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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當一位被現實擊倒的父親 遇上「國家機器」】

若不是因為被救活
他本是一位要帶著孩子一起步上黃泉的父親

他把孩子當成自己的所有物一同赴死固然是自私
但確實與手刃殺害子女的殘暴不同

我們的司法究竟該如何判斷人的惡性？
該如何為其所犯罪行量刑？

死刑的存在所能避免的
究竟是犯罪？或是悲劇？
或是在犯罪之前的各種行兇理由？

甚至，
對於害人更甚更廣更久長的戰犯、經濟犯的追索
我們是不是又太「寬貸」？

關於司法與刑
我們的社會還有更多待討論的餘地

>>>當晚6時許行經新竹尖石鄉時，李男看著女兒吃完中午剩下的麥當勞，對女兒說「爸爸要帶你去很遠的地方」，隨即餵她吃下安眠藥，再搖起車窗動手燒炭，還在兩人手上各綁紅線打算來世再做父女，不久車子因李男昏迷撞到路邊護欄才被發現，李男急救後脫險，長女昏迷月餘不治。

李宏基並非歷審都判死，高雄地院一審時調查他經歷發現，李男出身單親家庭，18歲起就自食其力謀生，並非好逸惡勞之徒，且一直希望擁有美滿家庭。婚後本是桃園人的他遷就妻子陳女南下定居，在陳女兄長公司任職期間也盡忠職守，還上夜校進修；合議庭認為他因婚姻亮紅燈導致家暴行為，曾就醫治療，且燒炭時他本打算同死，與其他殺害子女案件惡性有別，因此僅判無期徒刑，但上訴後均改判死刑。<<<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1151858732/posts/1815651835149861/

或許大家都有看過有名的最高法院包青天判決（又名他想死我想殺判決），但是應該很少人看過一審的無期徒刑判決（刑57量刑事由的審酌）。
比起法務部的新聞稿，高下立見。
法務部說：
「查死刑犯李宏基，所犯是剝奪他人生命法益之殺人罪，其以殘酷手段殺害手無寸鐵之前妻及親生子女（犯罪事實摘要如附件），手段兇殘、泯滅人性，視人命如草芥，令人髮指，除使被害人無辜喪命，並造成被害人家屬無可彌補之哀痛及天倫夢碎之悲劇外，且侵害兒童權利公約所重視之兒童固有生命權，更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指「情節最重大之罪」的情形且無教化可能性。為實現社會正義，樹立司法公信力及威信，當有依法執行死刑必要。」
法務部僅審酌「手段、被害人家屬感受與對社會的影響」，當然法務部的「死刑執行審議小組」不是法官，不受刑法第57條的規制，但是在考量是否為公約中所謂的「情節最重大之罪」時，難道不應考量刑57的其他因子？
李案律師蔡明哲說：「其實他不是今天死的，他早在案發當天在女兒手上綁紅繩的時候就已經死了。」
或許法務部扮演了「送終者」的角色。他想死，我送終。
但是這樣好嗎？no mercy的法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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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告除於85年間尚未滿20歲之前曾犯竊盜罪經法院判決有罪宣告緩刑確定，以及前案外，並無其他積極侵害他人法益之前科，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足見平時尚非喜愛作奸犯科之人。再從被告前述生活狀況觀之，其自國中畢業後，就開始與父親李O仁一起學習機械安裝，自18歲就開始工作就業，退伍後，從22歲開始至30歲之間，仍是自食其力工作謀生，期間與陳O驊結婚，並無不願工作養家之情形，其工作薪資亦有奉養父母，足認尚非好逸惡勞、不負家庭責任之人。被告30歲以前，幾乎都是在桃園工作並與父親李德仁同住，然因陳O驊要求，其亦答應隨同陳O驊搬至不熟悉之高雄居住及工作，原本居住在自己胞妹李O萍家，然因陳O驊要求，其又搬往陳O驊娘家與岳父母同住，尚非完全不顧妻子意見之人。居住高雄期間，被告在陳O驊之胞兄陳O平經營的公司任職長達約5年，並非無業在家仰賴他人生活，任職期間，其與同事之人際互動雖小有磨擦，然並不嚴重，且依陳O平所述，其出勤正常，對於工作之態度大都會盡心盡力完成，於公司金融海嘯營運不佳期間，尚知共體時艱，主動要求減薪並實行，嗣後亦未要求加回，而是公司在營運穩定時為其加回，依此觀察，被告尚能盡忠職守、不忮不求。被告於陳O平公司任職期間，為增進工作上之知識，亦利用下班時間，前去就讀夜校充實職能，非無進取之心。被告於居住高雄多年期間，與岳父陳O麟、大舅子陳O平之互動相處均屬平和，足見其尚知禮儀分寸。被告確實在情緒管理不佳時，會發生家庭暴力行為，然除此之外之上開平時整體表現來看，其並非品行惡劣面目猙獰之徒。被告針對其有嚴重情緒管理不佳之問題，無法控制其家庭暴力行為，導致夫妻感情生變，被告亦曾積極就診尋求治療解決如前所述，並非未曾努力試圖改變。而其殺害李○宇之部分，雖犯罪情節至為嚴重，然仍應考量其當時亦打算自殺而坐在車內繼續往前駕駛直至昏迷，嗣因及時被發現始未死亡，是與僅殺害子女之情形，不論情節嚴重程度抑或惡性上，均應有所區隔，以上均屬對被告有利之量刑評價因素，本院自須考量在內。本件被告最終雖選擇沈淪，封閉自己，自陷於有遭感情背叛之猜忌囹圄中，浸溺於必須報復之漩渦情緒裏，無法自拔，斷絕摯友之聯繫及建議，使自身視子女為所有物、自私自利之扭曲性格雪上加霜，報復之心益加熾熱難耐，因而犯下本件難以原諒之重大惡行，自當付出代價，無可推卸，故而本院綜合考量對被告量刑之有利、不利因素後，就其所犯2罪，分別宣告上述之刑，並定應執行刑為無期徒刑使其長期與社會隔離，因而未克採納檢察官所求處之死刑，附此敘明。

｢從石垣島的歷史發展建構日台交流之新典範｣
二〇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全國青年市會長吉田信解會長、當地石垣島中山義隆市長、八重山經濟人會議大浜一郎代表幹事、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渡邊利夫會長與今天來到會場的各位、大家好！
登輝很榮幸受邀前來石垣島訪問；我曾於二○○八年訪問過沖繩本島，而在沖繩縣之中，石垣島特別與台灣有著密切的歷史人文及產業連結，所以，這次的造訪，登輝非常興奮。登輝要以｢從石垣島的歷史發展建構日台交流之新典範｣為題，作專題演講。
首先，我們先從石垣島與台灣在歷史上的連繫開始說起；台灣與石垣島的密切關係，從台灣被日本統治後不久後就已經開始了。因開設了台灣與日本內地連結的航線，石垣島擔起了台日往來間樞紐的任務，與台灣的貿易往來變得相當頻繁。
在日本統治時期一直到戰後的交流過程中，台灣來的移民對石垣島的農業貢獻良多。在戰前，一九三○年代有大量的台灣中部移民，來到石垣島墾植，他們帶來鳳梨與製造鳳梨罐頭的栽植技術，和可以幫忙農作的水牛。
在台灣本島，鳳梨種植及加工已成為一大產業，一九二○年代靠鳳梨加工產業貿易，因而至富的人不在少數。當時的台灣總督府便實施了輔導、整合政策，政策鼓勵鳳梨產業相關的老百姓到石垣島，開創新天地。
那時候，台灣移民在石垣島上的墾植生活非常艱困。從台灣來的人們開墾的是原本被森林覆蓋的丘陵地，所以必需先從砍伐樹木並火耕方式，來確保有可以種植鳳梨的農田。很幸運地，開墾的土地相當肥沃，且排水良好，相當適合栽種鳳梨。支持台灣移民的鳳梨產業漸漸地，成為戰前石垣島的經濟支柱之一。
根據文獻記載，一九三七年當時由台灣人設置的「大同拓殖株式會社」，招募台灣移民前來石垣島。因為有不錯的待遇，吸引超過三百位的自願者前來申請。而石垣島上的鳳梨產業，開墾面積也高達八十公頃的農田，並且還持續穩定成長。
當時，在沒有農耕機械的時代，人的力量開墾又有限，從台灣帶來的水牛，擔負起大規模開墾的重責大任；一頭水牛能有三、五人份的工作量，使開墾速度加快數倍這件事變成可能。
現在雖然已經沒有使用水牛耕作了，但是聽說當時從台灣帶來的水牛的子孫們，在石垣島附近的離島拉起了水牛車，負責帶給人們歡樂。「水牛精神」就此流傳。
當然，不否認地，刻苦耐勞的並使用水牛的台灣人的農業技術，讓鳳梨產業快速的成長，讓石垣島的原有居民備受威脅，島上的人感到「祖產土地是否被奪取了呢？」的威脅，進而與台灣來的移民之間產生衝突也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但是在這邊特別要提出的是，由台灣實業家為中心，所成立的組織｢台友會｣，成為盡力化解與石垣島人們間對立，促進互相理解的橋樑，同時也成為台灣來的人們間的節慶與心靈的依靠，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隨著大東亞戰爭的全面爆發，使得從事鳳梨產業的人口銳減，產業衰退。終戰後，日本結束了對台灣的統治，台灣與日本本來同屬一國，變成了兩個國家。
但是，石垣島與台灣之間深刻的連繫並沒有因此斷絕。決定留在石垣島的台灣人，與從沖繩本島等地而來的大量開拓移民合作重啟鳳梨產業，至一九五○年代產業完全復原，並再創另一波高峰。
伴隨著產業成長，鳳梨的生產量也大幅度增加。可是，當時鳳梨加工技術尚不成熟，且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鳳梨罐頭的製造量不能說與鳳梨生產量相當，而解決這個狀況就是台灣的人們。從當時已確立鳳梨罐頭加工技術的台灣，請來栽種鳳梨和罐頭加工的指導者，企圖加強技術並讓作業更加效率化。
從台灣請技術者到石垣島稱作「技術導入」。有許多在罐頭加工領域的熟練者渡海來到石垣島。因此，當地勞動者在種植鳳梨和罐頭加工技術上再次升級。此外，台灣來的指導者勤勉、誠實和高超的技術在當地居民中也有高度評價。在戰前有時會讓人感到威脅的台灣移民們，和當地石垣島上的人們，透過這個狀況讓雙方能夠聯結並共同生活。
現代石垣島的代表性水果：鳳梨，是從台灣來的人們邊和瘧疾奮鬥，邊尋求與當地居民融和深根下的產物。經過戰前與戰後的努力，登輝身為一個台灣人也感到非常驕傲。同時，也要再度深深感謝石垣島當地的居民的包容，和從台灣來的人們融合生活，在今日的石垣島上共存共榮。
台灣人民在石垣島開墾，與當地居民從相互陌生，互相衝突，演變成現在和樂融融地相處的歷史，足以當作台日兩國雙邊互動的最佳示範。
台灣與日本可以交流合作的範疇，從早期的農業技術，到現代工業化、資訊化、高齡化的社會趨勢，都是可以互相學習觀摩的對象。登輝以自己曾在四年多前曾罹患大腸癌為例，我病癒之後就積極地促成台灣與日本癌症醫療技術的交流與合作。如今，日本重離子醫療合作已經引進台灣，跟台灣台北榮總簽約，可以在二年內，加入為台灣病患服務的行列。
登輝在這個月，於日本出版了『日台IOT同盟』一書。此書統整了與耶魯大學的名譽教授浜田宏一先生對談後的內容。這本書的標題「IOT」是「Internet of Things」的略稱，簡單來說，以前為了利用網路不得不使用電腦或是手機，而IOT則是以周遭有的各式各樣產品為對象，「連接物品與物品的網路技術」。
透過藏入各式各樣製品的感測器連接上網路，而產生的嶄新服務與構造。甚至能使我們的日常生活為之一變的革命性技術，讓全世界的企業們爭先恐後的開發。
我認為這個「IOT」技術，才能促成「第四次產業革命」。以台灣與日本為首，暗藏能翻轉世界產業的潛在力。從數年前開始我就不斷提出，應該利用「IOT」當作帶動經濟成長的火車頭，讓IOT世界的實現成為可能。
日本現在在相當多領域嘗試運用IOT。而且還是在印象中與高科技產業，過去幾乎搭不上邊的農業技術上活用IOT技術。在此，我認為從今以後石垣島與台灣間的交流，特別在經濟產業交流上也可適用。
例如：農業人口銳減的問題，不僅在日本稻米的第一產地新瀉縣，各地農業縣市都面臨這難題。而為了增加收益，現在也正在進行農地的機械化與省力化。
此外，灌溉用水的管理，在稻作時最耗時耗力的工作。插秧之後農民必須花非常多的時間在廣大的水田內朝夕巡邏。一說水田管理勞務費用，佔經營成本約三成左右。從今以後，農業就業者不斷減少的影響下，農地集約化越發展負擔將會越重。
在這個狀態下，新瀉市與通信業者合作，構思實行能改革未來農業的企劃。設置以毫米單位測量田野水位的感測器，取得資料後，經過伺服器傳送給農家的手機或者是電腦。而農民不需要特地去水田，在家裡也可以掌握水位。這個技術若能落實，農產過程可大幅節省人力。
「日本有非常優秀的技術，但卻很難將它變成事業？」
這是某位美國技術者流露出的心聲，在IOT領域上，日本的技術確實領航全球。但是，這個技術泰半都是封閉在自己公司內部的服務與技術，事業化與發展到全世界有些困難。
在這點上，台灣因應全球市場的需求，擁有優異的技術可大量生產半導體等零件。在我還是總統時，投資了鉅額，構築整個半導體生產體制。以此為基礎，有近十間的半導體製造公司，進行開發IOT用的半導體。
如果能結合日本企業的研究開發能力和台灣生產技術，稱霸全球市場將再也不是夢想。日本經濟可以再度成長，台灣成為IOT一大生產據點後雇用比例也會增加。GDP的成長率應該可維持三％至四％左右。
二十世紀的產業，可以「自動化」一言蔽之。就像汽車的自動化工場般，大量生產工場支撐著一個國家的產業。而自動化在現在不論在能源面或是效率面都有跟不上時代的狀況。「物品」與「物品」之間主動地接受、傳遞與處理。
像這樣台日之間的合作關係，就像是戰前或一九六○年代導入鳳梨產業時的形態。那時，台灣於栽種鳳梨和加工有一技之長。因此特別在戰後，從台灣以「技術導入」的方式幫助石垣島的鳳梨產業。
在日本提出以IOT為主軸的經濟政策同時，與台灣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同樣的若要實行IOT政策，也不能夠缺少日本頂尖的研究，這也是登輝與浜田宏一教授共同提出的：「日台IOT同盟」概念。
台灣與日本都是亞洲最民主的國家，重視人權與和平，擁有共同的價值觀，也是四面環海，有許多利害一致的地方。登輝再次強調，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即便台日斷交後，仍維持著緊密的經貿、文化層次互動。台灣九二一大地震時，日本救難隊率先抵達台灣援助，而日本三一一海嘯時，台灣是善款捐助最多的國家。台、日兩國是生命共同體，應緊密合作。石垣島的例子，就是一面鏡子，是雙方合作的最佳印證，上個世紀已奠定基礎，面對新世紀、新未來挑戰，期盼再創雙方深化交流的新典範。
登輝今天與各位談到，針對石垣島與台灣的農業與經濟面上的歷史發展模式，來建構未來日台交流的新典範。
企盼今日的談話，能提供大家更多創新的思維，讓我們一起為日台交流持續地努力與貢獻，再一次感謝大家，祝福大家，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