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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沒有立刻變現，我從不後悔念了法文系】#一生受用
放榜那天我看到結果，嚇得說不出話來──就這樣，我進了「法國語文學系」，一個我完全沒想過、也從來不在計畫中的科系。
大學 4 年匆匆過去，我其實不知道自己到底學了多少、程度到哪裡；我也不知道拿著法文文憑，要去找什麼樣的工作──但我清楚知道：這只是我個人對未來的茫然，並不是法文系的錯，更沒有因為一時的迷惘，就直接歸咎於「當年選錯系」，或者「法文系沒有出路」。
隔了幾年，我突然變成一個（名字聽起來）百分之百的法國人，法文也變成我工作的一部分，每天跟法國人打交道，當年苦學的法文終於派上用場！
身為法文系的學姐，我想對有志或正在念外國語文學系的年輕學子說的是：語文雖然不像其他科系有明確的職業導向，但是多懂一個外語，你的世界就大一些，發展的方向就更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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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阿伯又要集資發射火箭了，56 歲的他是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數年前，他帶多校共同組成的前瞻火箭研究中心成功發射大型火箭 HTTP-3S，為了籌措後續研究經費，團隊發起群眾集資，獲得超過 4,000 人響應。今年，同一團隊再次發起群眾集資，計畫發射技術更進階的 HTTP-3A 火箭，證明台灣太空產業的實力。
以下那一年與阿伯的訪問，很五月天，很熱血的一個阿伯。
《田庄阿伯上太空 吳宗信》
五十二歲的吳宗信自嘲國語講不輪轉，捲舌音ㄓㄔㄕㄖ分不清楚，在TED演講索性全程講台語，用的是鄉土的語言，講的卻是科技的未來，他主持的前瞻火箭研究中心這個夏天將試射HTTP-3火箭，火箭採用的是混合性燃料，射程預計一百公里，這樣的射程，這樣的技術，若成功，將是世界第一。
不滿於火箭中心只是學校的研究單位，他上集資網站募款，是學界首創，更企圖將火箭中心企業化，預計在五年內發射火箭，運載個人衛星上太空。「阮做的物件拿得出去，假使說預算不夠就放棄真正莫彩，學生來來去去的，若不產業化，攏無效，」他說：「台灣不能只是做代工，以後就是太空經濟了。全世界的大公司都在發射小衛星，我不是全球化，我這個叫做宇宙化。」
在YOUTUBE輸入「TED XTaipei演講」和「吳宗信」，電腦螢幕會跳出一段名為「台灣本土火箭，要讓太空旅行夢想成真」的影片。演講者是交大機械工程系教授吳宗信，他是該校「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Advanced Rocket Research Center，簡稱ARRC）創辦人。ARRC今年一月底在新竹香山濕地成功試射雙節小火箭，材料和技術台灣製造，火箭升空一公里，將台灣和太空的距離拉進了一大步，「阮使用欸是混合式燃料火箭，和美國VIRGIN GALACRIC太空旅行同款，伊飛上宇宙一張門票七百五十萬台幣，阮這俗閣大碗。」大演說家談的是科技未來，用的卻是鄉土語言，若不細細分辨演講內容，乍聽聲音起伏和熱情，以為是百貨公司賣菜刀的推銷員。
站在大演說家辦公室門口，影片中男人朝我們走來。「歹勢，歹勢，」他自口袋掏出鑰匙開門：「啊！你要飲水否？抵遐訪問嗎？」未等我們回答，他一個箭步向前，逕自把腳踏車挪到陽台，轉身又從架上拿餅乾招待，五十二歲的男人步調明快，像按了加速鍵一樣。找到縫隙，劈頭便問他為什麼要用台語演講？「為了報仇啦，替自己說的台語出一口氣。」
台語的復仇
課堂上課多半說國語，但他心想TED演講面對全世界，機會難得，可以表達對母語的愛，「所有的語言是平等的，只要好好栽培，菜市場和灶腳的語言，也可以正式演講，表達像火箭太空工程這種複雜的事物。」
他一九六四年出生台南安南區農村，五○年代的台灣農村生活幸福各自不同，但貧困極其類似：上面兩個兄哥、三個姐姐，母親四十歲生他，沒有母奶，也買不起奶粉，僅能餵他喝黑糖水，「散赤到被鬼走抓，呷番薯籤呷到驚」。庄腳老父老母不識字，在家講台語，上小學第一天，老師講啥攏聽嘸，考試成績倒數，二年級某天，課堂上突然懂老師講什麼，那次段考，他是全班第二名。
科學家實事求是，半生經歷整理成投影片，求學、成長，無非一段又一段power point：台南一中、台大機械系，「讀冊對我來說，簡單簡單，逐日攏咧（台語玩耍之意），不是打球，就是肖想交女朋友。」高中踢足球，每天抱著一顆足球搭公車上學。因為射球準，可以四、五十米射球，爆發力快，個頭不高，還是入選台大橄欖球隊。
老婆是在台大校園認識，外省家庭長大的中文系女生，「結婚至今，我說我的河洛話，伊講伊的國語，互相尊重。」他說大腦用台語思考最為靈活，其次是英語。出國GRE考字彙，滿分八百他考六百多，當年全台最高，上國中前不知道ABC狗咬豬，但天性善於歸納和分析，很輕易就掌握英語文法的邏輯和秩序。
剝削的農會
在校園裡講台語並不代表具備本土意識。一九八六年，台大學生李文忠推動校園輔選遭退學，於傅鐘下絕食抗議，他的觀感是「那群人呷飽盈盈」。當兵退伍後，他到美國密西根大學念航太博士，在台灣同學會裡讀到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腦筋才像爆炸一樣。
雪夜裡讀史明讀到哭，應驗成長過程，原來書中講台灣人的苦難都是真的，「農會真正剝削農民，伊攏放重利欸。細漢時陣，家裡起厝，偕農會借錢，還款到我大學畢業，都未及借的一半，都沒還到本金。彼一時陣，肥料無法自由買賣，比如阮爸爸種稻一百袋，要拿五十袋到農會換肥料，等於抽稅五十趴。」他的思想在此真正轉了彎。
一九九五年才回國，入太空中心服務，隔年便迫不及待展開「5%台譯計劃」，他號召二、三十名同好，每月捐5%的時間或薪水，以漢字和羅馬拼音將《動物農莊》《無花果》等經典翻譯成台語和客語文，每本書首頁下方寫著他們的心願：「ho台灣──新ê獨立ê進步ê文化空間（獻給台灣新的、獨立的、進步的文化空間）」。
一邊忙著開拓文化新鄉土，一邊做著宇宙大夢。他念太空工程，專業是紊流、航太燃燒，「一九九八年入交大，為了生存，走岔了去做電漿」，但他沒忘本，二○○四年，陳水扁政府籌畫「哈比特計劃」（哈比特即賽夏族飛鼠之意），研發載送衛星到太空的火箭，他知道消息，便把擁有火箭專才的好友陳彥升騙回來。
「我們有太空中心，但一直沒有做火箭，以航太來講，若沒有做火箭，就是玩假的，發射火箭才是太空實力的重點，」陳彥升是國家太空中心探空火箭計畫總主持人，早年任職NASA（美國太空總署），他說：「當時吳宗信、林明璋（第二十三屆中研院院士）他們跟我說，台灣要發展火箭，要我回來試試看。」這個傻子放棄一千兩百萬年薪，被吳宗信騙回來，領著一份吃不飽、餓不死的研究員薪水，卻也把吳宗信一群好友拉入火箭領域。
非法的夢想
一枚火箭結合推進、燃燒、導控、電機電池、傳輸技術等相關領域，「發展火箭最大的意義，是提升各領域的技術，是火車頭產業」，吳宗信說當年中科院設計與測試的火箭，由他們來模擬分析，提供給太空中心做參考，「台灣乎阮這群中年阿伯做夢欸機會，我們也要給少年仔做夢的機會。」中年阿伯心中激情燃燒，然而二○○八年，馬英九上任，「哈比特計劃」不了了之。中年阿伯不甘心，索性自己跳下來玩。
那一年，他在交大開設「類蔗糖火箭」（sugar rocket）實作課程，把糖磨成粉結合氧化劑，做成固態燃料，再用大塑膠管等低成本材料，做成小火箭，「我跟學生在學校用烤肉架當發射架，乒乒乓乓，校園的樹都燒掉了。第一次帶學生去新竹香山濕地試射，透早四五點，還被保育員抓到，差一點罰六萬塊。」
二○一二年，他和交大陳宗麟、成大何明字、屏科大胡惠文、北科大林信標，銘傳余仁朋，海大黃俊誠等老師成立ARRC，立志台灣製造的火箭。ARRC今年夏天將射發長八‧八公尺、直徑○‧四五公尺，總重六百公斤的HTTP-3火箭。火箭採混合式推進燃料，預計升空一百公里，這樣的射程，這樣的技術，若成功，將是世界創舉，「火箭推進技術，可分為液態燃料、固態燃料、混合式燃料，液態燃料性能最好，但工程複雜，固態火箭成本低，但也最危險，混合式火箭居中，但安全性、低成本，有機會讓發射火箭的成本由十億，一舉至少掉一位數。」火箭取名HTTP，是北科大、新竹交大、台南成大，屏科大四校縮寫，也是HTTP（超文本傳輸協定）的雙關聯想，象徵該系列火箭的想像空間如網路一樣無遠弗屆。
衛星的戰爭
火箭試射成本估計一千六百萬，他上「貝殼放大」集資網站，募九百多萬，是學界首創，雖至今有六百萬資金缺口，但他老神在在，「捐兩百，捐一百萬都沒關係啦，隨人心意。」不甘心只是掛在學校的研究單位，他企圖將ARRC企業化，「我們做的東西也很拿得出去，但是經費有時陣有，有時陣無，持續七、八年很不容易，假使說預算不夠就放棄真正可惜，學生來來去去的，若不產業化，都沒用。」他說：「危機就是轉機，假使當年政府給我錢，我就會惦惦，不會出來募款，可是出來接觸社會大眾，發現這個市場這樣大，之前待在學院，見樹不見林，可好像小鳥沒東西吃，飛上天空找出路，才發現這個林子這麼美。」
這市場有多大？商業上的小衛星是未來趨勢，從影像到通訊、從農業到環境監控、甚至商業投資都開始運用衛星來管理，SpaceX、Amazon、維珍航空（Virgin Group）等國外企業莫不磨刀霍霍，台灣高科技要轉型、擺脫代工包袱，航太是很好的選擇，而混合性火箭和個人衛星的結合正是台灣下一個機會。他預計在五年內發射自製火箭，運載個人衛星上太空，「全世界的大公司都在發射小衛星，我不是全球化，我這個叫做宇宙化。」
理工科教授講學不扮高深，問我日劇《下町火箭》看了沒？「你緊看，伊做的代誌就跟我們一樣，不過伊欸故事沒我精彩啦，哈哈！」ARRC故事有沒有日劇戲劇化見仁見智，但男主角阿部寬講話肯定沒有眼前的中年阿伯蕩氣迴腸：「人活到一定的檻站後，會想這世人目標是啥，最開始當然是為了升等，拚命寫期刊論文，但那個不一定跟社會有連結。還好碰到這群好朋友，大家有不同的能力，對台灣有共同的想像。什麼樣的想像？台灣要成為一個國家，一定要有東西。一個政府不管富裕或貧窮，一定要提供一趴仙（1%）比例，乎少年從小時候開始作夢，作夢猶有出路，這是一個基本國家該有格局。」
他的目光如炬，彷彿火箭即將升空，五四三二一，發射。演說又華麗又草根，但那並不衝突，我們的想像力隨著那枚火箭衝向天際，看見台灣、看見東北亞、看見亞洲、隨即掙脫地心引力，衝破大氣層，衝上宇宙。中年阿伯說：「我們絕對不會放棄要離開地球。」
香港要重返「華南文化圈」。
【文章推介@香港革新論】
「華南文化圈」一詞，最先由《Disappearing Hong Kong/ 消失中的香港》Blogger吳勁憲提出，描述了香港流行文化産品在澳門、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受歡迎地位；《香港革新論》作者之一鄺健銘，將「華南文化圈」一詞加以擴充，寫成<華南文化圈 — 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一文，論述香港的海洋城市性格和與南洋等地的傳統聯繫，提倡重建「華南文化圈」作為香港腹地的區域發展戰略。
最新一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Undergrad, H.K.U.S.U.，特別收錄了黃國強導演的專訪，進一步探討香港流行文化重返「華南文化圈」的可行性，值得香港人細閱。
伸延閱讀：
《學苑》八月號
ISSUU版：
http://issuu.com/undergrad2014/docs/august
PDF版：
https://goo.gl/J9EI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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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華南文化圈——與黃國強導演談香港電視業】
文／陳凱螢
受訪者簡介：黃國強自八九年從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就加入了無線電視（TVB）工作，及後轉到香港電視（港視）成為總導演。黃導演過去參與多套電視劇製作，包括無線電視的《天與地》、《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以及香港電視的《歲月樓情》、《選戰》等。
「香港人，係值得一人一票，去決定佢哋心目中嘅特首。」葉晴在《選戰》中字字鏗鏘地說出的一句話，似乎曾為雨傘革命的抗爭者燃起一絲希望。在《選戰》中，港人雖能一人一票選特首，卻遭少數人掌控提名權，跟香港現實中的「假普選」方案如出一轍。《選戰》的對白言猶在耳，但港人實現普選的願望卻不了了之。《學苑》訪問了《選戰》的總導演黃國強，談香港電視業與香港人主體塑造的關係，分析香港電視業的限制，以及香港流行文化聚焦於華南文化圈的重要。
從電視劇中尋找「香港人」
自七十年代起，以本土導向的流行文化迅速興起，當中包括粵語流行曲及港產粵語片，而電視文化的影響則最為廣泛。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本土文化發展採取不干預政策，以致當時香港的媒體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香港學者如馬傑偉、吳俊雄及曾仲堅指，七十年代電視的普及化，造就電視節目成為文化搖籃，以及確立身分舉足輕重的影像來源，香港人得以藉此建立共同想像及確立群體。黃導演微笑點頭，他說：「以前沒有其他娛樂，大家又很少出夜街，因此觀眾會鎖定電視機。《網中人》中的程緯（周潤發飾）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而劇中描述的香港大學是『精英學校』及『有錢人讀』的。我會想：我跟程緯一樣住公屋，因此不可能入讀香港大學。當時很多電視劇男主角都從商，更令我相信男生長大後一定是做生意。」可見普羅大眾會將電視劇角色的生活與自身經驗扣連，久而久之有助塑造香港人的價值觀。
英格蘭作家Baker Hugh指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及生活經驗，與深圳河另一邊的相去甚遠，故香港普羅大眾會視香港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在建構身分的過程中，往往預設了「他者」的存在，透過排斥他者以確立自己的身分。若將這邏輯套用至香港的電視業，亦不難發現中國新移民被視為「他者」。
不論是無線電視《網中人》的阿燦，還是今天港視《來生不做香港人》的梁美田，中國新移民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均出現衝突。早於七十年代，當新移民來到現代化的香港後，更因難以融入本地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隨著主權移交，電視節目對中國人的負面描述相對減少，主流媒介傾向「再國族化」，開始逐步與中國整合文化。黃導演在訪問中點頭而笑說，若觀察過去二十多年電視劇所刻劃的中國人，將是十分有趣的對比。在七十、八十年代期間，中國人常以反派的形象出現，但在九十年代初起媒體不再強調「他者」與香港人的對立關係（如《真情》的好姨）。我們追問黃導演，港視的《來生不做香港人》又有否從七十年代的電視劇借鑑，將香港人塑造成別樹一格的群體呢？他坦言《來》沒有刻意作此安排，但港視的創作空間較大，容許他們拍攝這些較具爭議的題材。
電視業界的限制
步入九十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政治辯論此起彼落。在六四事件後，香港人抗共心態日益高漲，進一步視中國人為外來者。當時的商營電視進行自我審查，加上媒體容易受政治及和經濟權力所籠絡，令反抗中國的觀點備受壓抑。然而，當時抗衡中共的文化想像，仍可見於電視業之中。早前重播的《大時代》，不少人大讚演員的演技及故事編排出色。雖然《大時代》看似沒有政治論述，但觀眾卻有另一番政治化的解讀。例如有觀眾認為丁蟹像共產黨，橫蠻地入侵香港。該劇隱晦地表達當時在社會廣泛的反共意識，對劇情的想像亦反映了香港人的自我觀感。
民間史家徐承恩指出，即使當時有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電視劇，但只是描述虛擬的中國（如古裝的武俠片），甚少涉及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政後的事，對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描述更是少之又少。黃導演不畏言解釋，在七十年代時，大多投身電視業的都是大學畢業生；到了九十年代，已經甚少大學生願意加入，因此昔日電視劇的題材相對較有內涵。他以無線電視《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為例，即使劇中談到民國時期、抗日戰爭及中國現代化，但不少情節只是輕描淡寫。「TVB當時用『新政府』和『舊政府』來代替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字眼，雖然我有參與拍攝，但仍然覺得那時的製作很畏首畏尾。」
電視劇創作上的限制，跟無線電視的管理不無關係。在以商業利益為先的框架下，創作團隊只能避免爭議的題材，選擇較能掌握觀眾反應的內容，結果拍出多套「師奶劇」。黃導演嘴角上揚諷刺說：「在TVB工作時，我們拍節目不是給觀眾看的，而是給老闆及管理層看的。但在港視，編劇、導演覺得好看的內容就可以開拍，這裏的創作空間比較大。」黃導演多次強調港視的創作空間比無線電視多，原因是老闆王維基在中國大陸沒有投資，即使拍攝如《警界線》、《選戰》等較敏感的題材，他也沒有任何包袱。
電視劇中的「獅子山下精神」
香港電台曾製作《獅子山下》處境劇，描述草根階層逆境自強及拼搏精神，及後更被港人歌頌為反映「同舟共濟、刻苦耐勞」的「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精神」多年來與「香港精神」劃上等號，巧妙地，黃導演加入港視後其中一套的作品－《歲月樓情》，同樣以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為軸心。
《歲月樓情》以公共屋邨為背景，描寫跨越三十多年的家庭故事。黃導演莞爾而笑，自豪地說出他很欣賞自己成長的歲月，這套劇正是他成長背景的寫照。聽起來，他的確跟許多上一代人一樣，懷緬昔日的港英時代。「我覺得香港人、香港社會和政府都有很多問題、很多缺點。但是，不知道為甚麼，我總覺得港英時代的香港的確不錯。那時候雖然有左右派，但大家從來不會打架。在讀書的時候，我會為了不同福利而到左派和右派的學校玩耍。雖然我知道去左派學校要聽《毛語錄》，去右派學校要唱梅花國歌，唱完還要分享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但當時十分open-minded（開放）。現在總有人逼迫你選擇黃絲或藍絲，如果要表露身分，似乎很尷尬，但以前沒有所謂。」他笑言。
然而，在黃導演眼中，即使上一代人為「獅子山下精神」感到自豪，也不應將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下一代人身上，甚至批評年輕人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雨傘革命過後，有人稱新獅子山下精神是對民主的渴求，黃導演沒有為此下定義，但他在年輕人身上看到尋根究柢的精神。「不論年輕人的政治取向是甚麼，他們會主動問為甚麼事情會這樣發生。但我們這一代，很多事情不會過問，只懂得人云亦云，讀書、買樓才是人生的目標。」
「香港製造」的電視劇
在八十年代，無線電視每年製作二千到三千小時的節目中，當中有一千小時的節目向二十五個國家輸出。然而，近年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下降，不論是音樂、電影或電視劇對外輸出的產量均大幅減少，逐漸失去其影響力。香港與中國合資拍攝電視或電影非近年的事，兩地合作跨境取材亦為大勢所趨。若要找到全以本土資金為主，又富有香港特色的及迎合港人口味的作品，更是難上加難。我不禁質疑，在現時缺競爭的市場之下，香港電視業會走向沒落嗎？黃導演沉默地思考良久，未敢肯定香港電視業日後的出路。「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但後來又覺得未必。一來其他電視台發牌後亦要製作節目，二來有傳樂視（Letv）及美國福斯廣播公司（Fox）會大舉投資收購香港的電視節目，因此未必會沒落。」
然而，黃導演對電視業另一方面的發展卻不樂觀，臉上顯露擔憂神色。他以雙指作出括號的手勢，指「香港」電視業將會衰落，並嘆道：「主要原因不在投資，而是整個市場傾向中國。電視節目內容和口味不再以本土為基礎，遑論拍攝政治題材。日後可能沒有香港劇集，只有中國電視劇。假如在國內投資，回報一定比在香港高，因此不少商家傾向在內地投資。雖然那些電視劇是『香港製造』，但內容已經不再關於香港了。」
世界的香港 重返華南文化圈
昔日香港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時，香港一度成為東南流行文化的主要輸出地，香港電視劇、粵語片及粵語流行曲在華南文化圈更是大受歡迎。這龐大的外銷市場有助推廣香港的文化，將香港的本土特色及價值觀輸出至世界各地。
香港學者鄺健銘分析，若論文化及社會經濟的連繫，香港理應靠近南方海洋，而非北方大陸。華南文化圈由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形成，它的構成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亦深受粵語文化影響，粵語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霹靂州和雪州更是主要語言。香港向來有其海洋文化的特性，亦如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所指橫跨東南亞八大腹地，因此更應向南望，放眼世界。香港電視業重返華南文化圈正是以主動姿態擴展海外市場，無須委曲求全寄望獲得中國投資者的青睞，更不必因政治考慮而自我設限。
那麼，香港重新聚焦華南文化圈，又應否與中國市場切割？香港的本土文化又有機會透過影視業向中國輸出嗎？黃導演堅定地回應：「要視乎投資者自己本身的理念。以古天樂為例，他的電影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十分支持港產片，甚至有演員願意為拍港產片而減片酬，可見仍然有人有心做。同樣道理，如果想拍攝香港本土劇集，就必先有人堅守理念。另外，由於港產片以廣東話拍攝，廣東省一帶較容易接受香港的文化。也許不談政治，只談文化，輸入中國是有可能的。」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信報》的專訪中曾說：「我們不應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分，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分，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
香港不但要對外輸出本地文化，鞏固在華南文化圈的地位，更要擴大在世界中的影響力。在商言商，中國座擁龐大的影視市場及資金，香港要與中國切割合作並不可取。然而，如果香港只求迎合中國市場，放棄香港的特色與價值觀，最終只會削弱香港電視業的主體性，甚至被中國市場吞併。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人數接近七千萬，在中國市場以外，香港電視業仍有如星、馬等地的市場，故商家不必大舉投資在單一市場之中。此外，香港電視業可從電影業借鑒，發揮香港在華南文化圈的優勢。二零一四年，香港演員杜汶澤與跟馬來西亞導演鄭建國合作，在當地開設名為Dream Moon的電影公司，力攻星馬市場。學者鄺健銘及何偉倫均認為此舉為香港流行文化提出新想像，證明了香港影視業在東南亞粵語區內具備優勢。
香港人除了要如香港電視、天下一電影製作等支持本地影視文化，更應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透過電視劇集將香港的文化軟實力－－廣東話、香港歷史、飲食文化、香港精神等傳開去。香港的本義正是多元化，既聚居了不同國籍的人，又包含了各種族的文化及語言。香港不必再將視野局限於北方，更不應拋棄國際身分。若只將目光投放於中國市場，他日香港電視劇將會換上中國演員，播放不屬於香港人的故事情節，變成不折不扣的中國電視劇。
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曾提醒港人：「香港，保留你的軟實力，你仍然有機會。」他指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以及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指的不單是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更是兩地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分別：中國以為軟實力等於硬實力，以為可以透過審查、控制去經營中國，卻忘了軟實力的核心不是允許（consent），而是權力下放（descent）。香港要面對世界，應保留文化多元性，對外推銷香港電視劇、粵語片、粵語流行曲等流行文化，而非卑躬屈膝放棄自身的優勢。若不想香港變成中國，不想港劇淪為品味低俗的中國劇，一如黃導演的精神 — 香港人，堅守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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