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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公園無罪，點蠟燭無罪］

他們逐個從小門走出來，步行到最右位置坐下，先是頭髮稀疏的楊森。群眾大嗌「森哥，加油！」跟着是瘦了一圈，剪了新髮型，左右剷青的何俊仁。有人嗌：「仁哥，小心拖地呀，地板很滑的。」

原來何俊仁在獄監裡被派拖地工作，探望過他的親友說，何俊仁拖地感到有點辛苦。有人大嗌：「仁哥留意職業安全，入面冇得報工傷呀，小心呀。」

每次聽到惹笑的問候，旁聽席傳出溫馨的笑聲。

然後現身的是高個子頭髮灰白的李卓人，他穿了卡奇色西裝外套。李卓人舉高右手拳頭揮上天叫喊：「平反六四！」跟着有人向胡志偉大喊：「志偉，好多街坊來撐你呀！」尹兆堅的妻子紅了眼睛，拖着十來歲的兒子大喊：「撐住呀爸爸，等你出來呀！」

透明玻璃的犯人欄後的被告們，有人因為還押，有人正服刑，珍惜機會跟親友打招呼。有人向玻璃外揮手，有人做心心手勢，也有人興奮得同時搖兩個手掌來打招呼。

何桂藍是唯一束長髮的被告，她穿了一件高領牛仔布藍色的長袖上衣，中間一排鈕扣。他把長髮在頭頂紥成了馬尾。有點靦腆的她，看到每次開庭和休庭時，群眾踴上犯人欄前不住大喊大叫的狀況，嚇了一跳。坐在最接近旁聽席的她，近距離體驗了群眾的熱情，她忍不住拉着灰白短頭髮的何秀蘭一起看，指一指外面的瘋狂人們，做了「嘩」的口形。

你會以為，這是一場甲組足球賽，深受歡迎的球員逐個出場，瘋狂的粉絲不斷撲上前面，把握機會向偶像喊話。然而，是多荒謬的社會，讓親友們都在法庭爭取替家人至愛打氣的機會？被囚禁的犯人，一個月只有兩次機會與家人見面談話，如今在法庭審訊，雖然隔空見面，但有幾個小時共處同一空間，已經讓家人親友甘之如飴。

押送廿個被告動用了十餘個懲教署員，站在法庭旁聽席走廊有七個保安，他們都無力地高舉雙手，不斷勸止親友們，但沒有人理會。在荒謬的時代，法庭成為了表達關愛的珍貴窗口。

有人對着鏡粉何桂藍喊着：「看了Mirror(男團)沒有？」眾笑。何拿着筆記簿坐在犯人欄裡，聆訊時她扭着頸肩，作拉筋狀。和47人國安案不同，那時候何桂藍和岑敖暉在犯人欄裡打打鬧鬧。但岑於此案選擇了認罪，已於早前開始服刑。

此六四案，大部份被告都是年紀較長，和支聯會有密切關係的老一輩社運領袖。原被告有26人，其中4人黃之鋒、岑敖暉、梁凱晴、袁嘉蔚早前認罪，被法官陳廣池判4至10個月監禁。此罪（非法集結相關罪名）以往判刑較輕，只是罰錢、社會服務令或短期監禁，但陳廣池法官說六四集會雖然和平，但故意而有預謀，在社會動盪時刻有暴力風險。

如此刑期讓坊間嘩然，畢竟，罪行涉及去年六四晚上，眾人進入維多地亞公園坐下及點蠟燭。在今午開庭前，有旁聽人士大喊：「坐公園無罪！」「點蠟燭無罪！」，直至有人喊：「平反六四」，法庭保安員才舉手制止：「唔准嗌口號。」

撇除了4名認罪已在服刑被告，26名被告之中，有2人已流亡海外，包括羅冠聰及張崑陽。餘下20人今日正式合併成為同一案件被告。其中，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蔡耀昌、麥海華、梁錦威、梁國華均和支聯會有關。

已身負案件在服刑或不准保釋的約十多人，坐在玻璃後的犯人欄。身負多案的黎智英，被安排坐在死角位，有多名懲教署職員特別押送他。黎的skinhead恤得很短，以前叫「肥佬」的他如今臉容瘦削，看到太太在旁聽席出現，高興地揮一揮手。

犯人欄前的坐椅則坐着保釋之中、之前被判緩刑、或第一次被控告的人。例如前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工黨主席郭永健、和上周於六四案被「預先拘捕」獲釋的鄒幸彤。鄒踏着行山鞋，於法庭外仍然在發言呼籲市民支持支聯會。其他人都特意穿了彈性物料的無鞋帶運動鞋，隨時準備扣押。

一名9歲叫「悠悠」的女孩，在休庭時騎在母親肩膀上，稚嫰的女聲在法庭裡叫喊着：「Mo(毛)伯伯加油！Figo哥哥加油！」悠悠母親表示，去年六四晚會，全香港數以萬計的市民走入維多利亞公園，悠悠就坐在毛伯伯及李卓人附近，今日竟然因為在維園點蠟燭就被控告，感到氣憤。

也是被告的朱凱廸，穿了恤衫應訊。他的太太說，朱凱廸身負多宗控罪，還押與正式服刑條件不一樣，正考慮是否認罪。這當中有很多想法在其中，是一條外人永遠不明白的算術題。代表其中一名被告的辯護律師亦指出，正服刑的被告會希望此案加速審理，因為類似案件判刑不會完全分期執行，有可能作總刑期扣減。

今日只是「過堂」程序，主要為釐清有沒有被告決定認罪不認罪，排期審理案件技術性安排。然而，由於被告人數多，加上律政司一方有特別要求，故用了4小時，至晚上六時半才休庭。

一開庭，法官表示，得悉何秀蘭及楊森會認罪；而李卓人、蔡耀昌、梁錦威、超恩來、鄒幸彤、梁國華、胡志偉及何桂藍不認罪，其他被告尚在考慮中。

不久，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蕭啟業呈上一宗案例，表示希望可以安排正式審訊時，指定由早前審結4名被告於六四集會罪成的法官陳廣池審理案件。如此，就啟動了近兩小時的爭拗。

蕭啟業指，這是擔心會做成Disparity of Sentence判刑差異。蕭解釋，擔心陳廣池以外的法官，會對此案被告們做成不公平的判刑。「始終我哋最關心都係被告的權益……對否對被告有冇不公平情況。」

然而，代表多位被告的幾位辯護律師，都反對律政司的說法。辯方大狀認為，指定陳法官反而損害被告的權益，例如會把審訊日期變相再押後，又或者陳法官因為審了第一次而把案件以外的資訊干擾了今次審訊。大狀黃宇逸說，另一位法官審訊會有Fresh Mind.

如此開啟了一場爭拗。高勁修法官一方面反駁黃大狀的說法，說若陳法官真的審理這宗案，他若在判決書中若寫了此案沒有的証據，到時可以上訴，現在是言之過早。

而主控官則進一步說，由於此案的大部份證據都是來自公眾領域（亦即傳媒）的錄影片段，乃open source video，爭議不大，故早和遲判刑的影響不大，不像另一些刑事案件作供披露了新的資訊會影響判刑。

此時，高勁修法官則指出，控方這個理據，跟爭取以陳廣池法官審理距離更遠，因為不同法官看到的整據也一樣。高勁修指，控方提出的案例，涉及被告轉為控方污點證人而在另一案件獲得輕判的待遇，和這宗六四案差異甚大……。

代表律政司的蕭啟業說，「案情是不同，但Rationale相同。」高法官指出：「乜Rationale呢?　講來講去，你都係想搵同一個法官審同一宗案件，但我們這兩宗並不是同一宗案件（指已審結的六四案和今次20人案件）。我只能夠說，現在這20人要用同一個法官囉。」

爭拗期間，長毛梁國雄舉手，正當大家以為他有甚麼重大指令要給自己的代表律師。原來他表示要上廁所，全場爆笑。又再休庭。

休庭回來，高法官指出，控方要求必要用陳廣池判此案的要求不獲接納，因為控方提出的案例，案情和此案並不適用。高官指出，陳廣池法官審理的案已經審結，被判刑的4人已在服刑，沒可能回帶讓4人回到未判刑時，和現在此20人一起重新審理再同時判刑。加上此案即使以由其他法官審理，他／她可以參考陳的書面判理據便可以維持判刑一致的問題。

之後，法庭處理審訊語言和排期事宜，又討論了良久。最終高法官指出，認罪的被告會於9月9日處理；而不認罪的被告需要於11月初審理，預計審訊十天。

這天的提訊，下午2時半才開始，但早在上午9時許已有人排隊拿旁聽票。四十個公眾席，加家屬及記者席，把西九龍2號法庭塞爆。一票難求，有支持者為了入場「見一見」被關押的親友，在外面等有人早走讓出門票才能入場。

下午2時許開庭時，天朗氣晴，滿天白雲，但刮起猛風，強風竄進西九龍法院那個特高樓底的停車處，把紙張吹得亂飛。至散庭時，天已暗，下起一陣陣雨。原來天文台已經掛起了這個夏天第一個一號颱風訊號。散庭時，有人對着犯人欄喊：「一號風球了，裡面（監獄）唔會咁熱啦！」長毛舉起拳頭，喊着口號，走入小門，又要再等下一次審訊，才可以與這麼多同路人見面了。

［把良心的守護人治罪］

就在蔡玉玲查冊案裁判前夕，消息傳來，她這次的「罪證」，《鏗鏘集》偵查報導「7.21誰主真相」，獲得了「金堯如新聞自由獎大獎」，評判一致讚許這個報導不論是專業水平，還是按公眾利益考慮，獲獎都是實至名歸。

而新任廣播處長入主了的香港電台，竟然公開表示，有獎也不要拿。

而香港的法院，也把這個剛拿了獎的記者，送上了犯人欄，把她治罪。

更諷刺的是，7.21元朗襲擊案裡，白衣人被告暴動案仍在審訊，被襲擊的一方也有被告上法庭。但第一個因為7.21事件而被定罪的人，竟是為了查明真相的記者。

＊＊＊

37歲的蔡玉玲，身型微胖，理了乾爽的短髮，這天戴了黑色口罩，穿了長袖柔軟料子的黑衣服，配搭了軍綠色布褲，腳踏綁帶平底便鞋，下午二時半到達西九龍裁判法院。這天陽光普照，微風輕送，初夏的一個好天氣。

過百名旁聽人士到場，不少是資深的新聞界同業，也有熱心市民。因為疫情稍緩，法庭取消了以往封掉部份座椅的旁聽措施，西九龍1號庭坐滿人，未計直播的旁聽席，內庭已坐了近100人。

綽號「阿包」的蔡玉玲，在港台同事擁簇下到場，先和律師團隊入房間商議，當她進入內庭時，她坐在律師團隊之後最後排一張辦公室椅子上。開庭前，氣氛嚴肅，大家都鴉雀無聲。

準時開庭，胖女保安員大喊：「Court!起立！」徐綺薇裁判官步出，請被告坐下。「以下是裁決理由」，她逐字細讀中文裁判書。判決書冗長，26頁共60多個重點。然而大部分時間都是爭拗技術性的法律觀點。

上網申請車主查冊資料，作為一種「陳述」，運輸署署長有沒有權限不批准發出查冊結果，逾半小時，裁判官的總結是，為免資料被濫用，或基於她認為的「立法原意」，運輸署署長是有權限審視申請查冊者用途，才決定是否發出查冊結果。

阿包最初坐在椅子上神情輕鬆，入座前略為伸展了一下自己的頸部。聆聽着裁判官的朗讀時，她不時轉換姿勢，有時雙手緊握把前臂放在枱上像祈禱，有時交疊雙手放在胸前，有時更把玩自己的手指，又或者用手托着腮部。

直到後半部，判詞進入「戲肉」。

辯方指出，《鏗鏘集》清楚顯示涉案車輛被用作運送襲擊者及懷疑用來犯罪的武器，而查明在道路上被用作犯罪工具車輛的負責人，必然是「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故此認為蔡玉玲並沒有作出虛假陳述。

然而裁判官卻指，所謂「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必須是和申請人「自身」有關，例如申請人的車子和對方車子發生意外而作出索償，並不是車子被用作甚麼用途。

裁判官有句話，可圈可點。

「本席認為，被告人是否本着良好的動機索取資料並非重要。」此時，旁聽席上嘩然。裁判官補充，被告應考慮用「其他途經獲得申請」「例如向運輸署提出書面申請」。在座記者面面相覷。

裁判官的一句話，打進在座近百記者心裡：「採訪及報的用途本身並非與交通及運輸有關事宜。」在元朗7.21事件後，即使記者發現一架車，曾被運用大量竹枝給懷疑兇徒 ，也不合乎查冊資格。

最後，裁判官再向記者們澆一盤冷水。

壓軸討論是，記者申請時是否「明知」故犯，亦即，記者是否無心誤墮法網。裁判官指，她可以用事實去推論。

裁判官引用《鏗鏘集》中，記者出示記者証上門採訪，打電話跟進訪問等作為原因，指出「採訪和報導用途，和涉案車輛本身事宜完全無關」；「被告人顯然為着採訪報導及製作節目」而查冊，根本與「其他交通及運輸事宜無關」。

聽到這裡，只差裁判官口中一句「罪名成立」，蔡玉玲開始不斷眨眼，原來淚水已盈滿眼眶，眼淚已經滴下來了。

裁判官着蔡站起來作宣判，全場靜默無語，她雙手下垂，過百記者目睹一個優秀同業，承擔了為公眾利益而被入罪的苦楚。

此刻，被宣判有罪的，是全香港的記者。

求情的過程，亦異於平常。

平日的場景是這樣的，大狀會說，被告人或許成績不好，或許沒有甚麼成就，但決心改過云云。

但今次大狀的求情內容，被告人的成績亮麗得很，成就卓越。搞不好，還以為大家在出席一個新聞獎的頒獎禮，還以為是頒獎嘉賓發表對蔡的加許，沒想過是一個記者定罪後求法庭減刑的陳述。

「蔡玉玲今年37歲，畢業於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主修新聞與傳播學士，2007-2016年她曾經在港台由非公務員開始服務，後來成為公務員。同期更擔任港台工會主席，她是最年輕的工會主席。2016有份創立傳真社，之後於2018年成為獨立記者。

她曾經在國際上拿得多個新聞獎項，紐約和美國紀錄片獎項，她的偵查報導，包括一個穿山甲走私的採訪，機場空管系統的問題報導，可見，她為公眾利益作出了貢獻。」

辯護的陳政龍資深律師，呈上兩封求情信。

一封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撰寫的，內裡提到，「蔡玉玲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調查報導記者。在新聞學中，調查記者向來被為『良心的守護人』和『民主社會的偵探』。」聽到「良心的守護人」這裡，蔡玉玲脫下口罩，感慨地用紙巾拭淚。

李立峯後來向我提及，「良心的守護人」是來自兩位美國新聞學學者James S. Ettema 及 Theodore L. Glasser一本關於偵查報道及社會公義的書，書名為 "Custodians of Conscience"。

李立峯在信中寫道：「在是次案件中，蔡的『查冊』行動是調查報導工作的一部分，報道涉及一件極重要的新聞事件，讓公眾得知或至少為貼近事件真相，是新聞界的責任，報導服務的是公眾利益。本人希望法庭在判決時能充份考慮被告無私的動機、調查報道對公眾的重要性，以及蔡玉玲個人正直誠實的品格。」

前記協主席岑倚蘭，曾在她擔任主席時，與阿包共事，她說，昨夜撰寫求情信時心情痛苦，「我覺得，根本無罪，何罪之有？點解要求情呢。」

岑倚蘭的求情書寫道：「這位新聞界的精英、傑出的名記者，竟因為查冊這項新聞界普遍用的調查工具而遭逮捕起訴，實在痛心。」「法官閣下，眼前這位追求卓越，用心和專業紀錄時代，揭發真相，見證歷史的記者，是香港之寶，我城需要她。」

學院派，實戰派，都對蔡一致讚許，一位正直誠實的香港之寶，竟因為全港記者都做過的查冊程序，成為了代罪羔羊。

陳大狀向裁判官說了一句話：「正如審訊中我們提及，每年政府收到關於查冊的申請數字，千計來自傳媒，新聞學術界都會教學生用查冊。今次裁決前，無論業界翹楚，抑或學術業界，都說這是一向的做法，法官閣下，妳卻說，這是錯的做法。」

裁判官考慮了三分鐘，請蔡玉玲站起來，表示「睇過求情信，知悉妳得過的獎項，無可置疑，妳的目的是為採訪及報道，但也要用『正確』的途經。考慮了妳的背景，目的，車主沒實際影響，判罰款每宗罪3千，兩項罪名共6千。」

裁判官還問，阿包甚麼時候可以交罰款。因為一般被告，有時會拿不出罰款。但當然，罰款今天已經可以拿出來。

散庭時，有人大嗌：「採訪無罪！查冊無罪！」阿包已哭成淚人，倚在律師身上痛哭。有一名旁聽席的女士紅着眼圈，走上前向阿包說：「多謝哂妳蔡小姐，香港好在有妳這種人。」

逾百人陪伴着阿包坐扶手電梯離開西九龍法院大樓。一宗好像很細小，很技術性的案件，凝聚了全香港記者的心。被告上法庭，被定罪的，是每一個在香港曾經查過冊的記者。有資深記者苦笑說：「我是不是要自首呢？」

阿包在咪兜前發言，平伏了的心情又泛起了波濤。「當然這是難受、傷心的。今天我被定罪，其實是判了所有記者有罪。」

「我堅信查冊無罪，新聞自由無罪。你問我，過去十多年做記者，我也是持守着一套新聞價值，謙卑而嚴謹。我自問，這兩年做關於721的報導……（哽咽）是我最引以為榮的報導。」說到這裡，她悲從中來。

散庭前，控方都把所有證物充公，包括《鏗鏘集》光碟等，唯獨香港電台的記者證，發還給她。

被問到，將來還有沒有機會回到港台工作，尤其是現在連拿個獎都好像被禁止。

蔡玉玲說：「我想做記者，但不一定要做《鏗鏘集》的記者，也不一定要做香港電台的記者。」

(照片: 岑倚蘭)

【👮🏿‍♂️徹底墮落 只能解散👮🏿‍♂️】

解散警隊，刻不容緩：曱甴論作為尤其邪惡的紀律罪行！

解散警隊，刻不容緩：曱甴論作為尤其邪惡的紀律罪行
文：腸

1. 過去半年為自己贏得殺人犯、強姦犯美譽的香港警隊，種種惡行罄竹難書，但他們除了以殘暴武力鎮壓示威外，對市民施加言語暴力的規模和不堪程度，亦越見猖獗。肥媽有云：「我行街，比黑警恐嚇」。自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於今年7月25日的公開聲明中，以「蟑螂」形容示威者之後，防暴速龍在街上見人就鬧「死曱甴」的情況，屢見不鮮[1]。有時甚至連指揮官都可以滿口「曱甴 」咁嗌咪，公然辱罵在場市民和途人[2]。其他諸如侮辱公屋戶「有乜撚嘢地位」[3]、叫區議員食屎[4]、或先質疑婆婆病況繼而指罵「你攞著成疊醫生紙出嚟做乜撚嘢呀」[5]、以至聲言要重演六四屠城等等[6]，更是不在話下。

2. 面對這股歪風，警方高層只曾輕描淡寫地稱「唔太理想、尊重方面欠奉」[7]，以致歪風最近更有蔓延至其他紀律部隊的跡象[8]。黑警仇恨言論之毒，可見一班。

英國法院：黑警破壞英國法理，即炒

3. 法夢在此嚴正指出，紀律部隊使用仇恨語言，為普通法所不容，必須予以嚴懲和譴責。英國高等法院行政法庭（Administrative Court）兩星期前（12月9日）在R (Northumbria Police) v Police Appeals Tribunal[9]一案所作的裁決，正就此提供了很好的示範。

4. Northumbria Police案中警員2017年休班時，前往一家餐廳慶祝聖誕。她與同僚傾談期間，醉酒中多次以'fucking Pakis'和'fucking niggers'形容店員，但沒有證據顯示有店員或其他公眾人士聽到有關言論。法院認為警察紀律審裁處施加的懲罰（即書面警告及建議接受多元訓練）過輕，裁定警方必須解僱該警員。

5. 英國高等法院法官Freedman的原則性處理方式，明顯是以判詞後半部分[10]引用的英國上訴法院案例 Bolton v Law Society[11]為基礎。該案事關事務律師的專業失當。時任主事官暨民事審判長（Master of the Rolls and Head of Civil Justice）Thomas Bingham爵士（即後來的Bingham勳爵）解釋[12]，任何律師如在履行其專業職責時，沒有顯示正直、誠實和守信的品質，必須預期接受嚴厲制裁。尤其是當其行為涉及（故意）不誠實，一般來說都須將其姓名從律師登記冊上剔除，即永久取消其執業資格。另一方面，如果律師無心作出不誠實的行為，但是表現低於正直、誠實和守信的專業標準，仍可嚴重影響法律行業的聲譽，一般來說至少應暫時吊銷其執業資格，從律師登記冊上剔除姓名的最高懲罰，亦很可能適當。

6. 由此類推，Freedman法官同意，當警務人員故意使用具歧視性及侮辱性的語言，必然損害公眾對警隊的信心，構成「有損信譽行為」（discreditable conduct），屬違反Police (Conduct) Regulations 2012的違紀行為（類似香港法例第232A章 《警察(紀律)規例》 第3(2)(m)條，即「其行為刻意致使公共服務聲譽受損」）[13]。縱使警員使用歧視語言時嚴格來說並非故意，例如當時正受酒精影響，但如有關詞語被多次重覆，則不能以用「一時判斷失誤（a lapse of one word）」解釋，警員的行為仍可嚴重影響公眾對警隊的信心[14]。

7. Freedman法官因此斷言，雖然案中警員過往並無歧視市民的前科，是次事件某程度可說是與其平時為人不符的個別情況，但警員當晚連續使用歧視、具冒犯性的語言，性質極其嚴重，警隊絕不能姑息。容許該警員繼續留任警隊，將嚴重削弱公眾對警隊的信任和信心[15]。解僱該警員是唯一合理的選擇，任何其他較輕的處罰，都屬不合理至不理性的程度，必須予以撤銷[16]。

香港啲黑警無理由唔炒

8. Northumbria Police案的判決與香港法院曾闡述的法律原則有所共鳴。自1995年開始，香港最高法院上訴法院（即等同主權移交後的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已視上述Bolton案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17]。上訴法庭最近即重申，若事務律師（故意）不誠實行事，一般而言固然應被撤銷專業資格，但即使其行為不涉不誠實，只要客觀上可能影響到公眾對專業的信心，一般而言亦應被暫時或永久吊銷牌照[18]。

9.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Tsien Pak Cheong David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19]一案中，時任高等法院署理首席法官鄧楨明確接受，Bolton案的原則除適用於事務律師外，亦適用於其他專業，包括警察。

10. 如上所述，香港警務人員行為刻意致使公共服務聲譽受損，屬違反《警察(紀律)規例》第 3(2)(m)條。雖然條文包含「刻意」一詞，但《警察(紀律)規例》的目的是要求警務人員時刻以正直、誠實和合適的方式行事，所以按正確詮釋，只要警務人員的行為客觀上低於公眾有權期望的標準，從而可能為警隊帶來「不榮譽（dishonour）」，即觸犯有關紀律罪行[20]。在這意義下，該紀律罪行與英國有關規例禁止的「有損信譽行為」，原則上並無二致。

11. 毫無疑問，警務人員「作為紀律部隊的成員，有法律責任及權力執行香港的一些重要法例，其誠信、效率及公眾對其之信心，對[警隊]忠誠和有效地履行其法定責任極其重要」，故此他們「必須嚴守紀律」[21]，警隊本身在《警察(紀律)規例》下更有調查違紀行為的法律義務[22]。

12. 事實上，公眾信心之於隨時打人、殺人的武裝紀律部隊，甚至可能比法律專業，更為重要。正如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張舉能曾指出，警察「行為刻意致使公共服務聲譽受損」幾乎定義上已是性質嚴重的紀律罪行[23]。

徹底墮落，只能解散

13. 掌公權者或親政府人士以「曱甴」的稱呼非人化反政府示威者，構成人權法論述中最極端的仇恨言論[24]，往往更可能等同鼓吹屠殺，或至少是屠殺的先兆[25]。與Northumbria Police案中基本上是情緒化的辱罵（雖然不能否認其冒犯性）相比，「曱甴論」客觀上的邪惡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14. Northumbria Police案清晰顯示，不論滿口「曱甴」的警員是否故意羞辱市民，法律都須堅持嚴厲看待此等違紀行為，方合乎普通法原則和精神。實事求是地說，單憑本文第1段所舉的例子來看，已很難得出「警員有意並系統化地侮辱示威者」以外的合理結論。也許正因如此，香港才會持續地有超過一半市民拒絕信任警察[26]。

15. 總而言之，使用仇恨語言的警察，法律上必須被解僱或至少停職，無論如何不得再執行警務。但當整隊警隊都是所謂害群之馬時，公眾信心的全面崩潰已無法挽救，除了立即解散重組，恐怕別無他途。

圖：Stand News 立場新聞

#本來想加幾隻曱甴落佢個口到
#但連搵圖的勇氣都無
#向蟲系魔法師致敬

[1] 例如https://www.facebook.com/1648246202123798/videos/447180025970783/
[2] 例如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191120/Q3QOLCMPV3GQJJIDX7LAYPJNZE/
[3] https://hk.appledaily.com/…/201…/R47BH3WNBOTRYKBWOFEZI3UZWM/
[4] https://www.facebook.com/hkpusupresscom/videos/441657530088980/?v=441657530088980
[5] https://www.facebook.com/hkucampustv/videos/2569065323377382/%20%E4%BD%A0%E6%94%9E%E8%91%97%E6%88%90%E7%96%8A%E9%86%AB%E7%94%9F%E7%B4%99%E5%87%BA%E5%9A%9F%E5%81%9A%E4%B9%9C%E6%92%9A%E5%98%A2%E5%91%80
[6] https://www.facebook.com/cuhkcampusradio/videos/442634586632227/
[7] https://news.mingpao.com/…/%E3%80%90emily-online-%E7%9F%AD%…
[8] https://news.mingpao.com/…/%E3%80%90emily%E3%80%91%E6%B6%88…
[9] [2019] EWHC 3352 (Admin)。
[10] 同上，第61段。
[11] [1994] 1 WLR 512。
[12] 同上，第518B-E頁。
[13] Northumbria Police案第44段。
[14] 同上，第44、57段。
[15] 同上，第61段。
[16] 同上，第62段。
[17] 參見Chow Siu Shek David, Dr v Medical Council of Hong Kong [1995] 2 HKC 527。
[18] 參見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v Wai To Tsuen Hagon [2019] HKCA 618 第10段（時任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潘兆初語）。另參見 Chan Cheuk Chi v Registrar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未經彙編，CACV 38/2012，2013年2月8日）第35-38段（時任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霍兆剛語）；A Solicitor v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2015] 2 HKLRD 802第70-79段（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林文瀚語）。
[19] [2011] 3 HKLRD 533 第50段。
[20] 參見Sit Wai Lok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未經彙編，HCAL 69/2004，2005年6月20日）第22-24段；Kuk Yuk Ching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未經彙編，HCAL 125/2005，2007年1月16日）第46、48-49段；Chiu Hoi Po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2008] 4 HKLRD 67 第76段（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語）。
[21] 《陳家耀訴公務員事務局》[2004-2005] HKCLRT 1第53段（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張舉能語）。
[22] 參見Fu Kin Chi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1997-98) 1 HKCFAR 85 第100F頁（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語）。
[23] Chu Ping Tak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2002] 3 HKLRD 679 第51段。
[24] 參見加拿大最高法院案例Saskatchew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v Whatcott [2013] 1 SCR 467第45段。
[25] 如參見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上訴法院案例Prosecutor v Nahimana (Judgment) ICTR-99-52-A (28 November 2007) 第765-771段。
[26]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9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