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下台倒數14天》BBC
* 歐洲女王曾經是梅克爾的眾多稱號之一。但現在,這位強大的德國總理,本月選舉後,將遠離政治,永遠離開她女王的標籤。
梅克爾是現任歐盟領導人中任職時間最長的領袖。她參加了大約 100 次歐盟峰會,經常被描述為“房間裡唯一的成年人”。
事實確實如此:她令人難忘地幫助引導歐盟度過了移民危機、歐債危機、Covid-19,甚至是英國退歐。
但這是兩個不同的梅克爾混合的故事。
她的歐洲遺產,就像她的國內遺產一樣,也是相互混合甚至矛盾的。
在她的家鄉,她仍受到批評——她掌舵德國的 16 年裡,她是一名 遲疑著Krisenmanagerin,或危機經理,經常等到最後一刻才採取行動;一個務實主義者,沒有遠見卓識——包括她在歐洲舞台上的記錄。
這些都很重要,因為在梅克爾離開政壇許久之後,它們都將成為她真正的歷史評價的核心。
務實主義者梅克爾可能已經幫助歐盟度過了無數生存危機。
但是,如果梅克爾作為歐盟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的領導人,能夠更果斷地利用自己的長期地位,那麼她可能會讓歐盟變得更加虛弱和無舵。
以 2015 年歐元區危機為例。
即使是希臘火熱的財政部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也承認,梅克爾通過讓他的國家保持在貨幣中拯救了歐元,儘管希臘因此財政仍然拮据。
“確實,她最終負責維持歐元區的團結,因為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我不相信它維持一體,”。
“但我對她的政策有一些非常強烈的不同意見。她對於歐元區從來沒有遠見。她從來沒有想過一旦她拯救了歐元區,該如何進一步處理它,而且她拯救它的方式變得非常分裂。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希臘。”
梅克爾知道大方向,但她太務實,走一步算一步。
希臘總理瓦魯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引用了她強加於希臘的重大緊縮措施,批評她。
在雅典,2015 年反德和反歐盟的不滿情緒蔓延街頭。抗議者揮舞著梅克爾的標語牌,留著希特勒的小鬍子,有些人焚燒歐盟旗幟。
西班牙和義大利也被迫面對許多納稅人認為不公平的緊縮措施,他們認為,這是梅克爾強加給他們的。
於是義大利從一個狂熱的親歐派轉變為一個狂熱的歐洲懷疑論的國家。
憤怒的選民相信歐元區的規則是為了強大的德國利益而設計的,以支持其利潤豐厚的出口行業。
他們說,如果像德國這樣更強大、更富有的成員國不幫助較弱、陷入困境的成員國,他們就看不到加入歐盟或歐洲共同市場的意義。
當你需要他們時,德國納稅人在哪裡?他們想知道。
這導致了針對梅克爾的另一項批評:最終她的學說只是歐洲的“德國優先”學說。
你可能會說,這並不奇怪。
首先,每個國家當選的領導人都可能優先考慮他們的國家。
但是後來——這是德國特有的——因為納粹歷史,德國人和歷屆總理,常常對國際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非常謹慎。
所以,歐洲女王的稱號當之無愧嗎?
梅克爾總理的確最終出手干預以拯救歐元區,但她也在歐盟內部引發了深刻的南北分歧。
在難民危機期間和 Covid 大流行開始時,這樣的分裂危機再次出現——南歐人感到被遺棄,他們總是首當其沖地面對這些緊急情況,而且孤立無援。
雖然最終他們仍然感謝梅克爾,即使她往往很晚才出手.才行動。
這就是為什麼她的歐盟歷史遺產好壞參半。
但她在歐盟也樹立了一個驚人的先例。
與之前的處理歐元危機慢吞吞不同,Covid-19 危機對像德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承擔了較貧窮的歐盟國家的疫苗需求及經濟債務。
這又突顯了德國總理必要會採取的激進立場,尤其她必須面對德國國內要求平衡預算的傳統壓力。
法國經濟部長Bruno Le Maire是歐盟 Covid 復甦基金的主要設計師,該基金由德國梅克爾夫人和法國總統馬克洪Emmanuel Macron) 共同向歐盟領導人提議。
由於梅克爾在大流行疾病時歐盟一體採購疫苗的勇氣,這位歐盟遊戲規則改變者認為:“事實證明,梅克爾能夠根據德國當前的思維方式做出決定,並支持歐洲大陸更好的整合和更高的效率.”
勒梅爾先生認為,梅克爾總理認為,如果她不簽約,歐洲在大流行之後的未來就會岌岌可危。
當然,另一種觀點是,梅克爾所以採取快速行動,仍然是以德國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
她可能非常清楚,如果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或其他國家因大流行而在經濟上窒息,歐盟的單一市場可能會崩潰。
市場是德國企業的主要賺錢來源。
因此,危機經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 挽起袖子,採取了戲劇性、務實的行動。
她不僅在德國,在其他地方創造了歷史和頭條新聞。
儘管此行達還沒有達到梅克爾對歐盟移民危機的回答所引發的令人興奮的程度。
2015 年夏末,梅克爾 (Angela Merkel) 向超過 100 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開放德國邊境時,她登上了全世界的頭版——有人稱讚,有人嘲笑。
回到家鄉,一些人自豪地吹噓自己國家的 Willkommenkultur,他們歡迎他人的文化,以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為標誌。
其他人被這些難民的到來激怒,湧向極右翼 AfD,促使其成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一個在德國聯邦議會中贏得席位的極右翼政黨。
她的移民決定對歐盟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喜憂參半的。
歐盟在 2012 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僅僅三年後,其成員國就開始相互封鎖邊境,以阻止難民進入,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曾經是英法分割殖民的敘利亞戰爭。
這位德國領導人的行動幫助恢復了歐盟作為歐盟創始原則第 2 條規定,人權捍衛者的聲譽。
據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兼總統的得力助手本·羅德斯說,美國總統歐巴馬受到了她很大鼓舞。
“這是歐巴馬所處的時代,當時世界上很少有政治領導人會做一些他們知道會在政治上造成破壞民調、聲望的事情,儘管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事情。
“當梅克爾決定接納所有這些難民時,很明顯這會引起政治反彈,歐巴馬對此以及她為之辯護的方式,感到難以置信。”
根據羅德斯先生的說法,歐巴馬鼓勵德國總理更有力地為捍衛歐洲發聲,尤其是在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之後。
羅德斯先生說,到 2016 年底,歐巴馬先生開始相信梅克爾和柏林現在必將成為“自由民主秩序的重心”。
布魯塞爾從此沐浴在梅克爾的光芒中。
另一方面,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梅克爾沒有向歐盟領導人施壓,讓他們在 2015 年移民危機之前做好更好的準備?
在敘利亞和利比亞發生事件之後,這並不令人意外。
絕望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在試圖非法越境進入歐洲的海上喪生,歐盟國家則在試圖將他們拒之門外時,進行假人道了表演。
先是人道主義,之後又是務實主義,梅克爾總理後來因在代表歐盟與土耳其獨裁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達成有爭議的協議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而受到國際特赦組織和難民組織的抨擊。
該協議要求土耳其不僅要防止難民和其他人登上開往歐洲的走私船,還要開始接回那些設法登陸希臘海岸的人。
還有更多“是的,但是”的例子,當談到梅克爾(Angela Merkel)時,所謂的歐盟捍衛人權的堡壘,已經是她的名字。
是的,今年夏天,她和其他 16 位歐盟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聯名信,以捍衛 LGBTQ+ 社區,當時就成員國匈牙利的一項新法律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但多年來,梅克爾也被許多人視為匈牙利民主倒退的推動者。
匈牙利自封為“非自由派”的總理維克托·奧爾班直到最近還是梅克爾總理在布魯塞爾的中右翼 EPP 小組的成員,保證了它在歐洲議會中的更多席位和影響力。疏遠他是有問題的,她再次沒有採取果斷行動。
匈牙利及其歐盟盟友波蘭——德國企業的重要合作夥伴——令人得到的結論是,梅克爾和整個歐盟,在涉及其人權記錄和法治並不一致。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兼世界銀行集團前副行長安娜·帕拉西奧(Ana Palacio)最近指責德國有效地領導了她所說的歐洲控制其非自由成員的“非戰略”。她說,如果德國想採取行動維護歐盟保護人權和法治的創始原則,它就會發生。
帕拉西奧女士還抨擊了歐盟的外交政策,將缺乏方向和“可疑決定”歸咎於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大門:從歐盟與土耳其的交易到與中國的全面投資協議。該協議於去年 12 月在德國擔任歐盟 6 個月輪值主席國結束時簽署,令當時即將上任的華盛頓拜登政府感到震驚。
2020年,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貨物貿易夥伴。
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經常受到抨擊,因為她似乎允許德國的貿易利益決定其國家的外交政策,從而對歐盟產生影響。
最後是搞好與俄羅斯的關係。
通過在俄羅斯和德國之間建造北溪 2 管道以確保更便宜的能源,她被指責削弱了歐盟的政治團結和戰略一致性,並讓普丁不感到他必須面對強大的歐盟影響力。
許多中歐和東歐國家反對這條管道。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最近將北溪二號稱為“危險的地緣政治武器”。
梅克爾只堅稱,如果莫斯科濫用管道,歐盟將對其實施進一步製裁。
她的另一面,她一直是對烏克蘭制裁俄羅斯的熱情倡導者。 2020 年 8 月,當著名的俄羅斯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爾尼 (Alexei Navalny) 被毒死時,這位德國領導人讓他飛往柏林的一家醫院,在那裡她採取了非常不尋常的步驟,突然拜訪了他。
再一次混合面貌的梅克爾歷史臉孔。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求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面對歐盟的所有弊病。
在布魯塞爾,梅克爾的師父科爾被視為現代歐盟的創始人。他支持歐元的想法,反對當時德國的多數輿論。他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
科爾認為,共同貨幣將防止歐洲鄰國之間發生進一步的戰爭。
科爾還推動德國統一,這讓德國西部的納稅人付出了代價。通過這樣做,他使東歐和中歐更接近歐盟,即使加入歐盟的前景仍然很遙遠。
相比之下,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的歐洲王冠就不那麼好了。危機時期的關鍵歐盟人物?她只是讓幫派團結在一起的膠水?
是的。
她是一個自信的新歐盟未來的建築師?可能不是。
法國的埃馬紐埃爾·馬克洪 (Emmanuel Macron) 渴望獲得這個頭銜。
四年前在巴黎,他要求在宣布總統選舉勝利時演奏貝多芬的第九首——歐盟國歌。綽號“歐洲先生”的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歐盟改革計劃,包括從美國獲得戰略自主權——或者至少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他需要安格拉·梅克爾的幫助。
幫助為所謂的歐洲法德發動機注入活力 - 並幫助德國納稅人的錢投資,使他的 21 世紀歐盟願景成為現實。
這在德國並不是最流行的想法,因為安吉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非常清楚。
多年來,她一再的反擊和無休止的拖延戰術,直到 Covid 復甦基金,導致她被悄悄地稱為 Nein 總理。
柏林對法國總統的政府有自己的綽號,Scattergun。顯然是因為他們不斷為歐洲提出各種不同的想法:從擁有自己的國防力量到環境建議,再到新的歐盟貿易精神和歐元貨幣整合。
無論德國的下一任總理在本月的選舉之後是誰,而且競選已經白熱化,他或她將缺乏安吉拉·梅克爾多年來在布魯塞爾積累的經驗和莊嚴。
埃馬紐埃爾·馬克洪(Emmanuel Macron)看到了歐盟議席頭上的默克爾形狀的洞,並希望填補它。
如果他這樣做,歐盟可能會發生一些重大變化。這位在法國被稱為愛麗舍宮皇帝的人,很想被加冕為歐洲之王。
不過,首先,他必須贏得四月份的法國總統大選。
這絕非易事。
For her part, Angela Merkel insists the EU will impose further sanctions on Moscow if it abuses the pipeline.
She has been a passionate advocat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And when prominent Russian opposition politician Alexei Navalny was poisoned in August 2020, the German leader had him flown to a Berlin hospital, where she took the highly unusual step of paying him a surprise visit.
A mixed legacy once again.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not, of course, to lay all EU ills at Angela Merkel's door.
But when it comes to EU legacies, it's worth taking a look, as German journalists have been doing, at her late political mentor,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Kohl.
In Brussels, he is viewed as a founding father of the modern-day European Union. He supported the idea of the euro, against majority public opinion in Germany at the time. His reasons were political, rather than economic. Helmut Kohl believed a common currency would prevent further wars between European neighbours.
Kohl also pushed for German reunification, to the cost of taxpayers in western Germany. In so doing, he brought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at much closer to the EU, even if membership was still a far-off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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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回合經濟談
〔##歷史上的這幾天 #亞洲金融危機24週年〕
上週政經八百跟壯士們介紹了貨幣危機的三代模型,在最後有提到 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Krugman 對亞洲金融危機情有獨鍾(忘記的請跟我來 #貨幣危機的前兆)。
今天就讓政經八百來帶大家回顧一下,1997 年 7 月初的這幾天,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簡介一下許多金融危機最關鍵的辣個人物:索羅斯。
▌ 歷史正在不斷重演
20 世紀後,金融危機接二連三的在新興市場爆發。
包含了:
📌1929 年秋天從美國蔓延到拉丁美洲造成的全球大蕭條
📌1982 年始於墨西哥宣布無法按期還債的拉丁美洲經濟危機
📌1992 年歐洲匯率制的黑色星期三
還有 1994 年的墨西哥、1995 年初的阿根廷、1997 年的東亞、1998 年的俄羅斯、2001 年的阿根廷。
也因為不斷重演的歷史,經濟學家們便想辦法去分析、解釋、及預防金融危機,希望不要再發生類似事件。
▌ 金融危機的共同點
經濟學家們發現,金融危機的發生通常有幾個共同特色:
1️⃣ 資金流量的變化
2️⃣ 不可預期
3️⃣ 會使債務人所在國陷入嚴重的經濟緊縮
並且幫這些危機們做了簡單的分類:
📌國際市場的劇烈動盪
📌國內政經環境的巨變
📌自證危機(self-fulfilling crisis)
前兩個是偏向基本面的因素,而第三點 Self-fulfilling crisis 在上週的貼文中有稍微提及(請看VCR #貨幣危機的前兆)
在這裡主要是描述國際間借貸的不確定性,雖然所有人理性地做出行動,卻造成了市場的恐慌。
▌ 亞洲金融危機的前前奏
在 1990 年代初期,亞洲經濟蓬勃發展,造成各國金融服務的需求增加。
後來金融產業限制逐漸鬆綁,例如曼谷國際金融中心(BIBF)為了能夠與其他國家競爭,便開放能夠借貸外幣的金融機構,能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冒出來,也因此這些國家就更容易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影響。
然而,當時快速擴張的金融服務們並沒有符合監管措施的要求,為日後的危機埋下了伏筆。
▌ 亞洲金融危機的前奏
由於經濟蓬勃發展,東亞各國放寬資本管制,使得資本大量流入。
而這些國家在當時使用的是固定匯率(固定匯率看這邊 #匯率制度大解析),把貨幣釘住美元。
在 1994 年時,人民幣貶值,使得東亞各國的出口優勢下降、出口成長放緩,1996 年時的出口暴跌。
再加上當時的為了延續經濟蓬勃發展,政府允許本土銀行大量放款,於是資金一路流呀流地流到了房市及股市。
另外,這些國家向外國借的錢,通常是短期融資,也就是說,當這些債務到期但還不出來且外國不願意延長期限的話,事情就大條了。
▌ 號角響起
1996 年底,泰國的房價大跌。
1997 年初,泰國的大建商(Somprasong Land)無法償還外國債務,表示當時的泰國資產市場非常脆弱。
同一時期,韓國有數間鋼鐵公司接連倒閉,讓外國借款較多的商業銀行們壓力倍增。
▌ 讓各國聞風喪膽的金融巨鱷:索羅斯
索羅斯出生於 1930 年,今年 90 歲,是個商人、貨幣投機客、慈善家、股票投資者。
在 1992 年時,索羅斯隻身把英國逼到退出歐洲匯率機制,一日淨賺 10 億美金,一戰成名後,人們便稱他為「擊敗英國央行的男人」。
之所以外號是金融巨鱷,是由於索羅斯只要輕吐一口氣,各國市場便風雲變色。
▌ 你攻擊了我的泰銖?
索羅斯發現泰國的問題後,便開始攻擊泰銖,不斷的借泰銖、拋售換美金,手法非常兇狠。
泰國政府反應過來後,與新加坡組成聯軍,用行政命令禁止銀行借款給索羅斯大隊,大幅調高利率使得借款成本上升,最終反圍剿成功,索羅斯損失 3 億美元。
▌ 第一聲槍響
金融巨鱷索羅斯並沒有就此作罷,他還是認為泰國政府的外匯準備太少了,於是一邊囤積貨幣,一邊在市場上放話泰銖即將貶值,影響人們的預期。
同時,他把美國國債賣掉,加上槓桿融資,手上擁有了大量的外匯。
接著,索羅斯在股票、期貨、外匯即期市場、遠期市場、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全面出擊。
然而,泰國只有 300 億美金的外匯準備。
1997 年 7 月 2 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
▌ 戰火蔓延
如果泰國政府在索羅斯開始攻擊時,便發現手上的外匯其實沒辦法撐過這麼猛烈的炮火,採取捍衛以外的其他決策,或許事態就不會發展到這麼嚴重的程度。
1997 年 9 月,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貨幣相繼貶值超過 20%。
索羅斯在整個亞洲金融危機一共賺了 20 億美元。
▌ 小結
今天政經八百向壯士們介紹了 24 週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人人聞風喪膽的金融巨鱷索羅斯。
索羅斯創辦的「索羅斯基金」近期傳出開始投入了比特幣以及其他加密貨幣的交易,不曉得是不是聞到了什麼不尋常的氣息呢?就讓我們繼續見證歷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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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10年內將超美國 「大國政治的悲劇」會否重演 - 陳岩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這個曾經頗有幻想成分的問題,在2020年變得愈發現實。
無論是2030年、2028年,還是2032年,這個時間節點的到來因為兩個因素變得十分重要——它近在咫尺,同時意義不凡。
大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
此後一個世紀,全球經歷了二戰、冷戰、蘇聯解體、反恐戰爭,以及不知多少次區域戰爭和經濟危機。但美國第一的經濟規模從未受到實質性挑戰——蘇聯計劃經濟全盛之時,規模只到美國四成左右;上世紀末,日本經濟巔峰,一度接近美國經濟的七成。
不過,兩個國家都未完成對美國的反超,一個解體,一個停滯。
20多年過去,中國站到與當年日本相似的位置——2020年伊始,中國經濟規模也達到美國的七成左右。緊接著,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中國經濟迅速陷入冰凍,一季度陷入幾十年來首次負增長,似乎中國也將面臨日本相似的命運,從巔峰逐步滑落。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年初看來,這塊中國經濟道路上的絆腳石,在年底回看時,卻成了墊腳石。
2020年中國很快控制住疫情,從第二個季度開始反彈,甚至在歐美疫情肆虐下,中國產能全開,外貿數據意外激增。美國卻反覆經歷疫情回潮,領失業救濟的隊排得越來越長。
此消彼長下,中美之間的經濟差距在這場世紀疫情中突然縮小,讓人不禁思考,超越之後,世界格局會發生什麼變化?意味著世界格局洗牌?還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激烈衝突?亦或是這一天根本不會到來?
中國經濟超美:「是與否」 Vs 「早與晚」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不同的智庫都給出自己的答案,言下之意是,這已經不是一個「是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早與晚」的問題。
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認為,疫情下中美兩國復蘇情況反差明顯,使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提前五年,預計為2028年。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也認為,這一天將在2028年到來。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和北京大學國發院共同出版報告《中國2049》認為,中國將在2030年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相比之下,反而中國智庫的估計最為保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稱,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27年超過歐盟,在2032年超過美國。
「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確切年份並不重要。 」《中國2049》的共同作者、美國布魯金斯中國經濟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表示,這是一個更普遍的趨勢,融入全球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逐漸趕上領頭羊。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要習慣與發展中經濟體分享國際舞台。
作為歷史學家,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釗也認為,中國在GDP總量上接近並超越美國,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從歷史發展脈絡上看,中國經歷19和20世紀這兩個世紀的動亂與興衰之後,再次回到了18世紀清中期的全球大國地位。
這個問題在社交網絡往往會引發激烈爭論,但在受訪專家看來,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中國發展的態勢和規模,決定著這場超越很合理。
杜大偉(David Dollar)解釋,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因此中國只需要達到美國生產力的四分之一,就能達到同等規模。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吳靖也持相似觀點。他認為,「中國經濟非常多元化,涵蓋大多數工業門類,並把經濟發展作為首要目標。最重要的是,中國人口全球之最,約為美國人口的四倍,因此可以形成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所以說,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會自然而然超越美國。 」
馬釗則補充認為,還歸功於中國在過去的40年中的政治穩定,宏觀政策的連貫性較強。
中國:前路非坦途
細看各個智庫的報告,即便最樂觀的預測,也不認為中國躺著就可以輕鬆贏得經濟規模全球第一的寶座。
在中國國內,老齡化成為在前進道路上最兇悍的「灰犀牛」。
《中國2049》中描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嬰兒出生率被人為壓低,而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迅速擴大到65%左右。因此中國迎來一波巨大的「勞動力紅利」,形成了「生產性」勞動結構。換言之,「花錢的」人口少,「賺錢的」人口多。更幸運的是,中國這一波人口紅利與改革開放重合,推動經濟高速增長。
然而,40年過去,「紅利」變成了「負累」,當年佔比巨大的勞動人口,逐漸老去,當年被計劃生育政策壓制的生育率,造成新的適齡勞動人口不足。即便現在中國逐步放開生育限制,出生率依然不見提升。
未來10年是中國經濟試圖趕上美國的時間窗口,恰恰是中國人口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區間。
中國社科院研究顯示表示,人口將從2027年開始收縮。世界銀行認為中國2029年人口開始負增長。與此同時,過去不斷增長的勞動年齡人口也開始掉頭向下,以年均780萬人的速度減少。
反觀美國,生育率高於中國,而且移民人口也能補充勞動力人口,相比中國「老齡化」的壓力小得多。
「作為一個傳統非移民國家,中國如何調動自身人口生育能力,彌補勞動力紅利的下滑,這是來自國內社會的挑戰。」馬釗表示。
不攔住「老齡化」這頭灰犀牛,中國可能永遠無法完成對美國的全面超越。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院易富賢曾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人口結構出現扭曲,這甚至將使中國經濟未來無法超越美國。
長遠來看,除了「老齡化」這只「灰犀牛」,中國還要防範兩隻「黑天鵝」——政治動蕩與軍事衝突。
吳靖表示,對中國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不過前提是避免影響經濟發展的社會動蕩,比如政治不穩定或軍事衝突等。
政治動蕩的可能來自國內。馬釗認為,中國延續4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正在被當下「大國崛起」的新口號所替代,那麼中國目前高度集權與高度管控的政治管理模式,是否能持續治理日益複雜與多元化的社會?在未來10-15年,中國也將面臨領導人代際更替,如何協調個人權威與體制治理的平衡與延續,這成為來自權力內部的挑戰。
軍事衝突的可能來自外部不穩定因素。中國面臨南海問題、中印邊界爭端、釣魚島爭議,以及台灣問題等外部不穩定因素,在中美關係快速惡化的背景下,可能演變為中美角力場,爆發區域性熱戰。
台灣的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研究認為,目前中美間行動還有節制,不過已經朝大國戰爭的方向走去,而中國不斷侵蝕美國霸權地位,可能引來美國的全面反擊,而隨著兩岸敵意的增長,這可能使三方的敵意螺旋不斷上升,增加危機爆發的風險。
美國:世界經濟中心地位難撼動
雖然前路有險阻,但看到這樣言之鑿鑿的預測,中國大概會喜出望外。事實上,中國媒體和學界則多是警惕的聲音。
中國官媒旗下的《環球時報》認為,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做出的預測,有向美國和西方世界拉響「中國在加快崛起」警報的意味,要刺激、鼓動西方社會「行動起來」。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施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即使中國經濟總量真的超越美國,也沒多大意義,因為討論國家實力,GDP是重要指標,但不能僅拿這一個指標來討論問題。比如,鴉片戰爭時大清的GDP是英國的很多倍。如果不去看經濟內部結構,以及各國在全球經濟當中的結構性位置,GDP第一有多大意義呢?
這一觀點不無道理。杜大偉(David Dollar)向BBC中文介紹,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總體地位不僅僅取決於經濟規模。 其他相關因素還包括創新能力、優秀的大學、文化影響力和民主治理的質量。 美國的全球地位在特朗普時代有所下降,但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似乎已經在恢復。 中國要想在這些軟實力領域與美國競爭,就必須做出很多改變。
回顧歷史,歷次世界第一強國的更替,都不是在經濟超越後完成的。吳靖表示,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英國取代西班牙,美國取代英國。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崛起大國確立了它的經濟地位之後,還需要很長時間來更新其全球地位,有時候也需要一些歷史機遇。
以美國對英國的超越為例,美國在一戰前後工業產值上超越英國,但彼時美國奉行孤立主義,對國際事務參與度低,全球貿易依然以英國為中心,以英鎊結算。直到二戰之後,美國的經濟規模大幅領先英國,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網絡,美國才在事實上完成對英國的超越。
一個模型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美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位置。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翟東升研究認為,全球各國的經濟活動可以看作圈層結構,美國處在中心圈層,為全世界提供貨幣流動性;第二層以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為主,以高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業為主;第三層為中國、東南亞等國,以製造業為主;最外面的第四層,是中東等提供原材料提供國。這個模型,從中心到外圍,以人均GDP為指標,依次遞減。
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將憑借人口優勢,將在總體規模上超越美國,但並沒有取代美國處於中心的地位。事實上,中國僅僅希望從第三圈層向第二圈層,將傳統製造業升級到高端製造業,就已經招致美國的打壓。
中美競爭實質:大國的政治悲劇
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其專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國際圖景:國際體系是一個險惡而殘忍的角鬥場,當一國受到另一國威脅時,沒有供它們求助的更高權威,因為國際體系中沒有守夜人,而且國家永遠無法確信其他國家對它們不懷有敵意。
在這個角鬥場上,要想生存,國家別無選擇,只得為權力而相互競爭,大國必須盡可能多地獲得權力來保護自己,以防任何國家的挑釁,最理想的結果是成為霸權國,擁有如此多的相對權力來保證生存,同時防止其他區域出現霸權國。
米爾斯海默舉例,美國在西半球成為霸權國,因此曾全力阻止德國及蘇聯支配歐洲,阻止日本支配亞洲,而崛起的中國勢必尋求亞洲霸權,因為這是生存的最好保證,同樣美國也將一如既往地竭力阻止中國。
「美國單純試圖遏制或者阻止中國崛起,很難成功,甚至會導致惡性競爭,或引發地緣戰爭。」馬釗認為,歷史上鴉片戰爭以大清王朝全敗,開啟近百年中西熱戰,而朝鮮戰爭導致其後20年的中美冷戰,兩場戰爭的代價巨大,但是歷史依然走到了今天中國重新崛起的這一刻,這說明外部勢力是很難徹底改變中國。美國對華可以採取接觸、影響、警示、甚至有限脫鉤的政策,但是美國不可能憑借一己之力改變中國。
與前幾次美國遏制德國、蘇聯和日本不同,當前的美國「內傷」嚴重。馬釗表示,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內部的極化爭鬥嚴重侵蝕了政治共識、道德共識,去年大選是對美國政治體制的一次壓力測試,而對特朗普的二次彈劾和國會山暴亂,說明這場測試慘淡收場。更重要的是拜登很可能只有一個任期,2024年美國又將迎來一次政治考驗。這都將損耗美國的「內力」,也必將影響美國的「外力」施展。
簡而言之,國與國的競爭猶如叢林,為了自身生存大國不得不努力攫取權力,遏制其他霸權國產生,因此中國崛起必然招致美國打擊,不同的是美國身患「內傷」,不得不一邊療傷,一邊出招。
米爾斯海默認為,如果生存是中國的最高目標,那麼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像美國一樣,最大限度地佔有世界權力,其結果是中美間激烈而危險的競爭,而這正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值得警惕的是,米爾斯海默寫下上述預言,是在近20年前,彼時中美間實力差距巨大。
20年過去,他的預言似乎實現在即。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最近一場講座上表示,中美實力前所未有接近,而2020年代對中國和美國而言都是不成則敗(make or break)的關鍵時期,這對全球而言將是「危險的10年」。
原文: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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