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一起來看到日期，3月22日，就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今天，是我們從廣場撤退的日子。
其實不是每年的今天都會想起，應該是因為今年一直被提醒野百合運動三十年了。
時間越久，越容易遇到年輕記者問我，怎麼看待野百合運動的「成功」？
對我來說，這不是個容易的問題，特別是因為我後來變成社會運動研究者，回答時，總要提醒自己，要回到當初的運動者心情。
當時，我們在22號開始撤退離開廣場時，完全沒有勝利或成功的感覺。還記得當時有前輩與藝文界朋友來說要幫我們辦一個「勝利晚會」，但，沒有人接球，因為大家毫無一絲勝利感。
當時的我們，至少我知道的許多人，包括我自己，是帶著不得不撤退的心情，以及，對廣大支持民眾的虧欠感，離開廣場的，覺得對不起希望我們繼續堅持的數萬民眾們。
不得不撤退，是因為我們尊重廣場六千多個學生民主投票的結果。對於李登輝總統的承諾，我們無法全然相信，但，投票的結果是，相對多數的學生選擇給李登輝一個機會，那麼，希望堅持到底的學生也只能接受民主的結果。只是，沒有人知道，當我們離開廣場後，李登輝會怎麼做，以及，如果他未能實踐承諾，我們是否有問責的實力？
後來，歷史自己有了答案。只是，野百合的學生們已經散落各地，也難再有集體的「成功」或「勝利感」。從研究者的角度，這個運動不只有客觀的影響力，其訴求也百分之八、九成有成果（說八九成，是因為最後一個訴求「政經改革時間表」仍有許多未論述與未完成）。但，從參與者的角度，是從更長的時間刻度，來感受這個運動的影響。
那，到底這個運動，對你個人，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問題，也不容易回答。我，以及許多朋友，是毫無保留地投入這場運動，以及其他當時的許多學生運動。但，學生運動總是青春苦短，很像是談了一場淋漓盡致，卻終究曲終人散的初戀。
後來回想，這場運動讓包括我在內的參與者感受到公共參與的巔峰---同歡與同悲的集體感，以及團結推動歷史之輪的有力感；還有，願意對超越個人的民主價值的妥協，這些都已經成為一部分的我。
我想，經歷這場運動的民主洗禮，我成為了一個更好的自己，經歷了一種難得的體驗----人活著可以追求比自己更大更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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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人到中年，越來越覺得，「人還活著」，而且，還能「追求比個人更大更重要的價值」，根本是一種生命的奢侈。如果我可以，真得必須特別努力，為那些無法的人，幫他們的份一起努力著！
後面，這張照片，有點圖文不符。因為，它不是發生在俗稱的3/16從自由廣場開始的野百合運動，它發生在當年的3/14號。我們一群台大改革派學生組成的聯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國會沒有全面改選。
照片中應是我們幾位帶頭的人與當天的鎮暴警察領導人協商。我右手邊是已經離開的汪平雲（另一位是台大政治系葉綺玲）。放這張照片，是紀念那些已經不在人間的朋友們。特別是他和辜國塘。
兩位都才華洋溢，但，他們最相同的特質，不是他們的才華，而是那種毫無保留地，好似把生命都丟擲到運動的那種烈火一般地熱情。從1990年的春天，他們把全部的自己投入到狂飆歷史的暴風漩渦中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想念他們。特別是國塘，相識如此長久，我甚至沒能留下一張與他的合照。
Photo Credit: 感謝攝影師 蔡明德 找出不曾刊登的老照片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