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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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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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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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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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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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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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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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十二骨傘評價 在 魔王夫妻的失眠長久戰隊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身為ADHD成人,回顧成長史】
這是一篇很長的文章,想寫給試圖以ADHD小孩角度理解世界的家長看,或者讓更多人懂得這種挫敗感。
長大之後,才知道自己是ADHD,第一次知道這個症候群,還是看一本日本漫畫介紹ADD(抱歉我想不起來名字),覺得漫畫裡的人怎麼跟我這麼像?才開始察覺自己的問題。等因為自己在人際關係與家庭遭受挫折時求助醫師,醫師才告訴我,我是很典型的ADHD,只是我長大了。
從小我功課總要寫很久,尤其是小學生字練習本。每一個生字寫在格子裡,都是一個故事,以下不是寫作的譬喻,是當時的我真心這樣想:
格子上下左右的線是牢籠,我要把這些字抓起來關進去,簡單的字很好關,複雜的字要花一點時間,不然會把它弄受傷(寫錯),在想像力的世界中,沒人知道我坐在書桌前的發呆,其實是一場又一場追捕行動。當我好不容易寫完,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補習班老師檢查,可能會把我寫的錯字、倒反字、醜字擦掉,如果是我家人,可能會整頁撕掉。
英文字對我而言,就完全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因為每個字看起來都好像,我沒辦法用記憶象形文字的系統理解,於是直接變成英文文盲,可以聽、可以說,但讀寫不行。
數學的加減乘除,我也不是不會算,就會漏了寫、忘記換符號,左右等式沒平移成功,都要檢查再檢查,不然就會有問題。
體育方面也是一片悲慘,我跑步永遠是班上最後一名,明明腿很長,身高也夠,打籃球卻無法運球,只會原地拍球,日常生活中,明明是平地我也很能摔倒,把自己摔骨折好幾次。
因為我的成績不錯,他們覺得,我是個聰明孩子,體育不好沒關係。只是不夠用心、不夠仔細,才總錯一些莫名奇妙的地方,就是一個粗心大意的小孩。
記得小學第一年考試,我看到這麼空白的一張紙大為興奮,覺得好棒可以畫畫了,於是很認真專心的畫畫,畫完了才做題目,然後被家人打個半死,因為我考五十九分。
第二次我就不敢了,先寫才畫,考了九十五分。
是的,我是靠打罵教育度過童年的孩子,其實事後想想,那也是家人對我的束手無策,因為打會產生「危機感」,當一個人生命遭受威脅,什麼潛能都會爆發,不會的事情也要拚命做到。
有時候大人當下跟我說的話,我明明聽到、也理解了,但腦袋就是一片空白,靠著皮肉痛,我可以稍微記著這很重要。
#本人不鼓勵體罰
#我花了很多時間療癒童年創傷
日常常規,就很難這樣打出來。
我奶奶常說:「如果不是你的脖子連著頭,大概你的頭也會掉。」從我幼稚園開始,水壺、雨傘、筆袋、外套、便當、書包,舉凡你想得到的,我都掉過,最高記錄是便當袋一個月掉七次,悠遊卡總是有去無回。縱然我已經很小心很注意,東西就是會不見,常常覺得隨身攜帶著一個黑洞,什麼東西被我帶出去,就有不見的可能。
因此,我的悠遊卡只存一百元,掉了也比較不痛,最近還乾脆買那種能綁在手上的樣式、才不會不見。
手機錢包鑰匙,每天出門都要在家裡徹頭徹尾的找,大標語也貼在門口提醒自己,以為都帶出去了,還是常常忘記鑰匙把自己關在門外。結婚前我家人乾脆把鑰匙藏在門口,婚後不能這麼做了,最後我把鑰匙打了一堆放在鄰居與家人身上,麻煩誰有空誰來救我。
打工也不能找有收銀的工作,不然下班交接要對帳,我總是漏算,搞得大家都不能下班。對時間觀念也很差,但道義上我不能接受遲到,於是我常在最後幾秒坐上計程車,花錢買時間。
做家事我也非常苦手,我對煮菜有興趣,但討厭收,也常常不記得自己買過什麼菜與醬料;我喜歡洗衣服晒衣服,但不擅長摺好放好,也不會記得隨手掛回原位;我的鞋子總會亂放,沒有辦法放在固定的地方;生活雜物都像會分屍一樣,很難找到全貌,東西都七零八落。
讀書時,學校抽屜跟書包永遠噁炸天,因為不但亂(被考卷塞滿),我還常常忘記吃過的三明治或小點心,造成環境亂源。結婚前,我住在垃圾屋裡,就是睡覺前要從床上把東西推下去,不然沒位置躺,起床時要把地上的東西抱回床上,不然沒辦法走出去的亂。記得當年帶著老公魔王先生回我家看,他是倒抽了一口氣,然後跟我說:「沒關係,我會幫忙整理。」
萬幸他真的言行合一,我們家目前還沒垃圾屋化。
我與老公是國中同學,他也深感我人際關係有盲區,我常常沒做什麼事,就會被他人評價:「虛假、心機重、假直白。」幾乎每個階段我都遇過被討厭、排擠、霸凌,但常常最後要好的朋友,都是當初討厭我的人,包括我伴侶魔王大人。
但魔王也常常被我的蠢氣到,某一次他念,我也無奈:「如果你念完,我就能大徹大悟改變,奶奶三十年前早就成功了,真的輪不到你念。」後來,當我晚上下班或帶小孩注意力耗盡,開始連續犯蠢的時候,他也比較能體諒我真的腦不夠用。
但光生在人世,就能造成別人這麼大的困擾,我也覺得活著很累。
一直到知道自己是ADHD那天,才一切豁然開朗,原來,我不是懶惰,不是不夠小心注意,是我的腦天生就不夠好用。
於是,我開始做我能做到的事,取代我做不到的事情。有時間我再來寫一篇,沒服藥還是長大的ADHD,是怎麼克服一些日常困難。
現在很羨慕能走療程,服藥、生活訓練,並有家人支持的孩子,但更多孩子還在不被理解的狀態。
希望這篇文,能讓大家更清楚共感我們的日常挫折與困境。
我是ADHD的成人,我也還在努力活著。
#ADHD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注意力缺乏多动障碍
#注意力缺失症 #過動症 #多動症
十二骨傘評價 在 宜蘭縣議會議員陳文昌服務處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宜蘭現代化之父-陳定南】
2020年3月31日,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談論他對武漢肺炎對經濟衝擊的看法,他認為,武漢肺炎的影響恐怕將永遠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他形容,這場大疫「有點像一場戰爭」,他拿自己的經歷比喻,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是個十幾歲的少年,「戰爭完全毀掉了我父親的事業」,在戰爭之前,他沒想過到美國唸書,是這場戰爭,改變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像2008年救汽車產業一樣,救餐飲業。而餐廳業背後牽動不動產和農業,如果餐飲業垮了,會有骨牌效應出現。他也分析,餐廳業的規模差異很大,從一年7000萬美金營業額,到一周只有5000美金,但同樣的狀況是,只要沒有銷售,餐廳的狀況就會快速惡化。因此,如果沒有美國政府支持餐廳業的現金流,或員工的醫療保險,美國餐廳業的大洗牌即將出現。
張忠謀先生點出的這個故事,顯示武漢肺炎帶來的全球經濟影響,絕對不止是電子業供應鏈斷鏈這麼簡單,數周的封城,不只讓油價可能觸及個位數,還可能讓許多產業面臨生死危機,即使疫情過去,產業的面貌都將大大不同。--引自財訊
看到如此觸目驚心的預測,不禁讓人更為憂心。在此,不只希望國人謹慎小心安然度過此次危機,更讓人想到超前佈署的重要性。台灣不止在防疫上超前佈署,在各種產業經濟面上、觀光餐飲業、交通運輸業、學校教學上........等等皆須果斷因應防患。
想到一則陳定南勇敢果斷的小故事,本篇原刊載於TVBS週刊372期(2004年12月14日出刊),記者顏彩雲專訪東方廣告公司董事長溫林翠晶談舊屬陳定南的訪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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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少年仔,日後一定不簡單》
─老闆娘心目中的陳定南─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陳定南服完兵役,退伍後開始找工作,這時他看報得知東方廣告招考廣告業務員,便前往應考,從眾多競爭者中一路過關斬將,成為三、四個東方廣告的新進幸運兒。
原東方廣告董事長溫春雄夫人、現為董事長的溫林翠晶回憶,陳定南在東方廣告兩年半的日子,給他的評語是:「做人誠懇、做事認真、負責任、有效率,尤其是『危機處理』,讓他印象十分深刻!」
她舉例,有一年公司旅遊到花蓮遊玩,回程途中遇到大雨,前面路段坍方,後面塞車,一行人被卡在南方澳附近的蘇花公路上,陳定南自告奮勇打著一把傘,獨自步行十數公里,趕到南方澳公司預定用餐的餐廳,告知更改開飯時間,並打電話通知總公司,將延誤回台北時間,並請轉告相關家屬及人員。
當時通訊條件不好,沒有手機也沒有呼叫器,電話也不普遍,若非陳定南自告奮勇、冒險徒步走到南方澳,做好通知事宜,結果一定亂成一團。溫林翠晶回想這段往事,直誇讚「這不是一般普通人能做到的!」她認為這都因為陳定南出身貧苦,後天養成吃苦耐勞的美德,才有如此出眾的表現,她早知道:「這少年仔,日後一定不簡單!」
陳定南在業務上的表現也十分傑出。像當時的大客戶日立電器、東信製藥等十數家都是他拉到的,溫林翠晶說,她丈夫在世時直誇陳定南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做了兩年半的業務後,台塑王永慶自己有意開一家廣告公司-首席廣告,向陳定南招手,陳定南向溫春雄請教,溫董不但放人,而且替他寫了一封評價很高的推薦信,並願做陳定南的保人,陳定南至今貴為部長,見到溫夫人還說感激溫董的大恩大德,她說:「從這點證明我丈夫沒看走眼,也證明陳定南的人品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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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 #大洲小筆
~~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看台的欄杆,因為間距不規則,陳定南下令重做,讓包商多花了十八萬。「我對品質從不妥協」陳定南堅決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