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 Bannon's Warning On China Trade War (w/ Kyle Bass)
凱爾· 巴斯(Kyle Bass)和 史帝夫 · 班農(Steve Bannon) 的 「中國警報」精彩對話 !
概要:史帝夫 · 班農,前白宮首席戰略師,在此與 凱爾 · 巴斯 探討,美國當前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方略。對於以下話題:中國滲透美國各類機構,中國在南海的侵略行為,未來幾年的國際衝突。二人交談甚深。
訪談正文:
巴斯:
班農先生,謝謝你能來到這裡,這麼個開闊的場所,在德州。
班農:
叫我 史帝夫 吧。
巴斯:
史帝夫,你能來真好,謝謝你。
班農:
我也很高興能來這裡,還有點興奮。
巴斯:
你我來到此地,就是為了談一個我們都認真研究過的問題,中國。首先,容我請教,你覺得,中國的真實意圖是什麼?他們的總戰略又是什麼 ?
班農:
他們的總戰略顯而易見,就是「支配世界」。此意圖,得見於「一帶一路」,得見於「中國製造2025」,得見於他們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搞了個中國版的「東印度公司」,得見於他們在加勒比海的一舉一動,以及眼下在拉美的所作所為。
在我們看來,這些都是中國政府的作為,中國政府用盡手段對美國發動經濟戰,同時增強他們的軍事。他們正在封鎖南海,如此野心勃勃的地緣政治戰略,前所未見。讓我說的更直白一點,在地緣政治領域,有三大理論:麥金德(Halford Machinder)的理論,關於亞洲大陸的部分;馬翰(Alfred Thayer Mahan)的理論,關於切斷各大洋之間的交通樞紐;還有斯皮克曼(Speakman) 的理論,主張迫使自己的敵人遠離亞洲大陸。在世界史上,只有現在的中國,企圖同時踐行此三樣理論。拿破崙、希特勒,還有其他一些人,只想稱霸歐亞大陸;大英帝國、美國,執行的是 馬翰 提出的「海權論」。至於 斯皮克曼 的理論,是20世紀早期才出現的。
中國的「一帶一路」,基本上是要把「絲綢之路」一路開到義大利。在今天的報紙上寫著,那個新的義大利政府,五星黨的人,那個 Di Maio,從北京回到了義大利。他們要搞個大動靜,「讓我們義大利成為一帶一路的終點吧,這可是馬可波羅東遊的起點」。本週我們在馬爾代夫有一個投票,結果是堅定反對中國建設海軍基地、掐斷海運樞紐以擴張海上勢力的作為。
再看看中國如何實踐斯皮克曼的理論。美國本就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但是中國卻企圖逼迫美國退出太平洋,所用手段就是他們在南海和台灣興風作浪。他們竟然要我們退守關島。
其實中國的問題,人們已經談論了很多年。華爾街,倫敦金融城,法蘭克福,那些人都是這麼個論調,「其實沒什麼,他們沒有野心。他們從來沒想過成為一股擴張勢力」。其實,在地緣政治意義上,他們就是一股擴張勢力。他們現在的舉動極不尋常。而且多管齊下。
巴斯:
那麼,你又如何看待他們的經濟成績呢,或者說「看起來很了不起」的那些東西。在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他們一直自以為是第二大金融勢力。逐漸的,這個世界好像也相信了,從2009到2018,中國是全球經濟引擎。在你看來,他們在地緣政治上蠻橫的底氣,是否基於這一輪經濟增長呢?
班農:
其實已經很久了,「進入中國市場」,「中國市場秘境」,這些說辭在西方一直很受寵,從英國人進入中國開始,到東印度公司,再到現在的中國貿易。大家都圍著中國轉。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讓我相信,中國經濟只是沙灘上的一個小城堡。
進一步說,我相信,這些熙熙攘攘,即將造成比2008更慘烈的金融危機,罪魁禍首是同一批人:那些投行、商業銀行、對衝基金,還有政府機構。又是那些個「精英」,他們製造了2008的金融危機,全身而退,沒有被追究。現在又來了,正是他們,惡化了中國問題。
還有那些「世界級精英」 — 「達沃斯黨」的同志們,華爾街的那些人;另有一些人,我稱他們為「中國關係戶」,就是那些投行,特別是高盛,還有一些商業銀行,還有一些為中國跑腿的說客,其實他們是一些大企業的遊說團隊,有25到30家和中國合作規模最大的企業,他們在華盛頓的遊說團隊,天天為中國跑腿磨嘴。還有那些大股東,比如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黑石主席)。所有這些人,都會因為中國問題,被追究到底。
中國和西方「精英人士」的合作,其本質,就是西方國家的「去工業化」,從歐洲到美國,都是這樣。這就是為什麼,英國脫歐和美國的2016年大選,是緊密相關的。在合作過程中,中國不斷的出口自己過剩的產能,轉移通貨緊縮壓力,出口基本工業產品。對於中國而言,這一切妙不可言。
中國的確做到了,讓三億五千萬勞工變成了中產,讓四億貧困人口變成了勞工。這已經覆蓋了他們三分之二的人口,他們的真實人口數,我相信是十三億或者十四億,而不是他們自己說的十一億。切實做到的這些事情,在他們自己看來,是了不起的戰略成就。其實,是在西方的資助下完成的。
我認為,川普之所以與眾不同,就是因為他說過,「這個世界不必如此,我們完全可以走另一條路,而不是像今天這樣 — 我們資助了中國崛起,我們建設了中國」。然而,這麼多年了,我們聽到的卻是,「不,就像熱力學第二定律,中國崛起是注定的」。川普說,「不,這些都是某些人的作為而已,是那些商業銀行、投行、大企業對中國當局屈服的結果」。
有件事我必須申明,凱爾,我不是針對中國民眾。70年代中期,我在西太平洋第七艦隊服役,76年到77年之間,我第一次去中國。我這一生幾乎都沒有離開中國事務。我還在上海生活過,是在過去的法租界。對於中國人,我不僅尊重他們,我深愛著中國人。在中國那裡,有一個說法,「老百姓」,意思是所有普通人,因為中國至少有一百個姓氏。老百姓們,其實過得很淒慘。
「老百姓」這個詞有很多含義,包含了社會禮儀,包含了中國人的吃苦耐勞,他們的堅忍不拔。回看中國人經歷過的種種,不可謂不悲壯。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極權者。坦率的說,中國共產黨的頭頭們,和「達沃斯黨」,有著著密切來往,甚至勾搭上了各個領域的精英人士,科學界的、工程界的、管理界的、金融界的,文化界的。我把這稱之為「達沃斯輻射」。這一幅射的影響力,真實地體現在倫敦,紐約,華盛頓,硅谷,等等。
巴斯:
那麼,他們控制「達沃斯黨」的手段,是經濟脅迫?他們投資我們的大學,我們的智庫,給說客塞錢,如你所說,對付我們的企業,讓美國人去中國賺錢。這就是他們的操縱手段嗎?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班農:
讓我們回看2017年1月,在同一週裡,發生了兩場非同小可的演說。在達沃斯論壇,習主席的演說,可以說是對全球化的禮讚。而我對此很排斥,讓我感到厭惡的還有那些主流媒體,那些「達沃斯黨」,他們就坐在那裡,對習的演說照單全收,「多麼偉大的領袖啊,多麽了不起的人啊,他要站在全世界的高度領導我們,他還要對全球化事業,對我們的經濟,做許多許多事情」。
緊接著,我記得是三天以後,川普的就職演說,「讓我們照顧好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國家。美國會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其他國家也應該開始照顧好自己。全球化,還有達沃斯搞出來的那些東西,其實在掏空我們的國家。我們要重新對待全球化。」
兩年過去了,本週,彭斯的演說表明了美國的新戰略。
巴斯:
就在昨晚。
班農:
其實一切都在進行中,現在要與中國直接交鋒了。事態不會像基辛格說的那樣,也不會是「修昔底德陷阱」。我知道你對 格雷厄姆 · 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主張用修昔底德陷阱解釋美中關係) 做了很精彩的訪談,他的意思是我們和中國還會在一起,磕磕絆絆地走下去。其實,我們要做的,是正面抗擊中國,不會再有絲毫妥協退讓。中國已經對我們發動了經濟戰,我們要堅定自己的立場。
回到剛才的問題,關於中國人如何收買別人。他們出手闊綽,開大張的支票。他們給各個大學送支票,幾乎買下了整個倫敦金融城,整個華爾街,還有那些企業。對此,我很憤怒。倫敦和紐約的那些大投行,已經變成了中共下屬的「投資部」。
巴斯 :
他們眼裡只有錢。
班農:
他們只認得錢,全變成了中共的說客。劉鶴,習的特使,大約四週前來到紐約的時候,當時是最後一輪貿易談判,他想再爭取些什麼。其實已經定局了。但是,他派了自己的副手,還有一隊小跟班,去見了 史蒂芬 · 美努卿(Steven Mnuchin ,現任財政部長) ,還有財政部的其他人。此前一天,他們還另搞了一個小動作。他們召集了 15 至 20 家企業的事務官開會,沒有請到CEO,因為那個召集人自己位階不夠。他們對這些企業的人說,你們這些人,辦事不行啊。現在你們出力解決問題。
還有一件事,王岐山搞了個什麼金融顧問小組。就是為了破壞川普的戰略, 但是中共在找人時會這麼說,「我們需要一些金融顧問,讓我們了解美國想要什麼」。然後 鮑爾森(Paulson :高盛CEO兼主席),苏世民 (Schwarzman ,黑石主席) ,還有其他一些人,都被找去了。有意思的是,當中共需要找人幫襯的時候,就會來找這批人,因為這批人已經得了好處。據我所知,這批人也會找藉口推託,什麼聯合國開大會啦,紐約正好有很多歌劇要聽啦,很忙啦。這時候,王岐山就對他們不客氣了,「你們這些人,沒聽見我說話麽?要開會了,都給我過來!」。簡直就像指揮小僂儸。
當我們回頭看看這些事情,西方各民主國家的,還有美國的,精英人士,長期和中國廝混,甚至當中國對我們發起經濟戰時,他們也和中國站在一起,助紂為虐。當人們看到,一定會震驚,會被驚得啞口無言。
巴斯 :
讓我們看一個具體的案例,這個案例足以說明企業受到的影響。我們知道,有那麼一些公司,他們分別想從中國撤出超過十億美元的資金,就在2016年11月。當時,中國突然間關閉了所有資本帳戶,他們一分錢都撤不出來。當時你還在白宮,你有沒有收到過這些公司的求救信?當時他們被中國死磨硬纏,一分錢都撤不出來,有來找你求助嗎?
班農:
有的。我相信這件事情給人們的震撼,比之前的那些還要大。我們都記得,川普如何以力挽狂瀾之勢當選總統。那時候,還沒有人看到這一切,可是這一切就是發生了,就發生在講究自由、民主、秩序的戰後時代。中國其實也沒做什麼大不了的,他們只是特別會鑽空子,只要有規則,就有漏洞,他們就去鑽。換句話說,不盡完美的規則體系,造就了現在的中國。沒有人去找中國算帳,因為每個人都以為中國還很弱。
巴斯:
可是,那些被欺負的企業是否因為害怕,而不敢找中國算帳?
班農:
就是如此。
巴斯: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還說出來,把自己不能從中國撤資的事情說出來,他們就會被中國封殺。
班農:
他們都會遭此厄運。
巴斯:
那麼,潛規則就得勢了 ?
班農:
中國以封殺威脅企業,因為中國害怕他們說出真相。說到這裡,我們不妨來看看貿易戰究竟是怎麼回事。貿易戰無涉關稅,更無涉保護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川普可以做到如此地步。看看之前,川普動手之前,人們談論關稅,覺得250億美元或者300億美元已經是天文數字了。其實呢,川普的目標是5000億美元的關稅,而且川普知道,中國肯定無力還手。
為什麼中國無力還手呢?美國人要明白一件事,在中國人看來,我們是他們的「朝貢者」。請允許我進一步解釋。中國有大約四千年的歷史。有時候挺好,有時候很糟。但是他們對一件事情深信不疑,就是,他們之所以能存在4000年,因為他們擅於結交盟友,也擅於應付對手。
現在搞的這一套,他們稱之為「治蠻」,就是如何對付蠻族。他們的伎倆,就是邀請蠻族首領,去他們那裡糜腐享樂。然後呢,首領就墮落了。至於你這個墮落的首領,如何回去面對自己的族人,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在美國,近25到30年來,中國人來這裡,玩的就是這套把戲:收買我們的精英。我們的精英就這麼墮落了,甘願讓自己國家工業空心化,在北半個美國,中西部,尤其嚴重。這也是為什麼川普能當選總統。
觀眾們還需要明白一件事,很重要的事,就是 JD Vance,一個很厲害的傢伙,從耶魯畢業的,寫了《白垃圾輓歌》(英文書名:Hillbilly Allergies ),這本書是對川普支持者的最佳社會學研究。就是這個JD Vance,對我介紹了 麻省理工和哈佛的研究,那些研究顯示,工廠都搬到中國去了,就業機會也到中國去了,這一切,和美國現在的「鴉片危機」,是直接相關的。
這已經不是什麼關稅的問題了。
巴斯:
有道理!
班農:
這不是關稅的問題。這是生而為人的尊嚴問題,生而為人的價值問題。工廠都搬到中國去了。華爾街賺了大錢,大企業也賺了錢,因為成本降低了。一無所有的工人,被魔鬼叼了去。這就是為什麼,川普能扭轉乾坤,贏得民心。
在中國眼裡,美國就應該給他們「進貢」。我們給了他們自然資源、大豆、牛肉、波音飛機、蘋果產品。稍等,對不起,我們沒有給他們波音飛機和蘋果產品,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強行把波音變成了合資企業,強迫蘋果公司在他們那裡生產。我們只是他們的殖民地,他們是宗主國。但是,這一切,反而使得他們對貿易戰無能為力。
巴斯:
即便貿易戰火力全開,我們對5200億產品,全都徵稅25%,也就1000億美元。這是一筆大錢,但是,我們有十九萬億的GDP,所以,關稅收入對我們來說,好像也沒什麼。但是的確能印證你的觀點。從2001年開始,他們已經對我們發起貿易攻擊了,相比較,我們還沒發力呢。
班農 :
是的。從1946年開始,也就是二戰結束,一直到2000年,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是 3.5%。這也是我們成為超級大國的真正原因。美國的經濟引擎恣意奔騰,經濟年年增長 3.5%,年景好壞也就波動半個百分點。中國加入WTO之後,他們大受優待。而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只剩下 1.9%。
造成美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核心因素,就是中國。因為去工業化,我們的工廠都搬到中國去了。是的,關稅額度不高,無論是名義數字,還是實際數字,都不高。但我們可以看出趨勢。川普已經在做的事情,就是直面經濟戰。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運用301法案,抵禦中國強迫我們的企業對他們轉讓技術。
我們會把關稅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很有必要的話,對中興那樣的公司,我們會清算他們的海外分公司,斬斷他們在西方世界的所有觸角。他們的經營會被連續凍結90天。還有,就是投資限制……
巴斯 :
重組 CFIUS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班農:
是的,重組CFIUS,正是熱門話題,如此一來,政府就能夠集中力量保護智慧型資產。這就是為甚麼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如此重要。再來看看那些嘲弄川普的人。現在出了本書,《恐懼》,裡面寫到,那個 Gary Cohn,高盛的董事長,真是「偉大的高盛」啊,以前我還在那裡工作過。
Gary Cohn 竟然直接從川普的辦公桌上偷文件。在書裡寫著,他為了保護NAFTA,所以偷走了一份與關於對韓貿易的文件,因為在他看來,總統不夠聰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好,我們來看看川普的實際行動:他創建了新的NAFTA,從地緣戰略的意義上看,用來制約東亞,可操作性極佳。很快的,日本就參與進來了。
這是一個雙邊協定,不是TPP那樣的東西,讓美國委身於眾多參與者之一。我們和日本的協定,很直接,就是兩個合作夥伴之間的協定。我們和韓國,也已經簽署了一個這樣的協定。在歐盟,Juncker (歐盟委員會主席),已經告訴川普,也想來一份這樣的協定。
這就是川普已有的作為,才用了不到兩年,在世人眼中,「中國崛起」就像熱力學第二定律一樣不可抗拒,但是川普,他把全球供應鏈,從中國身上,硬生生的扯了下來。
這將給我們的經濟成長帶來難以名狀的機遇。在上述整個過程中,川普單槍匹馬,面對企業遊說團,華爾街關係網,等等,周旋廝殺。川普是真正的英雄。
巴斯:
這一切行動,時機抓得很好。在我們反擊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減弱了。我們選擇了用關稅作為反擊的起手式,其實用別的也可以。還有一件事,就是廢除了邊境調節稅,我們都知道是誰幹的。
班農:
我本人支持邊境調節稅。
巴斯:
我也是。
班農:
我雙手贊成邊境調節稅。Paul Ryan (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 和我有過分歧,但是他向我說明了究竟何謂邊境調節稅之後,我馬上就說,「這肯定管用」。
巴斯 :
是一個公平的方案。
班農:
其實我們都知道,邊境調節稅為何沒有被通過。我相信,在未來幾年,這個方案會被認可。
巴斯:
如果有了邊境調節稅,我們就不需要關稅了。
班農:
還有一件事情,也是涉及關稅的。記得G7 峰會吧,開會第一天,就關稅的問題,那些自視比川普更早從政的人,默克爾、馬克龍,竟然給川普「上課」。第二天早餐,川普回應他們,「昨晚我想明白了,這樣吧,我們都搞零關稅,不能有關稅,但是,也不能有補貼,如何?」
大家需要了解,就在兩個多月前,白宮發出了文件,包含了50條內容,列出了中國對美國的「經濟戰」行為。美國要中國停止那些行為。這就是交易,你停止戰爭行為,我們一切都好說。關稅只是其中之一,還有對國營工業的投資……
巴斯:
自由市場,自由電價
班農:
是的,自由市場。 看看他們對全球鋼鐵業和鋁業的影響,看看他們的造船工業是怎麼回事,中國所有重工業,都拿著國家補貼。他們已經摧毀了西歐的工業,摧毀了美國的工業。還在得寸進尺。
巴斯:
他們是故意的。
班農:
的確是故意的。我們再看看中興。可以看出,他們不得不,每年創造出一千一百萬個就業崗位。其實他們的內部經濟壓力,非常大。中興包含了一萬五千個高附加值的工作崗位,即便只是這一小撮就業崗位的減少,他們都承受不起。鋼鐵產業也是如此。
他們好像掉進了死循環。從來沒有哪個社會,像他們那樣不堪:官方不斷增加投資,只為了讓人們不停勞作。我常常在想,為什麼所謂的「中國模式」,會讓西方人如此著迷,如果你能看清它的真相….
我知道你是少數幾個已經看清真相的專家之一,你們沒有自欺欺人地人云亦云,也沒有被中國的假數據矇騙。對於我來說,中國發布的所有數據,都要懷疑,只有自己驗證過的,反覆驗證過的,才能相信。我們都要給自己係好安全帶。
這一切,迫使我相信,下一場金融危機,已近在眼前,危機製造者,正是空虛脆弱的「中國模式」。
巴斯:
暫且假設我們對中國的判斷都是正確的,他們不計後果地堆積債務,同時伴隨著經濟減速,又有如此巨大的經濟當量,龐大的銀行系統…..但是,他們的銀行系統和我們的銀行系統之間的聯繫,並不像在上次金融危機時,我們和歐洲的,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那麼緊密,這算不算一個好消息呢?
班農:
姑且算是。你用到了一個詞,「不計後果」。這讓我想到了整個世界的精英群體,是何等的不可信任,何等的不負責任,他們讓我憤怒。
看看不久之前的金融危機,沒有一個CEO被送進監獄,沒有一個富人放棄資產。人們應該記得,2008年9月18日,伯南克(時任美聯儲主席)、鮑爾森(高盛主席,時任財政部部長)、小布什(時任美國總統),一起走進總統辦公室 (緊急會議)。隨後,布什讓他們去國會山 (提交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當時,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只有8800 億美元。2017年1月20日,川普總統上任,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四萬五千億美元。所有人,包括英國央行,日本央行,都在做同一件事….
巴斯:
還有中國央行。
班農:
是的,中國央行。這些央行,只做了一件事 — 釋放流動性。如果你擁有各種資產,比如房地產、股票,或者智慧型資產,你就擁有了最美好的十年。如果你只是工薪階層,很遺憾,過去十年薪水零增長。這是不公平的,由此催生了憤怒,憤怒點燃了「國民意識」。
那些卑劣的銀行家,用納稅人的錢消解自己闖下的大禍,又派自己的徒子徒孫到世界各地為自己辯解。這一切都必須被終止。
我們來看你說的這個詞 — 「不計後果」,如果我們這次又漠視了那些「精英」做下的惡,我們也是在「不計後果」。美國銀行系統總共有十九萬億美元的資產,你在這個問題上比我聰明十倍,就我看來,這些全都是不良資產。也許,我們保守點好了,10%或者更多的部分,應該被註銷。
至於中國的銀行系統,有四十九萬億美元的資產,如果我說錯了,請糾正。我覺得,其中四十五萬億美元,是2008年之後產生的。這就是「不計後果」。不幸之萬幸,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銀行,以不再由SWIFT系統相互連接。
巴斯:
衍生品市場也隔絕了。
班農:
說要衍生品,這裡面也有故事。那些銀行家,他們嘴上不說,但行動上,都拒絕和中國的銀行在衍生品市場相連接,他們不希望,在中國的銀行系統崩潰時,被拖進去一起死。
也就是說,那些銀行家都知道,中國的銀行系統會崩潰。
他們都很清楚,沒有哪個銀行系統,能夠承受如此巨大的惡劣資產。有意掩飾這一切的經濟學家,都是可恥的,例如倫敦的金融時報,還有那些「精英」們,包括各種經濟會議的參與者,對這一切的掩飾,是他們永遠的恥辱。你看看 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在 Morning Joe(晨間政論節目)都說了些什麼,從頭到尾,都在對彭斯的演講挑刺,打擊彭斯和川普。
你應該知道他說了些什麼吧?「哦,我所有的中國同事,還有我在中國的朋友,都對我傾訴,不知道美國到底要什麼,他們來到美國,想和我們一起解決問題,想成為我們夥伴。但是呢,我們不斷提更多的要求。」
他的這番言論就是「不計後果」。他完全清楚事實是怎樣的。可是他就敢坐在那裡,在公共頻道的新聞節目亮相,他知道選民都會看這檔節目,他就是要把那套謊言塞進選民的腦子裡。
這是不可接受的。我可以告訴你,凱爾,你在這裡,做著這些事情,其實還有很多人和你一樣,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人們現在想要,是讓那些人付出代價。
如果那些「精英」們,以為自己又可以逃過一劫,告訴他們,不可能。為什麼川普能夠成為總統,為什麼那些根植於普通民眾的黨派能勝選,看看義大利、德國、法國,都是這樣,還有在本週末,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人們已經受夠了那些卑鄙小人,知道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和任何人沆瀣一氣。
巴斯:
的確如此。我們來看看中國的銀行系統,我們不妨假設,他們會重組,他們其實很聰明。
班農:
我們就來搞清楚這個問題。
他們的聰明是這麼用的:當川普總統去訪問的時候,他們不做任何改變,什麼都不開放,唯獨開放了金融市場 (允許外資持股超過50%)。
巴斯:
蛛網已經張開了。
班農:
就是這樣。
巴斯:
他們把自己的金融系統搞壞了,再讓你投錢進去。
班農:
是的,拿你墊背。
巴斯:
為什麼,全世界對此都視而不見呢?
班農:
全世界都看在眼裡。
巴斯:
人們才剛剛發現….
班農:
等等,凱爾,….
巴斯:
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是才剛剛發現…..
班農:
不,凱爾,你真是善良的可以。你是個好人,所以你這麼想。但這麼想蠢透了。難道你真的認為,那些人,華爾街日報的,倫敦金融時報的,經濟學人的,那些個聰明人,還有那些智庫,你真以為他們一直被蒙在鼓裡?連我這樣的笨蛋都能看清,各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都是一個個定時炸彈,那些聰明人會不知道?他們早就知道了。
巴斯:
你也知道他們是怎麼說的,「中國不一樣」,這句話我聽了很久了。「我同意你說的,但是中國不一樣,所以報導還得這麼寫」。
班農:
是的,但是這一切,必須終止。在九十年代末期,我們和中國有過一個交易。現在回頭看看,當時的各色人等是如何表現的:直接跳出來給中國黨啦啦隊的,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協派,還有所謂的「鷹派」。在1999年達成的交易 (1999年11月15日,中美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 是「綏靖政策」的產物。大家要明白,「綏靖政策」兩黨都有份,無關黨派意識。
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只要一談到中國,就想著怎麼撈錢。所以那些「啦啦隊長」們,總是說:「那可是中國呀,只要給他們最惠國待遇,讓他們加入WTO,他們也會走上自由資本主義道路,也會民主投票……」
巴斯:
他們會開放,他們會民主化,會允許我們投資任何領域……
班農:
嗯,他們還會進入中產社會
巴斯:
沒準兒還會有法治……
班農:
呵,法治,然後中國就是天堂了呢。十七年後我們終於知道了,知道了什麼呢?這個政權,不僅是獨裁者,還是重商主義者。他們已經造就了一整套系統,為他們自己,為那些所謂的「精英」,當然,也為了他們的政權。這套系統運作良好。
現在,之前提到了三種人(啦啦隊,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協派,鷹派),還剩下兩種。「啦啦隊」已經沒戲了。還剩下的,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協派,還有,鷹派。妥協派,現在有了一套新的說辭,「修昔底德陷阱」。你採訪過的 格雷厄姆 ·艾利森 (Graham Allison,美國哈佛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首任院長,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修昔底德陷阱一詞的提出人),還有基辛格,都喜歡這套把戲。
他們好不容易從故紙堆裡翻出一個寶貝,添油加醋:
「美國正在衰弱,中國正在崛起;就好像,古希臘在衰弱,斯巴達在崛起;若想避免全球衝突,看看歷史吧,這樣的局面,歷史上發生了十六次,其中十二次,處理失當。正在衰弱的一方,應該做的,就是如何引導崛起的一方,融入自己的體系。新來的夥伴也許會惹麻煩,沒關係,他很有實力,能做很多事情。一切都會好的。」
這兩個人,格雷厄姆 ·艾利森和基辛格,在六十年代末,關於尼克松的對蘇政策,就用過這一套胡扯。看看那時候他們怎麼說的,「蘇聯正在崛起,美國正在衰弱,我們要對他們謙和,對他們友善,允許他們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 當年的放過的屁,現在又拿出來放。
里根來了,他問到,「蘇聯經濟規模究竟幾何?」回答是,加州般大小。里根說,「那他們有什麼可怕的?」里根做的第一件事,授命,在五角大樓之淨評估小組(Net Assessment Group)任職的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以及,在CIA任職的比尔·凯西(Bill Casey),對蘇聯經濟做一個完整的分析。分析的結論是,蘇聯經濟規模,只有之前估計的一半。對不起,我說錯了,還要多15% (當時加州經濟的65%)。
巴斯:
而且他們急缺美元。
班農:
是的,急缺美元。專制政權總是落入此番窘境。
巴斯:
中國現在就是。
班農:
蘇聯當時的作為,與今天的中國別無二致。他們在軍事上投入巨大,拖累了經濟。我們的問題是,當年胡扯混吃的狗頭軍師,過了四五十年,又來了,「美國正在衰弱,中國正在崛起…..」。在我看來,現在中國的處境和當時的蘇聯沒區別 — — 破敗的經濟,急缺美元。
對那些狗頭軍師,我這麼說,「這樣如何,我們停止衰弱,驅使我們衰弱的不是什麼物理學定律,只是人為決策,這樣的決策,我拒絕」。我們需要一個帶領我們,重新振作起來的領袖,讓美國再次偉大 — — 這恰好就是川普的政治基調。後來呢?不過兩年時間,我們就證明了,中國是頭「紙老虎」。
巴斯:
我們已經談到了中國的總戰略,談到了我們的行動,我們在當今世界的位置,那麼,你認為,中國下一步會怎麼走呢?假設我們繼續在經濟層面進行果決的反擊,進一步提升關稅,重申我們的權益,他們會怎麼做?他們有行動綱領嗎?
班農:
首先,他們希望美國發生政權更迭。他們自信有八成把握可以幹掉川普,辦法就是影響眾議院選舉,用心理戰術,用金錢收買,用盡各種手段,讓川普失去眾議院,然後看著他今年被彈劾。
即便不成功,他們自信有十成把握,讓川普在2020年敗選。這就是他們的「計畫 1」,讓川普丟掉總統職位。因為他們內部在說,「川普是我們的瘟神,我們要一個全球主義者當總統」。
巴斯:
他們就等著川普出局。
班農:
不只是「等他出局」,而是出手干預。彭斯昨天演講時說到,一些媒體,比如Axios,也有報導:有情報顯示,中國人正在干涉美國中期選舉。這不是什麼俄國人在Facebook上耍花招。這是中國人在玩命。
以上就是中國的「計畫 1」。
他們的「計畫 2」,義大利人今天剛說,中國是我們的重要夥伴(義大利支持一帶一路)。我相信還會有更過份的「一帶一路」,更多的「中國製造2025」,更多的「東印度項目」,再看看非洲南部,加勒比海地區,委內瑞拉,拉丁美洲,中國還有更多的動作。這些地區的國家都拿到了大把的人民幣。只要一個人拿了人民幣…..
巴斯:
可是沒人真的想要人民幣啊
班農:
這就是我們要談的一個大問題 (憋著笑)
巴斯:
這可是關鍵問題。
班農:
中國的勢力,已經遍佈波斯灣、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甚至卡塔爾。全世界所有資源密集地區,從阿根廷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直到南非,都佈滿了他們的觸角和爪牙。這就是他們在做的。
接著是「計畫 3」。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出版的一本教科書,很不簡單,在九十年代就出了英文版,是中國國防大學的兩位將官寫的,書名《超限戰》……
巴斯 :
劉姓上將?
班農:
好像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讀讀這本書,因為它寫出了中國的戰略思想。他們認為有三種戰爭:信息戰、經濟戰,最後才是熱兵器戰爭。「我們要避免的是熱兵器戰爭,因為美國可以輕易打敗我們,這是我們一定要避免的」,他們就是這麼說的。
那麼焦點就在於信息戰和經濟戰了。 他們已經贏了一路了。就那本書,如果你看看過去發生了什麼,再對照書裡寫的,你會發現,書裡怎麼寫,他們怎麼做。我認為,我深信,在川普集中行政力量應對經濟戰之後,他們開始節節敗退,他們的政權也岌岌可危,因為我相信,「鄧派」的人,還有其他崇尚集體領導的高官,都會以現行的個人崇拜為藉口,紛紛抱怨。
巴斯:
那些人只是暫時還沒有被監禁或者殺掉吧。
班農:
正是那些還沒有被監禁或者殺掉的人,已經開始坐在那裡嘮叨了,「鄧堅持與西方合作,鄧堅持改革,鄧堅持開放,鄧是務實的合作者,喜歡低調行事,鄧從不為難別人」,他們都把習看成「毛神二代目」。習現在頂著巨大的內部壓力。
我在自己的廣播節目裡做過一個預測,已經被許多人引用了,在2014年到2015年之間,當時我預測,在五年之內,我們和中國,會在南海開戰。我22歲那年,在南海的一艘驅逐艦上服役,我當時大聲驚呼,「我到底在哪兒?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每一艘從波斯灣出來的油輪,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還有無盡的集裝箱貨輪。南海就是高速車道。
巴斯:
中國進口能源的40%,從馬六甲海峽輸入。
班農:
我覺得三分之一的全球貿易,價值五萬億美元,都要經過那裡。
巴斯:
是的。
班農:
當我們談論南海問題的時候,必須明白,那裡是全球貿易的高速通道。最大型的輪船,全天候的航行於南海。在2015年,中國高官來到白宮玫瑰園,當著美國人民和美國總統的面,公然撒謊。他們當時已經在南海建造了七到八個機場。他們聲稱那只是暗礁。其實已經建成了機場,在美濟礁和斯卡伯勒礁。所有暗礁幾乎都成了機場,他們還設置了火砲控制雷達,搜索雷達,還有戰鬥機停在那裡。這些竟然都發生了。
巴斯:
那裡有一萬英尺長的跑道。在奧巴馬時期,中國專程來對我們說,他們不會在南海搞軍事,「我們不會前往南沙群島(主權爭議區)。我們在南海的建設,都是為了科研。」我們怎麼可以允許他們做到這些?無論是永暑礁,還是美濟礁,還是其他那些建成了一萬英尺跑道的暗礁,他們說沒有設置武器,可是現在連核彈都有了。我們竟然都答應了?或者是,我們表明上不答應,實際上縱容他們這麼做?
班農:
在我成為首席戰略師以後,第一次走進白宮,我就和麥克·福林(譯者註: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去國家安全理事會接手工作,當時我就對他說,頭三件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把所有的戰鬥火力交給指揮官,當時白宮正在處理對ISIS的戰爭行動。
巴斯:
交給哈里·哈里斯 (譯者註:Harry Harris 四星上將,時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班農:
不,交給中央司令部,讓他們消滅ISIS。戰鬥火力必須由指揮官全權掌控。第二件,針對國家安全理事會,我們要想辦法,把奧巴馬任命的人,換成我們的人。
第三件,我當時說,我們要搞清楚過去幾年發生了什麼,找出所有和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相關的文件。只要在他們眼前經過的文件,我都要讀到。人民應該知道真相。
當時在白宮,我一週工作七天,每天十八到二十個小時。其中一半的時間,都用來調查奧馬巴的「重返亞洲」,我要搞清楚,奧馬巴當時為什麼要那麼做,我們要起訴他。
巴斯:
關鍵人是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 ,譯者註:時任亞太助理國務親,今天9月17日在北京被王岐山秘書扯領帶扒西裝 )。
班農:
是他,庫爾特·坎貝爾。
巴斯:
他還寫了本書。
班農:
後來我找到了什麼呢?我本來以為會有一屋子的文件等著我。可是,只有薄薄一疊,沒幾張紙。再後來我發現,當時美國完全沒有建立和中國對抗的機制。當時白宮有一些出色的人,但是沒有人考慮,「因應中國挑起的經濟戰,我們來制定一個經濟計畫如何?或者是一個戰爭方案?」實際上,整個「重返亞洲」戰略,在我看來,就是派一個旅的海軍陸戰隊,到澳洲的達爾文地區,蹲著別出來。
當時,每個人都告訴我,哈里·哈里斯知道真相。我就去把哈里·哈里斯找來,向他請教了很多,在南海,到底發生了什麼。僅一件事,就讓我大為震驚。
當年我們在南海航行,荷槍實彈,雷達嘟嘟轉,一切自如,無愧於「自由航行」。我們在國際水域都這樣,我們如此行事,因為我們是美國海軍,我們是海上自由的捍衛者。但是現在呢,我們只能在所謂的「安全線路」航行,必須關掉雷達,關掉所有武器控制設備,像個乖小孩一樣,悄悄地把船開過去。可以說是求著他們讓我們過去。
巴斯:
這些我都不知道……
班農:
他們在國際法庭上輸掉官司以後,中國,竟然想把南海變成他們的內海。
巴斯:
這個我知道。他們在1949年提出來的「九段線」就是個笑話。
班農:
他們認為南海是自己的,可是他們欠準備。他們一看到人就會念叨,「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是不容置疑的」,然後,人們就不知不覺地把這句話寫進某些文件裡,放在電視節目裡,就像一句咒語一樣被反覆念。這就是中國想要的,他們相信可以用「反覆說」的方式,把假的變成真的。
你剛才問我,將會發生什麼。我在自己的廣播節目裡就說過,會有戰爭。引爆全球衝突的火藥桶就兩個,一個在卡塔爾和波斯灣,另一個就在南海。別想著朝鮮了,朝鮮就是中國的跟班,所有的朝鮮問題,都是中國的把戲。川普總統對朝鮮問題的手段很高明。南海才是大問題,戰事一觸即發。 就這幾天,某個晚上,作為一個前海軍軍官,看到那兩艘船…….
巴斯:
相隔僅50英尺。
班農:
德凱特號驅逐艦正在巡邏,中國的驅逐艦就直接過來挑釁。就隔著五十英尺。如果兩艘船真的撞上了,200到300名船員當場斃命。絕對如此。如果那兩艘船以當時的航速相撞,災難就爆發了。
我雖然不確定船上裝載的武器和燃料在衝撞發生後會如何,但是,我可以確定,在那個航速下,中國的所作所為就是「不計後果」。更是對我們的挑戰。
記住這點,德凱特號當時在巡邏,在某一塊暗礁方圓十二海里的範圍內,是十二海里喔。中國聲稱那塊暗礁方圓十五海里,都是中國的領海。他們接著說,美國海軍進入了那塊暗礁,那塊中國已經改建過的暗礁,方圓十二海里的範圍,侵犯了中國領海。
在我看來,現任美國總統,唐納德·J·川普,一直對中國很公正,也在努力構建良好的美中關係。事到如今,我認為川普總統應該給中國一個「七十二小時大限」,中國必須在七十二小時內,從南海撤走所有雷達,所有軍事設施,所有戰鬥機,那些跑道上的東西,島礁上的東西,全部清理乾淨。中國只有七十二小時的清理時間,七十二小時一到,美國海軍親出擊,拿下所有暗礁,卸掉所有裝置,一切重回國際海域。
美國海軍重回南海,捍衛航線開放,他們竟說美國在挑起事端。
我越來越相信南海問題會如此發展:正因為中國在南海沒碰過釘子,所以他們會越來越放肆,終於招來大禍。我認為總統應該先發制人,給他們「七十二小時大限」,告訴他們,「你不做,我來做」。看他們敢不敢阻擋美國海軍。
巴斯:
你是說,七十二小時一過,立即開打 ?
班農:
我沒說要打仗,我說的是「清理」……
巴斯:
可是,我們要去「清理」,他們也不會同意…..
班農:
國際法庭已經判決他們離開南海。為什麼不執行呢? 看看那些「達沃斯黨」(意指熱衷於達沃斯論壇的人),在達沃斯論壇上說得天花亂墜,一群人歡天喜地,他們從來不會像你這樣看問題。他們只會像中國官員一樣,中國官員可以站在美國人民面前,看著你們的眼睛,對你們說謊,這事就發生在2015年,就在白宮玫瑰園,美國總統就在邊上站著。
巴斯:
沒人追究當時總統(奧巴馬)的責任。
班農:
沒人追究。後來,如你所見,國際法庭來主持正義了,告訴中國,他們在南海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判中國敗訴,且不可再申訴。但是,問題沒有解決。中國在南海賴著不走,還說那裡是中國的領海。那時我才意識到,其實有許多人在對我說,「班農,你真是瘋了,我們都不覺得南海要打仗。」
大家要理解,到底什麼是全球經濟。雖然我是國家主義者,但我知道,美國經濟健康的基礎是貿易。無論是國民主義者,還是經濟保守派,都不反對貿易。他們激烈的反對「自由貿易」,是因為,利用重商主義的專制者,竟然也享受了「貿易自由」。
川普想要的,其實他一開始就說清楚了,就是,公平互惠的貿易。現在,我們要在這個問題上,和中國有個了斷。中國必須明白,川普絕不妥協。他是一個講究公平的人,是一個正直的人。他還在嘗試與中國繼續合作。但是,美國被耍弄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巴斯:
讓我來問一個有點驚悚的問題 ……
班農:
我們還有更驚悚的沒聊?剛剛我才說了我們會在南海打仗 (笑)。
巴斯:
算是從這個點上衍生出來的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其實也很驚悚,那就是,如果我們不管南海了,叫上第七艦隊一起回家,會如何?
班農:
這的確是個問題。我認為,大家不能忘了,美國,可以說是一個太平洋國家。整個美國的發展,聯動全國的鐵路,整個西海岸……美國的各方面,都和亞洲經濟的健康息息相關。
巴斯:
根據憲法第五章,保護日本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其實我想問的是,我們是不是只能在戰爭和撤退之間二選一。
班農:
撤退是不可能的。
巴斯:
想都別想?
班農:
想都別想。這個世界正在變得凶險。可能有所緩和,也可能再出現一個「慕尼黑」(意指納粹興起)。的確有不少人會說:「我們就退一步吧,他們已經建成了那些海島,他們是新興的海軍力量」。
巴斯:
「所以還是別打仗了…」
班農:
川普有幾個核心原則,其中一個就是,「不干涉主義」。 同時,「美國第一」包含了「國家安全」,美國自己的安全,以及,美國的夥伴的安全,這就是「美國第一」的真正含義。
川普全球到處跑,不是為了發動戰爭。事實上,他緩和了俄羅斯問題,緩和了敘利亞問題,他尋求解決阿富汗問題,尋求解決朝鮮問題,還有委內瑞拉。觀眾們要明白,上述問題,沒有一個是川普製造的。始作俑者,恰恰是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還有那些騾子幹的「達沃斯天才」們。
他們製造了朝鮮問題,製造了阿富汗問題,委內瑞拉問題,中國問題,搞了一堆爛攤子,然後讓川普來收拾。川普反覆說的是,「同盟國的安全,和美國自己的一樣重要」。
如果你問問新加坡,問問泰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問問他們,與美國海軍為鄰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他們會告訴你,「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是必要之事。我們需要美國在這裡,需要美國海軍在這裡,如果我們失去了南海,我們的貿易就完了。中國會一手遮天。」
這一切中國都明白,所以,想盡辦法讓我們離開南海。其實他們已經行動了,在搞所謂的「心理戰」,也就是碎碎念:「一萬兩千海里之內都是亞洲…….再這麼下去就完啦,南海要戰火紛飛啦…..」
巴斯:
他們一直這麼說…..
班農:
還有,「南海要變成伊拉克啦,變成敘利亞啦」。聽我說,我是「美國第一」最高調的倡導者。在南海克制中國,刻不容緩。
巴斯。
這很有意思。我還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為什麼美國不實行「人員管理流程」?我想你也讀過了DIUX出的報告(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部門實驗室,出的一份報告,關於中國的間諜活動),據說這是一份「解密報告」,但我沒發現這份報告曾經被「加密」。國防部的這份報告說,中國間諜進入了我們的大學研究部門,還有其他機構的實驗室 ……
班農:
還有武器實驗室。
巴斯:
武器實驗室是由DAPRA(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和美國空軍贊助的。為什麼我們不在這些地方實行「人員管理流程」呢?
班農:
我們先糾正一下。那些報告的確是「解密報告」。報告裡涉及到三十萬中國留學生,一萬名承包商,至於那些武器實驗室,我想有三分之二都是美國的智慧型資產。在那些留學生和承包商裡,有一定比例的中國間諜。
巴斯:
他們都在我們的武器實驗室工作。而我們的武器研究,都是政府贊助的。
班農:
你的問題,劍指虛偽的「政治正確」和毫不掩飾的「貪婪」。那些承包商,比如博茲·阿倫(Booz Allen,面向美國政府的資訊公司),還有公司,還有政府項目管理者,他們怎麼能夠,為我們的武器實驗室,僱用那麼多中國國籍的人?武器實驗室是我們國家安全的命門所在。這麼荒唐的事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這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我不知道問題是如何惡化至此的,但是,管理層一定有內鬼。他們很擅長利用「政治正確」掩飾罪惡。倫敦的金融時報,最近就洩漏了我們的信息:我的一位同事,史蒂芬·米勒 (Stephen Miller,川普移民政策主管),很了不起的年輕人,制定了一個方案,就是要驅逐三十萬中國留學生,辦法是吊銷他們的留學簽證。我們沒有決定要那麼做,只是考慮過。
這一切 ,就那麼洩漏出去了。讀金融時報,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綏靖派。比如那個董雲棠(Stephen Miller ,前亞洲助理國務卿,今天7月底退休),我很高興她已經離開了,她為「理性妥協派」出工出力,在緬因州撈到了一個農場。「理性妥協派」,在我們的國防部,國務院,甚至情報部門,看似盡職盡責,其實天天為中國賣命,又想著給自己找退路。
巴斯:
我不贊成驅逐所有的中國留學生,其實有三十四萬人。
班農:
我也不贊成。我贊成的是,如果有留學生是間諜,全部查出來。而米勒制定的方案是,如果我們能證明他們是間諜,就送他們回中國。
巴斯:
國家安全問題,我首先關注的不是中國,也不是印度,或其他什麼地方。只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保護國家安全?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要求,只有美國公民,甚至,只有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能參與觸武器研究項目?
班農:
你的問題抓住了本質。
巴斯:
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
班農:
其實有明文規定支持你的主張,只是這些規定被繞開了。我相信在技術上,如果我們細究法律,一定可以發現他們的問題,只是管理層視而不見。
巴斯:
還有一個更惡劣的問題,孔子學院,進駐了很多美國大學。孔子學院是中國軍方贊助的。我們怎麼能允許孔子學院進入我們的校園?
班農:
這的確不可接受。試想一下,如果把一個CIA贊助的機構……
巴斯:
或者就一個天主教堂。
班農:
天主教堂,這個例子不好,這涉及到另一件大事,教宗方濟各已經和中國達成了協議,允許北京的無神論專制者自己挑選主教。所以天主教堂已經不能說明問題了,教宗已經向中國屈服了。恰當的例子是,讓CIA 或者 DNI (國家情報總監)成立一個學生會,在中國宣傳CIA文化 (笑)。
這完全不可能發生,你也知道,完全不可能。中國肯定會說,「這不行,因為有損於我們的國家主權」。
巴斯:
對孔子學院,我們該怎麼。。。
班農:
解散它們
巴斯:
怎麼做呢?
班農:
讓他們,關門走人。
巴斯:
依據哪條法律呢?
班農:
等等,你又被繞進去了。就像有些人總是說,「他們不是壞人,他們只是在傳播文化,他們在教普通話」。 聽著,他們是中國軍方贊助的。
巴斯:
他們甚至在孔子學院裡設置「接待室」,這到底怎麼回事?
班農:
這一切都會震驚所有美國人。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因為沒人報導。那檔節目,60分鐘,怎麼不去報導孔子學院呢?
巴斯:
他們會的。
班農:
他們在20年前就該這麼做了。這一切今天才發生,是因為人們終於受夠了。這也是為什麼川普如此得人心。看看他剛上任的時候是怎樣的,現在完全不同了,人們站出來發聲了。這是一場精彩的逆轉。
再來看看我們的大學……我就直說了,為什麼總是哈德遜智庫,之前有郭文貴事件,昨天彭斯的演講也在那裡,還有白邦瑞博士,為什麼總是哈德遜呢?為什麼其他智庫都不參與呢?
巴斯:
因為他們都被中國收買了。
班農:
最後,我們不妨用這個話題來收尾,劉鶴,習主席的經濟顧問。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他,也有一點點的相互了解。他是一個挺不錯的人。
今年六月,中美舉行近一年以來最重要的一場會談,劉鶴來了。一到美國,他不去白宮,不去財政部,而是直奔國會山,去找那些自我標榜「自由貿易者」的共和黨人。我們要記住,在貿易問題上,那些共和黨人才是川普最大的麻煩。當時那些共和黨人都瘋了,一起對著川普嚷嚷,「自由貿易好,自由貿易好……」。
所有概念(例如「自由貿易」),只要涉及了中國,都會被加一條,「中國不一樣」。久而久之,這些概念的真實含義就被改變了。這就是為什麼,你會站出來,郭文貴會站出來,白邦瑞博士會站出來,因為人們質疑這一切。整個趨勢,就是人們現在說的「從綏靖到反擊」。
有些人把我們看成與「寬大包容」勢不兩立的強硬派,甚至給我們貼標籤 — 「戰爭派」。說我們是一群戰爭狂人。不,我們不是,我們要的恰恰是終止戰爭,終止對美國的經濟戰。
如果你仔細看看那些「綏靖派」,就會知道,其實他們都被中國坑了,近25年到30年,中國搞了一大堆戰略經濟對話,其實呢,一句話都沒有落實。他們真正在做的,就是奪走我們的工業,他們是一個「強盜政權」。中國的真面目,就是強盜資本主義。川普總統的行動,讓我極為感佩。
昨天彭斯的演講,必定載入史冊,因為那標誌著歷史的拐點。彭斯直言不諱,「鬧劇結束了,我們知道你們在做什麼,我們知道你們用心險惡,我們知道你們有一個全能神政府,一直在傷害我們。我們即將反打,打到贏為止。」
巴斯:
感謝你接受採訪。就在美國商務部的入口處,可以看到本傑明·富蘭克林的一句話,「唯公平對等,方可貿易」,這句話說出了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不想懲罰誰,更不想和誰打仗,我們要的,只是公平。即便我們還沒有得到公平,我們也深信,公平是存在的。好消息是,過去半年到一年,中國問題一直暗流洶湧,在昨天,隨著彭斯的演講,大勢已定。謝謝你能來到這裡。
班農:
感謝邀請。這一切真的很棒。
巴斯:
是的,非常棒。
班農:
看看這裡,我們就在這個開放空間訪談。
巴斯:
我們和郭文貴在一起呢。
班農:
你看他正在直播……
巴斯:
我不知道,你和郭文貴,誰更有爭議性。其實很快就知道了。
班農:
郭文貴的境界非同一般,和他比,我就像「剛出道的」。
巴斯:
再次感謝你。
網路來源:
Real Vision Finance
Steve Bannon's Warning On China Trade War (w/ Kyle Ba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5QzuzD01A
同時也有6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8萬的網紅阿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為什麼感情常常失敗 你有想過是記憶被扭曲你的判斷嗎? #兩性 #心理學 #戀愛 #阿畫 ▶ 如果喜歡別忘了按下訂閱:https://reurl.cc/v1Wmdk ———————————————— ▶【阿畫第二頻道】日常廢片 https://reurl.cc/5qkMOv ▶【阿畫】粉絲團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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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
********************
《香港革新論II》導論: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1989年,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以《悲哀的香港人》為主題,探討六四事件前後,香港人的心路歷程。節目中,小市民歐先生的一席話,頗能反映香港人的時代心聲:
「當時大部分香港人,都對中國前途充滿憧憬,主觀希望中國藉著這場民主運動,可以一夜之間民主起來,屆時毋需再為九七問題擔心。當時我也覺得香港很有希望,因為若這些學生爭取到自由民主,很明顯,若內地政策也是民主自由,香港必會跟隨這政策走。」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人既無法自決前途,只好寄望中國走向民主化,從而令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可以有更大空間 ── 這種對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正是「民主回歸論」之核心主張。[1]
「民主回歸論」之思潮,為未能自決前途之香港人,在矛盾與無助之中,找到心靈曙光;也驅使香港人全情投入八九民運,期盼「以改變中國前途、去改變香港前途」。六四屠城後,「民主回歸論」之中港良性互動想像,本來已難再有說服力;但隨後鄧小平再度啟動經濟改革,加上主權移交初年北京奉行不干預路線,令香港人對中港良性互動疑中留情,仍期盼中國會走向政治開明,讓香港能夠爭取到空間,在一國兩制下發展民主。
但由2003年起,中港關係卻悄悄地有所變化。五十萬人大遊行,觸發北京改變對港政策,由原來之不干預路線,改為強調中央介入。[2]隨後,北京逐步走向天朝主義,透過在政治(以人大釋法、任命特首等中央權力控制政局)、經濟(將香港納入中國經濟規劃體系)和意識形態(以國民教育推進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層層推進,務求將香港這個邊陲地區,吸納入北京的直接管治範圍。[3]到2014年,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高度自治來自中央授權」、「中央對高度自治有監督權力」等等;[4]繼而頒布《8.31人大決定》,劃下以提名委員會操控特首選舉之權力紅線。[5]至此中港良性互動之想像,已完全被中國天朝主義壓碎,三十年之民主回歸夢,正式壽終正寢。[6]
三十年之實踐證明,「民主回歸論」之所以未能實現,在於其單向地預設了,中港關係必然處於良性互動之軌道 ── 這種設想,既低估了中港關係之複雜性,也錯誤假設了中國經濟改革必然帶動政治改革,結果當中國走上結合威權政治和巿場經濟之「威權資本主義」、[7]而不是按原來假設走向民主化後,整個良性互動之設想不但失去基礎,更加無法應對中國轉向天朝主義後之挑戰。論述落空之結果,是不少仍服膺「民主回歸論」之主流民主派,近年在多次重大事件中,總是一廂情願地期盼,北京會開明處理香港事務;但現實卻是北京以天朝主義步步進逼,令民主派大失預算進退失據。[8]
▍重置中港關係於「中心-邊陲框架」
2017年,是主權移交二十周年。一國兩制50年不變之期限,還未走到一半,已經變得名存實亡。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必須為香港前途思考出路 ── 我們需要重置中港關係於「中心-邊陲框架」,以更立體之視野,重新定義、梳理和倡議未來之中港關係。
「中心-邊陲框架」(Center-periphery framework)之要點,是把「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和「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關係,視作一個動態互動過程,即中心政權往往傾向吸納和同化邊陲地區(以建立統一之全國政權),邊陲地區則時刻強調捍衛自主(以守護其獨特性)。[9]中心與邊陲,因此處於長期持續之角力關係,這種關係既不會是一廂情願的良性互動,也不一定是敵我二分之零和遊戲;而是取決在不同時空下,中心與邊陲之實力對比與策略互動。[10]
以「中心-邊陲框架」思考中港關係,當能明白香港人作為邊陲共同體,我們的政治宿命,是沒有逃避中國此一中心政權制約之選擇,而只能在地緣政治結構之夾縫間,迂迴前進追求自主[11] ── 事實上,回顧香港開埠以來的發展歷程,由晚清民國時期至中共改革開放前,由於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長期衰落積弱,加上當時香港身處於西方陣營之前哨,因而得以自外於中國發展,但港英政府始終未有輕視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影響力,一直苦心經營香港這片邊陲地區之自主性;[12]及至改革開放以至主權移交後,中國重新建立作為中心政權之強大影響力,近年其影響力並有向外擴張之勢,[13]香港作為邊陲地區,在這種日益不利的地緣政治趨勢下,要保持以至擴大自主性,自然是困難重重荊棘滿途。因此,就香港未來之憲制地位,不同黨派可以有不倡議不同想像,但香港人仍然必須先直面「中心-邊陲框架」之結構性制約,並在此現實政治之基礎上,全面思考香港前途。換言之,任何的香港主體性論述,都必須建立在「實現香港相對於北京(以至西方)的最大程度的自主性」此一核心命題上。
把中港關係重置於「中心-邊陲框架」下思考,我們就能以廣闊之比較視野,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 中心邊陲之角力,絕非中港獨有的現象;而把中港關係置於比較視野之下,我們就能透過觀察世界各地自治政體之個案,深入反思中港關係,並且拉闊香港前途想像,尋找實現香港最大程度自主性之路徑。環顧世界,魁北克、奧蘭群島、格陵蘭、南提洛爾、諾福克島、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都是極具代表性之自治政體個案,透過觀察其歷史背景、自治制度、政治光譜、中心邊陲互動等等,我們當能更立體地思考,各個攸關香港前途之重要課題:
一. 自治之理想:內部自決權?
政治社會運動的本質,是尋求改變;因此成功之政治社會運動,必須提出最具正當性之訴求和論述修辭(Legitimate claim and rhetoric),方能為運動本身建立和維持正當性(Conferring and maintaining legitimacy),以動員和團結最大力量,實現改變。[14]而在現時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下,「自治」仍然是較能獲得大多數香港人、國際社會甚至中國大陸社會所接受之正當性訴求。
自治的英語詞彙是Autonomy或Self-government,其核心內涵是指「一個地區或社群,不受中央政府或鄰近地區或社群的介入,自行組織其事務的能力」(the ability of a region or community to organize its affairs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neighbouring regions or communities)。[15]自治的實際操作和細節,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安排,難以有一個四海通行的自治模式;但總體來說,自治必然涉及把權力,由中央政府轉移至自治政體(transfer of certain powers from a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at of autonomous entity),實踐上自然就涉及不同程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轉移。概念上,自治作為一種政治訴求,其核心應是讓「地域社群能夠不受其他國家機關的介入,獨立地行使其行政、立法及司法等公共政策功能」(territorial communities to exercise public policy functions,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adjudicative, independently of other sources of authority in the state)。[16]近年,西方憲政學者流行在國際法的脈絡下,將自治理解為「內部自決權」之實踐。按國際法文獻,「自決權」(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指人民有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17]);而要實踐「自決權」,可分成「外部自決權」(Right to 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和「內部自決權」(Right to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兩種方式,前者指人民有權決定是否與宗主國分離;後者指人民有權按自治原則,完全決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務。[18]
魁北克、奧蘭群島和格陵蘭,都是當代國際法和比較政治文獻下,在主權框架內按「內部自決權」原則,實踐自治之經典案例 ── 魁北克在加拿大之主權框架內,按「不對稱聯邦主義」(Asymmetrical federalism)原則,在民主普選權利以外,逐步發展出各種保障和實踐魁北克人「內部自決權」之自治權力,包括語言教育自主和移民審批自主等等;奧蘭群島在芬蘭主權內,亦建立起各種保障和實踐其「內部自決權」之憲制保障,包括「總督-總理雙首長制」、「奧蘭代表團」、相互同意修憲機制等等;而格陵蘭則在丹麥主權內,透過聯合委員會前期協商、公投複決法案等修憲程序,逐步擴大和鞏固格陵蘭人之「內部自決權」。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魁北克、奧蘭群島和格陵蘭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重構自治理想 ── 香港人能否按「內部自決權」原則,[19]論述和倡議各種攸關保障香港獨特性之自治權力?在民主普選以外,「經濟自主」(香港自行決定經濟政策,反對被單向經濟融合)、「規劃自主」(香港自行決定規劃基建,反對被單向規劃)、「移民自主」(香港自行決定移民審批,反對被單向輸入人口)、「供水自主」(香港自行發展獨立供水系統,反對被東江水系統控制)等等,能否成為未來政治運動之核心議程?香港人能否重新審視《基本法》當中的種種不合理條文,並倡議修改《基本法》以保障香港自治?聯合委員會前期協商、公投複決法案等修憲程序,又能否成為香港人倡議擴大「內部自決權」之參考對象?香港本土政治運動之最具正當性訴求,是否就是按「內部自決權」原則,在主權框架內爭取實現最大程度的自治?
二. 邊陲之自強:自立自主還是仰息他人?
中心與邊陲,是一種長期持續之角力關係,角力就自然涉及雙方之實力對比。當然,在「中心-邊陲框架」之下,中心政權差不多必然掌握權力優勢,但邊陲地區要維持自主性,總不能一廂情願地寄望良性互動,而疏於建立自身之實力。唯有邊陲地區具備自立自主之能力,方能有籌碼與中心政權角力;而如果邊陲地區只能仰息他人,結局則必然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南提洛爾和諾福克島兩個邊陲地區,一個強調自立自主,一個只能仰息他人,結局自然是截然不同 ── 南提洛爾在意大利主權框架下,曾遭逢墨索尼里法西斯政府之強迫同化(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也經歷過民主意大利政府以虛假自治之承諾欺騙(1950年代),但南提洛爾始終自強不息,努力建立起本地政治運動、擴大經濟自主實力和開拓國際支援網絡,終於逐步扭轉原來不利之「中心–邊陲格局」,在1990年代實現真正自治;相反,諾福克島人自1979年起建立自治政體後,一直對如何維持自治掉以輕心,疏於建立自身之實力,其本土政治運動長期積弱、國際支援網絡不足,終於到了2008年金融海嘯後,就連本身之經濟自主實力亦全面崩潰,結果自然是無力抵抗民主澳洲之逐步吸納,在2016年被取消自治地位。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南提洛爾和諾福克島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自強不息之道 ── 香港人能否建立起戰略視野,思考從當下天朝中國、以至未來民主中國想像下,香港本土運動的自強之道?[20]香港人能否建立起團結之本土政治運動,特別是盡快建構和鞏固「香港主體意識」?香港人又能否組織起足以盛載這種主體意識,對內能有效連結公民社會和議會政黨、對外能代表香港人與北京談判之政治行動主體?香港人能否擴大經濟自主實力,以民間力量倡議香港經濟發展之多元性、可持續性、國際性和自主性,推進香港之永續經濟實力?香港人能否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城巿之影響力,以民間外交之進路,加強香港與國際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各個層面之連結?
三. 中心之應對:分權還是集權?
中心與邊陲,是一種策略互動之角力關係。邊陲地區要求自治自主,不可能迴避中心政權。但中心政權是選擇以分權(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s)還是集權(Centralization of powers)來應對,則涉及中心邊陲之實力對比、當地之政治傳統、以至中心政權對形勢之判斷等多重複雜考慮;而中心政權之選擇,又往往影響了邊陲地區隨後之選項,形塑了未來之中心邊陲格局。
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兩個邊陲地區,同樣要求自治自主;而兩地之中心政權,也同樣是民主國家。但民主英國和民主西班牙,卻採用了截然不同之策略,來應對邊陲地區,因而產生了兩種不同之中心邊陲互動結果 ── 民主英國在新工黨政府治下(1997年至2010年),一直以分權政策應對蘇格蘭問題,由《1998年蘇格蘭法案》開始,透過逐步擴大蘇格蘭之自治權力,疏導了蘇格蘭和倫敦中央政府之矛盾,為英國的「中心–邊陲關係」,帶來了超過十年的穩定局面;相反,民主西班牙在人民黨治下(2011年至今),一直以集權政策應對加泰隆尼亞問題,不但強硬打壓加泰隆尼亞要求擴大財政自主之訴求,更加插手干預當地之教育語言事務,結果激起原來只要求自治的加泰隆尼亞人之怒火,紛紛轉向公投自決獨立建國,但這些反彈亦引發人民黨中央政府更強力之打壓,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之關係,已完全陷於惡性循環。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中心政權之應對,對邊陲地區前途之影響 ── 香港人能否打破自1980年代以來對「民主中國」之粗糙理解,重新認識民主之中央政府,與地方之分權自治,兩者並不必然存在因果關係?香港人又能否重新認識到,真正有利於香港自治之中央政府,不單單是「民主中國」(Democratic China),更應該是「分權中國」(Decentralized China)?香港人又能否連結海內外力量,建立論述以至行動聯盟,一起推動未來之「民主分權中國」(Democratic and decentralized China)?
▍香港人走不下去了,但香港人會走下去
由2010年走溫和談判路線、2014年發起公民抗命佔領運動、到2015年出現勇武抗爭旺角衝突、以至2017年以300選委議席票投開明建制派,香港人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幾乎把各種爭取方法都試過,卻全部都無功而回,始終未能實現香港之自治自主。看不見出路,難免令人感到氣餒,沉重的無力感,把多少人之意志消磨殆盡;又有多少人在絕望中走向輕狂,讓無奈和失望而引發之怒火,遮蓋了我們之眼睛。
革新保港,讀書養志。讀政治史,能讓我們變得踏實;讀比較政治史,更能讓我們擴闊視野反思前路。環顧世界,邊陲共同體爭取自主之歷程,必然是一條漫漫長路,過程中也必然充滿高低起跌,更必然飽受過打壓、屈辱、欺騙、愚弄、甚至鎮壓,是甚麼讓他們堅持下去,或者不能堅持下去?邊陲能否自強、中心如何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固然都是重要之因素;但最終能否實現自主,始終取決於邊陲共同體,能否建立和維持主體意識,團結上下一起爭取,才有衝破牢籠實現自主之一天 ── 南提洛爾主體意識,令南提洛爾人能夠捱過了墨索里尼之法西斯統治、熬過了戰後民主意大利政府之反覆壓迫,由1919年被割讓予意大利,到1992年實現自治,南提洛爾人之自治之路,整整走了73年。
《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21]面對困局,不少香港人慨嘆走不去了;但只要「香港主體意識」仍在,香港人還是會走下去。
[1] 近年,「民主回歸論」成為各方議論批判之焦點,但到底這套論述,其原來之主張是甚麼,卻甚少人會認真釐清。「民主回歸論」由論政團體「匯點」提出,相關論述散見於匯點核心曾澍基教授、張炳良教授等人,在八、九十年代撰寫之文章書籍,例如《巨龍口裡的明珠》(1982)、《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 ── 匯點文件集》(1983)、《香港政治經濟學》(1985)、《困境與出路:中國民主化探索》(1989)、《滙點邁進九十年代宣言》(1990)、《歷史的迴響: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檢討與前瞻》(1991)等等。簡而言之,「民主回歸論」除強調中國國族主義外(由此引伸出反對殖民統治、支持香港回歸之立場),就是提出「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 ── 即設想香港在中國改革進程之特殊角色,並假設隨著中國在經濟改革後,將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令中港關係可以良性互動,最終將實現民主回歸夢。「民主回歸論」理論大師曾澍基教授,在《民主十年專輯》(1994)中一段議論,頗能扼要概括了這套論述之要點:「『民主回歸派』的設想,集中於前提與後果的回饋,形成所謂『中港關係的良性循環』;在互信的基礎上,擴大改革(包括但不單是民主改革)的空間,以及吸收各自經驗的可取部分」。
[2] 要理解北京對港政策之轉變歷程,可參閱清華大學副教授程潔在2008年之文章:Cheng Jie (2009) “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 Hong Kong Journal, 15 July.
[3] 以「天朝主義」形容北京對港政策,始見於陳冠中先生之《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此概念在學術上可稱為「國家建構國族主義」(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即「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強調吸納和同化「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國族主義主張,但這種「中心吸納邊陲」之政治操作,往往會引發邊陲地區起而捍衛自主之「邊陲國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有關理論在中港關係上之應用,可參閱 Fong, Brian C.H.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 Modern China, 43, 1-34.
[4] 《一國兩制白皮書》全文:http://www.locpg.hk/jsdt/2014-06/10/c_126601135.htm
[5] 《8.31人大決定》全文:http://www.npc.gov.cn/…/12jc…/2014-08/31/content_1876904.htm
[6] 方志恒:〈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立場新聞》,2014年 8月 28日。
[7] Bloom, Peter. 2016.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heltenham;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Pub.
[8]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民主派全力支持「開明建制派」曾俊華,期盼曾俊華當選特首後,中港關係可以重啟良性互動。結果卻是北京「換人不換路線」,拿下了梁振英後,卻換上緊跟其路線的林鄭月娥;北京重整旗鼓後,隨即繼續其天朝主義治港之路線。
[9] 可參閱相關之經典文獻: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rrow, Sidney G. (1977).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grassroots politicians in Italy and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kkan, Stein. (1983). Economy, territory, identity: politics of West European peripheries. London;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Bulpitt, Jim. (1983). Territory and pow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 interpretation. Manchester; Dover, N.H.: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eny, Yves and Wright, Vincent. (1985).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10] Ruane, Joseph and Todd, Jennifer. 2001.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Britain, France and Spain: Theorisi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in a Changing World”. Grenobl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ECPR) Joint Sessions.
[11] 當然,以更廣闊之地緣政治視野看香港,香港實際上是處於「多中心衝突下之邊陲」(Periphery of multiple centers)的地緣政治結構,即一方面中港關係此一最核心之中心邊陲關係,是形塑香港政治之結構性主軸;另一方面,香港亦同時身處在中國和美國兩大「地緣政治中心政權」(Geopolitical centers)爭霸下之夾縫地位,是故中美關係也成為牽動香港政治之次軸。為了令討論更加聚焦,本書將集中於論述中港關係此一最核心之結構性主軸。有關香港政治的地緣政治思考,可參閱:Wu, Rwei-Ren. (2016) The Lilliputian dream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Okinawa, Taiwan and Hong Kong.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 686–705;李家翹:《中國和香港──國家與城市的探戈》(端傳媒,2017),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20170627-opinion-nelsonlee-hkchina。
[12] 由晚清民國時期至中共改革開放前,港英政府始終主動積極經營對中關係,例如在開埠早期開辦著重雙語教授中西文化之中央書院,就向中國傳播西學之考慮,早年不少畢業生就受聘於清政府和中國企業;1912年港英政府成立香港大學,同樣有增加對華軟實力之考慮,計劃還得到當時兩廣總督袁樹勛支持;1929-1931年間,港英政府和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保持友好關係,兩地政府並且合作剿共;1949年中共建政後,港英政府一面重視保持與北京關係(例如1950年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亦一方面試圖力保香港之自主性(例如1960至1970年代發展獨立供水系統)。有關港英政府如何應對中國,可參閱: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第四章。
[13] 近年,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向外擴張,當然最能體現在「一帶一路」(即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倡議上。可參閱:中國官方「一帶一路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
[14] Stewart, Charles J., Smith, Craig Allen, and Denton, Robert E., Jr. 2012. 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pp. 15-16 and 62-71.
[15] Wolff, Stefan and Weller, Marc. 2005.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in Marc Weller and Stefan Wolff, eds., Autonomy, self-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25.
[16] Wolff, Stefan and Weller, Marc. 2005.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in Marc Weller and Stefan Wolff, eds., Autonomy, self-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25.
[17]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文: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ccpr.htm
[18] Sterio, Milena. 20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19] 國際法上,只有「人民」(Peoples)才享有「自決權」。國際法學者Milena Sterio指出,「人民」並不直接等同「國族」(Nation)或「少數族群」(Minority),是否「人民」需要符合兩個原則:一是「客觀驗證」(Objective test),即該地區的民眾是否有一個共同的種族背景、族群、語言、宗教、歷史及文化傳承,以及此等民眾是否完整地管理該地區;第二是「主觀驗證」(Subjective test),即該地區的民眾是否自覺地認為自己是一群「獨特社群」(Distinctive group),共享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要論述和倡議香港人擁有「內部自決權」,關鍵是要建構和普及「香港主體意識」── 在香港的情況,自港英時代開始,香港已是一個華洋共處的社會,不同族裔的香港居民共同生活,加上1950年代設立中港邊境管制後,已逐步形成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社群;其後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政府啟動行政改革、粵語流行文化興起,進一步形成自由、法治、廉潔、粵語等香港核心價值和文化(相對於中國大陸這個「他者」)。有關「人民」之定義,可參閱:Sterio, Milena. 20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20] 南提洛爾人從墨索尼里法西斯統治時期(1920-1945)、到民主意大利時代(1945-現在)的本土運動經驗,應該有助於香港人思考本土運動的自強之道。另外本書第7章,也提及了加泰隆尼亞人從佛朗哥軍人政權時期(1936-1975)、到民主西班牙時代(1975-現在)的本土運動,也是值得當下香港人參考的重要歷史案例。
[21] 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市:時報文化,2015),頁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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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師。
【音樂節序:音樂大航海仍在進行中 】 作者/黃大旺
從2015年11月初開始,在台北不同場地接連舉行的「第一屆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在台灣的表演藝術類節目中即使不是破天荒的頭一次,至少已經是勇氣可嘉的大冒險。作為演出的第一彈,主辦單位邀請了德國著名的長笛演奏家馬克‧阿班‧若茲(Mark Alban Lotz)吹奏兩種長笛、一隻短笛(piccolo)以及印度竹笛(bansuri),先舉行工作坊,再與台灣即興樂圈兩大怪物─薩克斯風手謝明諺與鋼琴手李世揚「對決」。若茲的即興演奏經驗相當豐富,不僅在於爵士的領域,更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故在此借題發揮,略論什麼叫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其實說穿了沒有多麼了不起,只是許多人聽到即興都只會想到爵士樂,想到爵士樂就聯想到都會夜生活,想到都會夜生活就聯想到紅酒,想到紅酒就想到生活情調,於是爵士樂就變成了生活情調與優越品味的代名詞,在台北成為一種小資階級與音響發燒友的浪漫禁臠,放諸四海都顯莫名其妙。
顧名思義,即興演奏就是不靠視譜,也不靠記譜,完全從第一個發出的聲音開始,以自己的即時想法開枝散葉「即時作曲」的演奏型態,聽起來可能跟亂敲亂打很像,但是合乎定義的即興演奏,在亂敲亂打之中,多半存在著自己的規則,即使沒有讓聽者習慣的四四拍子和十二平均律,都還能找得出演奏者的思考脈絡。與其去理解背後的意涵(有些錄音或演奏,演奏者會以文字說明),不如用心去感覺,即使未必是享受,但只要敞開心胸、放下成見,即使不是那麼浪漫、優質、高品味的雅痞音樂,都具有自己的血肉與靈魂。
其實即興表演的能力,早就根植於人的情感表達能力之中,只是後天的各種行為制約、道德禮教不允許我們這樣做。一開始,音樂與舞蹈還不是為祭典、儀式服務的表演,打擊樂器與笛類、弦樂器是依照經驗逐漸改良,才有了我們認識的樣子。各種音樂形式,乃至於中世紀黑暗時代歐洲的吟遊詩人,還是絲路綠洲都市賣藝的樂手歌手,除了細心準備表演內容以外,也必須要有一些即興,才能得到觀眾的打賞。
而且在莫札特、貝多芬出現之前的古典音樂,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前後的古典音樂,由於樂譜的不發達,以及對於歌唱的偏重,樂手依照主旋律即興演奏和音,乃是司空見慣之事。後來有類似協奏曲與奏鳴曲等型態出現,獨奏的裝飾音(cadenza)往往需要即興演奏(記譜法發達以後,才有作曲家或演奏家譜寫裝飾樂段)。再者,根據音樂史紀載,莫札特與貝多芬等大作曲家,都很擅長即興演奏,或是以即興演奏發展作品。十六世紀住在義大利的西班牙作曲家奧提斯(Diego Ortiz , c.1510 – c.1570),就曾經在羅馬發表《古大提琴演奏之裝飾論與變奏論》(Tratado de glosas sobre cláusulas y otrosgénéros de puntos en la música de voilones nuevemente puestos en luz, 1553),不僅提出了許多主題裝飾變奏的譜例,更透過里切卡爾(ricercar)這種更複雜的旋律,開拓了即興演奏與作曲的可能性。到了十八世紀以後,為古典音樂奠定重要基礎的莫札特或貝多芬這些人,其實都以即興演奏聞名於世。
提到中國,漢人最具代表性的即興演奏是古琴。無關於江南貿易都市名商巨賈的風雅,古琴有譜可以參考,但不是最理想的記譜法,彈奏者可以知道左右手的位置,如果沒有老師帶進門,或是參考錄音可以記住,光憑臆測速度,是很難彈成一首像樣的曲子的。尤其聽者的想像力豐富,光是看人操琴就覺得好有品味,左手按絃或顫音的細部動作,以及古琴特殊的擦絃聲(小音量樂器,故需要極端安靜的環境),再加上房內的薰香(什麼時候開始的?),由操琴者及時判斷的部分,往往被聽者忽略;古琴音樂的欣賞,如果沒有演奏者或解說者的引導,很容易就成為紫砂壺、沉香、七子餅之類的風雅,大爺說一句,你就模仿一句;沒有了大爺,你什麼都不是。
到了二十世紀,既然在作曲技法上有了更長足的進展(由白遼士到印象派,由華格納、馬勒到荀白克、魏本與貝爾格,由穆索斯基到史特拉汶斯基……由有調到無調),古典音樂就已經不再是那些什麼「春之聲」、「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的故事」了。巴黎音樂院教授奧立維耶‧梅湘(Olivier Messiaen, 1908 – 1992)的另一個身分,是巴黎聖三一教堂的管風琴司琴;他在鋼琴與管風琴的即興演奏中,大量模仿了各種鳥類的鳴叫聲,這些即興演奏留下的旋律,也被引用於他的許多作品之中。義大利貴族後裔,「頻譜樂派」(école spectrale)的精神導師─賈沁托‧謝爾西(Giacinto Scelsi, c.1905 – 1988)使用鋼琴與早期的電子合成器(主要是ondioline)即興演奏並錄音,並交由其他的作曲家採譜完成各種配器的作品,多半由一個單音發展成為密集而高動態的音牆;這樣的作曲流程,對於日後以更進步技術分析聲響,並且譜成聲音色澤豐富作品的作曲家,帶來的啟發可說非常深遠。出身自前蘇聯韃靼共和國,拜師於蕭士塔高維契的女性作曲家索菲亞‧古拜都琳娜(Sofia Gubaidulina, 1931 - ),也曾經在一九七○年代,與志同道合的另兩位作曲家維克多‧蘇斯林(Viktor Suslin, 1942 - )、瓦切斯拉夫‧阿爾徹莫夫(Vyacheslav Artyomov)合組融合各種民族樂器與人聲的即興合奏團「阿斯特亞」(Astraea),錄音作品屈指可數,在二手唱片市場上千金難求。
新大陸的古典音樂,不僅從美國民謠或黑人靈歌取得經驗(蓋希文;柯普蘭),還有更加挑釁的即興演奏。來自法國,歸化美籍的瓦雷士(Edgard Varèse, 1882 – 1965)的曲風,一則完全無視調性與音列,二則旋律好走不等拍,三則導入各種特別的編制,比方說全打擊樂編制、手搖警報器、倒吊在半空中的鼓(以濕布上下摩擦栓在鼓皮正中間的竹棒發出聲音,巴西傳統樂器cuica),乃至於電子音響、預錄磁帶,在他的作品中都習以為常。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七月,瓦雷士與包括約翰‧凱吉(John Cage, 1912 – 1992)、現代音樂理論家詹姆士‧譚尼(James Tenney, 1934 – 2006)、「開放形式」代表厄爾‧布朗(Earle Brown, 1926 - 2002)等當時美國最前衛的作曲家,以及一群前衛音樂的愛好者,請來了包括低音提琴手查爾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 1922 - 1979)、小號手亞特‧法默(1928 – 1999)等當時活躍的爵士樂手,進行一種特別的嘗試:在完全沒有樂譜的情形下,由瓦雷士本人「指揮」即興演出,並且把這些無調性、無節奏的和聲錄下,放進日後的電子音樂作品中。作為一種完全原創的音樂類型,自由即興的精神就是不斷開創未知領域;瓦雷士也曾經因為作品難以被當時的觀眾理解,而在首演時接受音樂廳滿場的噓聲與謾罵(《沙漠》﹝Dèserts﹞一九五五年巴黎首演,薛爾亨指揮合奏團)。同一時期,想要追求音樂上突破的爵士樂手們,也不再滿足於既有的各種形式。薩克斯風手查理‧帕克(Charlie 'Bird' Parker, 1920 – 1955)一度想要拜師瓦雷士門下,當瓦雷士完成了上述《沙漠》的巴黎首演回到紐約,帕克很可惜已經飛向彼岸。同樣在紐約的薩克斯風手奧內特‧柯曼(Ornette Coleman, 1930 – 2015)也企圖在爵士樂中加入更多當代音樂的元素,最後造就了他自由爵士一代宗師的地位。一九四九年,雷尼‧崔斯坦諾(Lennie Tristano, 1919 - 1978)與弟子們的六重奏,在紐約嘗試六人同時即興演奏,成為自由爵士過早開放的一朵奇花;一九六○年代美國的爵士樂日趨複雜,火花飛散到歐洲,更形成了歐洲自由爵士的百花齊放,乃至於東歐國家如東德、波蘭或立陶宛,都曾經舉辦自由爵士與即興演奏的國際音樂會。
即興演奏不僅講求腦筋動得快,也要讓自己發出來的音色與其他樂手調和。台灣古典鋼琴界的叛徒李世揚在2012年冬至與法蘭德斯資深鋼琴家佛列德‧凡霍夫(Fred van Hove)於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的現場演奏,兩人的平台鋼琴對置,並且將共鳴響板拆除,周圍的觀眾都可以看到演奏雙方的細微動作。這場台灣少見的鋼琴決鬥,光看照片會以為是兩個調音師傅在比誰調音快,在當時的演奏中,實則包含了非常豐富的音響對位與和聲;再加上「預置鋼琴」手法的充分使用,充分擴增了鋼琴演奏更多的可能性。據說即興演奏在歐洲,不但已經成為演奏廳常見的節目,還有不少幼兒園或是安養院,會把即興演奏排進例行節目表。
第一屆台北即興音樂節除了上述的洛茲與台灣即興演奏家合奏以外,還有董昭民老師與荷蘭特殊歌唱家馬克‧凡‧佟赫仁博士(Mark van Tongeren)的論壇(詳見節目資訊,以下同)、荷蘭人聲藝術家亞普‧布隆克帶來的聲音即興表演(受到包浩斯主義建築師Kurt Schwitters啟發,拆解語言要素成為類言語人聲)、本土樂手與海外來賓的交鋒,最後的壓軸,則是來自瑞士的木管演奏家漢斯‧柯赫(Hans Koch)與電子音響操作者湯瑪士‧彼得(Thomas Peter)的二重奏。這一連串的即興演奏音樂會,既不是沒有樂譜就可以胡作非為,更不是拿到樂器就可以亂吹;在聲音中音樂的輪廓可以變來變去,甚至會帶給人聽爵士樂的感覺,但就如同節目名稱所述,今天不是來跟你們講爵士樂的,我們在音樂的探測船上,探索前方未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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