夠嚴重,不能進精神科專門病房,除非真的忍不住真的想死了,刀已經拿在手上了,或是已經做出自殘行為,不然現在只能按順序排普通病房。她說我只是缺一個人照顧我,幹嘛不回家讓家人照顧就好?那天晚上回家後,我的自殺慾望到達了高峰。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熬過來的。
當精神科醫生只是有什麼症狀開什麼藥,而缺乏同理心和完整照護病患的概念時,會給病患造成很大的心理和甚至身體上的傷害。在台灣我聽到很多人跟我一樣,因為忍受不了每天吃眾多藥物的副作用(因為同時要吃很多藥,醫生會同時開胃藥)自行停藥,而產生難以忍受的身體戒斷作用。當社會支持不夠,而尋求專業醫生也得不到全面的幫助時,憂鬱症患者和家屬只能孤軍奮戰。
我的結論是:面對當今社會的各種挑戰,精神疾病比我們想像的普遍。當我們想像自己生病時想要得到如何的對待,就能在面對憂鬱患者時,能多一份體諒、少一份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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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診所復健
聽說健保可以給付製作副木(且是符合手型)
我去雙和 醫師只讓我做復健
去醫院一次掛號360
復健對我來說很不方便(要帶著小孩出門)
效果又低
我想製作副木平日可以用
請問怎樣可以請醫院製作副木?
先謝謝各位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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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20.133.6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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