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疫情之下的年輕人處境不佳
儘管年輕人罹患新冠重症的風險較低，但他們在經濟上受到更沉重打擊。FT全球調查顯示，疫情之下的年輕人對父輩產生不滿。
今年3月，27歲的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和22歲的妹妹梅格(Meg)離開她們在布魯克林的公寓，回到父母家。當時她們帶了足夠穿兩周的衣服。
結果一待就是幾個月。瑪麗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這就像是回到了在家上學的年代：沒有男孩子，沒有一起玩的夥伴，沒有地方可去——除了家和賣酒的商店。」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加劇，大學停課，繼瑪麗和梅格之後，另外三個兄弟姐妹也回到家中。用他們的母親洛麗(Lori)的話來說，他們把父母在新澤西州華盛頓的四居室房子變成了一個「美食廣場、麵包店和健身房」。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有數百萬年輕人搬回父母家，芬尼根家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國，18歲至29歲的年輕人與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
數據顯示，儘管學生和年輕員工罹患嚴重COVID-19的風險較低，但與其他人群相比，他們受到疫情引發的經濟衝擊波的更沉重打擊。新冠疫情還放大了過去的一些趨勢，包括低工資、就業市場停滯和學生債務上升。
英國《金融時報》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800多名16歲至30歲人士回復了調查——顯示，這些困難正轉化為對老一輩人與日俱增的不滿，後者不僅境遇更好，而且在政治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我們並不是共同面對困難，千禧一代不得不在當前處境下付出最大的代價，」來自加拿大蒙特利爾的30歲的波琳娜•R(Polina R)說。「如果你們不注意，不去確保我們最終不至於失業和變窮，我們為什麼要保護你們？」
以下是他們向英國《金融時報》講述的疫情期間的經歷：
「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自今年8月畢業以來，來自韓國大邱的25歲的李菊妍(Juyeon Lee)遞交了幾十份工作申請。儘管她接受過幾次面試，但她對空缺職位不斷減少日益不安。
「我不想被感染，因為如果我感染了，找工作就更難了……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永遠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儘管在面試時我是一個自信的大學畢業生。」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25歲以下人群因疫情而失業的可能性是26至64歲年齡段的2.5倍。研究還表明，在經濟衰退期間畢業可能會對工資產生持久的傷痕影響。
根據經合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在仍在工作的人中，近一半的人報告收入減少，其中年輕女性和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受到的打擊最大。許多寫信給英國《金融時報》的人表示，他們不得不放棄商業計劃，並動用自己的儲蓄。
在發展中國家，失業往往意味著無法養活家裡的幾代人。來自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28歲的科馬爾•卡達姆(Komal Kadam)是家裡唯一掙錢的人——直到今年3月她失去工作。
「我害怕一切……我能找到新工作嗎？我怎麼償還貸款？現在我有很多煩惱，」她說。
「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調查的許多人表示，他們害怕感染或傳播新冠病毒，但也有其他人承認自己抱有一種比較無所謂的態度——政治領導人已經批評這種行為是夏季過後歐洲和美國疫情復燃的原因之一。
在春季封鎖的高峰期，蒙特利爾的波利娜曾經讓來訪的朋友留宿。「我沒有遵守建議。」她說，「我兩次出國旅行，去過十幾次酒吧、餐館和劇院。」
「我的風險承受力很高，在沒有人拿得出一份計劃、而掌權者並沒有與人民同甘共苦的時候，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在許多地方——尤其是美國，但也有歐洲和南亞——許多調查回復者指出，違反公共衛生規定的往往是老年人。
28歲、來自印度欽奈的阿吉塔(Ajitha)表示：「老一輩人相信互聯網告訴他們的一切。他們被WhatsApp轉發和YouTube視頻誤導了。」
年輕人的原話
「我確實違反了規定。疫情期間，我和一個女孩約會過好幾次。我不知道哪一個更可怕，是我媽媽發現我和其他人見面，讓所有人都暴露於感染風險，還是害怕被警察抓住」
胡安(Juan)，25歲，哥倫比亞
「大家的態度讓我想起高速公路上司機的態度：比我快的人是瘋子，比我慢的人是弱智」
托阿德爾•馬特奧克(Toader Mateoc), 28歲，美國
「就在我剛剛認識『現實世界』時，卻不得不逆轉一切，感覺有點突兀」
馬克•安吉洛•費利扎爾多(Marco Angelo Felizardo), 22歲，菲律賓
「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許多調查回復者表示，他們對本國領導人失去了信心，並認為抗疫方式很糟糕——除了一些歐洲人和亞洲部分國家的回復者。
來自法國阿訥西(Annecy)的23歲的安東尼(Anthony)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從巴西聖保羅家裡的廚房餐桌兼辦公桌上，29歲的達尼洛•文圖拉(Danilo Ventura)看著他的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換了三位衛生部長。他說：「全世界都在說A，而巴西政界卻在喊Z。」
這種方向感缺失造成了代價：巴西的死亡人數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達尼洛和他的妻子按照地區政府的指示在家隔離，即便巴西的民粹主義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仍出席擁擠的活動。
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經合組織公共治理局(Directorate of Public Governance)的負責人埃爾莎•皮利霍夫斯基(Elsa Pilichowski)表示：「他們對公共機構的信心，以及他們對於自己是否擁有政治影響力和決策代表權的觀感都停滯不前。」
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許多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他們覺得政府自相矛盾，行動遲緩。
「機場開放時間太長了。有關口罩的訊息傳達簡直丟臉。我直到6月中旬才得到一個口罩，」來自蘇格蘭格拉斯哥的28歲的約翰(John)表示，「我認為，雖然比美國強一點，但我們的抗疫工作實在做得很糟糕。」
益普索(Ipsos)高級研究副總裁瑙米•哈克(Naumi Haque)表示，新冠疫情加深了政治上的希望幻滅。他說：「Z世代和千禧一代比老一代人更有可能覺得自己國家的情況正在失控。」
「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
聯繫英國《金融時報》的很多人聲稱，他們考慮過自我傷害。「失業、精神健康問題，以及有關這一切何時結束的不確定性，都讓人對前景非常絕望，」來自倫敦的30歲的詹姆斯表示，他補充說：「我一度考慮過自殺。」
公共衛生專家警告稱，新冠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響，在持續時間上將超過新冠病毒造成的感染威脅，數百萬人在對付抑鬱、焦慮和孤獨。英美開展的研究顯示，與其他年齡段的人相比，18至29歲的年輕人在此期間經歷的痛苦更嚴重。
回到新澤西，自從疫情開始以來，在芬尼根家的10個子女中，有5個開始接受治療。瑪麗表示：「有人差不多每周崩潰一次。」
25歲的瑪利亞•羅德里格斯(Maria Rodriguez)來自西班牙，但住在波蘭的克拉科夫(Krakow)。她表示，她決定寧可冒感染COVID-19的風險，也不要因為孤獨而陷入抑鬱。
「我不怕去咖啡館，也不怕見很多人，因為我不會感染家人，」她表示，「我選擇精神健康，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感染新冠。」
5月，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教育心理學講師奧拉•德姆科維克茨(Ola Demkowicz)對數百名英國青少年進行了調查。其中很多人表示，在適應人生中的這些不確定性時，他們經歷過「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她表示：「對於那些本來就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這似乎確實是一項巨大挑戰。」
年輕人的原話
「當我與上了年紀的父母一起在家裡生活時，我對自己要求嚴格。如今，在做了6個月喝酒的修女之後，我要冒著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再次約會」
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27歲，美國
「每天都要通過Zoom收看數小時的大學課程，學費一分不少，但學位卻貶值了，就業前景黯淡，擔心年邁的長輩，見朋友或結交新朋友的機會（如果有的話）變少。這足以讓任何人都覺得有點毫無意義」
威爾(Will)，23歲，美國
「老師的期待大幅上升，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比平時好上好幾倍，因為考官會懷疑——而且預期——有作弊行為。過去六個月，這種壓力越來越大，但我希望當一切結束時，壓力也會消失」
Alistair Woo，16歲，香港
「年輕人希望做一番事業，每一個年輕人都希望變得更優秀，但這場疫情毀滅了一切，限制人員流動，學校關閉，一些企業破產」
維多利亞•希迪貝雷(Victoria Chidiebere), 22歲，尼日利亞
「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不過，幾位調查回復者表示，疫情讓他們得以與家人和大自然重新建立聯繫，也讓他們勾掉了願望清單上的一些事項。
26歲的約書亞(Joshua)來自英國。他表示，8月的一個早晨，他把行李裝上汽車前往西班牙，告別一間小公寓和有毒的辦公室環境。
「我現在一個人租了一間靠海的三居室，而租金是工資的不到三分之一。有兩個朋友來看過我，但我基本上過著遠離社交的單身生活。」
今年2月，泰國研究人員對新冠病毒始發地中國武漢的一群大學生進行調查，以了解他們如何應對抗疫封鎖。他們發現，其中一些人表現出較強的韌性。
德姆科維克茨博士在英國也發現類似的證據：首次封鎖讓青少年有機會決定如何規劃他們的一天，而不必理會社會義務和學校作業，她表示：「他們可以……探索他們想從人生中得到什麼，自己去發現成長和發展的途徑，並重新評估他們的人生方向。」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調查中，來自澳大利亞阿爾伯里(Albury)的30歲的安德斯•弗茲(Anders Furze)表示，他發現，疫情之前他在透支自己：「我以前每周有5個晚上出門：吃飯、看電影、看話劇演出。」
最近，他反思了自己的事業，報名攻讀了一個法律碩士學位。他表示：「感覺好像它打開了一扇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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