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廢監督專家:核安不能靠運氣,如何抵抗核能工業的環境不正義?(06/29/2021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 美國看似先進,核工業卻習於侵害印地安人權利,壓迫底層、而政府則是管制失靈,而從美國的結構性問題反觀國內,類以的場景也在臺灣發生。
從鈾礦開採到高階核廢的處理,核工業集眾多環境不公義於一身。但核工業數十年來卻一再對外宣傳,最終處置高階核廢只是技術問題。近年來核工業更聲稱,先進反應爐的技術指日可待,唯有核能才能穩定供電,並因應迫切的氣候危機。
為了幫助民眾理解核電與氣候議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於2021年5月15日邀請美國反核運動的代表人物、超越核能(Beyond Nuclear)核廢監督專家凱文.坎普斯(Kevin Kamps)發表線上演講,探討北美核工業所造成的社會與環境壓迫以及環境運動者的持續抵抗,並以北美經驗說明核能為何無法減緩氣候危機。
坎普斯曾多次代表美國非營利組織與美國聯邦高層官員會面,包括能源部 、核能管理委員會和環境保護局。此外,他也就相關核能議題,教育國會辦公室官員和在聽證會作證。他曾於2010年1月於佛蒙特州眾議院與參議院的聯合聽證會上,就反應爐放射性洩漏的風險作證。幾週後,佛蒙特州參院遂以26票比4票的決定,關閉佛蒙特洋基核電廠(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Station)。此事也為反核運動寫下重要一頁。
坎普斯於演講中分析核能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核燃料鍊不同階段所造成的社會、環環壓迫,乃至於軍工複合體在核工業所扮演的角色。
核電自顧不暇、又如何抗暖化?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指出,今年8月台灣即將舉行「重啟核四」的公投,再加上513與517兩次停電事故,引發民眾關切能源議題。有人主張必須續建核四以避免日後發生類似事故。然而,核電需要三天才能達到滿載,是能力最差的救援投手,一旦發生故障,耗用的恢復時間不僅最長、更會造成整個供電系統極大的負擔。此外,核電在極端氣候漸成常態,一遇到酷寒或酷熱就自身難保,又如何能承擔減碳、抗暖化的任務?
關於核電能否因應氣候災害的研究汗牛充棟,坎普斯首先建議台灣聽眾可以先從美國史丹佛大學學者雅各森(Mark Jacobson)、洛文斯(Amory Lovins)、美國能源和環境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主席馬凱賈尼(Arjun Makhijani)、該所首席科學家史密斯 (Brice Smith)與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學者索瓦庫爾( Benjamin K. Sovacool )等5名學者所發表的研究入手。這些研究明確顯示,核能無法解決氣候問題,再生能源方能減緩氣候危機。
坎普斯用以下幾個例子說明核電何以無法因應氣候危機。
2011年6月密蘇里河淹入內布拉斯加州的卡爾洪堡核電廠(The Fort Calhoun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業者竟僅僅以砂包阻擋洪水。當時廠內因火災使得冷卻系統失法電力。業者因該嚴重事故停機3年後,再於2016年永久關閉卡爾洪堡核電廠。
同樣的場景也在內布拉斯加州古柏核電廠(Cooper Nuclear Station)上演。密蘇里河於2011年氾濫時,業者為了省錢,僅以堆置沙包因應洪患。古柏核電廠所使用的馬克一型沸水反應爐與福島核災爐心熔燬的反應爐為同型設計。(奇異公司刻意設計用過燃料棒冷卻池緊臨反應爐壓力槽 。如此一來,業者在取出用過燃料棒置於冷卻池時,不僅移動距離最短,也最省錢。) 若核電廠不幸失去電力,發生核災,情況就會與福島核災如出一轍。
內布拉斯加州尚有其它與極端氣候相關的天災人禍。例如密蘇里河流域有諸多大小不一的水壩,一旦密蘇里河氾濫造成水壩潰堤,就會造成內陸海嘯,吞噬該州的核子設施。
核子設施不只難以因應海嘯、洪患、高溫、也無法抵禦嚴寒。2021年2月中旬暴風雪侵襲德州。當時德州的核電廠冷卻水系統結凍,業者為避免反應爐溫度持續升高導致爐心熔燬,因此被迫停機。
核工業的社會和環境壓迫
與台灣多數民眾的印象正好相反,北美核工業絕非進步的象徵,而是立基於社會和環境壓迫。
核電背後的政治絕對不該化約為技術問題,而核工業的壓迫要從核燃料鍊源頭看起:採礦。坎普斯認為,發展核工業的過程中,政府、業者迫害北美原住民的事件並非個案,而是層出不窮的常態。
早在1930年代,曼哈頓計畫尚未開始前,加拿大第一民族(First Nation)(即原住民族)就飽受礦業的輻射危害所苦。加拿大於1930年在西北地區大熊湖(Great Bear Lake)發現鈾礦,鐳港(Port Radium)是大熊湖東岸的一個重要礦區,業者僱用第一民族甸尼人(Dene)開採鐳礦,結果甸尼族曠工因受到輻射曝露病故,身後只留下了寡婦村。
在二戰後美國大量製造核武,鈾原料需求持續增加,也使得開採鈾礦的公衛後果如影隨形。
艾利特湖(Elliot Lake)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是一個以湖泊命名的城市。該市於1950年代大規模開採鈾礦後,具有氡氣的鈾尾礦堆積如山。因採礦時酸性徑流污染土壤森林,亦使氡氣釋放到空氣中,造成礦工肺癌和環境浩劫。由於工人多為經濟弱勢的原住民, 所以坎普斯引述當地部落領袖觀點,指稱:「用金錢收買飢餓之人,何來道德可言?」
加拿大開採鈾曠壓迫社經弱勢群體的情況也持續至今。加拿大常年以來是世界上最大的鈾礦出口國,自發現鈾礦後,境內的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北地區都有鈾礦場,境內更有24座反應爐。
不只加拿大,核能、核武為同一燃料鍊和產業鍊,持續造成巨大壓迫也在美國上演。坎普斯分析, 美國官方認定原住民善良可欺之事早在1942年時見於官方記戴。美籍義大利物理學家費米(Enrico Fermi)是世界第一座核子反應爐芝加哥1號機(Chicago Pile-1)的製造者。該反應爐是曼哈頓計畫的一部分,首度於1942年12月2日產出鈾裂變連鎖反應。 當時曼哈頓計畫主事者以「發現新大陸 」比喻製造出全球首座反應爐的冷酷對話,已經預示了北美印地安人未來的命運。
「義大利航海家已經登陸新世界。」
「當地原住民如何?」
「非常友善。」
美國核工業迫害原住民族之事,從新墨西哥州教堂岩(the Church Rock)鈾礦廠災害可見一斑。該廠區於1979年7月16日發生放射性尾礦處理池決堤的洩漏,池內具有酸性、重金屬、硫酸鹽等質物的輻射污水不僅污染了地下水,更使得居住於普埃科河(Puerco River)下游的亞利桑那州納瓦霍族(Navajo Nation)牧民首當其衝,當地人平日灌溉、畜牧、飲用和賴以維生的河水成了輻射污水,卻從未獲得賠償。
1970年教堂岩鈾礦廠污染事件,與二戰期間輻射污染事件有著相近的模式。
坎普斯指陳,美國於1945年7月16日首次於新墨西哥州試爆原子彈,該次試爆是曼哈頓計畫的一部分,行動代號為三位一體(Trinity)。美軍在7月16日所試爆的原子彈與日本長崎原爆的原子彈同型。兩個不同年代的事件卻殊途同歸。1945年7月16日新墨西哥州核武試爆,輻射落塵下風處的印地安人與1979年7月16日受輻射廢水毒害的下游牧民,至今並未得到美國政府和核工業的賠償。
然而處於核武試爆、核武工廠、鈾礦場、鈾燃料廠等污染場址的核子落塵下風處或下游處的居民,並不僅止於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美國境內尚有內華達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 、猶他州、南卡羅來納州和愛達荷州等地的居民,分別曝露於核武和和核能燃料鍊不同階段的輻射污染。受害民眾除了美洲原住民,尚有經濟弱勢的美國民眾。
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西屋核燃料廠污染場址就是一例,廠區的鈾洩漏持續污染當地的土壤、地下水長達數十年,但核管會和西屋卻一再坐視污染發生。更有甚者,南卡羅來納州境內除了西屋鈾洩漏的災難尚有其他核子設施污染。聯邦政府早在1950年代就在該州建立薩凡納河基地(The Savannah River Site)生產核武所需要的核子材料。基地附近居民多為非裔美國人。
基地鄰近尚有液態核廢料棄置場、薩凡納河國家實驗室製造核武的氚設施、乃至於位於巴納韋爾(Barnwell)的低階核廢貯存場收受來自康乃狄克州和紐澤西州的核廢。而南卡羅來納州與與喬治亞州交界處,還有一座全美最大的沃格特爾核電廠(Vogtle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廠內有4座機組。
核能、核武燃料鍊同出一源
坎普斯力陳,艾森豪於1953年所宣傳的「原子能和平用途 」根本是以核電掩飾核武的手法。首先,當年的反應爐是由美國海軍興建和營運,再者,美國在1970年代前只有少數反應爐真正用於發電,所以不論是開採鈾礦與發展軍事民生兩用的反應爐都是為了發展核武。
關於核能、核武同出一源之事,美國官方說得再清楚不過。莫尼茲(Ernest Moniz)曾於歐巴馬主政時期擔任能源部長。他近年明言,美國政府必須持續補貼核能產業,方能維持核武優勢。這種共生關係也說明了核工業為何會一再申請老舊機組延役,堅持要運作至80年、甚至於100年。
即使核電廠設備老舊、無法與再生能源競爭,核工業都因政府大方補貼,而有恃無恐。坎普斯直言,美國核工業向來能用錢買到最好的民主(The best democracy money can buy)。核工業者以6000萬美金賄賂俄亥俄州議會議長、議員,使得州議會為境內兩座危老反應爐通過10億美金的「紓困」計畫,而核工業買通州議會的作法也是該州有史以來最大的醜聞。
坎普斯相信,核工業產官一體的現象不是美國獨有,各國皆是如此,例如日本國會所公布的調查報告直指,福島核災是日本政府、東京電力公司與管制機關間的勾結、腐敗和犯罪(collusion, corruption, and criminality)所導致的人禍。所以反核運動就是抵抗體制的力量。
核電無法與社會、環境和平共存
美國原住民和非裔人口在核能與核武工業發展過程中首當其衝,但其他人口密集和水資源豐富的地區也同樣面臨輻射危害的威脅。例如鄰近紐約市的印地安角核電廠(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雖然已經在2021年4月30日關閉,但高階核廢乃持續污染地下水。
坎普斯表示,身為密西根人,他非常熟悉核子設施遍佈五大湖區、形成核子熱點的情況。目前核電廠、核燃料加工設施、核廢料處理乃至於鈾尾礦場址圍繞於休倫湖、密西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
五大湖所組成湖泊為全球面積最大的淡水水域。坎普斯憂慮,湖區四週遍佈核子設施,一旦遭遇天災、人禍,輻射危害影響所及會是地球表面21%的淡水和全美84%的淡水。
因坎普斯長年關注美加邊境五大湖區的核電和核廢議題,所以他曾代表美加環境團體,於加拿大核能安全委員會所辦的聽證會作證,說明核電和核廢的跨境影響。
川普雖然已經下台,但坎普斯對拜登政府所說的氣候承諾卻不表樂觀。目前拜登政府已任命新墨西哥州的勒瓜那普韋布洛(Laguna Pueblo)印地安女性哈蘭德(Debra Anne Haaland)擔任內政部長。哈蘭德深知,該州的傑克派爾(Jackpile)鈾礦區緊鄰當地部落所致的健康和環境危害。
坎普斯判斷,任命哈蘭德之事應與拜登政府的其他高層人事安排相互對照。例如拜登的氣候顧問麥卡錫(Gina McCarthy)於2013年至2017年間擔任歐巴馬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卻坐視密西根州弗林特市(Flint)飲用水受到鉛污染的災難,傷害當地經濟弱勢的非裔美國民眾。
拜登政府高層也多與核工業、化石燃料業交好,如能源部長格蘭霍姆(Jennifer Granholm),這也呼應坎普斯先前所提的事實,抵抗美國核工業的過程會是個與體制對抗的漫長過程。
當日聽眾線上參與和提問相當踴躍。坎普斯在短講前多次表達想與聽眾交換意見,以下為他演講活動當日的答問記要。
問:美國意圖發展小型反應爐、比爾.蓋茲等人聲稱新一代反應爐更加安全、可當成暖化解方,講者的看法為何?
坎普斯答道:所謂的「新型反應爐」其實都是老舊設計。「新型反應爐」過去研發屢屢失敗,未來也是所費不貲、重蹈覆轍 。蓋茲的反應爐計畫並不是自己拿錢去投資,而是藉著核能和核武為同一個產業鍊,想方設法爭取美國能源部的補貼。
1979年三哩島核電廠發生核災時,反爐爐正是當年的新型設計(三哩島2號機於1978年12月30日運轉,1979年3月28日2號機發生部分爐心熔毁)。車諾比核災發生時,反應爐也是當時的新型設計。在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爐心熔毁後,核管會不僅拒絕採取管制作為,更聲稱發生爐心熔毁的機率微乎其微。
此外,美國核管會允許小型反應爐省去安全設計以節省成本,想走捷徑只會使「新型反應爐」比更過往更危險。
問:台灣的核四廠已經是40年前的設計,在尚未完工階段封存至今,如果要啟用會有哪些風險?
坎普斯答道:台灣核四廠為40年前的舊設計,無法針對35年前車諾比核災、10年前福島核災所面臨的挑戰做出改善。美國田納西州瓦特斯巴核電廠(The Watts Bar Nuclear Plant)是個類似案例。兩座反應爐始建於1973年,2016年2號機才完工商轉,但之後卻多次停機。
此外,反應爐無論新、舊一樣無法解決核廢問題。新型反應爐更依賴以核燃料再處理技術分離鈾、鈽等核種,這類高危險的技術,不僅昂貴、高污染,更增加核武擴散的風險。
問:對台灣的核一、核二廠區核安有何建議?例如加強鋼板和水泥?對於核四位於斷層帶的看法?
核電廠坐落於斷層帶附近或斷層帶上本身就令人憂心,因為不論用任何技術強化廠區安全都無法阻止地震發生。
美國過去已有管制機關勾結業者的醜聞,如核管會的前身、原子能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確知維吉尼亞州的北安娜核電廠(The North Anna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 )就位於斷層帶,卻隱匿斷層帶事證,業者更企圖使核電廠延役運作至80年。
司法部原先想起訴原能會官員,但真要追究,只會使政府顏面掃地,所以事情就不了了之。
維吉尼亞州於2011年8月23日發生芮氏規模5.8地震,當時震央距離北安娜核電廠只有15英哩(約24公里)。地震卻已經造成核電廠冷卻系統損壞和冷卻池洩漏。這也顯示,美國核電廠常與核災擦身而過。福島核災的教訓就是:要確保核安絕不能只憑運氣。
問:上週看到美國漢福德核廢料貯存桶破裂外洩的新聞,請問講者可否說明為何會有外洩事故、影響為何?
坎普斯答道:位於華盛頓州漢福德基地(The Hanford site)的地下高階核廢料儲存槽已多次發生洩漏,目前該處有177個儲存槽 ,並放置了高達5000萬加倫的液狀高階核廢。
漢福德基地因曼哈頓計畫的需要於1943年啟用,並生產核子武器所需要的鈽,長崎原爆中美軍所使用的鈽就是在漢福德生產。漢福德不僅為全美污染最為嚴重的地區,更破壞了哥倫比亞河的生態環境。政府多次想要固化液態高階核廢,卻屢屢失敗,目前當地核廢大多是液態,雖然一部分核廢已固化,卻因美國高階處置設施付之闕如,使得核廢仍然留在當地,無法移出。
類似的情況,也在我先前提到的南卡羅來納州薩凡納河基地發生。能源部選擇在經濟弱勢的非裔美國社區,興建地下高階核廢料儲存槽,棄置核廢污泥,這使得當地居民賴以維生的薩凡納河不堪飲用。
反核運動每次的抵抗都與環境運動者和當地居民攜手合作,但是對手是軍事上、經濟上極為強勢的核武暨核能工業。而美國的能源部與核管會永遠只為核工業的利益服務,而非為民眾利益服務。
問:美國為何至今都沒有成功設立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如果暫時找不到適合的場址,應如何處理與保存高階核廢料?
坎普斯答道:美國核工業所擁有的129座反應爐目前已累積高達10萬立方公噸的高階核廢,其中93座反應爐持續運作並製造高階核廢。能源部過去30年一直鎖定內華達州猶卡山(Yucca Mountain)為最終處置設施場址,但因選址欠缺科學依據,引發當地的印地安原住民西休休尼族(The Western Shoshone)挺身抵抗30年。過去全美超過1000個環境和團結組織加入西休休尼族的抗爭。為阻擋各地高階核廢運送至內華達州,沿途各州的人民也加入抗爭。
美國目前面臨核廢難題時,既不能永遠留存核廢於核電廠內,但又欠缺最終處置設施。我認為採3個步驟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首先,以再生能源取代核電,停止繼續製造核廢。
其二,在沒建立最終地質處置設施前,先建立強化現場儲存(hardened on-site storage),這也是全美的環璄團體所提出的要求 。實際做法是使冷卻池回歸冷卻功能,非而核廢儲存池。經一定年限後,池內用過的燃料棒必須改以乾式儲存。
福島核災時4號機於4月11日發生火警事故,若當時冷卻池起火,日本政府就必須疏散5000萬人,而非疏散16.4萬人。日本首相菅直人承認,若真要疏散5000萬人,就相當於終結日本這個國家了。不過,美國的冷卻池用以儲存用過的燃料棒的密度還遠高於日本,一旦發生核災時,危害也會更為嚴重。
第三,美國必須建立一個符合科學與技術要求、環境正義的最終地質處置設施。該地質設施必須達成核廢應與生物圈安全隔離數百萬年要求,還要能因應極端氣候、恐攻的挑戰 。目前計算核能碳排時,從不計入數百萬年最終處置所涉及的高量碳足跡。這也使核電看似低碳,實則不然。
內華達州猶卡山設施若真用於最終處置,輻射洩漏問題遲早會發生。要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高階核廢,就是不要使用核電。我的環境導師——五大湖非核聯盟(Coalition for a Nuclear Free Great Lakes)領導人奇根(Michael Keegan)指出,核廢就是詛咒後代長達萬年,所以應該停止製造核廢。
問:目前擁核人士希望以核能當成基載,解決氣候問題,請問是否可行?
坎普斯答道:洛文斯(Amory Lovins)指出,為了減緩氣候危機,我們必須以最少成本、最短時間內減去最多的碳,因此我們必須權衡碳、成本和時間等三個因素,方能評估氣候有效性,就也是每花費一美元時能多快減少多少碳排,而非只看碳排一項。
在同時衡量三項因素後,再比較核能和再生能源何者才是氣候解方,我們很快發現,投資核電不僅昂貴、耗時,更使有限資源無法投入用於符合氣候效益的再生能源選項,所以核能絕對不是解方。
問:各國民眾和政府針對日本政府決定排放「稀釋的」福島核電廠廢水入海,可以如何採取行動?
坎普斯答道: 排放核廢水入海就是以海洋為垃圾場,構成危害海洋罪(crimes against the ocean)。
核廢水入海侵害了洋流行經之處的所有人,核廢水含氚,氚是氫的同位素之一,因過濾不掉,排放「稀釋的」輻射廢水後會生物集中於食物鏈高層,既破壞海洋生態,也影響生物和人的分子細胞、組織、器官,造成癌症和先天缺陷。福島廢水中尚有如銫和鍶等放射性同位素,日本政府因無法處理,索性隱匿事實,直到消息曝光,難以再抵賴。
日本政府應有的做法就是儲存輻射廢水125年,直至氚對人體真正無害為止。
日本政府自欺欺人的作法與美國政府、核工業如出一轍。美國政府與核工業因無法處理漢福德輻射污泥,所以一概宣稱該場址的「污泥對人體無害」。日本漁業合作社聯合會多來強烈反對排放核廢水入海,中、韓政府、台、韓民間團體也強烈反對。我們必須繼續強化反對力道。
主辦方–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在演講最後總結表示,從坎普斯的分析,使我們警覺到美國看似先進,核工業卻習於侵害印地安人權利,壓迫底層、而政府則是管制失靈。
從美國的結構性問題反觀國內,類以的場景也在台灣發生,講者不僅提出了與美國官方論述大相逕庭的進步觀點,也使台灣民眾了解美國核工業加速氣候崩壞的情況十分盤根錯結。不論身處任何一任政府治下、20或21世紀,反核之路註定漫長艱辛,而北美最缺乏社會資源的原住民和底層挺身抵抗核工業的跨國壓迫、官資一體,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當可為台灣各界帶來許多啟發。
(本文為2021年5月15日綠盟主辦【如何抵抗核工業的環境不正義?從美國環境運動談起】之講座紀錄)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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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十.一國殤日痛悼8千萬中國遇難者
10月1日,是中共建立政權70周年「國殤日 」。今天,在天安門前,中共舉行大閱兵,展示軍事力量。在這個巨大專制機器下,過去70年,在沒有戰爭、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中共發動過70多次政治運動,導致8000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8倍,是二戰死亡人數的1.5倍!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位,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 」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 」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 」,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 」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 」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 」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 」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 」。中共當局堅持「反右 」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 」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 」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 」,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 」,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 」,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 」,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 」(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 」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 」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 」)。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 」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 」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 」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 」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位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 」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 」(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 」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數位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 」。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 」。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 」。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 」,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 」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 」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 」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 」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 」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 」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 」,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 」的《中國「左 」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 」(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 」(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位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
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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