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前一年，台灣剛剛解嚴，隨後，解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民主自由逐漸間露曙光。
但是，課本並未因此就跟上時代，那些為人師表的，也沒有跟著時代汰換。
因此，形成了一個很弔詭的現象，國家看似已經民主自由，但實則內部並未完全落實。
我就是在這種時代下長大的。
小時候，我最愛講話，因為講話不用付錢，而且可以吸引很多人的注意，甚至獲得誇獎。
但是，爸爸媽媽總是叫我少講點，不然會出事情。
出什麼事情？沒有人跟我說。
記得國小的時候，我最喜歡唱得歌是國旗歌，因為比國歌輕快，而且象徵離回教室的時間又前進了一步。我的偶像是孫中山，再來是蔣介石，因為孫中山比較帥。
老師將他的主科，每週挪用一小段時間，要大家去跑步，因為我們要反攻大陸。
到了國中，上歷史課的時候，老師侃侃而談兩蔣時代，說到蔣經國逝世時，還請大家默哀。並且告訴我們，當時家家戶戶，都很難過，舉國哀悼，可見他做得有多好。
上了高中，課堂老師告訴我們，高雄人因為水很髒，只能喝礦泉水。台南交通不便，很多地方都還坐著只有柵欄的公車，或者是牛車。並且，國民黨為台灣帶來的高額的財富，滿山的黃金，以及經濟發展。
但現在發展停滯了，因為陳水扁升高兩岸危機。
進了大學，一次經過清大宵夜街，同學指著蔣公廟說：「蔣光頭」。我驚呆了，怎麼可以對偉大的蔣中正總統不敬，他守護台灣，讓我們不至於淪為共產黨統治。
後來，上課所學到的，跟朋友討論到的，圖書館內藏書所寫到的，我分不清楚真或假，每個都跟我的人生經驗相差數倍。
真正的天翻地覆，是在大二暑假。
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年，是2008年，北京奧運。
我申請到了兩岸交流獎學金，到了中國進行暑期研究。出發前，老師寄了一封信給我，問我們要不要跟他去雲南做個小型訪調。我很高興地回了信，但直到我到了北京，都還沒收到信。
兩個禮拜後，老師跟我說，他從來沒有收到我的信。
2008年的北京，很繁榮，很高端。
但人民的水準，真是出乎我意料的低。
路上脫褲子大便的人，居然存在著。
紅綠燈形同虛設，廁所門無法關。我上廁所的時候，還有大媽開門罵咧咧的說：「這個是兩人可以一起上的，妳憑什麼關門？」嚇得我還她一個人的自由。
公共空間永遠都充斥著垃圾、排泄物。
胡同巷弄被拆的七零八落。
老師跟我們講話總是欲言又止。
直到他帶我們去盧溝橋事變博物館。
那裡陳列的東西，跟課本寫的，都相反。
我曾經是一個，老師在檢討歷史考卷的時候，可以精準地說出答案在課本第幾行第幾頁，這樣深愛歷史的學生，因此，這裡的相反，我真的不用翻課本，就知道。
到了學校，看著電視，跟外界，跟台灣報導的方向也不一樣。
老師跟我們說，以前中國的暴動，就是從名門大學出來的，因此，資訊控管最嚴格的，也是這些大學。
那時，跟我們交流的，不是鐵路局長的兒子，就是ＸＸ單位的小孩，他們告訴我，台灣有民主很好，但中國不適合。
我問他們為什麼？
他們告訴我，中國太大了，自治有問題，偏遠地區甚至還有人以為，現在的皇帝是康熙。
我當時似懂非懂，覺得他們的話也很有道理。
他們告訴我，台灣中國是一家人，中國之所以對我們兇，是因為陳水扁，所以飛彈才會對著我們。只要我們乖，飛彈不會射過來。
我也相信了，都是陳水扁活該。
中間抽空到內蒙古去玩，回程的路上，通過安檢，上來的公安，點名三種人要出示證件。
台灣人、韓國人、阿拉伯人
「我們不是一家人嗎？」我問朋友。
「乖，不會有事的，只是檢查一下。」朋友回我。
沒關係，我有台胞證，不會有事的。
頂多就是每天回到北大宿舍，要在門口回答警衛的問題。
只要我回答，「是，台灣屬於中國」，就可以順利回宿舍休息。
這在我第一次爭論，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被扣在校門口半小時後，就學乖了。
當時，我並不真的知道，中國跟台灣到底有什麼恩怨，這一切可能都是民進黨塑造的，而非歷史課本所寫。
所謂的228事件，課本告訴我們，是查緝私菸。老師告訴我們，吸煙本來就不是一件好事，查緝這些人怕了，才會挑釁警察，造成傷亡。
我信了。
老師說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死了大家都很難過。我回家問媽媽，媽媽告訴我，「這個不重要」。我繼續逼問媽媽，「你難過嗎？那個時候。」。媽媽被我逼煩了，告訴我：「如果是你會難過嗎？」
我說：「會啊，他推動十大建設，很偉大。」
媽媽說：「中午吃自助餐吧！」
我信了。
在大學混久後，我問了幾個來自高雄要好的朋友，他們怎麼敢叫蔣中正總統「蔣光頭」。他們告訴我，他還是殺人魔，順便告訴我，王永慶致富不是因為賣米，是因為他是山老鼠。
我不信。
然後我問他們：「聽說愛河水很髒，你們是不是都喝礦泉水？」
他們哈哈大笑，跟我說：「你當高雄人都潘仔喔？」
我不信。
大四暑假，我到高雄去玩，愛河水很乾淨，街道很大條，很整齊，路上沒有很多長安、西安、北平、紹興路，有得是一心二聖三多四維。
高雄很乾淨，很繁榮。
我信了。
北京的老師請我開信箱給他看信件，為什麼寄不出來。我開給他看，他說：
「你不能寫很高興出國，因為來這裡不是出國，應該是因為這樣被擋了。」
然後，我在中國期間，完全上不了班版。
回台灣後，知道原因了。
因為，班版的下一個版，是法輪功。
台灣中國，不是一國。
我信了。
我在北京認識的那些朋友，一個一個去了美國，不回中國了。
我問他們為什麼不回去，他們告訴我，那裡沒有自由，沒有民主，不是人待得地方。
所謂眼見為憑，眼不見的，也是存在。
只是，對於我來說，逐步的習得、發現這些事情，很累、很慢，很需要全神貫注。
稍有不慎，就會覺得被悲情綁架。
稍有不查，就會覺得是意識形態作祟。
這能怪我們嗎？
我覺得不能。
因為我們能夠取得資訊的時間太短，來源太少，量太龐大。
因為，我們花了大半輩子，在背當時政府希望我們知道的片段，那些有意誤導的片段。
爾後，我們用了許許多多的教訓，來發掘那些片段的全部故事。
但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因此，說年輕人歷史脈絡知識不足，不假。
但是，如果因此怪罪我們，我覺得不合理。
我們還在獲知真相的路上，我們比別人更質疑資訊的來源，也因此不能全然相信任何事情。
給我們一點時間。
給我們一點空間。
不要輕易斥責我們，因為這不是我們的錯，輕易責罵我們，只會令我們更加遠離。
而且，我們也有我們的價值包袱，我們要思考的也更多更複雜。
因此，請慢慢地告訴我們，輕輕的告訴我們，緩緩地讓我們消化。
那些我曾經的相信，曾經的不信，以及，保持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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