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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政府官職 #4月前清空BTC持倉
【重要官員須在「4月前清算」加密貨幣持倉！俄羅斯《數位金融資產法案 DFA》生效】

⚡️DFA 要求所有擔任公職者必須在今年 6 月 30 日之前「披露」（disclose）個人、配偶和子女的數位資產狀況。

.....針對特定重要公職人員，例如公部門正副首長、俄羅斯中央銀行以及國營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地區行政首長，俄羅斯當局也將 DFA 法案融入其「反貪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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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
① 全球最大資管｜貝萊德擬開始交易「比特幣期貨」！旗下兩支基金已向 SEC 提交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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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FinCEN自託管錢包新法喊卡！拜登凍結「所有」待決法規，生效日期延後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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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巴菲特必讀備忘錄！橡樹資本創辦人 : 感謝兒子為家族買入「可觀數量」的比特幣，將虛心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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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香港捲入另一重大政治事件之際，感謝信報容許我以長文方式，以另一角度剖釋《逃犯條例》與國際關係的關聯：

//從國際關係閱讀修訂《逃犯條例》：由正和遊戲變成零和遊戲的悲劇，還有出路嗎？（上）

港人就《逃犯條例》修訂舉行大遊行期間，筆者身在與世隔絕的帕米爾高原和阿富汗公幹，數日不通網絡後回到現實，已彷如隔世。本欄是國際欄目，多次說過不應談及香港，而作為《信報》國際主筆，本報提出暫緩修訂的立場自然也是我的立場。但由於這題目早已超出純本地法律演繹，變成觸及地緣政治、大國博弈的局中局，不少朋友認為這裏有責任分享一下國際關係的視角。筆者曾私下向一些北京、華府、台灣的政界學界朋友請教，綜合各方資訊，從不認為事情只能變成當下的零和悲劇；時光倒流，找到各方滿意的最大公約數並非不可能。究竟問題出在哪裡？還可以補救嗎？

一、緩衝區的藝術：為甚麼「特區」需要國際社會加持？

筆者多次談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地位，假如沒有北京及國際社會同時加持，是形同虛設的。畢竟任何國家都可以主動建立自己的特區，例如北韓也曾建立新義州特區，但人家是否當一回事，就不能一廂情願。月前筆者應邀訪問沙特阿拉伯，了解他們的特區規劃，對方擔心的，亦是不獲國際社會重視這同一回事。國際上不同類型的特區、自治區，我到過十多個考察，當中香港的國際認同本來首屈一指：畢竟香港回歸前，已參加包括世貿、APEC等在內的大量國際組織，這是不能取代的先天優勢，但不等於後天不可能變動。

國際社會自然不等於美國，但客觀現實是，美國及受其行動影響的西方國家是否給予香港不同內地的待遇，對大多數港人而言十分重要，而在逃犯條例的國際層面，這是博弈的一方；代表國家利益的北京最初沒有直接參與，但「因特區政府管理不善」，被綑綁為博弈的另一方；至於香港特區政府雖然在跨境司法管轄權有其「涉外關係」角色，但只是「被博弈方」；同時在香港內部，又涉及各派的恆常角力。多重互動下，就是現在的雙層博弈格局(Two-Level Game)。

這場博弈的國際背景，在於當下中美貿易戰才剛開始，不但不會短期內終結，反而會成為不可能改變的結構。邏輯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存在以下可能性：

1. 最佳結局，自然是中美雙方有默契以香港為貿易戰的緩衝區，對對方徵收的懲罰性關稅都不適用於香港，讓香港乘貿易戰的機會「發大財」，這是香港昔日崛起之路；
2. 泛民一方希望的狀況是，美國要打擊中國境內的國際金融中心及技術轉移窗口，將《香港政策法》涉及意識形態及政治進程的部份加強演繹，甚至威脅不再承認香港地位，結果北京為了金融、貿易及技術需要，在香港就意識形態議題妥協；
3. 另一方認為中國應該減少美國財金能夠自出自入的亞洲基地，強調不容外國勢力影響特區，威脅不再保障美國在港既得利益，美國在既得利益者游說下，逐漸減低對港事務的參與；
4. 上述（2）和（3）的主觀意願同時出現，雙方各不退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別地位」逐漸失去重要西方國家加持，北京也進一步嚴控在港的外國利益代表方，並加強參與內部事務。由於美國《香港政策法》對西方國家有指標性影響，假如有變動，香港的國際地位必受衝擊，甚至失去和內地其他城市的長遠競爭力，深圳、廣州心底裏就找不到大灣區被香港分一杯羹的理由。這不代表香港再也沒有國際身份，但只能變成另一種國際城市，模式可參考年前介紹過的「俄鋁故事」與「一帶一路姊妹港」系列，不贅。不習慣這種改變的香港人，只能用各自的方式回應。

要在逃犯條例這場博弈得到理想結局，特區政府應及早找到各方核心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弄至如斯田地，完全是修例在未有北京、國際、民意關注時第一步走錯，令幾乎所有持分者同時不滿，打擊面極大，導致滿盤皆落索。讓我們先回看各方在條例的核心利益何在：

二、大國初心︰由中美貿易戰到國家貪腐改革

美國外交政策即使是最講求理想的年代，例如百年前威爾遜的左翼自由主義，或二十年前喬治布殊的右翼新保守主義，到了執行層面，都不可能「純粹」以民主、人權一類意識形態主導，否則不會視人權狀態極不堪的沙特阿拉伯為政策文件明言的最重要盟友，也不會如此重視新加坡、以至近年的越南。但當國家利益有需要時，意識形態衝突就會成為「justification」之一。

美國國內本來有穩定結構，支持香港維持現狀。即使是近年就香港議題不斷發聲的USCC，政策影響力其實有限；參議員盧比奧的《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假如通過，會有了改變《香港政策法》的明確條件，但程序不會一朝一夕；美國建制的中國通普遍對香港友好，其實已努力防止「香港牌」失控；美國在港商人有是捍衛香港獨特地位的既得利益者，從來大力游說華府不要改變對港政策。所以《香港政策法》取消，本來很不容易。

但不少朋友忽略了一個盲點：假如美國行政機關單方面認為，賦予香港不同於內地的地位不符合國家利益，根本不需要讓國會表決終結《香港政策法》，也可以自行決定，因為法案賦予了行政機關這個「implied authority」，也就是特朗普一個tweet就可以了事。

特朗普有這樣的動機嗎？他對香港有其鮮為人知的特殊認知，除了當年曾和香港富豪打官司，還有很多有趣的蛛絲馬跡。他上任前關於2014年雨傘運動的tweet，即勸奧巴馬不要「多管閒事」，是他本來不碰香港的基本態度，然而他在過去一年打「香港牌」的動機，無疑增加了。除了中美貿易戰的背景，港元的美元聯繫匯存廢率成了美國打擊中國的潛在戰場，他坦承親自介入的孟晚舟事件，也令美國對香港逃犯條例對號入座，而逃犯條例又令港府失去一大盟友：最支持《香港政策法》的在港美國商人。特區政府把美國放在逃犯條例涵蓋範圍，「游說」時卻是照本宣科背誦官方文件，沒有思考如何結合各方利益，「香港牌」越來越弄假成真。這次特區政府游說各國領事的表現，已成為外交圈子的笑柄。

另一方面，從北京立場及中美貿易戰的宏觀框架思考，《逃犯條例》現存的真正漏洞，本來主要在國家主權的財金層面，也就是不少內地富豪帶著大量資產到香港，不少可能來歷不明，與目前習近平主席的反貪腐政策完全相違，也擔心他們在中美貿易戰搞局，這也是俄羅斯普京回應類似情況的手段。這點一般港人普遍並不理解，只有金融界的朋友知道端倪，因為特區政府根本完全沒有解說為何涉及國家利益，一切只以台灣「陳同佳案」為由，自難自圓其說。當然，北京在逃犯條例還有宣示主權的目標，但國際慣例有很多備而不用的宣示性條文，並非每一局都是零和遊戲。換句話說，港人最憂慮的內容、國際社會最憂慮的內容，其實都不是北京的核心利益。現時的修訂將不少常見的貪腐罪行如證券及期貨交易、資金轉移、涉及財政、課稅或關稅等剔除，同時卻令特區備受國際社會和內部民意質疑，是否符合北京初心和利益，已屬疑問。

總之，本來這一局的中美並不存在絕對對立，有不少迴旋空間，港人的憂慮更可以完全不被觸及，可惜特區政府的原方案打擊面之大（國際社會、台灣、香港商人、傳統精英、泛民反對派），和內裏的邏輯漏洞要修訂得完善已相當困難。事緩則通，何苦如此。//

【施振榮》中國共產黨已是新共產黨】
2017/11/20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作者：施振榮
社會主義是人類追求的理想，就像在〈禮運大同篇〉所談的世界大同，是人類追求的目標。但在這百年來，社會上有2個實際運作機制：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有其運作的盲點，未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世界。
從王道思維來看，由於共產主義沒有共創價值的誘因，因此這個機制下經濟無法發展，走不出新路，社會沒有活力，也沒有未來性。而資本主義雖然有誘因能夠創造價值，但是也由於利益分配並不是很平衡，所以產生現在貧富懸殊的這個社會問題，如果沒有一套機制做調整，也無法永續。
中國大陸在共產黨執政下，實施共產主義，早年推動人民公社、大躍進等政策，但在機制上碰到瓶頸，直到改革開放後，甚至採取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在人類的發展史上，也創造出新的典範出來。
雖然共產黨一黨專政，不符民主機制，但共產黨以黨內民主的思維，有自己一套選賢與能的機制來選出領導人。
過去中國歷史文明的發展，到清朝的每個朝代都是以家天下的理念來傳承政權，直到政權腐敗造成民不聊生後，引發革命進而改朝換代。西方早期發展也是採取君主制度，君主政權世襲，直到後來才發展出1人1票的民主機制，但由於後來民粹盛行，選出的領導人不一定是賢能之人，無法達成民主制度原本立意良善要選賢與能的目的，只能透過政權任期的制度來防止政權腐敗。
目前西方國家觀察中國大陸在共產黨一黨專政下，發展十分迅速，在大陸領導人正確的方向帶領下，政策執行的效率高，但外界也擔心，由於貪腐問題也相當普遍，習近平也感到如果不盡快處理將會危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因此近5年來徹底執行反貪腐政策，深得民心。
相對在民主制度下，施政的效率相對較差，但同樣也會面臨政權腐敗的問題。民主制度下則可透過選舉機制及任期制度來和平移轉政權，只不過政策往往因政權移轉難延續，且在此機制下要誕生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可遇而不可求。
個人認為，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應改名為「新共產黨」，因為過去共產黨給人的刻板印象，是過去推動原共產主義下的共產黨，如今的共產黨已用社會主義的思維，建構新的機制，而非過去的共產觀念，思維與機制下都與以往不同，不再追求財產共有的假公平，而要追求社會主義下利益平衡的真公平。
社會本來就是大家共同擁有的，大家都是利益相關人，原來的共產主義會造成沒有創造價值的誘因，如今中國大陸已朝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長遠來看，「新共產黨」如何尋求一個較符合王道思維的機制，建立一個可以不斷創造價值，然後利益平衡的機制，並確保：一、傳承給能勝任領導人的傳承機制；二、內部體系防貪腐的機制，如此方能永續。
（作者為宏碁集團創辦人、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1119002783-262105

#苗博雅 #台北市 #質詢

進度更新：https://youtu.be/wkhBpXVcgps

不論是民選公職或公務人員，「廉潔」是從事公共服務最基本的條件。然而，現實往往不如理想，實務上仍經常發生公職人員做出讓人民失望的貪腐行為。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明訂反貪腐政策應促進社會參與，對出於善意及具合理事證的檢舉人，提供適當的保護措施，避免遭受不公正待遇，以鼓勵知曉內情的內部人士勇於吹哨揭弊。世界許多國家，例如美、日、英、紐、澳、韓等，都已經制定揭弊者保護專法。

台灣的揭弊者保護專法，還躺在立法院等待審議。但我認為，除了等待，台北市更可以先用行政規則做示範。而台北市政府確實也參照行政院的《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制定了《台北市政府揭弊者保護作業原則》。

但我認為，台北市的版本，存在五大問題：

一、「揭弊者」的定義狹隘，無法充分鼓勵揭弊
二、「弊案」的定義狹隘，保護不足
三、行政院草案有雙層保護機制，台北市版本如何處理？
四、台北市版未明定「審查小組」有利益衝突時的迴避、遞補機制。
五、欠缺「汙點證人」的保護機制，無法充分鼓勵揭弊。

這些問題，我會持續追蹤，要求北市府修正提出更好版本，以充分鼓勵台北市政府的公務人員勇於吹哨揭弊，達成「促廉反貪」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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