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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我看他十八歲的模樣，他拿出手機翻著相簿。我告訴他，網上目前還找得到一張他留著頭髮的照片，是和家人一起拍的，在一篇教會的報導裡。「我記得應該只有一張對不對？」他問我，一副早知道的樣子。看來他是那種會上網搜尋自己名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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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裡，十八歲的他留長髮、穿破褲，身上披掛鉚釘配件。揹著樂器，但看不清是不是吉他。或許是鍵盤，也可能是他自小學了快十年的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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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 22 日，冬至，台北 Legacy 一場集結了六組歌手的演出「扯!!!! 己亥冬至紅藍大對抗」正要開始。前一晚，黃宣與海豚刑警、LINION、ØZI 等其他表演者到詹記吃火鍋，吃到一半在 IG 開直播。鏡頭移到黃宣，他立刻舉起原本搭著 ØZI 肩膀的手，拿起鍋裡的湯勺湊到鏡頭前，像電視購物主持人一樣煞有介事介紹起湯頭和貢丸來。「我告訴你們，我以前在電視台工作過⋯⋯」湯水蒸騰中，他開始搖起身體，跳起不知什麼舞來。伴隨 ØZI 的大笑，黃宣戲劇化地端起碗，喝了一口湯，陶醉⋯⋯從頭到尾沒人 CUE 他，他自己在鏡頭裡飄了一分半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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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家裡，黃宣的瘋還比不上會拉鋸琴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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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我們全家最活潑最有活力的人，他才是真正的表演者。我記得從小到大，不管家族聚會還是什麼大家聚集的場合，我爸就是動不動自己演起來欸，」他模仿起自己的父親：「『來，給大家看一個東西⋯⋯咦，這是什麼，怎麼會有鋸子，很危險捏 —— 好，大家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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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爸爸開放點歌的範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類的老流行歌。據黃宣說，爸爸鋸琴拉得很好，而且沒什麼人會這項樂器，他常常試著說服爸爸出一張鋸琴演奏專輯，會紅。至於爸爸到底為什麼會鋸琴，他說他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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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宣一家與音樂更明確的關係脈絡，是身為福音歌手的母親。他說，比起爸爸，媽媽更像一個專業的音樂人，不喜歡眾人起鬨要她唱歌。但一旦確定要唱了、登上舞台，就會放進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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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個性就剛好中和他們兩個。」黃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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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不能動，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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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宣音樂之路的戲劇性，每每再聽依然魔幻：中學時代就被簽進成龍的經紀公司，大學進北藝戲劇系，但是為了解決合約問題，休學、入伍、退伍，最後進了東森購物台。但他已經無法明確記憶自己究竟曾何時開始就在舞台上了。「幼稚園的時候有個同學，螢火蟲班的，他在畢業音樂會上演奏小提琴。因為我家以前只有出現過吉他和鋼琴（還有鋸琴），我就被它吸引了。覺得演奏小提琴滿帥的。」那時黃宣六歲，剛要上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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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帥而學琴，但他沒有帥了就算。國中時參加全國音樂比賽，鋼琴三重奏裡拉小提琴，拿全國特優第一名；五重奏，擔綱第一小提琴，依舊特優第一。金華國中弦樂團，他當了兩年小提琴首席。即便高中以後不再鑽研，去年與范曉萱合作的〈獨上C樓〉，前奏的小提琴其實也是他自己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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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高中不學了？他回答得認真，但這認真的答案卻有點好笑：「因為我發現邊拉琴邊唱歌有點卡。就是，要是你唱歌的時候頭不太能動，看起來好像不是說很好看？脖子這邊要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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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更自在地在舞台上唱歌，他放下小提琴，重新拾起了吉他和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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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開始「演出」的？比較清晰的記憶，是他第一場自發性的音樂發表會，在國三升高一的那個暑假，辦在父親公司九樓的某個空間，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就邀請同學啊，朋友啊，聽眾三十幾個吧。」當時他已經寫了不少歌，包含寫給當時女友的情歌，演出了十首或十一首的 set，自唱自彈吉他、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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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讀附中的時候。附中自由，黃宣有陣子天天帶吉他到學校，一下課就湊到同學身邊唱來唱去。後來班導索性禁止他帶吉他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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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就覺得說，我好像把學校當表演的地方了，太胡來了。明明別班都可以帶，我揬膦（tu lan，常寫作「賭爛」）了一陣子。不過很奇怪，雖然高中時有些老師很討厭我，但也有些老師很喜歡我。」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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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這個時期，一位馬來西亞的音樂人 Jaydon Joo 因為工作來台，借住黃宣家，送給黃宣人生第一張編曲程式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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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我九歲，可能也覺得這個弟弟很奇妙吧？我跟他也不是說很熟，他也只是來我們家借住兩個禮拜而已。但他當時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貝斯手、編曲人，或許可以說是我編曲的啟蒙老師？就是因為那張光碟，我才會在高中就接觸數位編曲這件事，用電腦記錄自己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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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黃宣以自己的綽號「YELLOW」的名義，不僅包辦所有詞曲與編曲，也邀來一班優秀樂手，發行第一張 EP《都市病》，奔放的爵士、放克元素，戲劇性極強的唱腔，橫空出世。更讓人印象深刻的，也正是黃宣在編曲上的偏執。「我不希望無聊，不求立刻找出答案，而是試著跟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一同成長，就像一個旅程，所以我會不斷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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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把樂器錄下來的樂句做 reverse、掛效果，讓它聽起來不像真實樂器；可是我又喜歡從聲響設計的角度去模仿各種聲音。嘗試用不同方式解構錄音素材並重新排列組合⋯⋯這些都是在後面編曲過程中創造的。我混完音才會找樂手來聽，他們就會說：怎麼跟我錄音的時候想的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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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會說，跟我想的也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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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想要別人幫你倒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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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無止盡的編曲是樂趣，也是痛苦，因為知道自己有太多選擇。新專輯裡，只有〈.MERCY Rule〉是同步錄音做基底，其他首歌多是黃宣關在房裡的魔術 。大概第一張單曲給人的印象真的太過華麗奇詭，至今仍有人不相信影集《想見你》裡的插曲〈一天〉是黃宣寫的唱的。乖乖地刷吉他、唱情歌，不太像會自稱光頭摩登大聖 a.k.a. 東南亞巨石強森的他會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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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角度來說就是很單純，寫歌、製作是我的專業，假如我可以為服務的對象創造出適合他的受眾的作品，大家彼此都開心，這樣不是很好？不然人家找你幹嘛？〈一天〉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作品，它也代表我其中一個面向，但它不是那種自我實現取向的作品，所以我當然不會過度渲染自己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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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購物台之前，他是真的有點不知道要幹嘛，晃蕩了一陣。當兵前後，雖然也有以化名在網路上發表作品，但大學休學又解約之後，一切都不確定。「為什麼去購物台上班？就跟為什麼唸戲劇系一樣。我覺得如果我的人生只有音樂的話我太無聊了。我覺得人生就跟我的創作理念一樣，重點在於『體驗』，沒有一定要知道為什麼。既然這麼愛表演，說不定戲劇也可以？既然這麼愛表演，電視台說不定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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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上不要無聊，人生也不要。但那拒絕無聊的豪氣裡，卻也不那麽單純是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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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想唸音樂的原因，是我已經很愛音樂了。我不想要把音樂當成一個我要必須得理性面對的東西，我怕我會跟它產生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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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隔離，是因為太愛。或許旁人也都看得出來，進東森之後，黃宣認識多年的資深音樂製作人李漢群，他口中的「漢群哥」把他拉回了音樂世界。黃宣擔任他的製作助理，接《中國好聲音》的歌手製作案，從魏然開始到陳冰、再到馬吟吟。那時是 2014 年，黃宣以幕後製作的身份進了音樂圈，沒有什麼人知道他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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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能侃侃而談「專業、服務」，三年前他的低潮卻也緣生於此。幫別人編曲或製作，讓他感到疲乏，但並非因為「幫別人」的緣故，而是他意識到自己正在面對已經沒有那麼喜歡音樂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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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剛學小提琴的時候，如果不練琴，母親是會打他的。黃媽媽拿著衣架子，在動手前告訴黃宣：「你要永遠提醒自己，你是真的愛一件事情你才去做，而不是因為你做得到所以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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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宣試著比喻當年的低潮：「今天你有某種身份地位，你可以走去某一個 VIP 包廂，讓別人為你倒酒。有人為你倒酒這件事很好啊，你就會覺得自己也想要做到這件事情，可是，你是真的喜歡有人為你倒酒嗎？你不覺得那很智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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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為了顯示自己能做得到嗎？他卻步了。他辭掉工作，去了一趟日本，借住在高中同學家。距離收到那封改變人生的文化部補助通知信，還有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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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信的那天，我跑出去吃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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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眾聲期待下，YELLOW 終於發行首張專輯《浮世擊》，收錄前兩張 EP《都市病》、《馬戲團》，加上概念上的第三篇章《DDT》的四首新歌。其實，黃宣打從一開始便沒有要以專輯為導向作為發行動機，也認為這三個篇章是彼此相扣的同一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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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 2018 年，當初發行首張 EP《都市病》前的人生歷程，聽起來確實有些被動。收到補助通知的那瞬間，黃宣的第一反應是假裝沒看到那封信，也沒聯繫李漢群，出門走在日本街道上，吃了一碗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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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一個月，大部份時間都在閒晃。朋友白天要上班，留他一個人在家，他自己出門搭電車到橫濱以南，在海岸亂走，再回住處。完全沒有做音樂、他刻意讓自己半點音樂的事都不碰，只是一直聽音樂，「我還是喜歡聽音樂，就算對做音樂有點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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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母親和姊姊在車上播自己灌錄的卡帶（mixtape），聽黑人靈歌、西洋歌曲，也聽許多華語流行；《少林足球》上映那陣子，黃宣特別喜歡劉德華唱的片尾曲〈踢出個未來〉，也灌進卡帶裡。一直到長大，黃宣的歌單裡依然雅俗通吃，他喜歡 Prince，也聽紅遍街巷的 John M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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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距離首張 EP 結案期限只剩下不到兩個月。這對黃宣而言不是壞事，他給自己每首歌大約五天的編曲期，「否則會沒完沒了，我會一直編下去」。對他而言，創作自己的音樂是探索的過程，常常是作品帶著他發現，不少事情是開始著手之前沒有想到的，例如〈獨上C樓〉和〈不開燈俱樂部〉歌詞中的角色可以視為不同時空的同一投影，在 C 樓中交錯的一對戀人，即是俱樂部裡的王老先生和白老太太，〈Rose Wayne〉寫好了才發現是王先生的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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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準備好的一天。」黃宣說，「如果告訴自己『還沒準備好我就不發了』，那麼作品永遠不會完成。我認為真正的專業是可以在有限的時間下面發揮出創意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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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群哥畢竟還是發現了通知信。黃宣發現，自己也待不住日本了。「人是沒有準備好的一天的」，那封通知信，讓他明確意識到這一點，破除了他的惶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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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著還沒有答案的心，他約了正好當時也在日本的余佳倫（阿涼）。阿涼後來成為黃宣的共同製作人。兩人立刻決定回台灣以後要訂的錄音室、錄音日程。《都市病》的三首歌完成，前後還不到五週。有趣的是，其實這些作品早在 2014 年就曾以化名「飛知和午次郎」短暫發表於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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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自己，我要用創作去探索這整個過程。我是沒有答案的。這一點，對我的聽眾而言也是一樣的。從《都市病》一直到《浮世擊》，這個作品本身就是一張船票，它沒有什麼大道理或必然的意義，知不知道前因後果不影響你去充份體驗這個旅程，最重要的是聽眾可以在作品中找到自己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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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提供的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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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事都耀眼：〈不開燈俱樂部〉入圍第三十屆金曲獎最佳編曲人獎，並獲得最佳單曲製作人獎，今年〈獨上C樓〉又入圍最佳單曲製作人。黃宣說音樂路上他確實幸運順暢，所有的關卡都發生在內心。他的敵人似乎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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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音樂的方式引來不少疑問，那些問題他卻都能信口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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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曲變動器樂這麼多，樂手會有包袱嗎？「不會，他們也很驚喜，我們對這件事有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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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室版本的作品奇詭聲響用得很多，現場會怎麼處理？「我們把現場演出當成另一件事，當然有它的限制，但沒人說演出要和錄音室版本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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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輯裡為什麼更換了單曲發行時的曲序？「當初覺得第一張一定要是《都市病》，風格比較強烈，但《馬戲團》是故事的前傳，在專輯就把順序調回來。你有沒有發現，專輯從任何一個三首歌章節開始聽，都可以自成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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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歌詞上如何磨練技術？「我會比較在意文字上的韻律，咬合酷不酷，接下來才是去製造歌詞後面隱含的意義、它夠不夠有暗示性和神祕感。你知道，就很像偵探小說裡面的犯人，會剪報紙和雜誌上的字貼成一封信，那種叫做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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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信。「對，我覺得我的文字的思考邏輯比較是這樣，很神祕，但是畫面非常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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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他失眠，但從未影響到演出，自己也嚇到。有次超過 24 小時沒睡，接著到新竹演出，他照樣能量充滿。「我很喜歡在舞台上，去聽我和團員之間的『呼吸』，大家沒有在彈奏音樂的瞬間。所有人都對在同一個點上的時候，你會聽到別人停頓的時刻，那並不只是休止符，而是在等待下一個一起下音樂的，那個決定的瞬間。你沒有辦法透過樂器、透過言語去溝通這件事。樂手之間有沒有在同一個狀態上、夠不夠信任對方，這些都不是技術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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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都是表象，但是你要透過聽感刺激帶給大家的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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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答案的、想像的路途上，放盡能量，不要無聊。有能量耗盡的時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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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我不會說那是耗盡。我每一天當中都有非常非常低潮的時候、做音樂很痛苦的時候。但是我會接受這件事情，我沒有覺得這件事情不好。你看心電圖，它是這樣上上下下對不對？這才是活著。永遠維持某個狀態的意思，就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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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的矛盾永遠會存在，勇者之所以叫勇者，不是因為他戰勝了恐懼，而是因為他接受了恐懼與懷疑一直都會在，卻還願意繼續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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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到過一則訊息，是某位外國聽眾聽完專輯後的畫作。畫裡頭有一座雲霄飛車軌道，他的頭被畫成雲霄飛車本人，後面連接著一串看不出是蟲或是什麼的怪物；他的頭上面就長出好幾條蛇，有如梅杜莎，但這列黃宣列車卻奔向前方一顆溫煦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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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樂和大家做到某種共鳴，這件事情是難以言喻的奇妙。」這是他登台的原因，是他能量的來源，也是他對自己的認同。「也許別人了解我比我自己了解我更深，就是因為我對我自己永遠抱持一個未知，所以我才可以繼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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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看開了一切。問他有沒有對目前的自己不滿意的地方，讓人意外的，他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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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後腦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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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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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太圓了，讓我沒辦法平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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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棚裡笑成一片。他則浮誇地，搔了搔自己的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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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YELLOW 黃宣：
永遠維持某個狀態的意思，就是死了
https://bit.ly/379fM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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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統籌、攝影_ 潘怡帆 Crystal Pan
採訪撰稿_ 蕭詒徽
化妝_ Yenting Yang
化妝助理_ 羅翎
材料協力_ 陳艾德
攝影助理_ 郝御翔
棚_ LÄTT Studio
責任編輯_ 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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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謠搖滾之父——現在，他當然多了一個新的頭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Bob Dylan， 生涯寫了將近400首詞。

驚人的數量，直接體現在份量上，由大塊文化出版的中譯本，分為七冊，拿在手裡，就像磚頭一樣重（這不是誇飾）。

在一月號《文訊》雜誌寫了一篇書評，貼在這裡。

〈用藍調和詩歌唱醒了一個時代—10首歌讀巴布．狄倫歌詩集〉

《巴布．狄倫歌詩集》並不是一本書的名字，它的英文書名《Bob Dylan, The Lyrics: 1961—2012》簡單向讀者交代了幾個關鍵字：巴布．狄倫、歌詞選集，以及它所跨越的年份。

《巴布．狄倫歌詩集》也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套叢書的集合，繁中譯本將它劃分為七冊，每一冊在線性的時間序列中相連（這意味大歷史之河），並以不同的創作時期為分野（這代表個人的轉型與探索）。是的，想料理狄倫學（Dylanology）這門繁複的、處處鑄下謎語的學科，非得這麼大費周章不可，尤其在狄倫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

世人熟知的狄倫印象，是民謠歌手，是搖滾巨星，「作家」狄倫大抵只出過兩本書：1960年代摹仿垮世代風格，晦澀難解的小說《狼蛛》，以及發表於千禧年之初備受讚譽的回憶錄《搖滾記》。狄倫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憑藉的仍是他的歌詞，或者說，歌詞中藏孕的詩意與想像力。

這套書集結了將近400首詞作，時間跨度從1961年狄倫發行首張專輯之前，延伸至2012年的晚近作品《暴風雨》。台灣的出版社邀集了詩人、學者與音樂人共同翻譯，期盼這七冊書能成為華人世界狄倫歌詞的最佳譯本。

要在短短數千字的規格內評論橫跨半世紀的歌詞，原先就不可能（另一個衍生問題是：我是要評論狄倫的詞本身呢？還是譯者的譯筆？），此外，在紙上「閱讀」歌詞也有其不適切性（倘若你是個從未聽過狄倫歌曲的讀者）。

比較實際的作法，是我拉出一條動線，它類似時間的廊道，有清晰的軌跡，讓人見證那個當初從明尼蘇達搭便車到紐約闖蕩的小伙子，如何穿透各種思潮的迴聲，遊走於不同的文化圈子，最終形塑出20世紀一面輝煌的心靈景觀。

這條廊道同時也收納了「時代的聲音」，即狄倫透過他自己的作品，替身處的各個時代拓印出的集體奮鬥、思索乃至於陷落。漫漫的時光中，新的聲光覆蓋上舊的，他的洞見和寓言，都在音樂休止處沖積成一片豐美的文字綠洲。

我精選了十首歌，它們是我理解狄倫的索引，也具備導讀的功能。

⚡️ 你是我繼續上路的原因（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 1963）

文學中有所謂的「行路文學」文類，音樂裡也有「行路歌謠」，以孕育狄倫的美國來說，行路歌謠可溯及山歌、草根民謠與源自南方各州的庶民音樂。〈別再多想，沒事了〉（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是歌者將踏上一條漫長孤寂的道路前（that long, lonesome road），和有緣無份的心上人別離的時刻，給自己的一次精神喊話：即使我在路的暗處，前方困頓難行，別多想，一切都會沒事的。

這首歌收錄於狄倫第二張專輯《自由不羈的巴布．狄倫》（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那時，狄倫剛抵達紐約的藝文漩渦格林威治村，與長他幾歲的女友談著戀愛，〈別再多想，沒事了〉洋溢出的樂觀，是他彼時的心境寫照。

⚡️ 如果上帝在我們這一邊（With God On Our Side, 1964）

美國總統就職宣誓的典禮上，新任總統手按《聖經》，隨著首席大法官宣讀誓詞，最後一句便是：「我祈求上帝的保佑。」（So help me God）美國以基督教立國，宗教與道德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兩大支柱，而宗教與道德，向來是狄倫詞作中探討的主題。

〈上帝在我們這一邊〉（With God On Our Side）收錄於狄倫生涯最富政治意識的一張專輯《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時值民權運動方興未艾的燃點，狄倫在詞句間來回替換上帝的位置，有時祂與敵人（西班牙人、德國納粹）站在一起，有時又回到我們這一邊。

年紀輕輕的狄倫，世故老成地向人探問：什麼是正義？以上帝之名，是否惡也可以為善？

⚡️ 每個人都在做愛，就在荒蕪街（Desolation Row, 1965）

1960年代中期，狄倫「封印」了抗議歌手的形象，他戴上墨鏡，揹起電吉他，舞台上鋒芒畢露，轉型成一名搖滾歌手。《六十一號公路重遊》（Highway 61 Revisited）便是狄倫替吉他「接上電」（go electric）的產物，專輯中塞滿咆哮呼嘯的歌曲，唯獨收尾曲《荒蕪街》（Desolation Row）延續出道時的民謠語彙。我以為，這是狄倫刻意採用的編曲手法，如此，才能把那條街的故事說得完整，講得清楚。

《荒蕪街》長十一分鐘，比制式的三分鐘流行歌更有容量收納一長串的人物和奇想：莎士比亞筆下的羅密歐和奧菲麗亞，《聖經》裡的諾亞與撒馬利亞人，扮成羅賓漢的愛因斯坦，他們交相行走於荒蕪街，在那裡活了又死，死了又活。歌詞中有一句「我必須重新排列那些臉，再一一取上別的名號」（I had to rearrange their faces, and give them all another name）。

那條幽幽的荒蕪街，兩側貼滿浮浪者的臉。

⚡️ 星星不會墜落，去找點樂子（Goin' To Acapulco, 1967）

狄倫化身搖滾巨星的那幾年，有一支五人樂隊陪著他世界巡演，那支樂隊來自加拿大，當時名為The Hawks。1966年，狄倫騎摩托車時遭遇了一場車禍，逼使他暫離公眾視野，退回烏茲塔克的屋舍隱居、療養。

狄倫於是召來The Hawks（他們即將更名為The Band），陪他在地下室閉關寫歌，眾人洋洋灑灑Jam了一百多首，灌錄為傳說中的《地下室錄音帶》（The Basement Tapes），〈去阿卡普爾科〉（Goin' To Acapulco）是這段沉潛時期的產物。

阿卡普爾科是墨西哥的一座港市，以夜生活聞名。海港會引來水手，有水手上岸處就有妓女戶。「地下室」階段的狄倫不再文以載道（以現時的說法是：放下偶包），他在〈去阿卡普爾科〉換上一副輕鬆姿態，「她喜歡去巨大的地方，安頓在那裡等我靠近」（she likes to go to big places, and just set there waiting’ for me to come），明眼人都讀得出來，狄倫在暗示什麼。

⚡️ 愛只不過是個髒字（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 1968）

狄倫初抵格林威治村，便與當時的民謠皇后（Queen Of Folk）瓊．拜亞相遇，1963年，兩人在金恩博士發起的「向華盛頓進軍」遊行中，一同上台演出，那是歷史性的一天—就在同一場遊行，金恩博士發表了震古鑠今的「我有一個夢」演說。

狄倫與拜亞的感情一如60年代的時局，起起伏伏。最早拜亞是狄倫的樂壇先進，很快地，狄倫的巨大名聲就淹沒了拜亞。1968年，拜亞錄製了一張全是狄倫作品的翻唱專輯《任何一個今日》（Any Day Now），包含一首狄倫本人未曾詮釋過的原創曲〈愛只不過是個髒字〉（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

「沒有比這更荒謬的了：愛只不過是個髒字」（there was nothing more absurd than that: 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錄音室裡，拜亞船過水無痕似地輕聲唱著。時至今日，狄倫從未在任何場合演唱過這首歌。

⚡️ 我自靈魂深處為你而寫（Tangled Up In Blue, 1975）

〈鬱結衷腸〉（Tangled Up In Blue）公認是整個70年代狄倫最好的一張專輯《血路斑斑》（Blood On The Tracks）的開場曲，也是狄倫做為一名「不可靠的敘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集大成之作。歌裡，時間的概念消解了，昨日、今日、未來都幻化成一個浮想。

地域的限制也被打破，東岸、西岸、北方的林地、南方之城、布魯克林的蒙塔格街，美國各地處處是歌者搜索舊情人的所在。在那既被濃縮又無限拉長的時空中，狄倫安插了各種可能性，他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轉換自如，也在「說的」與「唱的」之間自由擺盪（其實，你要說這是一首饒舌歌也沒有問題）。

「夜晚的咖啡館樂聲迴盪，革命在空中飄揚」（there was music in the cafés at night, and revolution in the air），狄倫如此形容地下室的同黨們。越戰結束的年代，他們藏身在那裡發出抒情的噪音。

⚡️ 魔鬼或上主，你得服事某個人（Gotta Serve Somebody, 1979）

狄倫是猶太人（另一位頗具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詩人歌手李歐納．柯恩同樣是猶太人），70年代晚期他受洗為基督徒，個人創作跟著宗教信仰而變動，帶來所謂的「宗教三部曲」，1979年的《慢行列車駛過來》（Slow Train Coming）正是第一部，專輯封面清楚出現了十字架。

雖然信的是神，狄倫比誰都知道他的歌是唱給世俗大眾聽的，他在〈你得服事某個人〉（Gotta Serve Somebody）創造了一種眾生平等（或者，眾生同樣精神匱乏）的世界觀，無論名醫或董事長、街頭太保或高官巡警、喝威士忌的或啃麵包的、打地舖的或睡彈簧床的，每個人都得服事某個人，向他告解，赦免自己的罪。

諸多人物角色中，包括用毒的性成癮搖滾樂手、叫Bobby的或叫Zimmy的，狄倫毫不避諱將自己置入這首歌的情節座標內，反正上主會保佑他的，他沒在怕。

⚡️ 活在政治掛帥的世界（Political World, 1989）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冷戰告終，蘇聯即將解體。種種價值瓦解而待重新建立，狄倫彷彿大夢初醒似的，回到他擅長的政治歌曲領域，〈政治掛帥的世界〉（Political World）依他自己的說法是：「這幾乎像是〈上帝在我們這一邊〉的更新版本。」

狄倫用激烈的、帶著攻擊性的言語，拆解那政治掛帥的世界：愛沒有生存的空間、智慧被關進監獄裡、慈悲被除名流放、勇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這樣不留情面把現實端到世人眼前，要人好好逼視它，那股憤怒與憂心，直追出道時寫下的〈戰爭大師〉（Masters Of War）。

如今，時間又過了三十年，這世界變本加厲的，只剩政治。

⚡️ 人群很瘋狂，時代很奇怪（Things Have Changed, 2000）

〈今非昔比〉（Things Have Changed）是狄倫替電影《天才接班人》（Wonder Boys）譜寫的主題曲，電影主角是一名遇上寫作瓶頸的小說家（多麼熟悉的遭遇啊）。狄倫先到剪接室看了毛片，替歌曲準備寫作材料，後來完成的成品中，歌詞不無對電影的指射（譬如，他明白提到了好萊塢），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身為一個商業市場上的創作者，狄倫很清楚知道自己服務的對象是誰。

〈今非昔比〉發表於1997年的《遺忘的時光》（Time Out Of Mind）與2001年的《愛與盜竊》（"Love And Theft"）之間，正值世紀的交界，狄倫在歌中編織了一幅世紀末的圖像：「世界將會爆炸，如果聖經正確無誤。」「我站在絞刑台，隨時等待地獄大門洞開。」

整首歌的核心是這四句話：「人群很瘋狂，時代很奇怪。我曾經介意，然而今非昔比。」（People are crazy and times are strange. I used to care, but things have changed.）律動的韻腳中，狄倫冷眼旁觀著，他已經是過來人了，不會隨意掉入興奮的陷阱。

⚡️ 褪色的歌謠，沉入深藍的海底（Tempest, 2012）

2011年，狄倫在眾人千呼萬喚下首度來台演出，隔年，他發行生涯第三十五張錄音室專輯《暴風雨》（Tempest）。往後幾年，狄倫接續帶來另外三張專輯，卻都以翻唱曲目為主，因此存有一個可能性：《暴風雨》不無可能，會是狄倫最後一張以原創曲目為主的作品。

專輯同名曲〈暴風雨〉是一首長篇敘事詩，狄倫扮演一個老練的說書人，娓娓講述鐵達尼號沉船的故事（無獨有偶，《荒蕪街》也曾提到鐵達尼），狄倫在史實中融入他擅長的超現實意象：注滿淚水的酒吧、張開大門的宇宙、夢中下沉的船身。

「大船乘著海浪向前，航向一個預言中的黃金年代。」其實，狄倫自己也是一艘大船，一艘破冰的大船，打破了民謠與搖滾的疆界，粉碎通俗歌謠和嚴肅文學的界線。他用文字構築出一座座迷宮，文體自成一個江湖。

曾有人問他：「你的歌都關於什麼呢？」狄倫給了一個很狄倫式的回答：「哦！我的歌啊，有些關於四分鐘，有些關於五分鐘，還有一些，無論你相信與否，關於十一或十二分鐘。」

是啊，別忘了，狄倫文字的質地再好，負載的思想再精純，那畢竟是歌詞，與歌曲一體雙生。放在紙上閱讀，只得其一半，想完全潛入那條時間光廊，被狄倫的「聲音」醍醐灌頂，你仍得用聽的。

（註：文內歌詞中譯，取自馬世芳、陳黎、張芬齡、葉覓覓、崔舜華、蔡琳森、曾珍珍、余三奇、楊嘉的譯作）

這兩天中華商場因一部電視劇搭建了還原度極高的場景而成為網路談論的焦點，有一些沒經歷過中華商場歷史的朋友在問中華商場位於哪裡？裡面賣些什麼？為什麼會拆掉？所以我再次分享這部多年前製作的中華商場紀錄片，答案就在影片裡。

三年半前（2013年7月30日），我製作了這部名為「中華商場的興衰」的紀錄片，當時的聲音檔是取自網路上，音質不是很好，也唸錯了幾個字。後來，曾任中廣音樂網「音樂萬花筒」節目主持人的李蝶菲女士與我聯繫，表示願意幫我錄製這段影片的旁白，這真是個天大的好消息！

就在今天（2017年1月17日），我終於把這部嘔心瀝血的作品重新製作完畢，影片配上了李蝶菲女士的專業旁白，和一時之選的音樂（蕭邦的 Funeral March），以全新的風貌呈現給大家！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百忙中撥冗前往錄音室錄製旁白的李蝶菲女士，您的聲音令這部影片更加動人，非常謝謝您！真的很感動！

下面的文字，是我在2013年首次發表這部紀錄片時所寫的。

1961年4月落成、1992年10月拆除，僅擁有短短31年半歷史的中華商場，曾是台北市的著名地標，也是許多人的共同回憶。最近，我和大家一同回顧了不少中華商場的照片與歷史，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篇由鄭懿瀛先生所撰寫的《中華商場的興衰》，為中華商場的崛起與毀滅，下了極佳的註腳；於是，我以這篇文字為主幹，輔以這陣子所分享的照片，每天騰出一些時間來進行製作，終於在今天完成了這部影片，獻給我所魂縈夢牽的中華商場。

YouTube 版本：https://youtu.be/PQORAXavsV0

中華商場的興衰

文／鄭懿瀛

一九六一年（民國五十年），沿著縱貫鐵路線，台北市中華路兩旁矗立起了八棟連棟的建築物，隨著許多店家的遷入，這裡成為繁華一時的中華商場，一千多家販賣各種滿足人類欲求的攤商店面，吸引了許許多多人來此流連而忘返，也留下了許多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故事與回憶。

在那個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的年代，國民政府為了安置由中國大陸撤退來到台灣的各省流民，先是在西門町東邊的縱貫鐵路沿線，從小南門延伸到今日台北火車站前面百貨大樓一帶，搭建起一千六百多間簡陋的竹棚木屋，作為各路英雄好漢的暫時棲身之所。到了一九六一年，這些竹棚木屋被全數拆掉，蓋起當時台灣最大的百貨總匯商場，共有八大棟相連、三層樓高的中華商場從此成為台北市的新地標。

那時，中華商場的完工，使得西門町與城中區相連，帶動著西門町進入空前繁榮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如果你想買台音響、隨身聽，或是各種電器用品，最先想到的就是位在台北西區的中華商場；如果你想要全家出門上館子，吃大江南北各省各地的佳餚，最先想到的也多半是中華商場；如果你要結婚了，到中華商場找上海師傅做一套剪裁合身的西裝準沒錯；如果你考上大學，中華商場是你挑選帥氣的大學服、新皮鞋、時髦皮帶等等行頭的好所在；要不然只是出來走走、看看，透個氣，或是想要見識見識繁華都市裡的人生百態，中華商場總是最優的選擇。

入夜之後的中華商場，更像是一座不夜城般照亮著台北的夜空、撫慰著台北人的寂寞，商場樓頂「國際牌」、「黑松汽水」的大型霓虹燈看板閃爍著誘人的浮華，幾十家唱片行放著醉人的曲調，大小南北口味的餐館中招呼著每個鄉愁的胃。

屏風表演班的創辦人李國修因為從小就是在中華商場長大的，因此更能體會中華商場的風華，在中華商場拆掉後很多年，在他推出的舞台劇「京戲啟示錄」中，仍然穿插著許多對於中華商場以及他父親的回憶。他回憶說，他父親是那時「台灣唯一製作純手工戲靴的藝師」，當中華商場在民國五十年興建完成的時候，他父親在那兒訂了一戶，因此當李國修五歲時，他們全家便搬進中華商場第八棟的二樓，就是在那兒展開了中華商場的生活，而他父親則是憑著手藝養活了一家七口，在中華商場和國劇界裡都小有名氣。

作家白先勇在他的《孽子》一書中，也記錄了一段在中華商場內上演的青春故事-\-\隱形之國的青春鳥，平日除了流連在新公園外，那個時代，買時髦玩意兒得到今日公司，扭開電視有群星會，吃浙江菜要到聚寶盆，中華商場還沒拆掉，青春鳥聚會都往二樓的「吳抄手」跑，西門町的「野人咖啡店」則是他們留字條聯絡行蹤之處。戀戀風塵的導演侯孝賢也追憶一段年輕的歲月說：「週末到中華商場買進口古典唱片，可說是高中記憶中最為難忘的美麗敘事。」

不過，生命的常態就是有興有衰，中華商場這個集體記憶在有了集體感情後，也同樣墮入了命定的韻律之中。有人思考說：「如果我們將一九六零年代定位為台灣戰後人文景觀的轉型期，那麼，八零年代應算是人文景觀的劇變期，尤其是都會區，尤其是台北都會區。八零年代之前，一般人不會去認真考慮台北中華商場該不該拆除，它理所當然的存在，幾乎任何人們想買的東西都可以在那裡買到，東區雖然發展甚猛，西門町的繁華依然未受威脅。」

而這種思考觸及了都市發展變遷的現實性與殘酷的本質，一個宣告中華商場繁華已逝的佈告說：「西門町終究必須面對強大的挑戰，中華商場頓時成了競跑時的包袱，在它旁邊的縱貫線鐵道則是絆腳繩，皆得去除。同時，拆與建的連環效應波動了整個都會區，中和、永和、三重、板橋、新莊、新店不停地拆與建，因為人口急遽增多，對大淡水河流域的承載能力而言是重大的挑戰。」

政治人物的說法就婉轉得多。前台北市長黃大洲說：「與台北人生活密切的中華商場，伴隨著經濟成長，三十多年的繁榮已一點一點地流逝，為因應都市發展的需要，拆除中華商場，重建中華路，讓香榭大道的願景，成為台北市邁入國際性都會的指標。」

黃大洲繼續為決定拆除中華商場的理由定調說：「在經歷三十多年的演變和都市發展的衝擊後，重新規劃、整建中華路，是勢在必行。為了使其重現生機，拆除中華商場成了不得不然的措施；因為它不僅可以紓解過於擁擠的交通景象，更可直接提供都市中心地區賞心悅目的綠化效果。而做這樣的決策不難，但落實執行政策則需要決心、愛心、耐心，和周延細膩的計劃，當然其間拆遷過程的艱辛、居民的抗爭，與政府的協調，則是在所難免的。」

黃大洲痛苦地宣告：「但是該做的還是要做，正當的堅持和貫徹執行，在更新的過程中，總會有苦痛、有風險，但強勢而篤定的作為，以堅毅的平常心，使公共政策得以貫徹執行，帶來豐碩的成果，今天不做，明天會更後悔，已為中華路的重建，贏得一片掌聲。」

終於，先是於一九八三年七月，為配合台北市區縱貫鐵路地下化工程，沿中華路這段的鐵路開始動工移入地下。而該工程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完工後，又為減少捷運施工期間的交通衝擊，中華路原鐵道段於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十八日佈設雙向公車專用道，這也是台北市第一條設置的公車專用道。

最後，民國五十年到七零年代的台北地標「中華商場」，在配合都市更新及因應捷運板南線施工的原因下，於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日正式拆遷、走入歷史，雖然台北市政府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以寬度七十至八十公尺的林蔭大道展現，並重塑全新風格的傢俱、景觀、人行道、腳踏車道及公車專用道等設施，再創西門地區活絡的生機，不過，已經逝去多年的中華商場仍是許多人心中難以取代的魂縈夢牽。

《中華商場簡史》

二戰結束後，台北市中華路鐵路沿線搭建起一整片違章棚屋，聚集了一千餘戶無處容身的難胞，蕪雜零亂、殘破不堪，成為1950年代台北市的獨特景觀。

1959年，蔣中正總統指示整頓重建。

1960年，台北市政府決議將中華路鐵路東側的市集聚落改建為新式商場，並於同年7月1日起開始進行違建的拆除與商場的興建工作。

當時迫於經費不足的限制，因此以居民一次負擔的方式籌措改建經費。負責規劃興建施工的是陸根記營造，工程進展相當快速。

經過八個多月的施工，1961年4月22日，單一建築體呈長條狀，以連棟方式形成一長串排列的八座三層樓水泥建築正式落成啟用，由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黃杰命名為「中華商場」並題字，中華商場以八德做為各棟之名，成為當時台北市的新地標。

中華商場坐落在台北市中華路一段中央，北起忠孝西路口，南至愛國西路口，由八座三層樓建築所組成，由北而南以「八德」為名分段，分別為忠段、孝段、仁段、愛段、信段、義段、和段、平段，總長1,171公尺，興建經費總計為新台幣47,335,845元。曾為大台北地區規模最大的公有綜合商場，緊鄰西門町，興盛一時。

八大座商場共可容納1,644個租戶，平均每戶只分得約2坪大的空間。中華商場為獨立八棟三層連成一線之房舍；一樓為商店，二、三樓為住家（後來二樓也幾乎成了商店）。

以早期中華商場第一棟「新美達照相材料行」的地址「中華商場忠段下東五七號」為例，得以一窺當時中華商場店家地址的陳述方式：

1. 中華商場以段為單位，而非我們現在慣用的棟。1961年落成的中華商場共有八大棟，以八德命名，從北到南依序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忠段指的是八棟中華商場之中，位處最北邊的第一棟。

2. 「下東」意指位於東側的下層（一樓）。中華商場一樓的東側與西側分別為不同的店面，西側臨鐵路，東側面對寬廣的中華路，是大家較常在老照片裡見到的中華商場正面。

3. 中華商場的東側是單號，西側是雙號。一樓有單號與雙號，二樓跟三樓則只有單號（因為西側沒店面）。

1964年，台灣松下電器在西門町的中華商場信棟南端樓頂，豎立了當時台灣最大的霓虹燈，閃爍的霓虹燈提供了城市繁華的意象，也在民眾心中留下鮮明的記憶。

經過多年發展後，八棟商場租戶所經營的行業各具特色：

販售家用電器、音響與電子零組件的商家多位於忠、孝兩棟，1980年代隨著個人電腦產業興起，販售相關軟體、硬體與週邊設備的商家也開始出現；

玉器、琺瑯及台灣民俗藝品曾經是1970年代台灣中南部及日本遊客採購的重點，此類商家與販售古董、古玩及字畫的商家皆分布在仁、愛兩棟，郵票、古幣蒐集與交換專門店及相命、堪輿舖子則零星穿插其間；

信、義、和三棟有許多中國各地的小吃，著名的有「徐州啥鍋」、「真北平飯館」、「點心世界」等；

成衣、制服、牛仔褲、軍用衣料、老人茶館、旗幟徽章等相關商家則分佈於和、平兩棟。

1981年5月，中華商場20年租約期滿。原本台北市政府計畫就此將中華商場收回拆除，但在租戶的要求下又續約4年。

1984年，中華商場產權被台北市政府登記名下。

1985年5月1日之後，商場樓頂的大型霓虹燈開始進行拆除。之後，中華商場樓頂的廣告物便被完全拆除，西門鬧區的夜景也因此失色不少。

1986年，台北市西區新計畫出爐，中華商場拆除之聲漸起。

1990年，中華商場東側開挖捷運工程，中華商場生意一落千丈。

之後，為了因應市區重新規劃與捷運施工等需求，台北市政府於1992年10月20日開始拆除中華商場，從北往南一棟一棟地拆，八棟建築終於在10月30日被全部夷為平地，原址則配合中華路改造計劃，成為林蔭大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