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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良心的守護人治罪］

就在蔡玉玲查冊案裁判前夕，消息傳來，她這次的「罪證」，《鏗鏘集》偵查報導「7.21誰主真相」，獲得了「金堯如新聞自由獎大獎」，評判一致讚許這個報導不論是專業水平，還是按公眾利益考慮，獲獎都是實至名歸。

而新任廣播處長入主了的香港電台，竟然公開表示，有獎也不要拿。

而香港的法院，也把這個剛拿了獎的記者，送上了犯人欄，把她治罪。

更諷刺的是，7.21元朗襲擊案裡，白衣人被告暴動案仍在審訊，被襲擊的一方也有被告上法庭。但第一個因為7.21事件而被定罪的人，竟是為了查明真相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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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歲的蔡玉玲，身型微胖，理了乾爽的短髮，這天戴了黑色口罩，穿了長袖柔軟料子的黑衣服，配搭了軍綠色布褲，腳踏綁帶平底便鞋，下午二時半到達西九龍裁判法院。這天陽光普照，微風輕送，初夏的一個好天氣。

過百名旁聽人士到場，不少是資深的新聞界同業，也有熱心市民。因為疫情稍緩，法庭取消了以往封掉部份座椅的旁聽措施，西九龍1號庭坐滿人，未計直播的旁聽席，內庭已坐了近100人。

綽號「阿包」的蔡玉玲，在港台同事擁簇下到場，先和律師團隊入房間商議，當她進入內庭時，她坐在律師團隊之後最後排一張辦公室椅子上。開庭前，氣氛嚴肅，大家都鴉雀無聲。

準時開庭，胖女保安員大喊：「Court!起立！」徐綺薇裁判官步出，請被告坐下。「以下是裁決理由」，她逐字細讀中文裁判書。判決書冗長，26頁共60多個重點。然而大部分時間都是爭拗技術性的法律觀點。

上網申請車主查冊資料，作為一種「陳述」，運輸署署長有沒有權限不批准發出查冊結果，逾半小時，裁判官的總結是，為免資料被濫用，或基於她認為的「立法原意」，運輸署署長是有權限審視申請查冊者用途，才決定是否發出查冊結果。

阿包最初坐在椅子上神情輕鬆，入座前略為伸展了一下自己的頸部。聆聽着裁判官的朗讀時，她不時轉換姿勢，有時雙手緊握把前臂放在枱上像祈禱，有時交疊雙手放在胸前，有時更把玩自己的手指，又或者用手托着腮部。

直到後半部，判詞進入「戲肉」。

辯方指出，《鏗鏘集》清楚顯示涉案車輛被用作運送襲擊者及懷疑用來犯罪的武器，而查明在道路上被用作犯罪工具車輛的負責人，必然是「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故此認為蔡玉玲並沒有作出虛假陳述。

然而裁判官卻指，所謂「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必須是和申請人「自身」有關，例如申請人的車子和對方車子發生意外而作出索償，並不是車子被用作甚麼用途。

裁判官有句話，可圈可點。

「本席認為，被告人是否本着良好的動機索取資料並非重要。」此時，旁聽席上嘩然。裁判官補充，被告應考慮用「其他途經獲得申請」「例如向運輸署提出書面申請」。在座記者面面相覷。

裁判官的一句話，打進在座近百記者心裡：「採訪及報的用途本身並非與交通及運輸有關事宜。」在元朗7.21事件後，即使記者發現一架車，曾被運用大量竹枝給懷疑兇徒 ，也不合乎查冊資格。

最後，裁判官再向記者們澆一盤冷水。

壓軸討論是，記者申請時是否「明知」故犯，亦即，記者是否無心誤墮法網。裁判官指，她可以用事實去推論。

裁判官引用《鏗鏘集》中，記者出示記者証上門採訪，打電話跟進訪問等作為原因，指出「採訪和報導用途，和涉案車輛本身事宜完全無關」；「被告人顯然為着採訪報導及製作節目」而查冊，根本與「其他交通及運輸事宜無關」。

聽到這裡，只差裁判官口中一句「罪名成立」，蔡玉玲開始不斷眨眼，原來淚水已盈滿眼眶，眼淚已經滴下來了。

裁判官着蔡站起來作宣判，全場靜默無語，她雙手下垂，過百記者目睹一個優秀同業，承擔了為公眾利益而被入罪的苦楚。

此刻，被宣判有罪的，是全香港的記者。

求情的過程，亦異於平常。

平日的場景是這樣的，大狀會說，被告人或許成績不好，或許沒有甚麼成就，但決心改過云云。

但今次大狀的求情內容，被告人的成績亮麗得很，成就卓越。搞不好，還以為大家在出席一個新聞獎的頒獎禮，還以為是頒獎嘉賓發表對蔡的加許，沒想過是一個記者定罪後求法庭減刑的陳述。

「蔡玉玲今年37歲，畢業於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主修新聞與傳播學士，2007-2016年她曾經在港台由非公務員開始服務，後來成為公務員。同期更擔任港台工會主席，她是最年輕的工會主席。2016有份創立傳真社，之後於2018年成為獨立記者。

她曾經在國際上拿得多個新聞獎項，紐約和美國紀錄片獎項，她的偵查報導，包括一個穿山甲走私的採訪，機場空管系統的問題報導，可見，她為公眾利益作出了貢獻。」

辯護的陳政龍資深律師，呈上兩封求情信。

一封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撰寫的，內裡提到，「蔡玉玲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調查報導記者。在新聞學中，調查記者向來被為『良心的守護人』和『民主社會的偵探』。」聽到「良心的守護人」這裡，蔡玉玲脫下口罩，感慨地用紙巾拭淚。

李立峯後來向我提及，「良心的守護人」是來自兩位美國新聞學學者James S. Ettema 及 Theodore L. Glasser一本關於偵查報道及社會公義的書，書名為 "Custodians of Conscience"。

李立峯在信中寫道：「在是次案件中，蔡的『查冊』行動是調查報導工作的一部分，報道涉及一件極重要的新聞事件，讓公眾得知或至少為貼近事件真相，是新聞界的責任，報導服務的是公眾利益。本人希望法庭在判決時能充份考慮被告無私的動機、調查報道對公眾的重要性，以及蔡玉玲個人正直誠實的品格。」

前記協主席岑倚蘭，曾在她擔任主席時，與阿包共事，她說，昨夜撰寫求情信時心情痛苦，「我覺得，根本無罪，何罪之有？點解要求情呢。」

岑倚蘭的求情書寫道：「這位新聞界的精英、傑出的名記者，竟因為查冊這項新聞界普遍用的調查工具而遭逮捕起訴，實在痛心。」「法官閣下，眼前這位追求卓越，用心和專業紀錄時代，揭發真相，見證歷史的記者，是香港之寶，我城需要她。」

學院派，實戰派，都對蔡一致讚許，一位正直誠實的香港之寶，竟因為全港記者都做過的查冊程序，成為了代罪羔羊。

陳大狀向裁判官說了一句話：「正如審訊中我們提及，每年政府收到關於查冊的申請數字，千計來自傳媒，新聞學術界都會教學生用查冊。今次裁決前，無論業界翹楚，抑或學術業界，都說這是一向的做法，法官閣下，妳卻說，這是錯的做法。」

裁判官考慮了三分鐘，請蔡玉玲站起來，表示「睇過求情信，知悉妳得過的獎項，無可置疑，妳的目的是為採訪及報道，但也要用『正確』的途經。考慮了妳的背景，目的，車主沒實際影響，判罰款每宗罪3千，兩項罪名共6千。」

裁判官還問，阿包甚麼時候可以交罰款。因為一般被告，有時會拿不出罰款。但當然，罰款今天已經可以拿出來。

散庭時，有人大嗌：「採訪無罪！查冊無罪！」阿包已哭成淚人，倚在律師身上痛哭。有一名旁聽席的女士紅着眼圈，走上前向阿包說：「多謝哂妳蔡小姐，香港好在有妳這種人。」

逾百人陪伴着阿包坐扶手電梯離開西九龍法院大樓。一宗好像很細小，很技術性的案件，凝聚了全香港記者的心。被告上法庭，被定罪的，是每一個在香港曾經查過冊的記者。有資深記者苦笑說：「我是不是要自首呢？」

阿包在咪兜前發言，平伏了的心情又泛起了波濤。「當然這是難受、傷心的。今天我被定罪，其實是判了所有記者有罪。」

「我堅信查冊無罪，新聞自由無罪。你問我，過去十多年做記者，我也是持守着一套新聞價值，謙卑而嚴謹。我自問，這兩年做關於721的報導……（哽咽）是我最引以為榮的報導。」說到這裡，她悲從中來。

散庭前，控方都把所有證物充公，包括《鏗鏘集》光碟等，唯獨香港電台的記者證，發還給她。

被問到，將來還有沒有機會回到港台工作，尤其是現在連拿個獎都好像被禁止。

蔡玉玲說：「我想做記者，但不一定要做《鏗鏘集》的記者，也不一定要做香港電台的記者。」

(照片: 岑倚蘭)

【猶抱時光半遮面】#藝旦 #時代歌聲的收納箱
　
文‧圖︱林太崴（類比音聲玩家）
　　
若說藝旦是個職業類別的話，在島內早已消失許久。
　　
遠在清朝時代，青樓便頗為盛行，到了日本時代，所謂「花柳界」甚至更具規模，尤其設有專人專法進行管理的「遊廓」（又稱色町）。在遊廓下的各種相關分類中，娼妓是最明確帶有情色服務的，其他如藝妓、酌婦、酒女、女給，則有點走擦邊球路線，漂遊於有與沒有之間。大多數人可能對於藝旦有個誤解，認為她們是性工作者之一。事實上，有別於賣身的妓女，正式的藝旦僅能賣藝，訓練嚴格、生活規律。她們受教育、識字、要會唱各種北曲南詞、習樂器、寫詩吟詞，更要應對得宜、舉止得體。名牌藝旦日日有專人梳妝，出入有車伕。天天都打扮得美美的、香香的，優雅地散發出最極致的女性魅力，以便迷倒眾多尋芳客。
　　
在錄音技術尚未發明之前，藝旦穿梭在各地的料理屋或專屬藝旦間，可說是最早的明星形式，她們會有屬於自己的支持者、場域與公開活動。而在錄音技術普及之後，唱片工業興起，某些藝旦面臨某部分獨特娛樂性被唱片取代了的問題，一部分藝旦選擇繼續留在特定場域空間進行表演，而有另外一批藝旦選擇懷抱新科技，進入錄音室，在唱片世界裡找到自己的新舞臺。
　　
1926年起，專門接待仕紳的台灣料理屋東薈芳、江山樓、蓬萊閣有多位專屬藝旦開始積極參與錄音，直至戰前整個唱片工業結束這二十年期間，藝旦圈對於唱片工業可謂貢獻良多。研究者林倚如形容藝旦就是「時代歌聲的收納箱」，為了賓客的需求，各種樂種都得習藝：北管、南管、日本曲、流行歌......都在演唱及錄音的範疇內。
　
＃稻江名旦
　　
在風月報或三六九小報當中，常可以看見當時藝旦的各種動態，其中有幾位藝旦特別受到矚目，而她們同時也是唱片工業中的要角，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即是幼良。
　　
出身大稻埕的幼良女士可說是大稻埕一流藝旦無誤，不僅灌錄唱片，甚至也上廣播，透過放送對日本樂迷獨奏揚琴，讓各地樂迷感到十分歡欣。根據報導，她是個大眼睛、鼻子高挺的小個子時尚女伶。幼良的美，可不是隨便口說，她曾在美人投票中脫穎而出，當選藝妓部花狀元，說她是紅牌明星絕不為過（風月報，1936年）。1932年流行歌天后純純唱的〈臺北行進曲〉歌詞中，幼良還入了歌詞，當中唱道：「行入蓬萊閣旗亭，走樓親切恰叮嚀，檢番花譜提來擇，幼良、寶惜及桂英。曲唱清風亭、寶連燈、二進宮、李樣起興、黃樣起統，二ケ對唱献西城」。由這幾句歌詞看來，幼良以藝會客的畫面似乎歷歷在目，花名錄裡登載的幼良人氣非常高，獻唱的曲目也很多元。更特別的是，純純演唱的名曲〈望春風〉於1934年發行之後，因為正當紅又人氣高，1937年改編為同名電影。其中，幼良跨刀飾演藝妓彩鳳，真可說是影歌雙棲。
　　
幼良另一個才藝是揚琴，她回憶道：「想起第一次看到揚琴就非常喜歡，特地拜託黃章田先生每天從萬華過來，每天努力的練習揚琴，今天才能往內地日本放送，甚至讓我收到了很多從日本寄來的信件，把我當成他們的愛戀對象，希望我能去日本去表演，或是至少給他們簽名照之類的請求。我最初也想見見那裡的樂迷，不過仔細想想身邊還有孩子，又是如此遙遠的地方。此外，主要的是我的日文又不通。所以無法前往，但最起碼可以寄送簽名照給他們。」從這則報導，可見她當年受廣大粉絲歡迎的程度。
　
1931年，〈烏貓行進曲〉唱出臺灣流行歌的第一聲，不過幼良的〈雪梅思君〉更受到市場歡迎，日蓄唱片公司前後共再版了至少3次。該曲錄音時，幼良才剛踏入藝旦這一行沒多久，年紀應該跟純純差不多，約略於1914年出生。這首〈雪梅思君〉甚至到了戰後還有許多歌手持續翻唱，包含天后江蕙。
　
＃烏貓之聲
　
上述提及了〈烏貓行進曲〉，它的確是台灣最早發行的流行歌曲，演唱者其實也與幼良一樣，同為藝旦，她叫秋蟾。雖然此曲可說早被世人遺忘，但是透過該曲的再出土，我們才有機會一窺當時所謂的流行歌最早期風貌。我們現今聽到的所有流行歌，都曾經經歷演進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在〈烏貓行進曲〉發行後才算正式萌芽。
　
當年的流行歌可說是唱片界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詞曲作者及歌手必須在某個程度上夠了解流行歌是什麼，並且要有一定的成熟度才能與這個來自西方概念的世界流行接軌。接軌的同時，除了遵守流行歌的規則外，還得融入臺灣味，創作出讓聽眾可以接受的詞曲。所以其重大意義在於融合外來與內有，新創與舊存，西方與臺灣。這個挑戰對剛開始起步耕耘的這群人來說，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藝旦秋蟾唱了〈烏貓行進曲〉，「烏貓」以當時的社會氛圍來說，就是「摩登女子」。我們從風月報看到的秋蟾照片，秀麗當中透著貴氣，顯然就是一位烏貓代言人。
　
＃最成功進入流行歌圈的藝旦
　
青春美，可以說是在流行歌界最成功的藝旦了。她本名為林春美，原為桃園人，後於臺北太平町擔任藝旦，專攻京曲。初入唱片界首度現聲在文聲唱片，與鄧雨賢合作了數首曲子，後兩人一同加入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古倫美亞開啟了青春美的青春世界，以青春為名的她，專門演唱了青春系列歌曲〈老青春〉、〈青春美〉、〈青春美呢〉和〈青春讚歌〉，號稱青春歌手。青春美雖然學過京劇，不過卻沒有灌錄京劇或任何京音小曲唱片，也沒有像純純或愛愛一樣，挑戰其它樂種。脫離藝旦生涯後，看來便專心當個稱職的流行歌手。
　
除了在文聲的時期可以聽到她未脫京劇影響之外，在唱片中的表現漸入佳境，大致維持不錯的穩健水準。她唱紅的歌曲算來實在很多，紅利家的〈對花〉、博友樂的〈人道〉、日東的〈農村曲〉，還有泰平爭議不小的台灣首片禁歌〈街頭的流浪〉，都是青春美主唱。
　
整體來說，青春美算是在藝旦圈當中，切入流行歌界後表現最出色的一位，成績也最為亮眼。
　
＃已消失的藝旦文化
　　
大多數藝旦，在戰後的生活如何，後續過得好不好，只隔著資訊的大斷裂，皆不得而知。戰後新時代，藝旦文化消失在島內，成了一道說不出的無敵隔音大藩籬。
　
上述舉例的藝旦僅只是其中一部分，當時還有許多知名藝旦也灌製錄音，藝旦風華透過《風月》或《三六九小報》當中的報導看來也格外精彩。例如阿好、玉雲、根根、阿珠、鱸鰻或節子......等等。有趣的是，當時有兩位藝旦撞名，都叫「金治」，哪位歌迷要買哪位藝旦的唱片會搞不清楚，於是分別改取名為「小金治」和「大金治」。還有一組撞名更為奇特，因為都叫「罔市」，所以其中一位研判可能是皮膚較黑的罔市就被更名為「烏肉罔市」。
　　
這些藝旦各有千秋，各有忠實歌迷，甚至曾經有日本歌迷將這些藝旦的錄音，從臺灣再買回原先的壓片地日本，當作聲音土產送給日本友人，於是這些唱片都曾經幾番折騰，數度漂流在往返臺日的海上，以聲音載體的形式來旅行。
　
藝旦的美，有聲有色。總令現代人多懷抱著神秘幻想，特別在現今已消失的台灣藝旦文化裡，更顯珍貴，充滿異時代的趣味。
　
#報時光專題 #報時光UDNtime

［他和她和他的雷射筆］

去年反修例運動中，出現了雷射筆是否攻擊性武器的爭議。辦公室常用文具，在示威場合出現，並在被拘捕人士的身上搜獲，排山倒海地進入了法庭系統，案件陸續開審，判決，以至判刑。

早前我隨機到不同裁判法院旁聽，「雷射筆」經常出現在案情裡。

其中一宗是這樣的：20歲的大專學生，去年8月底一個晚上被便衣警員拘捕，身上搜出雷射筆和噴漆，亦沒有帶備身份證。他在庭上解釋，自己有觀星習慣，買噴漆是作砌模型之用，亦嘗試到現場量度距離，證明警員口供所說的雷射筆照射距離，並非如警員聲稱的那麼接近。

裁判官卻表示，相信警員的口供，指當晚他被雷射筆照射了眼睛，追捕了一段距離後拘捕被告。即使是晚上，但法官表示片段可見現場街燈及紅綠燈提供足夠照明之用，可以鎖定嫌疑人。即使警員一度失去了男子身影41秒。

法官說：「不認為夜闌人靜會有一樣外觀，帶一樣物品的人」，故此「肯定」警察尾隨的就是被告。又指被告被截查時逃跑，是因為他用過雷射筆，而「正常反應的人」應該停下來。

法官用不少時間指20歲被告的說法「牽強」「情節不合邏輯，難以置信」「編作故事」「不可信」和「匪夷所思」。

少年說自己有觀星習慣已一段時間，並於案發當日到深水埗買雷射筆，翌日凌晨三時要去機場參加「首爾米之蓮韓食團」，少年說計劃帶雷射筆到首爾並在當地教妹妹觀星，法官覺得不合理。

對於少年在鴨寮街鐵皮檔買下雷射筆，聲稱曾經用手背測試，法官指：「這麼近距離，冒險射在手背上，不合邏輯，不會用身體測試，那裡是室外，理應照上天空。」

少男用買了雷射筆剩下的錢，買了一罐噴漆，指用作砌模型，法官亦指太過巧合， 「帶埋噴漆去觀星」，「肯定是作塗鴉之用。」在法官的語氣中，「肯定」二字被凸顯出來。

當被便衣警員追截時，少年形容誤以為有一個「兇神惡煞」的人出現故此逃走。法官語氣頗重地說：「被告有眼疾既，點睇到有人兇神惡煞呢？被告仲話自己好頭暈好唔舒服……」然後逐個字吐出來，強調被告被截查時說過這四個字：「唔—關—我—事！」稍頓，法官指出：「被告不可信」。

裁判法院的氣氛變得凝重。辯方大律師是個頭髮有點斑白個子頗高大的男士，他坐在庭裡，一度垂下頭，用食指和姆指捏着自己的眉心。最後，法官逐個字清楚吐出來：「控罪1 ，罪成！」再說了一會案情，又來了一次「控罪2 ，罪成！」

辯方大律師緩緩地站起來，進行「求情環節」。「我既當時人，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從來沒有刑事紀錄，背景良好，母親是醫院助理，父親現在無業，之前是康樂文餘管理員，有一個妹妹。」明顯來自基層家庭。

大狀捧着大量影印文件翻閱，「法官閣下，我想呈上求情信……」求情信裡，有母親寫的，指兒子「從小乖巧聽話」；大專和中學老師寫的，指少年「品性純良，為人和善，受同學歡迎」；打工的僱主也寫少年「品格端正，上班守時」。

辯方律師語速緩慢，不時停頓，觀察法官是否有足夠時間翻閱這些文件，確定法官目光也是同步在看這些求情信。求情信還包括一堆中學生的得獎獎狀，大狀綜合起來：「裡面有excellent, good, 只有少少below average……」

我瞥見印有圖案的社會服務等課外活動証書，被告的年紀，不過剛剛離開中學校門幾年。

求情書中，還夾有一張醫院醫生紙，「我的當事人，自中學已經患有眼疾，包括紅膜症、白內障，青光眼，剩番6至7成視力，每天要滴三次眼藥水。母親同中學老師都知悉。」

眼疾少年，戴着有點厚的圓框眼鏡，原本和律師坐在一起。入罪後，他被還柙，被庭警帶到玻璃犯人欄之後，由坐着變成站着。他身型有點微胖，穿着白恤衫，打了一條幼身的黑領呔，髮型有點長，頭髮濃密，髮尖都長到耳朵旁。在玻璃後，他顯出有點不安，一度昂望天花板。

大狀又緩緩地說：「希望法官輕判……會不會考慮拿社會服務令報告…?」法官強硬回話：「我無打算咁做。」法官又指被告快21歲，只能索取勞教中心報告，並再清楚跟被告說明：「監禁仍在考慮之內。」「Court!」親友怱怱做了手勢道別，旁聽的人又魚貫離開。我瞥見有人的背包，掛了一個迷你的黃色絲帶裝飾。

早一段日子，在同一個法院大樓裡，我曾經聽過另一單審訊，又是關於雷射筆。女文員和男友，於居所附近散步，摟抱在一起，並把玩雷射筆。附近有幾輛路過快要進入警署的警車，裡面的警員作供指，雷射光照向了警車，有警員眼睛刺痛。

作供時，大家爭辯警車的深色車窗，如何證明女文員看到車內有警員，又斟酌拘捕的過程是否公平，當時附近亦沒有示威，女文員一身裝扮是辨公室套裝，法官相信女文員袋裡的雷射筆，她有機會在工作上用到，而且她當時身上帶備了午餐飯盒，最後女文員脫罪。

然後我又在另一個冷氣開得特猛的法庭裡，聽過另一班人爭辯「雷射筆」的構造。被告人身上找到一支雷射筆。雙方都傳召了專家証人，針鋒相對。你說雷射筆射出來的光，構造如何，我說雷射筆射出來的光，以數學模型去計算，安全距離究竟有幾多米。

整個法庭，來來回回看了十數幅物理學圖表。有人問，要不要考慮電池耗用了多少？這位法官又懂得追問，測試時的電池，和被告搜到時的雷射筆裡的電池，效能應該不一樣，如何回到當時當刻，找到當時雷射筆的威力？雙方爭拗得面紅耳赤。

物理數學數據，在法庭的空氣中飄來飄去。這位法官，還是有耐性地向專家提問。一時間，大家像在上科學課。然而庭上的眾人，不少人都在閉目養神。庭警、保安，都不時合上眼睛，旁聽師原來在抄筆記，最後都難逃睡意。記者也不多了，畢竟，有更多更重要的審訊要到場旁聽，記者也疲於奔命。

有旁聽的女士說，已經用了兩個全天來聽這單案了，大家仍在爭拗雷射筆的構造和威力。「坦白講，我完全聽不明白那些內容。」但她還是和朋友一起來，坐在被告人的不遠處，為了支援而來。

一支小小的雷射筆，折射出來，是一個時代的不同面向，也改寫了不同人的命運軌跡。

（圖為去年某一個示威現場出現的雷射光，和文中案件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