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很多人討論的「劉銘傳從臺灣鐵道之父除名」，我聽到這件事第一個想到的是多年前讀許雪姬教授《洋務運動與建省：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其中的一段話。
『前幾年學者在討論臺灣何時現代化時，有部份學者主張日據明治末期，亦即後藤新平時期，臺灣才開始現代化，認定劉銘傳當時的自強新政還談不上現代化。此說一出立刻引起「民族主義」的情緒，不僅反駁前者之謬，且唯美劉銘傳，認為所有臺灣現代化的種子都是劉銘傳播下的，至於後來自強新政完全無法落實，是後任巡撫邵友濂的罪過，這一說法有三個漏洞：一是淡化了劉氏前期來台官吏的貢獻，二是矮化了邵友濂，三是間接證明了後藤新平才是臺灣現代化的開創者。』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點，完美地解釋了為何如我這年紀的人，在小時候讀課本裡篇幅為數不多的台灣史時，只有劉銘傳之名而無後藤新平，也就是黨國體制下的教育為了避談日本人的現代化建設。
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用這些錯誤的雙標觀念看事情。例如當年八田與一銅像被破壞，就有人說八田與一區區建了一座水庫有什麼好紀念，蔣中正時期蓋了多少水庫貢獻才大，這就是把「設計主事者」與「落成時的最高領導人」混為一談的謬誤。而且我在某個高中對學生演講談起這件事時，我說「而且為什麼蔣中正時期水庫落成得最多？因為他任期長啊！」那個高中不愧是名校，學生一聽就懂我在酸什麼，哄堂大笑。
劉銘傳的貢獻確實是有的，但他不是設計者，如果真要紀念，應該也是紀念當時的外籍鐵道工程師；就如同我們提到嘉南大圳、烏山頭水庫時，一定是想起八田與一，而非想起當時的臺灣總督一樣。更何況清朝那時的鐵道並沒有全島長程的設計，而且品質也不好，所以日本後來砍掉重練。因此說臺灣鐵道之父是日本長谷川謹介工程師，是比較符合歷史真相的，不過當然要平衡報導一下，這些宏大的鐵路計畫，當然主要也是為了方便殖民、為日本母國賺取利潤的目的，並非專為造福臺灣人民。
劉銘傳自強運動 在 Re: 大家對劉銘傳的的評語是？ - 看板TW-history 的推薦與評價
其實我在看完許雪姬的《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以及<邵友濂與臺灣的自強新政>一文
之後，就一直有個想法與疑問，到底當時南部士紳對現代化政策會有多高的接受度？
滿大人一書中提到，劉銘傳新政的四大缺失中，其中一項就是人民在心理上和經濟上
都不滿新政導致的民心不服，劉銘傳光是在台北掛電燈，就被北部台人當作咄咄怪事、
厭惡質疑，而台北已經是開港後比較容易接受現代化新事物的地區，還有這樣的反應
，忍不住讓人質疑當時傳統文化中心的台南，有可能接受電燈、火車、西式學堂等
西方文化的事物嗎？
閱讀中國近代史的書籍，常常提到1895年以前反對西化、現代化的強力人士，就是
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傳統士紳，每每以「奇技淫巧」蔑視西方進步的科學、武器與
機器，清廷想修鐵路的時候，地方士紳就會以破壞風水為由阻止、拆毀鐵路，而
李鴻章1880年代大造鐵路的計畫，也因為傳統派(保守派)以種種理由反對而流產
(最大的理由是建鐵路只會讓洋人的軍隊快速攻進來，喪失國防險要)，以上種種
，都讓人深深懷疑，聚居在台南的大量傳統士紳，會認為西式現代化建設是他們
想要的優良政策嗎？
芮瑪莉在《同治中興》一書中點名，儒家文化與現代文明在根本上是完全衝突的，
因此就是這種保守的儒家文化，使中國無法進入近現代社會(即同治中興與自強運
動的失敗)。依照這個論點深入分析，大概就可以知道為什麼真正推動洋務運動的
大臣，會是李鴻章的淮軍一系，因為淮軍出身的文化水準不高，受儒家薰陶的程度
不如士紳出身的湘軍，也因此比較能夠不心存偏見，較開闊的接受外來事物並推動
現代化建設，而湘軍出身的大臣如劉坤一，反而會在兩江總督的任期上毫無現代化
建設。另外代入中法戰爭期間台灣的二劉之爭，也可以進一步理解為什麼湘軍出身
，文化水平較高的劉璈會受台南的傳統士紳喜愛，並對軍旅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的
淮系劉銘傳感到厭惡，並對劉銘傳的現代化建設大加批評。
當然，二劉之爭的淵源背景並不是如此簡單，但似乎很少人去討論當時台灣南北
文化水平差異造成的影響，我總覺得如果劉璈當上台灣巡撫並要在台南蓋鐵路的
話，那些支持他的地主士紳，恐怕是第一個跳出來大力反對的保守派。
總之，我覺得劉銘傳會選在北台灣搞現代化建設，不完全是他偏心支持他的北台
豪族(霧峰林家、板橋林家)，也許他覺得在文化水平較低、較容易接受新事物的
北台搞現代化，遇到的阻力會較小，自然也比較容易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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