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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往事並不如煙】

繁華與盛美，古典與現代，巴黎的一切一切都要從西堤島（Île de la Cité）說起。

暫且跳過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已經有人類活動的痕跡，遠在西元前三世紀，塞爾特民族分支巴黎西人（Parisii）便來到這兒定居。那時的西堤島並非一座島嶼，而是好幾個散布在沼澤裡的小島，島上居民無論飲水、捕魚或是栽種作物都由塞納河供給滋養，他們駕著小舟在蜿蜒河道來往，構築成功能齊全的聚落。

憑藉河水資源不虞匱乏的小日子原本很美好，直到西元前52年，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100 BC - 44 BC）派出4個羅馬軍團前來攻佔。面對強勢外敵，巴黎西人以破敗粗糙的斧頭對上羅馬人精良裝備和強效訓練，結果當然是血流成河屍橫遍野，無力可回天。臣服於羅馬統治之後，巴黎西人從此成為高盧羅馬人。

羅馬化之後的西堤島，尤其是小島東邊，一如從前，依舊是信仰中心，巴黎西人的祭壇在此逐步擴建，又迎來了羅馬眾神入駐，成為包容兩種文化的神廟。隨著時間推演，巴黎基督化之後，舉世聞名的聖母院也是在此拔地而起。

因此，巴黎聖母院除了建築設計足以代表哥德式藝術最完美的成就之外，尚且代表整個巴黎的文化和宗教起源，對於巴黎，或是整個法國和歐洲歷史發展，重要性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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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堤島的東邊是信仰中心，西邊則有從羅馬時期四世紀中興建的堡壘宮殿，自此，巴黎開始建城。

西元508年，法蘭克王國國王克洛維一世（Clovis Ier，466 - 511）將巴黎定為墨洛溫王朝（Mérovingiens）首都，也在這座羅馬宮殿的基礎上增建「西堤宮殿」（Palais de la Cité）。歷經數百年權力更迭，巴黎曾經退出權力中心；西元987年，卡佩王朝（Capétiens）建立時，巴黎再度成為王國首都，國王們依舊居住在西堤宮殿，直到1358年瓦盧瓦王朝時才將宮殿搬遷至塞納河右岸的羅浮宮。

但是無論世代如何變遷，聖母院依舊是巴黎的信仰崇敬之所在。

這座古老壅擠的都市，在19世紀經過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年- 1891）大力整治，幾乎剷平了所有中世紀建築，僅留存少數古蹟，例如西堤島上的聖母院、法國最古老的王宮-西堤宮殿，和相連宮殿的「聖禮拜堂」（Saint-Chapelle）、「巴黎古監獄」（La Conciergerie）。

其中，聖禮拜堂就非常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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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禮拜堂為典型哥德式建築，被譽為是法國最精美的皇家小教堂，也是整個歐洲13世紀花窗玻璃保存最完整之處。

整座禮拜堂擁有15扇高達15公尺的開闊窗戶，由多達1113面彩色玻璃組合而成，上頭描繪了舊約和新約聖經故事的不同場景，以及聖物運抵巴黎的過程。這些裝飾創造出無與倫比的璀璨瑰麗，更是13世紀玻璃藝術最豐碩的展現。比起聖母院，被聖禮拜堂的炫目光影包圍或許更讓人震撼動容。

得利於建築技術發展，十字交叉拱架得以延伸出進一步應用，過往羅馬式教堂的厚重石牆被捨棄，輕盈纖細的支柱和肋拱，加上飛扶壁便足以創造出嶄新的教堂形式，牆壁也能裝上大片窗戶裝飾。你知道的，要是羅馬式教堂窗戶開太多，牆壁支撐力道不夠，教堂可能就垮了。

透過百花窗和彩色玻璃，不僅宣揚教義，闡釋聖經故事，光線透過之後形成的絢麗光影，更讓虔誠信徒不用再像過去那樣只能待在陰暗濕冷的空間中禱告，而是能夠親眼看見聖經中所提及或內心朝思暮想，那聖城耶路撒冷與天堂的夢幻之所。

聖禮拜堂正是這樣一處宗教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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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驚人的玻璃百花窗，聖禮拜堂當初是用來收藏無可比擬的無價之寶，尤其是對教徒來說，可說是〝聖物中的聖物〝，那就是耶穌受難時所戴著的荊棘冠以及他被釘上的十字架大型碎片。

能擁有如此重量級的聖物和精美絕倫的皇家禮拜堂都要歸功於法國卡佩王朝的國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4 - 1270）。

路易九世在位40多年期間，無論在政治、經濟、建築、教育或藝術都建樹極多，例如知名的索邦大學前身-索邦學院也是成立於路易九世之手。他還是位虔誠的教徒，曾經兩次帶兵參與十字軍東征，只是往往出師不利，第一次東征結果慘敗成了俘虜，第二次則是在過程中於迦太基死於疫病。

然而路易九世的宗教熱誠和諸多事蹟，讓他在死後被天主教會封為聖人，因此他也被稱為〝聖路易〞（Saint 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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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荊棘冠和十字架之所以落在路易九世手裡，說起來有點因緣巧合又有驚無險。

若不是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鮑德溫二世（Baldwin II，1217-1273）和整個宮廷債台高築，又拿國寶-耶穌的荊棘冠抵押，跟威尼斯商人借了一大筆錢卻無力償還，路易九世也不會有機會入手聖物。為了籌錢還債，免得荊棘冠最後被威尼斯給沒收，鮑德溫二世還在1237年親自前往歐洲尋覓買家，順便找人跟他一起組成十字軍同盟聯合東征。

路易九世雖然對聯盟沒興趣，但一聽到荊棘冠卻眼睛為之一亮。這時候，多少錢都不會是問題，只要能得到荊棘冠！

擁有聖物對於王權的穩固具有相當大的重要性，不僅顯示國王信仰堅定，也代表神所賜予的榮耀，更能在百姓和各國之間建立無可動搖的威望。換句話說，聖物的象徵性和功能性對於專制王權是錦上添花的最佳物件，無論出於宗教情懷或是政治算計，路易九世都不能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話說回來，雖然拉丁帝國還是失去了荊棘冠，但好歹是落在有點淵源的自家人手裡。

路易九世花費鉅資完成交易後，荊棘冠於1239年風塵僕僕抵達巴黎，中途當然會有其他人想要挾持搶奪，幸虧耶穌聖物還是安全來到新家。為了妥善供奉珍貴的耶穌遺物，路易九世下令在西堤宮殿內興建聖禮拜堂，整個工程從1241年進行到1248年，歷時短短7年便大功告成，以整體建築和裝飾的精妙程度來看，這樣的工時確實非常有效率。

有趣的是，建造宮殿的費用遠不及路易九世購入荊棘冠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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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禮拜堂分為上下兩層，耶穌遺物被置放於上層，一旁有扇門直通皇家宮殿，因此當時聖禮拜堂只供王室成員使用。

想想看，在那個疫病橫行，戰事頻起的年代，國王只要渴求耶穌的撫慰和力量，便可以來此靜思冥想，沐浴在百花窗的幻麗光影中。對於王室來說，這是一個多麼核心又私密的存在！不過就沒有老百姓的份了（無奈攤手~

時光流轉，人事變遷，1789年爆發驚滔駭浪大革命，作為君主專制象徵，皇家專用禮拜堂如聖禮拜堂當然會成為暴民攻擊目標，無論是家具、聖壇飾板、12使徒雕像等都被破壞得慘不忍睹，就連盛裝聖物的盒子也被送到造幣廠銷毀鑄鎔，有些彩色玻璃窗還被整扇拆下輾轉賣到英國去。

幸好，荊棘冠在危機凶險中得以保全，不幸中的大幸。

想來暴民再激情慷慨不顧理智，面對耶穌基督的遺物還是存有敬畏，也因如此，這麼至關重要的文化資產才得以保存。另外讓人慶幸的是，儘管玻璃百花窗難逃一劫，破的破毀的毀，還是留下了2/3比例的原件。19世紀中期經過修復，聖禮拜堂終於恢復原貌，成為歷史文化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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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到西堤島，除了聖母院之外，聖禮拜堂與一旁曾經關押法王路易十六瑪麗王后的巴黎古監獄，都很值得細細探訪，見證巴黎的歷史起源，想像法國輝煌的歷史，以及王后一夜白頭的哀愴憂戚。

然後啊，那個革命歸革命，訴求歸訴求，可以不要拿文物古蹟出氣嗎？

多少歲月和知識的積累才能建立的文化與價值，輕易摧毀草率破壞，也不過是以改革造反之名，行鄙陋無文之事罷了…（無奈攤手again+翻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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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Junie Wang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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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對伊斯蘭主義治標治本

巴黎遭恐怖襲擊後，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這是「戰爭」，隨後中東的約旦國王（親西方的）阿卜杜拉也認為，這是一場「世界大戰」。他們不約而同，都看到了恐怖襲擊背後伊斯蘭主義的興起，那種意識形態向西方宣戰的本質問題。

法國及隨後馬里等國家遭到的恐怖襲擊也再次引起人們對一些基本概念的辯論：這是不是一場全球大戰？伊斯蘭主義（恐怖分子）與伊斯蘭教是什麼關系？西方應如何應對？

對於第一個問題——這是不是一場戰爭，我在14年前美國遭到恐怖襲擊的911事件時就寫過題為「打一場摧毀專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文章，強調必須把反恐當作一場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摧毀納粹那樣的「戰爭」來看待和對待。因為伊斯蘭聖戰者的行為，已是對西方世界開戰，意在摧毀我們的生活方式，讓世界回到伊斯蘭律法（回教法）統治的時代。在非洲國家馬里的旅館發生的恐怖襲擊更為明顯，人質如果能背誦《古蘭經》就被釋放，而在伊拉克和敘利亞，ISIS（伊斯蘭國）更是公開砍人頭，甚至把基督徒的頭掛在電線桿上，比中世紀還要殘忍黑暗。

挑戰者（極端伊斯蘭分子）已經採用了最野蠻的戰爭手段來襲擊自由世界，那西方就不僅完全有權利，更應該、必須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來反擊。西方民主陣營占有全球80%的經濟，90%的軍事力量，有絕對足夠的實力打贏這場全球反恐之戰。在這場用牛刀斬螞蟻的實力懸殊面前（跟西方的強大軍力相比，伊斯蘭國連「雞」的份量都夠不上，而是老鼠或螞蟻），只有一個問題：自由世界有沒有丘吉爾、里根、撒切爾那種能認清邪惡、並敢於採取行動的強勢領袖。

第二個問題，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教是怎樣的關系？簡單說，伊斯蘭主義是把伊斯蘭教意識形態化、極端化。兩者不是一回事，但有密切關聯。當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炸毀紐約世貿大廈的19名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這次巴黎大屠殺，在馬里旅館劫持並殺害人質的聖戰分子都是穆斯林，他們都宣稱信奉《古蘭經》。

那怎麼解決這個「糾結」的問題？應該「治標」還是「治本」？

治標，就是用戰爭手段強烈打擊首先使用暴力推行伊斯蘭主義的恐怖分子，像二戰時對德國希特勒、日本東條英機們那樣，把他們徹底摧毀、根除！對他們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烏托邦幻想。跟砍人頭、濫殺平民的恐怖分子沒有任何其它餘地。

如果認為這是一場戰爭，就應該主動進攻，去消滅敵人。只有主動攻擊，端掉恐怖分子的老巢，才能阻止他們來襲擊西方國家。我在以往的文章中強調過，反恐戰爭不是打不打的問題，而是戰場的選擇問題；不在中東打，就得在美國和法國等國家本土打，在紐約街頭和巴黎音樂會上打。對極端意識形態者，如果以為你不去招惹他們，他就會饒了你，那紐約世貿大廈、波士頓馬拉松、巴黎音樂廳和馬里旅館的屠殺就是他們的回答。

事實是，一味的防守根本不能解決問題，那是防不勝防的。巴黎已被稱為「警察國家」，因街頭幾乎五步一哨、十步一崗，手持衝鋒槍的警察嚴密把守，但仍發生了音樂廳和餐館被襲事件。你再嚴密檢查體育館、音樂廳，也無法做到對所有進入旅館、餐館、咖啡廳的人都像對飛機乘客那樣檢查，別說做不到，即使能做到，那我們大家普通、平常的日子還過不過了？更別說恐怖分子還開汽車隨街掃射，你總不能對每輛進入街道的汽車都事先檢查。所以，那是根本無法靠防御解決的問題，只有靠「進攻」，打掉恐怖分子的中心（頭腦），砍斷它的旗幟，才能樹倒猢猻散。

今天無論法國還是美國，如果西方國家沒有決心派地面部隊鏟除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國，反恐戰爭就不會獲得真正勝利。僅僅靠飛機「轟炸」不能根本解決問題。ISIS現在占領的區域相當於整個英國面積，二戰時納粹大規模轟炸英國，都不能打贏。如果美國後來不直接地面參戰，僅僅靠轟炸，也同樣不能打敗納粹德國。所以關鍵還是西方領袖有沒有決心，把這場全球反恐作為戰爭來打，首先打敗伊斯蘭國，隨後再像化療追蹤癌細胞那樣消滅漏網的恐怖分子。這場戰爭，別說動用美國的強大軍力，僅憑法國一國之力，也完全可以打敗只有土匪民兵式武裝的伊斯蘭國。

如果西方國家真想解決問題，就應該以北約軍力為核心，組成「全球反恐聯軍」，哪裡出現「伊斯蘭國」或「聖戰武裝」，就到哪裡去把那些野獸鏟除。北約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有牛刀卻對斬螞蟻都唯唯諾諾，是持牛刀者的認知和魄力有問題，而絕不是「螞蟻」有多強大。有牛刀而不用，是當今西方領袖的最大問題！今天西方反恐之戰打得這麼窩囊，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丘吉爾那種頭腦清晰、堅毅強勢的領袖！

治本，就需要自由世界清楚地認識到：只有致力摧毀全球的專制勢力，結束那些獨裁政權，打破政教合一，才能真正鏟除恐怖主義的溫床。民主政體是遏阻伊斯蘭主義的最好、最根本的手段。

雖然伊斯蘭教跟伊斯蘭主義有密切關聯，但兩者不能等同。戰爭可以解決掉部分恐怖分子，但卻無法解決伊斯蘭教的問題，也不應該用強力對付穆斯林群體。穆斯林有信奉伊斯蘭教的權利，就像馬來西亞前副總理安華（穆斯林）曾說的：「絕大多數普通的穆斯林人，像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一樣，也是重視家庭生活，祈禱和平與安全，平靜地生活。只是那些極端伊斯蘭分子反民主、反西方、反猶，自閉而不寬容，沒有能力跟今天現代社會的其它社區共存。他們用殺害平民的方式謀求政治目的，不僅造成生命的喪失和親人的痛苦，也嚴重傷害了眾多普通的伊斯蘭教信仰者。」

但連安華也承認，伊斯蘭教有嚴重問題，「不能總誇讚伊斯蘭文化遺產怎樣輝煌」。因為伊斯蘭聖戰有教義資源，《古蘭經》上明白地寫著，「要用戰鬥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蘭的人，都變成穆斯林」（伊斯蘭信奉者被稱為穆斯林）。伊斯蘭教有暴力的成分，所以這個宗教需要改革，就像基督教不僅有了放棄暴力而強調愛與仁慈的《新約》，還經過了馬丁.路德等領導的改革，才不再有高舉宗教正義旗幟的十字軍東征（武力征服）。伊斯蘭教明顯而迫切地需要這樣的變革。

但這個變革不是西方等外部世界通過強力迫使可以完成的，而應由伊斯蘭內部（路德們）自己改革。要促使這個改革的發生和完成，關鍵是要鏟除伊斯蘭世界的專制政權，使伊斯蘭溫和派聲音不受限制和恐懼地發出來，最後成為主流。

明擺著，如果伊斯蘭世界走向民主，其憲政體制就會自然制約和遏阻極端伊斯蘭勢力，因為如按伊斯蘭律法行事，觸犯了世俗法律，那就會遭到民主體制下的法治制裁，由此就把伊斯蘭限制在宗教範圍，不能超越憲政體制的司法，更無法輸出暴力和恐怖襲擊。

這一效果在民選的穆斯林國家得到清晰的證實，例如在土耳其（人口99%是穆斯林），兩億人口的印尼（穆斯林占90%），更不要說有一億二千萬穆斯林的全球最大民主國家印度，他們的民選制度都自然地制約了極端伊斯蘭勢力。土耳其、印尼、印度等都沒有輸出恐怖主義，更不是極端伊斯蘭分子的老窩。所以長遠目標，應是在全球鏟除專制，傳播自由價值，推行憲政民主制度，才是制約並摧毀聖戰分子的根本之道。只有治標和治本雙管齊下，才可能真正解決伊斯蘭主義和恐怖主義問題。

——原載《看》雜誌2015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