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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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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龍應台深得國學精髓　只有最膚俗的「和平觀」】

在英殖末年，龍應台是在香港中文教育裡面被捧得很高的人物。良師益友都把她的東西視為知性讀物推介給後輩；在回歸中國前後的過渡懵懂時期，香港上一代知識青年對龍應台也是有一種懵懂的好感。所謂懵懂時期，就是心志還在孩童階段，對自己在世界的定位十分含糊，也因此對外部事物的鑑賞力，有著與年齡相稱的膚淺。也就是這種膚淺，才會覺得龍應台那種風格和定論人畜無害和知性。

依然是談論龍應台早前的「我反戰」貼文，這在台灣內部引出很多異議，而香港則只看到陶傑和李怡有談論的觸覺。無論如何，「和平」總是沒錯的。龍裝模作樣的反戰表述，就涉及一個中國學問的一個傳統問題——中國人在「西力東漸」以來，就自我定位為受害者，也因此錯誤以為自己向來是歡迎和平的；也接連將中國多年來的文化和歷史，解讀為多年來的平靜與和平被打破。

例如孫文生平的最後一個公開演講，就是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題為《大亞洲主義》。孫文在死前還是有泛亞主義的夢想，希望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興亞」；他壟統地將東方文明視為講仁義道德的「王道」文明，而西方近代則是講物質和槍炮的「霸道」文明。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在歐帝國主義陰影下的人，自然要化解天朝瓦解導致的內心痛苦，於是便如此解讀自身的過去，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說法真是永遠沒有錯。因此在往後的一百年，中國人即國共雙方，也抱持「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一直都是和平」的歷史觀。

然而魯迅早就說過，在翻書的時候發現每一頁歷史書寫的都是「吃人」。這也不僅是隱喻，而是每凡打仗，人口大糧銳減、吃人遭吃的事情還是不絕於史。而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不斷輪迴出現，也似乎並沒有令這片土地有多「和平」。體制內的歷史學家葛劍雄曾寫過一篇很大膽的論文，從傳統的「正統王朝」數起，由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數到清，發現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一半時間，甚至更少的33%，打破了「統一是常態，分裂是異常」的傳統說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發動「統一戰爭」，則統一時期「連33%都沒有」。

從具體觀察可知，中國一直以來未必很統一；過程絕不和平，則幾乎是肯定。然而由周人入主中原以來產生的中國學問，便是一種帝國主義學問，也就是對侵略的文飾和歌頌，令中國文化下的人，往往以為自己是和平的；不管是中國士大夫多數認為「三代」是和平、孫文認為東方是和平，或龍應台認為自己在反戰，也是一脈相承。例如儒家製造了堯禪讓給賢君、政權在聖王之間和平流轉的神話，莊子則針鋒相對地在《盜跖篇》予以瓦解，指出現實是「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一點也不和平，聖王全部是亂臣賊子出身。

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

然而黃帝是「炎黃之孫」的象徵源頭，他和蚩尤等九黎部落尚且談不攏而導致戰爭，殺人無數；然而勝者為王，此極不和平的歷史事件，以蚩尤的傳說形象不斷妖魔化告終；非信史時代的傳說，預示了信史時代的歷史模型。秦朝攻打百越，又是殺人無數，但也被歌頌為「擴大中國疆域」的好戰爭；儒生比較愛漢朝，但漢武帝也主動攻打了一直維持「兩制」的南越國，以及其他鄰近地區。然而戰爭完結之後，天朝對外圍地區的內化和吸收，則被視為和平的推進；漢人佔據非漢人的土地，則是「王化」的擴展，亦可說是王道遍佈宇宙的進程。戰爭者同時是和平者，大戰爭等於大和平。中國傳統的歷史哲學，已經有一點馬克思式辯證法和「new speak」的味道。

所以這個邏輯推向極端的話，中國其實沒有戰爭過，因為寰宇一體，並無內外之分，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也是應然的，是一個支條綁成束棒、世界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因此事實上並沒有和平和戰爭之分。中國傳統學問中的道德心性，和大政治是截然而分的兩個層面。不殺人乃至仁義禮智，都是個人道德修養範圍，但如果是一族侵略一族，則反而是神聖的，是令國家擴大的好事；個人範圍的道德心性，對國家大事沒有指導和制約作用。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權和統一，比起個人和人權更重要。這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也許亦是如此，但中國只是說得更赤裸，內部也沒有任何現代化孕育的制約機制。為了國家統一和擴大，殺多少人都是值得，仁義禮智的個人教誨在事關國家統一的場域下，不會發揮作用；正如蔣介石也是得人心的，為了不給日本人拿走他的統一，死多少人也是必需的代價。而古世以來，和平和戰爭是在一個你中有我的混沌概念之中。和平不是由和平而來的，而是鎮壓到沒有反抗之後的眾人衰弱狀態。也就是古代人和現代人的和平觀並不一樣。中國解決「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那個自然狀態的方案，是聖王擁有一切權力，在國境之內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公民，即皇帝本人，其他人民都是無權者，那就沒有爭端，那就是和平。而怎樣削弱所有人導致他們沒有權力？方法就是戰爭。

所以龍應台在說和平，用一堆歐洲的文化名詞來染出一個文青的文字氛圍，然而自由世界的敵人，何嘗不也是想要「和平」？只是對方觀念中的那個「和平」，是持續的戰爭、持續的鎮壓、持續的緊急狀態。龍應台的言論為何給人一種深刻的偽善感，並不只是她表層消費的那些歐陸文化名詞，不只這樣，那種偽善是來自中國傳統，是戰爭者以為自己是和平者的古老傳統。龍是在敗者那方，即中華民國那一方，所以她就像孫文一樣，認為自己是和平的、反戰的；然而這只是掠食者被更高的掠食者掠食之時，就開始講起仁義道德和小確幸。事實上中國人在台灣島內的鎮壓，亦異常慘烈。

禮讚墨索里尼

這不獨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任何深厚悠久的文明，都具有這種蠻性。在歐洲，例如龍應台帖文裡面充滿甜膩味道的維也納，或者奧地利本身，就充滿戰爭的古性。奧地利出了希特勒不說，在納粹德國崛起擴張的時候，奧地利人有很多都是熱烈歡迎，泛德意志主義只是表徵，更深層的是一種期待「王者帶來永久和平」的渴望。也因此，他們同時是戰爭和政治狂熱，但也是「和平主義者」。

奧地利也出了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創見是開始觀察人類潛意識的混沌和原始一面，雖然他的表層也是用人文和理性將之克制，作為治療；而瑞士人榮格則是「反向地繼承」他，非常反感佛洛伊德那怕只是餘緒的理性主義；據說榮格認為希特拉是「是一位巫醫、一具神靈之器、一位半神半人，甚至根本就是一則神話」，認為他在世界的作用，就像巫師在原始社會一樣，引發出所有人的原始一面和潛意識本能。

這些都是歐陸的大學者、大文化人，但「絕對的戰爭亦即絕對的和平」的古老概念，對他們也是充滿誘惑。榮格這樣回顧：「當希特拉攫取了權力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集體歇斯底里已經在德國發作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對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一個具有道德感、遵守紀律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在我看來，這場明顯的群眾運動最終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正如元首的形象首先讓我感到，他僅僅是善惡兼具的存在⋯⋯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那樣，我有我的懷疑。」有趣的是身為猶太人的佛洛伊德，也禮讚墨索里尼是「統治者中的文化英雄」。

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偉大意識，到了現代還是不斷發揮作用。例如活動到戰後的神秘主義兼納粹主義者 Savitri Devi，對希特拉便是頂禮膜拜，她用自身的文化信仰去解釋希特拉形象的方法，跟佛洛伊德和榮格也十分類似。Devi 簡單來說就是將印度教和納粹主義融合，在她的作品《The Lightning and the Sun》裡面，她根據印度教的說法，將歷史分為黃金時代、銀器時代、銅器時代乃至黑暗時代 (即現在)。基本上跟中國傳統認為世界是在一個不斷的衰竭狀態是一樣的；另外她將偉大的領袖分為三種，一種是「處於時間裡面」，代表是成吉思汗，即書題的「雷電」，帶來毀滅；第二種是「處於時間以外」，代表是埃及十八王朝法王阿肯那頓，代表書題的「太陽」，他的主要事跡是發起大改革，是一個抵抗時代衰竭宿命的仁慈形象，也很像中國古代「興滅繼絕」的那句話；第三種便是「抵抗時間者」，例子是希特拉， Devi 認為希特拉同時融合了雷電和太陽、毀滅與創造，是可以將世界由衰竭由拯救出來的神人。這跟榮格所說的希特拉「善惡兼具」的說法，竟然異常雷同。

從中國人到歐洲人，甚至非洲，這種深古的渴望都是共通，對一個無法用世俗道德 (仁義禮智) 解釋的強大領袖、一個神王，都是充滿了內心的渴望。歐洲乃至世界的統一，就是終極和平，基本上和共產主義認為要渡過血污海，到達天國的理想一樣。他們理性上知道他會帶來戰爭，但也渴望和平——即佛洛姆所說的人恐懼自己的自由，而「和平」就是自由被剝奪之後的坦然。聽來非常弔詭，但這就是人的民俗心靈。因此後來 Karl Popper 大力鞭韃的左派推崇的「劃一齊整解決方案」，便是古老文明所共享的異型，也是有一個追求大和平，同時在追求大戰爭的心理模式。

偽善的最高境界

於是回到龍應台。她肯定覺得自己被那麼多人炮轟很無辜，但又要保持優雅，不能表露出自己感到不快的實況。說到底，提倡和平有甚麼不對？然而偽善的最高境界，便是不知道自己偽善。而這種最高境界的偽善，不是單憑裝模作樣的天性就可以煉就，你必須承接古老世界的文化傳統，才能養出惡之華。就像要養出異型，必須有人類和抱臉蟲，缺一不可。她，或所有中國文人的問題，是不明白自己文化的好戰天性，誤以為自己十分和平，缺乏哪怕是一絲的反省。

一個文化長期在內部殖民邏輯之下孕養，對和平和戰爭的觀念都會變得極有辯證法味道，它的「和平觀」也只能是膚俗的——他們認為有一隻天真的貓、一張破沙發、有一堆「文明細節」、讀著書、喝著咖啡，就是和平——而事實上是被納粹佔領的巴黎，也做得到，也一樣具有法式文化風情，然而那是一個永久鎮壓的場景，而肯定當時法國也有很多人說不要打仗，邱吉爾底下的英國人也是，為甚麼要跟納粹地下反抗、打游擊，甚至是開戰，毀滅那麼多年累積的文明細節？事實上如果你只是想要喝咖啡和看書的話，來香港也能享受到，但沒有人可以說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就很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