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海上的冰河遺跡|嘉明湖
其實很久以前就想去嘉明湖了,但因為種種因素,一直到最近才終於了了這個心願。為了能見到這座台灣最有名高山湖泊,我們花了三天半的時間,背著帳篷等登山裝備,走了34.5公里、登頂了向陽山(3603m)等五個山頭才如願。而原本應該一路晴朗的天氣,事後也證明沒有如此順遂。
▌路線的選擇
上嘉明湖比較傳統的路線是由向陽森林遊樂區內的登山口起登,中途住宿向陽山屋或嘉明湖避難山屋。隔日攻頂後直接下山,或返回山屋,次日再下山。不過由於此條路線上的山屋很難中籤,因此近來又有從戒茂斯山上嘉明湖的路線。然而此路線需在途中的營地紮營,因此需額外背負營帳的重量。加上途中有許多需要陡上與陡下之處,因此對於攀登者的體能更為要求。
我們原本因為沒有抽中山屋,打算從戒茂斯進、向陽出。沒想到在最後幾天後補上第一天的向陽山屋住宿,便改為向陽進、戒茂斯出。最後一日在陡下戒茂斯時,暗暗慶幸有候補上山屋,讓我們不必在第一天背包最重的時候重裝陡上,也省去一天紮營拔營的麻煩。
▌第一天
第一天的行程因為只需要抵達向陽山屋,因此不太有行程壓力。從台北抵達台東後,我們先在池上用完了午餐,才搭上接駁車前往向陽登山口。向陽森林遊樂區這時已位在雲霧帶中,我們在霧氣中緩升了兩小時,便抵達山屋。
向陽山屋規模不小且設備齊全,因為位在溪流旁邊,甚至還有活水可以取用。山屋內部就像青年旅館一樣有上下鋪,下鋪甚至還有簾子可以提供一些隱私。然而向陽山屋比較吸引我注意的是處處可見的『熊出沒注意』警語,晚上也有集體宣達如何使用山屋內的防熊噴霧以及遇到熊的應處措施。不過這日沒有看到熊,只有看到貪吃想溜進廚房的黃喉貂。
▌第二天
這日是路程較長的一日,除了一離開向陽山屋就要碰上不緩的爬升之外,還要走十幾公里到我們預定過夜的新康山叉路營地。不過儘管如此,因為這日就能見到嘉明湖,天氣又清朗,加上下山的山友都說嘉明湖天氣很好,讓我很是期待。
不過到了急上坡終點附近的向陽名樹時,周遭已經不斷有霧氣湧入,我們雖納悶怎麼才九點就起霧了,但還是照預定行程先登頂向陽山。在山頂時就有感覺水氣濃厚許多,沒想到才下山不久,就下起了滂沱大雨。所幸我已離嘉明湖避難山屋不遠,就先到山屋避雨。眼看雨勢沒有減緩的趨勢,我們邊沙盤推演接下來可能的方案,也和山屋的管理人員了解如果非不得已,要在山屋過夜的可能性。
所幸終於等到雨停,便把握時間趕緊上路,希望能在日落前趕到營地。一路上遇到許多穿著雨衣、行色匆匆的山友,大家都想趁著雨停趕緊抵達這日的落腳處,卸下被打濕的裝備。沒想到事與願違,途中又再次下起大雨。
雨一直要到我們抵達三叉山登山口時才算真正停了下來。本來登頂三叉山是明天的行程,但因為已經距離營地不遠,且距離日落還有一些時間,我和朋友決定在等後面隊友趕上的同時,先登上三叉山。於是在地上留下訊息後,便啟程出發。
沒想到在山頭一直沒有等到隊友出現,反而等到雲開霧散,以及美麗的日落。隨後便趁著日落後的餘光,前往事先約定好的叉路口等待。果然隊友就那裡等候我們,原來是他們誤解了我們的訊息,沒有跟著登上三叉山。看來下次還是要帶著無線電對講機比較好。
但這也表示我們要摸黑前往營地,並且沒有時間去取水了。但儘管如此,經過漫長又被大雨淋的一天,在搭好帳棚吃完乾糧後,我還是很快的睡著了。
▌第三天
凌晨四點多當我拉開帳篷,看到滿天星斗時,心情就比較篤定了。至少這表示等下拍攝嘉明湖時,會是好的天氣。我速速把拍攝器材裝入背包後,就出發前往嘉明湖。
因為前一天是天黑後才到營地,所以我沒有時間到嘉明湖場勘,尋找適當的構圖。而當下凌晨時分,不要說前景了,連嘉明湖本尊都看不太見,只能從湖面依稀反射的星光來判定大約位置。
而尋找適當的拍攝點也並不容易。從環繞嘉明湖的山上往下拍攝,都或多或少會因為地形的關係,遮到一部分的湖面。而在一片的箭竹坡裡,勉強可以當作前景的就是幾叢玉山小檗而已。因次一直到日出前,我還在一直在尋找適當的構圖。而這天的日出也沒有讓人失望,相當精彩。
後來我們下到嘉明湖畔,環湖一週後,便返回營地,利用大太陽把昨天被雨打溼的器材曬一曬。並且在用過午餐之後,開始啟程下山。沒想到再次經過嘉明湖時,已經開始起霧了。
而離開嘉明湖後,就是長長的連續陡下。這時看到對面山頭的湖泊,還不相信那就是我們晚點會經過的嘉明妹池。在極度專注、步步為營的情況下,我們終於抵達低點的溪谷。在再次陡上之前,可以稍做休息。這時突然長鳴一聲,抬頭一看,就看見一隻大水鹿遁入山中,我連相機都來不及開機!
我們再次陡上並且離開妹池後,地勢就比較平緩了。我們在森林中緩降,最終來到了平坦美麗的高爾夫球場營地。
▌第四天
這日因為隊友要趕車的緣故,我們依然在滿天星斗下起床拔營。用過早餐與合影後,便繼續往山下前進。這日我們一路下切到新武呂溪,再攀升到戒茂斯山。隨後再一路陡下至戒茂斯山前峰,與其後的登山口。
中間也途經許多美麗的森林與營地,但是因為這日稍有時間壓力,便沒有多做停留。而途中下切回到雲霧帶,既陡又濕滑的山徑,又讓我再次慶幸沒有從這裡上山。最終,我們只比預計時間稍晚回到登山口,與接駁車會合,啟程回到關山車站(然後也吃了關山便當!),結束這次的嘉明湖行。
更多我的旅行攝影作品請參考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wilhelmchangphotography/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360的網紅ParTee Twinzz,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在新手必學三件事裡面出現的Brian寬哥,今天被我們推下場了! 一起來看看他的第一次下場的vlog吧! 必須說,高爾夫在練習場跟球場真的是非常不一樣!...
台北 的高爾夫球場 在 子迂的蠹酸齋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198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多次到訪東京體會日本歷史及文化。那年夏天當他決定再次到訪日本時,向當時的東京新聞處處長張超英提了個要求:「能不能見到日本的 Number One?」 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後來,某次宋楚瑜和張超英在東京的高爾夫球場打球,竟然在第九洞的茶室旁遇見了中曾根康弘以及讀賣集團日本電視的副社長氏家齊一郎,四人相談甚歡,中曾根首相便提議雙方合影,遂留下此照片。
那日讀《宮前町九十番地》興起,便一口氣讀完,抬頭一看,已是深夜兩點,雖然這本張超英的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但讀完數日仍是餘韻猶存。本書主要分作三大部分,分別是少年時期、戰後初期和駐日時期。
張超英的祖父張聰明,在日治台灣初期便經營煤礦開採,累積極大的財富。自小養尊處優的張超英,那生活待遇即便在如今看來,都遠勝如今的許多富二代的優渥生活。不管是讀超貴的幼稚園,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喝可口可樂,擁有台灣第一台速克達,或是隨意搞丟祖父的百達翡麗等等,都證明了張超英擁有的優渥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想像,更何況那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能擁有如此豐沛的物質資源。
戰後,張超英自日本完成學業後歸台,進入國民政府的新聞局工作,而後1967年至新聞局的紐約新聞處工作,駐美期間目睹了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也經歷了與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要歷史事件。這些經歷雖然精彩,卻遠遠比不上本書的末段,也就是駐日時期。
1980年,張超英轉駐日本東京新聞處處長,本書最精采的章節於焉展開。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位處第一島鏈的重要關節,加上必須親美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以那時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的態勢非常明顯。在那時期,日本的媒體生態也和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候日本有四大中央報社,從大到小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這四家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別不同,但只有《產經新聞》明顯偏向右派,而日本的左派聲勢向來不小,雖然在二戰後被嚴重打擊,但隨著蘇聯及中共聲勢壯大,《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媒體在光譜上也偏向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當時政府的態度也顯而易見,不願與親共媒體交好,而只願意和右派勢力《產經新聞》交好,哪怕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是第四名也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日本的媒體能見度極低。
日本於1972年親台首相佐藤榮作宣布退休後,兩方關係越來越差,隔年日本即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於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並於同日宣布與日本斷交。國民黨勢力向來就仇日,黨內中高層對日本的了解也不深,加上斷交之故,幾年下來,與日本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疏遠,到最後當然只願意停留在右派同溫層《產經新聞》中。1980年的張超英初來乍到東京,對這樣的現況感到沮喪,並認為應該要全力開拓與《讀賣》、《朝日》和《每日》的關係,但他面臨的文化差異,卻使得這目標異常困難。
日本相對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來說,更要求彼此的信任關係,也更更在乎產業共識和團結。對於一個外人來說,想要打入任何一個圈子都無比困難,因為日本人並不和有錢的陌生人做生意,你得擁有信任關係,才能擁有彼此交流甚至交易的機會。
日本有個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得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敲定。以簽公文為例,若基層公務員簽公文簽至高層,一路上所有人的意見都相同,那高層就會批准。反之,若這過程中,有哪個環節層級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高層就會認為事情還有不夠圓滿且值得商議之處,會緩下整個決策過程,盡可能了解哪裡做得還不夠。在這種文化底下,下屬不會輕易表達不同意見,長官也鮮一意孤行,是種「團結」優先的文化氛圍,明治天皇甚至言:「萬事必由公論決定之。」深刻體現日本式民主的文化。但相對的,這樣的社會相對非常非常封閉,對外人的陌生關係極難建立。
體現在新聞界運作。舉例來說,若你想要單純邀請某一家媒體到台北訪問,怕是你大概吃了九次軟釘子,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無法成功。因為該家媒體會納悶為何只有自己,莫非其他家媒體都不參與,自己去了會不會被他家媒體側目? 所以一定不會成功。因此若要邀請,你得邀請所有相同份量的媒體共襄盛舉,只要幾個重要人物沒點頭,這樣的邀約就無法成功。落實在聚餐上,就是你得邀請所有媒體圈的朋友來共襄盛舉,然後所有人一起開心喝酒聊天,所有人一起喝到吐,所有人一起於午夜後結束當天的酒局。因此單純培養任一條關係鏈,到頭來是甚麼成果都不會有的,你得同時培養與所有日本媒體的關係,並且得忍受初期毫無成果的境況,經長期耕耘後方有成果。
當時的駐日新聞處,多是1949年自大陸遷台的外省人,少有台籍人士。這些外省領導人成長於二戰,那時態勢分明,而後撤退、韓戰、美援以致重重的仇日氛圍中,怎會有甚麼與日本關係良好的官員存在? 但張超英不同,他是台籍菁英,且長輩們於數十年前便與日本關係良好,許多情誼甚至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便有了開拓彼此關係的契機。
正如前文所述,張超英之祖父張聰明,為日治時期著名台灣商賈,張超英之父親張秀哲,則為當時著名的社會運動家。那時日本於台灣推行鴉片政策,張家反對,永井柳太郎時任日本拓殖大臣,主掌殖民地事務,因此次意見矛盾而結下緣分,進而兩家往來數十年。甚至張超英之外祖父甘得中,更早在1914年便與永井柳太郎結識,張超英之母親甘寶釵更曾在赴日讀書期間,暫託永井家照顧。而永井柳太郎之次子永井道雄,於日本國內享有學術界、媒體界及政治界之聲譽,更是與張超英有超過數十年之情誼,在張超英赴日時,便曾邀請到《朝日新聞》拜訪他。而後,張超英靠著永井道雄在日本的人脈關係,順利打通與《朝日新聞》的關係,靠著這層關係,拿到一張張名片,打通一層層關竅,與《讀賣》和《每日》的情誼也才有機會養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憑藉著如永井道雄這種長輩的「介紹」,不只情義份量重,於人情義理更沒有拒絕的空間。
我個人認為本書最精采之處,除了少年時優渥的物質生活令人感到新奇之外,便是屬於篇幅後段兩次駐日期間的回憶。這其間張超英促成的關係不少,除了透過氏家齊一郎巧妙安排宋楚瑜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不期而遇之外,安排《讀賣新聞》花了三年拍攝故宮博物院的紀錄片,協助台北市長陳水扁到日演講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行銷李登輝在日本的能見度,並於日後牽線促成曾寫成松下幸之助自傳的知名作家江口克彥執筆,寫成暢銷日本的李登輝自傳《台灣的主張》。本書有許多描述日本媒體及政治圈氛圍的文章,讀者可從其中感受日本社會極度排外的風氣,也能從中體會當時退出聯合國之後,駐外使館或代表處之難為。
本書並引起了我對其他四本書的興趣。首先是張超英之父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來是駐美時期兩位大使的回憶錄,分別為沈劍虹的《使美八年紀要》和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最後則是駐日期間大使馬樹禮的《使日十二年》。張秀哲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但卻遭受二二八事件的迫害,在本書著墨極少,只說父親自牢裡歸來之後,將自己封於書房中,再也不問世事。而之所以對張超英的三位長官感興趣,則是因為書中對於這三位長官的描述太過片面,且感覺這些長官作事綁手綁腳,似乎甚麼都不願做也不願碰,也因此好奇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長官做事異常保守。
最後,本書另一個深刻之處,是張超英駐美期間的張家基業。由於父親遭受二二八事件迫害,終日閉鎖書房再也不問張家事。戰後礦業生意當然在國民政府底下沒法繼續做,加上母親甘寶釵早逝,祖父張聰明又已過八旬,,家中頓失倚靠,繼母掌握家中大權。繼母是日本人,有個中文名字張梨華,於1960年代做了不少生意,將中山北路家族宅邸改裝成「綠園飯店」,甚至在香港、日本等地都開起餐廳、飯店,不斷賣掉家中房產土地,家境因此逐漸稀薄。
張超英說祖母從小教他不要與人計較,也因此他從未與繼母及其子女計較過財產的分配,凡是拿到眼前需要簽名的,他都照單全收。最後,駐美期間因為薪水短缺,只將中山北路一間房產換作美金添作家用。張超英的一生風采卓然,但從簪纓家族的公子至駐外新聞處處長的過程,雖其姿態依舊瀟灑迷人,依舊止不住那股感傷。
圖文部落格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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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論這篇阿姨會出現的機率
台北 的高爾夫球場 在 子迂的蠹酸齋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198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多次到訪東京體會日本歷史及文化。那年夏天當他決定再次到訪日本時,向當時的東京新聞處處長張超英提了個要求:「能不能見到日本的 Number One?」 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後來,某次宋楚瑜和張超英在東京的高爾夫球場打球,竟然在第九洞的茶室旁遇見了中曾根康弘以及讀賣集團日本電視的副社長氏家齊一郎,四人相談甚歡,中曾根首相便提議雙方合影,遂留下此照片。
那日讀《宮前町九十番地》興起,便一口氣讀完,抬頭一看,已是深夜兩點,雖然這本張超英的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但讀完數日仍是餘韻猶存。本書主要分作三大部分,分別是少年時期、戰後初期和駐日時期。
張超英的祖父張聰明,在日治台灣初期便經營煤礦開採,累積極大的財富。自小養尊處優的張超英,那生活待遇即便在如今看來,都遠勝如今的許多富二代的優渥生活。不管是讀超貴的幼稚園,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喝可口可樂,擁有台灣第一台速克達,或是隨意搞丟祖父的百達翡麗等等,都證明了張超英擁有的優渥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想像,更何況那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能擁有如此豐沛的物質資源。
戰後,張超英自日本完成學業後歸台,進入國民政府的新聞局工作,而後1967年至新聞局的紐約新聞處工作,駐美期間目睹了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也經歷了與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要歷史事件。這些經歷雖然精彩,卻遠遠比不上本書的末段,也就是駐日時期。
1980年,張超英轉駐日本東京新聞處處長,本書最精采的章節於焉展開。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位處第一島鏈的重要關節,加上必須親美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以那時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的態勢非常明顯。在那時期,日本的媒體生態也和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候日本有四大中央報社,從大到小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這四家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別不同,但只有《產經新聞》明顯偏向右派,而日本的左派聲勢向來不小,雖然在二戰後被嚴重打擊,但隨著蘇聯及中共聲勢壯大,《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媒體在光譜上也偏向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當時政府的態度也顯而易見,不願與親共媒體交好,而只願意和右派勢力《產經新聞》交好,哪怕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是第四名也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日本的媒體能見度極低。
日本於1972年親台首相佐藤榮作宣布退休後,兩方關係越來越差,隔年日本即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於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並於同日宣布與日本斷交。國民黨勢力向來就仇日,黨內中高層對日本的了解也不深,加上斷交之故,幾年下來,與日本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疏遠,到最後當然只願意停留在右派同溫層《產經新聞》中。1980年的張超英初來乍到東京,對這樣的現況感到沮喪,並認為應該要全力開拓與《讀賣》、《朝日》和《每日》的關係,但他面臨的文化差異,卻使得這目標異常困難。
日本相對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來說,更要求彼此的信任關係,也更更在乎產業共識和團結。對於一個外人來說,想要打入任何一個圈子都無比困難,因為日本人並不和有錢的陌生人做生意,你得擁有信任關係,才能擁有彼此交流甚至交易的機會。
日本有個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得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敲定。以簽公文為例,若基層公務員簽公文簽至高層,一路上所有人的意見都相同,那高層就會批准。反之,若這過程中,有哪個環節層級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高層就會認為事情還有不夠圓滿且值得商議之處,會緩下整個決策過程,盡可能了解哪裡做得還不夠。在這種文化底下,下屬不會輕易表達不同意見,長官也鮮一意孤行,是種「團結」優先的文化氛圍,明治天皇甚至言:「萬事必由公論決定之。」深刻體現日本式民主的文化。但相對的,這樣的社會相對非常非常封閉,對外人的陌生關係極難建立。
體現在新聞界運作。舉例來說,若你想要單純邀請某一家媒體到台北訪問,怕是你大概吃了九次軟釘子,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無法成功。因為該家媒體會納悶為何只有自己,莫非其他家媒體都不參與,自己去了會不會被他家媒體側目? 所以一定不會成功。因此若要邀請,你得邀請所有相同份量的媒體共襄盛舉,只要幾個重要人物沒點頭,這樣的邀約就無法成功。落實在聚餐上,就是你得邀請所有媒體圈的朋友來共襄盛舉,然後所有人一起開心喝酒聊天,所有人一起喝到吐,所有人一起於午夜後結束當天的酒局。因此單純培養任一條關係鏈,到頭來是甚麼成果都不會有的,你得同時培養與所有日本媒體的關係,並且得忍受初期毫無成果的境況,經長期耕耘後方有成果。
當時的駐日新聞處,多是1949年自大陸遷台的外省人,少有台籍人士。這些外省領導人成長於二戰,那時態勢分明,而後撤退、韓戰、美援以致重重的仇日氛圍中,怎會有甚麼與日本關係良好的官員存在? 但張超英不同,他是台籍菁英,且長輩們於數十年前便與日本關係良好,許多情誼甚至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便有了開拓彼此關係的契機。
正如前文所述,張超英之祖父張聰明,為日治時期著名台灣商賈,張超英之父親張秀哲,則為當時著名的社會運動家。那時日本於台灣推行鴉片政策,張家反對,永井柳太郎時任日本拓殖大臣,主掌殖民地事務,因此次意見矛盾而結下緣分,進而兩家往來數十年。甚至張超英之外祖父甘得中,更早在1914年便與永井柳太郎結識,張超英之母親甘寶釵更曾在赴日讀書期間,暫託永井家照顧。而永井柳太郎之次子永井道雄,於日本國內享有學術界、媒體界及政治界之聲譽,更是與張超英有超過數十年之情誼,在張超英赴日時,便曾邀請到《朝日新聞》拜訪他。而後,張超英靠著永井道雄在日本的人脈關係,順利打通與《朝日新聞》的關係,靠著這層關係,拿到一張張名片,打通一層層關竅,與《讀賣》和《每日》的情誼也才有機會養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憑藉著如永井道雄這種長輩的「介紹」,不只情義份量重,於人情義理更沒有拒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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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書另一個深刻之處,是張超英駐美期間的張家基業。由於父親遭受二二八事件迫害,終日閉鎖書房再也不問張家事。戰後礦業生意當然在國民政府底下沒法繼續做,加上母親甘寶釵早逝,祖父張聰明又已過八旬,,家中頓失倚靠,繼母掌握家中大權。繼母是日本人,有個中文名字張梨華,於1960年代做了不少生意,將中山北路家族宅邸改裝成「綠園飯店」,甚至在香港、日本等地都開起餐廳、飯店,不斷賣掉家中房產土地,家境因此逐漸稀薄。
張超英說祖母從小教他不要與人計較,也因此他從未與繼母及其子女計較過財產的分配,凡是拿到眼前需要簽名的,他都照單全收。最後,駐美期間因為薪水短缺,只將中山北路一間房產換作美金添作家用。張超英的一生風采卓然,但從簪纓家族的公子至駐外新聞處處長的過程,雖其姿態依舊瀟灑迷人,依舊止不住那股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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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的高爾夫球場 在 ParTee Twinzz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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