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想阻中俄崛起 帶來區域衝突
胡逢瑛／元智大學助理教授（桃園市）
（中印十五日在加勒萬河谷發生衝突。法新社資料照）
後疫情時代，全球等待經濟復甦契機，最關鍵要素是，大國間展現領導能力謀求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目前看來，美國仍透過經濟制裁和軍售案，作為遏止中俄崛起手段，那麼美國給區域帶來的將不是機遇，而是衝突的挑戰。
如同美國學者米夏摩所言，自由國際秩序建立的挑戰，永遠是民族主義，他對於中美能否基於經濟互賴關係，避免戰爭抱持悲觀。究其因，儘管華府菁英對於遏止中國崛起有共識，但問題在於川普試圖以美國利益優先，無法阻止結構性的體系改變。這樣一來，美國領導所代表的國際建制衰弱，將是經濟復甦與地區和平的最大威脅。故普亭極力維護聯合國五常否決權，已獲習近平呼應。
美國退群導致全球失序的結構轉型，強權領導人傾向在面對國內極端勢力問題上，採取國家安全至上的威權舉措，不論是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或是華府處理國內暴動，訴諸國安理由如出一轍。
對外關係上，由於北約冒進東擴到俄勢力範圍，引發俄羅斯與喬治亞爭奪南奧塞提亞爆發戰爭，再到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甚至延伸到美俄在敘利亞的反恐戰爭對峙，爭奪勢力範圍與確保緩衝區，已成強權發動代理人戰爭，避免正面衝突的途徑。
爭奪勢力範圍衝突，也反映在中印士兵在邊境加勒萬河谷事件，與印度將拉達克歸屬中央直轄區有關。無獨有偶，日本針對釣魚台更名引發的，都是主權爭議區危機。
北韓單方面炸毀南北韓聯絡處，向首爾施壓，也是平壤向美國宣示的激烈動作。這些基於挑動領土爭議而引發區域緊張的單邊行為，都是擴大勢力範圍以確保緩衝區的危險動作，彰顯強權傾向冒進政策。換言之，在缺乏全球領導力協調，或國際既有機制逐漸弱化的情況下，因應對外關係變動，快速和持續的溝通管道和協商基礎，將更加重要。
從川普下令砲轟敘利亞，並將駐以色列使館搬遷到耶路撒冷，再到以無人機擊斃伊朗革命衛隊蘇雷曼尼的舉措，都加速引發地區對立與衝突升溫。在兩岸冷和的情況下，完全的扈從外交無法保障國土安全，尋求和解的基礎在於互諒與溝通。
地緣政治中，鄰近強權壓境所導致的悲劇仍是歷史的借鏡。在全球領導力轉軌的混亂階段，地區強權赤裸裸爭奪勢力範圍以確保自身利益並建構安全緩衝區，過度自私的行為肯定不能為人類和平帶來共同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