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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女優/魏海敏》

訪談進行到一半，魏海敏似乎被我們拋出來的某個問題難倒了，她沉吟片刻，斟酌該如何回答，雙手捧著白瓷杯，緩緩地轉動著。搭在杯子上的手指，修長而白皙，如同一株花草。她的手指在戲台上確實能幻化成一朵蘭花。蘭花指能捻針穿線，補綴苦守寒窯的寂寞時光；也能舉杯澆愁，傾訴貴妃醉酒的心聲。一屈一伸，一動一指，能說千言萬語，故而絕世名伶端坐在眼前，即便面有難色，手指也是這樣充滿美感。

其實都已洩題，訪綱早在訪前便已寄交受訪者，所謂訪問，無非照著紙張上的題目行禮如儀走過一遍，但受訪者回應字字斟酌，句句鏗鏘，所有答案打磨得閃閃發亮，宛如唱詞。都說青衣扮演的乃戲曲中最典雅端莊的女性，笑不露齒，行不見足，63歲的魏海敏作為台灣一代青衣，被制約成美的化身，舉手投足必得能定格成照片，專訪過後大半月，她為新戲《千年舞臺，我卻沒怎麼活過》辦記者會，與隔離中的新加坡導演王景生聯訪，未輪到她說話之時，但見她眼觀鼻，鼻觀心，腰桿挺得直直的，若捻一朵花在手上，便是蓮座上的觀音了。

訪問本該在去年進行，未料新戲因疫情耽擱至今，但她卻說大疫之年比往常還忙碌。去年下半年《四郎探母》《王熙鳳大鬧寧國府》《樓蘭女》3齣戲巡演結束已是今歲初春，接著是4月的《千年舞臺》，下半年還有國光劇團的新戲銜接，「我覺得疫情帶給我的衝擊好像是一切都停下來，但反而可以讓大家回頭看自己是誰，難道我們還是像過去一樣，庸庸碌碌過下去嗎？」對她而言，2020年是人生的回顧和再出發，這一次與王景生合作的紀錄劇場《千年舞臺》，重現往年六個經典角色，何嘗不是一次新歌加精選？

80年代中期，她與京劇名家吳興國將一系列外國名著改編成京劇，《樓蘭女》即脫胎自希臘悲劇《米蒂亞》。1991年，她拜中國戲曲藝術大師梅蘭芳之子梅葆玖為師，《穆桂英掛帥》《太真外傳》2齣梅派折子戲，是她做「梅派大師姐」的成果驗收。《曹七巧》《孟小冬》為2000年後，她與國光劇團王安祈合作的新里程碑，前者是她對張愛玲解讀，後者是對京劇老生皇帝致敬。2008年，她與劇場大神羅伯．威爾森跨界改編吳爾芙《歐蘭朵》，舞台上2個小時的獨角戲已然是經典。

戲台上，她用京腔翻唱希臘悲劇、莎士比亞或張愛玲，唱念做打俱佳、文武崑亂不擋，然而此番登《千年舞臺》，除上述角色，她還要在戲台上扮演自己，「千年舞臺，我卻沒怎麼活過」，那個「我」，是魏海敏，習慣粉墨登場的名伶在舞台上自報家門，追憶女兒心事，與素顏無異，心情忐忑是必然的，否則我們訪問中，那個問題怎會將她難倒了？「早年父母離異，母親在您成長過程的缺席，讓您少了許多與年長女性互動的經驗，這個缺憾會讓您在理解角色造成困難嗎？」

一代青衣本名魏敏，出生於台北縣（現新北市）鶯歌，三姊妹中排行最小。魏父軍人出身，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台，雖有大學學歷，卻懷才不遇，早年便從軍隊退下，與妻離異，四處打零工。有志難伸的男人偶爾在夜裡拉著胡琴，哼唱京劇排遣悲懷，興之所致，也教女兒唱戲，魏敏才4歲，便懂得尖著嗓子高唱「蘇三離了洪桐縣」討好父親。魏敏10歲那年，魏父在嘉義謀得某一工廠廠長職缺，一家人南遷，眼看就要過上好日子，豈知2位姊姊又將負笈北上，中年男人拿即將青春期的幼女不知如何是好，又見這小女娃活潑好動不愛讀書，遂狠下心腸送她到高雄左營海軍附設的海光劇校，劇校將她的名字嵌入海光的「海」字，魏敏成了魏海敏。

進劇校第一天就得學倒立，天地乾坤顛倒看，有了新境界，「第一次懇親，爸爸姊姊們都來了，大夥兒高高興興吃著零食，但對話客客氣氣的，從此一切都不同了。」她說電影《霸王別姬》演的都是真的，劇校坐科7年，每天晨起練功，吊嗓子、拉山膀、跑圓場，四功五法稍有差錯，老師一棒子就打下來。但她個頭好，嗓子好，一下子就挑大梁演出。13歲，她擔綱演《穆柯寨》，父親歡歡喜喜來看她演出，那是父親第一次看她演戲，但也是最後一次—那一年，魏父癌症病逝。她嘆，這一次等於跟原生家庭斷裂了，「我之前參加一個電視節目談眷村文化，講到爸爸媽媽，哭得稀哩嘩啦，因為他們是誰？愛吃什麼？老家在哪裡？家裡有沒有兄弟姊妹？我都不知道。父母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吶。」

其時，軍隊劇校常有巡迴勞軍，某次北上公演，她得空與姊姊見面吃飯，姊姊帶來陌生女子赴會，她只道是戲迷，未料姊姊卻說「小敏，這是我們的媽媽」，她臉色登時一變，「我當初覺得媽媽欠我一個道歉，我如果離開女兒，我一定會跟她道歉，但媽媽沒有，我對她不大諒解。」一代青衣說起往事，雲淡風輕，說當日情形已不復記憶，只道吃完飯，恍惚回宿舍，見桌上一串葡萄，二話不說就往嘴巴塞，愈吃葡萄，心中愈亂，半夜裡，全嘔了出來，定睛一看，全是一顆顆完整的葡萄，「後來我才明白母親當年離婚是要帶走我的，但父親不許，說要走就得一個人走。最後母女是相認了，但很多關係錯過就是錯過了，兩個人就維持著一個客氣的距離。這個缺憾讓我不知如何跟女性單獨相處，尤其跟女性長輩在一塊，會莫名奇妙地手足無措。」

相較之下，她和叔叔伯伯們在一塊自在多了，無論是父親、劇校老師，或稍後提攜她的學者俞大綱，她在父執輩中恰如其分扮演受寵的小女兒。

1976年，她從海光劇校畢業，入海光劇團。想當年，京劇受黨國扶植，最紅旦角是顧正秋、徐露、郭小莊，中山堂和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公演往往冠蓋雲集。她雖是後起之秀，但連連得獎，前程遠大，然而她卻在此時嫁給大她9歲的香港商人，「當年才21歲，但我想反正早晚要結婚，就結了吧！這輩子就屬那時期最感寂寞，每到放假又特別愁煩，姊姊們有自己的家，媽媽早已另嫁，更不方便去找她，我就孤家一人，沒地方可去。坐科時有個專心的目標，一畢業整個人好像突然架空了，大好人生似乎正要開始，但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麼？只是徬徨無依，好想有個家…」

80年代初期嫁與商人，港台兩地跑，是1982年吧，她說那時在香港待產，得知北京、上海京劇院一票名角南下大匯演，她慕名而去，節目單上的《鳳還巢》《別姬》她早已唱得爛熟，但台上的梅葆玖舉手投足、落腔、咬字，其氣度前所未見，她頂著8個月的孕肚坐在觀眾席，感受的不是胎動，而是藝術的震動。

然而時代氣氛悄悄改變了，她去勞軍時，發現阿兵哥更迷戀的是鄧麗君、鳳飛飛，有了時不我予的危機感。解嚴前一年，她與吳興國將莎士比亞《馬克白》改編成京劇《慾望城國》，「京劇手段很多，但這些手段我不一定都會，潑辣旦、壞女人的角色我沒演過，但我不想一直演我的大青衣角色，於是我重新打造馬克白夫人，打造她的心境、手勢，跟懷胎生子也沒兩樣。」她驕傲地說那個轉折是她從照本宣科的伶人，脫胎換骨成了獨立思考的藝術創作者。

1991年，她如願拜梅葆玖為師，在北京前門飯店下跪行禮，袁世海、張君秋、葉少蘭一票北京名角都到場觀禮。拜師宴上，等到客人都走了，她對梅葆玖說：「老師，《霸王別姬》我都學會了，但舞劍看不清楚。」但見梅葆玖起身，拿起桌上筷子，嘴裡嗆嗆嗆數著節奏，腳上啷啷啷走了一個過場，她跟著演一遍，師徒如此授課。1996年，她以《貴妃醉酒》和《宇宙鋒》得梅花獎，是為京劇藝人最高榮譽。

她來到事業的巔峰，但疏於家庭，婚姻以離異告終。與此同時，台灣本土意識抬頭，京戲式微，三軍下轄劇團宣告解散，原本熱門滿檔的她竟也無戲可演，無論感情或事業，都只剩自己了。但她不喪志，加盟國光劇團，兼顧老戲新戲，扮王熙鳳、曹七巧，好戲一齣接一齣，又拿國家文藝獎，無疑是絕處逢生。13歲登台，唱戲至今五十載，戲台上演盡了才子佳人千古風流，戲台下卻嘆這一生似乎交了白卷，好像沒怎麼活過。

於是我們不免要問：「生為女性創作者，難道家庭、事業只能二選一嗎？」「是啊，當媽媽是經驗，當太太也是經驗，但那些經驗都是階段性任務，唯有完成了那些任務，我才能專心在藝術創作上。」可是您的梨園大前輩孟小冬晚年來到台灣，最後一人一狗孤老終身，同為女人，同為伶人，您難道不會有兔死狐悲的傷感？她很篤定地回答：「不，她真的把藝術發展到極致，我認為她這一生是沒有遺憾的。」

絕代名伶很篤定她這輩子的角色必然先是藝術創作者，其次才是種種做女人的責任，當媽媽的責任、當女兒的責任。她與媽媽前後走向離婚一途，提及晚近母女相處，她嘆道：「繼父後來也去世了，我怎麼可以不照顧她？她晚年跟我住在一起，後來其實有點失智，不大認人了，跟我們沒什麼交談的意願了，但她審美眼光很好，看到我會說妳頭髮好漂亮喔，給她倒杯茶，她會道聲謝謝，教養很好。」4年前，母親九旬高齡壽終正寢，恩恩怨怨也該全數泯滅了，她得出結論：「我對她的恨，都是我自己的問題。」母喪後某一天，她在大雨的天氣開車出門，車子爆胎，她停在路畔等待救援，想起喪父喪母，從此是一個人，於是趴在方向盤上失聲痛哭。

或者她也不算一個人，孤獨的人還有心愛的藝術，4月仲春，她登《千年舞臺》，好戲開鑼前，一張素靜的臉在後台撲粉描紅，她往鏡子前一站，魏海敏變成了穆桂英。那是13歲初試啼聲的角色，50年後還扮同一個人物，以往自己常常夢見在臺上忘詞的噩夢，但她現在不會了，她自認嗓音依舊青春豐盈，甚至比年輕時唱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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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兩廳院提供 周佳慧攝影

2021年2月6日傍晚，臺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5、7號，超過70年歷史的明星咖啡館。（張哲生 攝）

1949年，一個18歲的建中畢業生與6個年紀比他大三輪的俄羅斯人，在臺北市武昌街開啟了「明星」的璀璨歲月。

故事要從更早說起。1917年俄國共產黨發動革命，一位出身貴族的俄國沙皇侍衛隊指揮官艾斯尼（Elsne），跟著軍隊奮戰不敵之後，一路輾轉流亡到上海；此時他的同鄉布爾林於上海霞飛路7號開設「明星咖啡館」，後來艾斯尼跟隨國民政府到了臺灣，因緣際會下認識了當時年僅18的簡錦錐先生，結為忘年之交，且跟幾個俄國同鄉，包括布爾林在內，於1949年在臺北武昌街一段7號合作經營「明星西點麵包廠」，並於麵包店二樓開設「明星咖啡館」。

「明星」名稱是從其俄文店名「Astoria」而來，「Astoria」是俄語「宇宙」之意，明星正是星海中最美麗的那顆星。

早期的明星咖啡館只靠著販賣俄羅斯風味簡餐與咖啡，配合著明星麵包店的俄式麵包與西點，以異國風味吸引著臺北人。每天下午四點、五點，不少外國使館與達官貴人的黑頭車紛紛來到武昌街，等著在第一時間購買剛出爐的麵包回去，蔚為奇觀。加上來自俄國的蔣經國夫人蔣方良當年時常造訪明星品嘗家鄉味，她每回必嚐的是「俄羅斯軟糖」，這可是當年俄國皇室御用的點心。這些故事都讓明星咖啡館增添不少神秘的傳奇色彩。

明星咖啡館一開始吸引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達官、商人，絡繹不絕，畫家們像是郎靜山、陳景容、楊三郎、顏水龍也常到此聚會。到了1959年，詩人周夢蝶在咖啡館樓下騎樓擺起小小的書攤，引來一些愛好文藝者聚集。往後21年，這裡成了動人的臺北文學傳奇。

時光雖匆匆，但至今還是不少人記得騎樓下的消瘦黑衣詩人。書攤營收有限，詩人曾一度餓昏倒地，簡先生伸出善意援手供他熱食，傲骨詩人卻堅持自己買單。只能喝得起一杯咖啡，或許太苦，也或許為添增飽足感，周夢蝶於是加了8顆方糖，這杯咖啡最後是苦是甜，只有詩人肚裡分明。從此，開啟了明星咖啡館與作家的相知相惜。

許多人在騎樓下買書之後，到二樓的咖啡館喝杯咖啡、閱讀，有時也和周夢蝶一起聊聊。有冷氣的咖啡館環境比家裡好得多，初初嶄露角的年輕作家流連於此埋頭寫稿。像是三毛、黃春明、林懷民、白先勇、季季、陳若曦、楚戈、方明、劉大任、王禎和、陳映真等人，一杯咖啡，可以坐上一日，篇篇動人的文學作品，在明星咖啡館誕生；《現代文學》、《創世紀》、《文學季刊》也曾在此編輯討論。

裝潢帶有古樸歐風風采的明星咖啡館，彷彿是近代臺灣的文學沙龍。白先勇說：「臺灣六十年代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羼著明星咖啡館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靜靜地萌芽、開花。」據說白先勇最愛二樓樓梯口靠近櫃臺的座位，面對一屋子眾生群像。不知道他的代表作—小說「臺北人」所描述的一個個鮮活臉譜，是否其中有乞靈於穿梭過明星咖啡的身影？還有作家將明星咖啡館當作第二個家，例如初為人父的黃春明，就曾在咖啡館的桌上為寶貝兒子換尿布。

80年代，臺灣經濟逐漸起飛，股票高漲至一萬二千點。全民炒股的熱鬧反而成了明星咖啡館熄燈的主因。簡錦錐回憶道，當時股票族佔據了所有的桌子，作家反而找不到位置坐。再加上自身體力日衰、女兒旅居外國後續無人接手，從1949到1989長達40年，明星咖啡這閃亮的臺北之光，暫時熄滅了。咖啡店關門了，但一樓的麵包廠依然在，二樓空間則租予「居仁堂素食館」。

麵包店的經理說，這15年間，不斷有客人跑來要喝咖啡，老顧客頻頻詢問不是說休息3年嗎？怎麼一晃15年過去了，依然不見咖啡館蹤影？直到2003年一場火災後，在舊日粉絲連署奔走下，咖啡館浴火重生，簡錦錐的女兒簡靜惠自美返臺，重新打造明星的光采。

老闆簡錦錐說，白俄羅斯人於1958年時曾經動念將明星賣掉、結束營業，或許因為位於城隍廟正對面，在中國習俗裡是正沖，一賣兩年沒有人敢買，方才持續營業。1989年明星咖啡謝幕，原以為這個號稱「臺灣近代文學永遠的地標」40年的傳奇篇章，就此逐漸淡出臺北人的記憶。

但也或許因位於廟前亦得神佑，大火一場只是虛驚，煙燻明星，反而帶來了再生的機會，也讓眾多文人想起曾經擁有的美好時光。眾多桌椅有的送給客人，多數借放至埔里寶岩寺的倉庫裡，一放十多年。直到九二一埔里逢大難，該寺幸運安然無恙，倉庫裡的老家具們依然安好。或許，正是時候到了吧，加上火災挑起了機緣，明星咖啡館在眾人的期待下復活。

2004年5月，消失15年的明星咖啡館重現臺北了。

現在的明星，試圖重建當年的原貌，用的是老桌椅，開心迎進老客人、新客人。屋裡隨處拾起，都是一塊塊的歷史拼圖，拼湊起60年來的歲月。

依然羅曼蒂克，依然燈光溫柔，看著明星咖啡館，簡錦錐笑言，這裡是相親好地方，暫停的時光並沒有造成任何的距離。

然而，有些時代、有些世代已經走遠了。老客人回來點上一杯咖啡，追憶似水年華，也有祖父母帶著孫兒，來到他們年輕時駐足的地方，讓故事一代代延續下去，新的世代創造著新的時代。

而當年的少年家常客，有不少已是文壇或藝壇巨擘，他們也回來明星舉辦活動。如林懷民、陳若曦等人，在復業後的明星三樓不時煮咖啡論劍。文藝青年兩鬢已班白，但豪情不減當年，也讓文學氣息再度與咖啡香相遇。

或許，味道會有點不一樣，但重新點上燈的明星咖啡館，已成為一種新的力量，延續再延續⋯⋯

明星的歷史沿革：

1917

俄國發生「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白俄人喬治艾斯尼（George Elsner）身為皇室貴族顛沛流離哈爾濱，三年後輾轉到上海法租界。

1920

白俄人布爾林洛維赤（Petter Noveehor）於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開設「明星咖啡館」。

1949

白俄人喬治艾斯尼（George Elsner）隨國民政府來台，相識台北人簡錦錐，並於北市武昌街一段5號開設「明星西點麵包店」，當時為西門町唯一的西點麵包店，轟動一時，也深受前總統蔣經國夫婦喜愛。

1950

於二樓開設「明星咖啡館」，成為當時外國人首屈一指的西餐廳,尤其是俄國人蔣方良女士，更愛於此會見俄國人士，一解鄉愁，回味俄國料理。聆聽家薌音樂。

1952

韓戰停火，由於台海情勢未明，布爾林等人移民至澳洲等地以躲避共產黨威脅，明星股權首次重組。

1959

明星詩人周夢蝶先生，周夢蝶開始在明星一樓賣書，所賣書本包含詩集、哲學、經濟、散文、小說等，甚至還包含大陸禁書，吸引不少文學同好，逐成風氣。

1960

房地產權移轉，明星股權二次重組。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定期於明星咖啡館聚會。

1966

《文學季刊》創刊，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等人時常在明星三樓校稿討論內文，黃春明之子國珍甚至被稱做「明星之子」。《看海的日子》因而誕生 。

1980

周夢蝶先生因胃病開刀結束20年來在明星一樓的書攤生涯。並轉至2樓明星咖啡館繼續與文學愛好者聚會。

1989

明星2樓咖啡館暫時停業。

2003

明星二樓素食店發生大火，所幸沒有發生重大災情，經媒體批露後，許多老客人紛紛來電關心。

2004

重新開幕，2004年5月開始試賣，7月盞燈再現，邀請台北市長馬英九及文壇重量級作家，如周夢蝶、黃春明、龍應台、林懷民、隱地、羅門、蓉子、陳若曦、李瑞月、劉秀美、楚戈…等人出席開幕茶會，各家媒體相爭報導此一盛況，並確立了明星咖啡館為文藝沙龍的地位。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曾說：「沒有明星，即使後來有雲門舞集，也不會是現在的模樣。」

2009

明星60周年慶暨創辦人簡錦錐先生新書《武昌街一段七號》發表會。

Quote：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 #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台幣「四萬塊換一塊」往事

所謂「四萬塊換一塊」，是指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長期的、間接的財富縮水，其脈絡就必須要上溯到戰爭末期。

戰爭還沒結束，各國其實已經在討論戰後怎麼整理貨幣的問題，對於當時人來說，他們主要參考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慘痛經驗。

由於一戰後，世界各國陸續陷入長期的經濟蕭條，各國為了消化國內過剩的生產，紛紛採取了貨幣貶值（脫離金本位）的方式增加其產品的競爭力，傾銷到世界各地，但與此同時，又在同一貨幣區域內（特別是殖民地與殖民宗主國），築起關稅壁壘。這個大家有志一同的作法，最終經過複雜的演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導火線。

例如日本，一戰為日本帶來戰爭景氣，但一戰後，日本經濟就陷入了長期低迷，他們也學著歐美列強將貨幣與黃金脫鉤，試圖以超貶的貨幣將貨物傾銷到世界各地，但日本人馬上遭遇困難，傾銷到歐洲或東南亞的貨物，遇上了關稅壁壘，傾銷到中國的貨物，則遇上了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抵制日貨風潮。日本的菁英想來想去，找到了問題的癥結，認為之所以卡關，是因為他們沒有像英國的印度這樣廣大的原料來源與市場作為殖民地，於是盯上了中國東北，後來東北的腹地還是遠遠不夠，又再盯上華北。

這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演化成戰爭的邏輯鏈條。

二戰的侵略國，像是日本或是德國，在他們內部都有類似的「爭取生存空間」的聲浪，用來正當化他們侵略鄰國的行為，而且至少在他們內部輿論的語境下，都非常受到大眾乃至於菁英的認同。二戰末期，許多有識之士就非常擔心這樣的狀況會再度重演，於是催生了現在的WTO的前身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以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列頓森林體系，至少在表面上，就是為了防止各國在戰後再度競貶貨幣、高築關稅壁壘。

二戰結束時，各國都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於戰爭時期大量印鈔，戰後怎麼整理貨幣，就成為最重要的課題。對當時的人來說，能夠參考的，就只有一戰後整理的經驗，基本上就是兩條路線，一種德國式的、一種英國式的。

德國的方法，說穿了就是「抵賴法」。當時的德國發行了以地產為擔保的臨時貨幣（Rentenmark），以「一兆比一」的比率回收戰時濫發的馬克，幾乎是等於將原先的貨幣直接作廢了，經過抵賴之後，最後再回到老辦法，以黃金作為保證發行新貨幣，再以一比一的比率收回Rentenmark，才算完成了戰後的貨幣整理。

相較之下，英國的方法，就是立刻回歸金本位制，實行通貨緊縮。依照當時的討論，如果通膨還算合理，則實行通貨緊縮來整理貨幣即可，但面對惡性通貨膨脹，不得已還是要採取抵賴法。

二戰敗戰後的日本，基本就是採取和一戰戰敗國德國一樣的抵賴法，有興趣的可以查一下「新円切替」、「預金封鎖」這些當時金融緊急措置令的關鍵字，由於舊台幣是直接承接日本時代的台灣銀行券，有人以為如果不拿舊台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換新台幣，還可以拿去一比一換回日圓，算一算賺翻了，殊不知，早在戰後第一時間，日本就已經使用抵賴法整理了通貨，在整理過程中，台日基本上是斷絕往來的，如果不是陳儀以舊台幣一比一承接了台灣銀行券，不用等到新台幣發行，這些舊幣在更早的1946年3月3日後就已經全部作廢。

陳儀承接日本人濫發的貨幣，大致上有兩個計畫。

一是當時中華民國的國幣「法幣」，正要進入戰後的貨幣整理階段，效果還未可知，陳儀希望等法幣整理完成、發行新幣時，再讓台幣回歸與中央一致。

二是陳儀打算用接收自日本的日產，作為整理台灣通貨的子彈，以當時的預想，基本可以扛下日本在戰爭中與戰後接管空窗期所濫發的貨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陳儀也使用了類似日本政府「預金封鎖」的手法，把日本在最後期所濫發的武尊千圓券鎖死在銀行裡，限制持有者所能動用的比例。

但陳儀沒有想到的是，戰爭最後期，盟軍對於台灣的轟炸所造成的破壞，遠遠超乎他的想像，這個轟炸是戰略性的，可以生產戰略物資酒精的糖廠，承受了毀滅性的破壞。陳儀以出售日產所得來整理貨幣，但後來為修復炸毀的工廠，又大肆舉債，僅僅台糖一家，1946年所獲得的貸款就相當於當年台灣省整年政府總預算的一半這樣的規模，在這段時期，對公營事業的放款正是台幣膨脹的最大因素。

但要說中華民國政府拿走了台糖的存糖，導致台糖不能正常盈利，所以才需要貸款進行修復，這是把當時真實的狀況顛倒了講。實際的情況是，早在中華民國尚未接管的空窗期間，這些存糖就已經被大規模掠奪至民間，而台灣糖業由於長期有日本作為保證市場，導致生產成本過高，欠缺國際競爭力，台糖送去上海賣的食糖，最後是在面對批發價僅一半的爪哇糖的競爭之下，大敗虧輸。當時的輿論還分為兩派，一是希望台糖趕緊轉型增加競爭力，二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實行關稅保護，讓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台糖的保證市場，台灣本地的輿論還是傾向於後者。

但糖業畢竟還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在此情況下，修復糖廠勢在必行，也因為修復所需的資金實在太龐大，也排擠了其他產業修復，這中間的取捨，也導致現在台灣人對於官方「台灣的產業不必全都恢復」一說的誤解。

對於修復台糖所需的資金，這裡的「資金」，光是有台幣並不夠，向國外購買機器設備是要用美元的，而當年的台灣基本沒有什麼賺取美元的手段，要重建台糖，所需要的舊台幣廿多億是台灣銀行印的，但美元的部分，則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先行墊支的，一共是500萬（時約舊台幣五億）。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糖的生產成本雖然過高，甚至早在日本時代，日本本土從爪哇進口食糖都還比從台灣便宜，但日本人還是選擇向台灣購買，因為這還是可以幫日本節省珍貴的外匯。

順帶一提，在台糖重建的過程中，美國是有表達願意提供技術和貸款，至今仍有不少人對於當年政府沒有接受美國的計畫感到不解，因為依照美國的計畫，顯然修復成本更低、時間更短，因此他們認為政府不接受，這中間必有貪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並不去提，當年美國人提出的要約，是以大比例的股權移轉給美國做為條件的。接受這樣的條件，實為賣國行為。

從美國在當時國際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就可以拉回「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上。我們先談當年的中華民國在戰後整理貨幣時，所遇到的具體問題。

首先，雖然你的國家作為戰場，殘破不堪，甚至比某些戰敗國還慘，但你畢竟是戰勝國，你可以接收敵國在本國的資產、可以主張戰爭賠款，把復興的成本轉嫁給侵略國的國民，直接抵賴這大家心理上難以接受，且對經濟衝擊太大，不利於國共內戰的局勢，在此前提下，中華民國政府也承接了台灣銀行券、汪精衛政權的中儲券，並在戰後初期就開始以庫存黃金回收市場上過量的法幣，試圖穩定區域情勢。

第二是更大的問題。當時的中華民國和各國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就是隨著戰爭的進行，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黃金都集中到了美國手上，貿然採行金本位緊縮貨幣，金融必受美國支配，幣制也失去獨立性。為此，英國提出了凱因斯所設計的超國家貨幣「班科（Bancor）」作為國際貿易的清算工具，只是最終美國所主導的美元中心模式還是勝出，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這是戰後美元中心架構的開始，也由於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就很難避免國內資本大量出逃到美元的狀況，這一點連英鎊都扛不住，這也是大英帝國解體的經濟上脈絡。

為了遏止資金出逃，各國政府祭出更強硬的外匯管制措施，但這一方面限制了檯面上的正常經濟活動，另一方面也使得繞過管制的檯面下經濟活動收益更大。

1946年3月，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外匯管制辦法，規定凡申請結購外匯者，限於三個月內可以進口的物品。這個辦法的初衷，本來只是杜絕投機、防止資本逃避，但實際上除了讓檯面下的經濟活動更加蓬勃，在檯面上，也使得隨時隨地可以裝船輸入的民生消費物品大舉輸入，需要較長時間製造的生產設備反而難以順利取得外匯購進。

另一方面，美國所鼓吹的、表面上十分中性的禁止競貶貨幣、禁止關稅壁壘的國際自由貿易原則，實際上起到的作用，則是獨厚當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的美國本土產品，這一來一往，就是一個美國貨把本地的產業摧毀殆盡的局面。

本地產業被摧毀，除了國內生產不足，也更難輸出賺取外匯，外匯不足，就更難穩定本國貨幣匯率，本國貨幣不穩定，又加速資本出逃，為了遏止資本出逃所祭出的管制又進一步扼殺了本有競爭力的本國產業，這是死循環。這些討論，都見於當時的政府資料與報紙。

再來看舊台幣與法幣。

舊台幣兌法幣的官價一直都是被低估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現在居然所有關於這件事的討論，都是說這是便於國民政府掠奪台灣的物資，這也是把實際的情況說顛倒了。

匯率政策一定都是雙面刃，貶值有利於出口，這對於當時的台灣商人來說是巴不得的事。戰後初期，台灣的出口還是以米糖為主，在陳儀政權嚴令禁止米糖出口後，米糖仍然以走私的方式繼續外流至大陸換取相對被高估的法幣，並利用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初期回收法幣的機制，將法幣兌為黃金。在當時，國民政府打算檢討舊台幣對法幣匯率的市場消息，還曾經直接造成金價下跌，而走私的目的地福建省的福州，也成為戰後初期全中國唯一一個居然米價會下跌的地方。台灣海峽走私有其季節性，在東北季風強勁、不利於渡海走私的冬季，就以囤積的方式暫時存放，這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前，陳儀政權大規模查獲包括板橋林家在內的台灣巨商囤積米穀的歷史背景，只是這段「走私白米換取一箱箱黃金」的往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走私的主角從台灣商人改寫成了陳儀政府的官員。

光從貨幣發行量來看法幣與後來金圓券的崩潰，只能看到這個現象本身，卻不能窮盡這個現象背後的脈絡。除了貨幣發行量之外，市場對於法幣的信心，除了上述的幾個因素之外，當然還有戰爭的因素。

由於戰爭時期中華民國作為戰場，許多國土相繼被佔領，此時有多少法幣在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內流通，是說不準的。事實上，在日本佔領區中，日本人也發行軍票、或以傀儡政權發行貨幣與法幣競爭，並以包含硬搶在內的各種方法將法幣強制集中，作為傀儡政權貨幣的發行準備、套買外匯，或轉過來向國民政府控制區域搜刮物資之用。而戰時國土支離破碎，法幣並沒有辦法有一個統一的發行，這也使得偽造相對來說更容易，偽鈔充斥市面，也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戰後，國共內戰繼續開打，同樣的經濟戰一樣存在於國共之間，我們現在說國民黨以金圓券搜刮人民的黃金，事實上，早在1946年，內戰的另一方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開始在其控制的區域內，以其發行的貨幣強制收購區域內的黃金現貨。而同一時期，國民政府正在釋出庫存黃金回收法幣安定通貨膨脹。在這整個回收法幣的過程中（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央行釋出了庫存黃金589萬盎司中的352萬盎司（即約167公噸中的100公噸；334萬市兩中的200萬市兩）。

轉折點發生在1947年1月底，國共雙方結束了一年多以來的打打談談，撤回談判代表，這被視為可能是內戰即將全面開打的信號，引發了資本瘋狂逃亡。由於外匯有所管制，除了美元、港幣黑市之外，資本要逃，當然就集中在政府還在釋出的黃金，物價劇烈波動，也引來了米糧棉紗等實物的短期炒作，甚至借錢來炒，這就是1947年2月，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同一個月，上海的「黃金風潮」。

當時不只是民間，就連軍餉、公務人員的薪餉也都被各級主管挪用去兌換黃金，但你站在他們的立場，薪水發下來馬上因為黃金上漲貨幣貶值而縮水，那還不如跳下去跟著炒高黃金，沒準還能賺，他們也沒辦法。事實上也因為這樣的問題，有些地方政府乾脆不發薪資、改發實物。

黃金風潮所引發的物價上漲實在太過劇烈，國民政府於是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期間內禁止一切黃金外匯買賣、嚴打囤積走私，此時是1947年2月18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十天。經濟緊急措施對於防止資本逃逸效果有限（一說黃金是大規模經由陸路運至廣州再轉香港），但經濟緊急措施對於舉債炒作、囤積居奇的商人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除了台灣，廣州乃至於各地都有投機與囤積商人破產、血本無歸的報導出現，這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中，圓環緝私煙事件之所以引發民間如此巨大反彈的歷史脈絡。

順帶一提，即使是在此時，國民政府還批准了陳儀向中央申請的490億法幣的「肥料借款」，以解決台灣本地肥料短缺的問題。之前是有國際援助台灣的肥料，但援助的肥料根本不符台灣本地的使用種類，要轉售去中國本土，中國本土農民又尚未建立使用肥料的習慣，這個問題最終還是中央解決的。

無論是當時或現在，都有研究把法幣的崩潰原因簡單歸結為鉅額的軍費支出，只是我們現在隔了七十幾年回頭看，應該看得更清楚。戰後初期開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它最後崩潰是在1970年初期，崩潰的原因是美國黃金儲備不足、開始拒絕讓美元自由兌換為黃金。但這個體系，其實在更早的戰後初期，它也差點崩潰。

我們先來看崩潰背後的機制。

布列頓森林體系是一個以美元為國際貿易清算標準的系統，它是建立在美國巨量的黃金儲備以及承諾美元與黃金可自由兌換之上。只是這個黃金美元雙本位的系統，其邏輯缺陷（Triffin dilemma）也是非常明顯的：

簡單的說，就是美元的流動性與對美元的信心無法兼得。

其一，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逆差，他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美國所持有的黃金減少，長此以往就會威脅到各國對美元的信心，這其實就是1970年代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背後的機制；

其二，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順差，則他國的美元儲備就會不足，進一步對該他國對外貿易與通貨穩定造成嚴重問題。如果美國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大幅順差呢？這個整體美元流動性不足的系統性問題，實際上就是戰後初期所遭遇的狀況。

此現象立刻對世界的局勢帶來了巨變。第一個出來大聲疾呼的是英國的首相邱吉爾，即著名的「鐵幕演說」，一般咸認這是冷戰即將展開的序幕。

戰後初期，美國或美國貨在區域利益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事實上不斷為共產主義者所謂「美國帝國主義」的宣傳提供素材，特別是在既有的反共政權被摧毀的國家，像是日本，更是迅速赤化。在此階段，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缺陷、美國在二戰後生產能力獨存的事實，都被當做了自由貿易本身的缺陷。看到這個現象的大家，特別是年輕人，想到的根本解決之道，自然也就是直接取消自由貿易。

要維持這樣一種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系統不至於崩潰，擺在眼前的明路，事實上只有一條，那就是美國對各國的直接援助，容忍美國在國際收支上的赤字來換取美元的流動性，這就是美援的基本脈絡。

由於美援在美蘇軍事對抗脈絡上的強烈連結，我們很容易忽略美援在經濟上的脈絡，乃至於將美援簡單當作一國能在戰後復興的唯一因素，而忽略了美元體系在更早的階段對他國的復興所造成的嚴重阻礙。

相較於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在1947年就開始對歐洲的土耳其、希臘提供實質性的援助，美國對亞洲國家的援助則遲得多，要等到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這不是只有中華民國如此，日、韓亦然。這中間的時間差，正是本文「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所發生的舞台。

這個時間差的由來，還是要回到美國國內一直以來的孤立主義氛圍，即不干涉、不捲入他國衝突的基本態度。這個孤立主義傳統，使得美國政府，相較於干預歐洲事務，更難以說服國會去干預亞洲事務。甚至美國在二戰參戰之前對英國的援助，都尚且必須小心繞過國內孤立主義的反彈聲浪。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提過「四大自由」的說法，我們今天常常誤用其中所謂「免於恐懼的自由」，拿來要求政府積極與造成人民恐懼的事物戰鬥，殊不知當時這個詞的意思，實際上是呼籲各國裁減軍備：「不要再打了」。

還有一點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美國政府也必須面對國內非常巨大的同情、甚至支持共產黨的聲浪。這些同情、支持共產黨的聲音，是在盛行於19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的肅清之下，才逐漸消失。

順帶一提，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中，經常有人引用的《密勒氏評論報》關於國民黨血洗台灣的報導，這則報導的撰寫者John W. Powell，實際上是原為美國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的運用人員，他後來因為引述中共官員的說法指控美國於韓戰中使用細菌戰而被控叛國罪。

二戰後期，美國政府雖然在檯面上支持國民政府，但也以美軍觀察團（Dixie Mission）與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方面建立官方關係，這個觀察團是在1947年的3月11日結束，隔天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國情咨文，要求國會撥款4億美元支援土耳其與希臘，使兩國不至於落入共產黨手中，一般咸認這是美國支持反共政權的開端。

現在台灣流行一個說法，認為是韓戰的爆發救了國民黨。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韓戰爆發和中國內戰，同樣都不構成美國干預亞洲事務的正當理由。實際上使輿論翻盤的分水嶺，應該是1949年8月29日蘇聯的核子試爆，這才是普通美國人民真正有感的因素，民間輿論開始歇斯底里，也造成所謂「紅色恐慌」、麥卡錫主義等現象。哪怕這些行為客觀上救了誰，本質上都是美國人的自救。

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有黃金作為保證的新台幣暫時穩定了下來，但事實上美元系統性的問題當然還是存在，長期下來新台幣的幣值還是不可能安定，這個系統性的問題的確是美援來解決的。但當時人並不知道，當各國復興之後，開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最終一樣也導致這個系統的崩潰。

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國是以石油以美元計價來繼續維持美元的中心地位，這就是2001年宮崎駿導演的動畫《神隱少女》中，故事所發生的舞台「油屋」所影射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動畫中，大家以為自己追逐的是黃金，但實際上卻是以魔法障眼的廢土。

但那就是另一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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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今天 #許藍方 新聞成為熱搜第一，但是我們還是要很認真的討論 #高端 跟#五倍券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亮亮最近真的火力四射，左轟謝金河、右打王定宇跟林靜儀，這到底是怎麼樣，我們來問問亮亮本人…

根據風傳媒報導，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日前在臉書發文表示，有位醫生朋友說，高端、聯亞等本土疫苗就像台灣的奧運選手，正常國人都會希望成功，怎麼反而唱衰、扯後腿、誣陷？對此，民進黨前立委郭正亮批評，這簡直是在污辱奧運，謝金河應該先自清有沒有買過基亞股票。亮亮一句話正中紅心了嗎？到底謝金河有沒有買基亞的股票呢？

而且一張郭董郭台銘飛往捷克施打BNT的照片，引來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以後再有人說「沒打疫苗不能出國」或是「打國產疫苗不能出國」，郭董這個例子可以重重的堵住說謊的嘴，而林靜儀則是說，從郭董這例子可以證實「沒有打疫苗，或沒有打特定廠牌的疫苗，可以出國。」想不到這竟然也讓亮亮忍不住發火說：這兩人是在轉移焦點，因為一直都可以出國，重點是要不要隔離。

說到疫苗就讓人想起國內國際疫苗的不足，加上AZ混打1-3類人成為先行的對象，而傳說中不斷解壓縮的第二類人，而這第二類人膨脹的數據有兩種，一種是根據國民黨立委林奕華指出，疫苗優先施打第二類對象，有關政府官員的部分，政府給的人數，6月本來只是9萬人，但截至8月2日，透過第二類名單完成施打的人數已達27萬之多，其中食藥署含編制外人員超打169%，甚至包含審查國產疫苗的藥品查驗中心（CDE）人員，但都打國際疫苗。

另一種是則是根據時代力量的統計，2021年2月的時候是9萬人，到了6月9號變成13.9萬人，然後6月20號又擴張到16.6萬人，在7月8號的時候則是有19.7萬人。我的媽啊，這第二類人到底有多會解壓縮啊，而且這些所謂的第二類政府官員到底有甚麼急迫性與危險性要跟醫療人員、教師、老人家搶疫苗呢？莫非作圖很重要？

再來我們要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來幫我們好好解析，高端與Novavax，根據信傳媒指出，萬眾矚目的Novavax次單位蛋白新冠疫苗，再次傳出延後向美國FDA申請EUA，要拖到10月，導致股價重挫接近兩成。Novavax執行長說：「要讓所有的製造，分析，疫苗效力及純度保持一致而且合格，相當耗費時間。」
同樣次單位蛋白的高端疫苗，卻傳出8月底就要施打了，難道台灣生產疫苗的技術，領先美國這麼多嗎？

然後呢，我們來談談五倍券，我們偉大的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表示，振興券因為是全國普發、限期使用，而且可以一再循環，業者還會加碼，地方還會跟進，效果就在這裡，所以政府把去年三倍券的經驗，再加以精進，希望這一波受衝擊的內需，像餐飲、夜市、零售等等都能使用，讓受衝擊的產業可以迅速恢復。但是蘇大院長可能真的不知道，在這人世中有很多人是連1千塊都拿不出來的，而蘇貞昌的五倍券計畫也引起黨內不同的反對聲浪，有不少立委認為政府可以考量吸收1000塊的成本，改為讓民眾直接領券。對此，亮亮怎麼看呢？

最後要來談談來自對岸的新聞，不僅阿里巴巴女員工遭到上司性侵，連滴滴出行也爆出性侵案。根據 CTWANT 報導，該名受害者主管要求她去出差，去KTV陪酒，導致她酒後不省人事，遭到主管強制猥褻，更可惡的是，該名主管甚至趁她酒未醒時進入她的房間多達4次，而且次次都伸出狼爪，而在事發之後，受害者本想大事化小，在公司內部解決這件事情，豈料將事情告訴公司後，卻換來冷漠無情的對待，不得已只好公諸於世。而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兼CEO張勇也做出懲處，表示已辭退該名男主管；如今有網友就爆料，該名男主管動作相當迅速，不僅前往下一間公司「字節跳動」求職，而且還過了第一輪面試。

另外根據三立新聞網報導，阿里巴巴上司性侵女員工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沒想到中國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也隨即傳出性醜聞，該公司一名離職女員工最近在微博發文爆料，自己被上司帶到與客戶的飯局後，遭客戶灌酒迷醉後性侵，事後多次向公司高層反應卻都無果，甚至反遭開除，讓她從此留下陰影，淚訴，「那是我一生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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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大綱：
00:00 聊聊許藍方
11:00 解密高端、聯亞、novavax
32:00 雙北行政抵抗高端？＋三大決定出錯導致疫苗荒？
53:00 疫苗黃卡未數位化
01:00:00 高端巴拉圭臨床實驗遭稱中國台灣
01:26:00 第二類增胖近20萬人!施打疫苗總是有特權插隊?
01:30:00 ​發五倍券!郵局人員成疫情高風險
01:36:00朱大公布為何不去上T台節目原因
01:39:00 五倍券!為何蘇揆一意孤行?

#執行力 #正直誠信 #效率 #認真
今天是我上任滿六周年，對我來說，每天都一樣，就是認真工作，但沒有懷抱改變成真夢想的市民朋友的支持，不會有今天的六周年。未來的兩年，我們同樣會兢兢業業在崗位上認真做好每一件事情。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過去的政府，講太多、做太少。其實不管是BOT、公辦都更、社會住宅、市場改建，最難的不是爭取預算，而是「建立信任」。我上任前兩年，BOT掛零，第三年招商金額是299億、第四年年591億、到第五年，也就是去年，則是913億元，佔全國招商總額一半以上。臺北市連續三年蟬聯招商王，我們以公開透明的態度，建立正直誠信的政治文化，也證明了這種政治誠信的政治文化不會影響經濟的發展。

「公辦都更」從無到有，我們咬緊牙關推動下去。這個星期「捷運科技大樓站瑞安段公辦都上樑了，這一塊荒廢了超過20年的土地，在我任內解決了複雜的產權問題、招商簽約，建立了政府及企業間共同推動都市發展的合作典範。臺北市的公辦都更案量，也是全國第一，只要假以時日，大家一定會發現，臺北的市容在不知不覺間，已經變美麗了。

為了落實居住正義，增進公共利益。我們不厭其煩協調居民意見，在我任內興建與規劃中的社會住宅基地總共有42處、13,209戶開工， 而在1,679億的社宅興建成本中(不計稅賦、土地)，中央補助只佔了不到1%，我們堅守財政紀律，讓社宅逐步在各個社區生根，從鄰避設施變成市民的好鄰居，務實的朝著居住正義的方向前進。

這幾年，臺北市致力發展智慧教育。過去兩年，我們在全臺北236所學校佈建光纖網路、班班有free wifi、 internet port、85吋觸控螢幕，「臺北酷課雲」計畫讓學習不再受限，我們彌平數位落差，建立網路人權。我們不只在國民內的評比第一名，也在世界上獲獎無數。今年COVID-19全面衝擊社會時，臺北市在Ｅ化的努力與基礎建設，讓我們在後疫情時代有更強的應變能力。

六年來，在e化與SOP之下，臺北市政府已經成為一個高效率的單位，重大工程例如拆除中正橋引道可以用小時當單位，臺北市政府的能力已經脫胎換骨。我們制定策略地圖，不追求短期利多、不政策買票，而是深入的打底。過去六年，我們把延宕幾十年的問題，一個一個解決掉，第一果菜市場、魚市場、環南市場、成功市場、南門市場、北投市場，一個一個改建。北流、北藝、大巨蛋，過去被延宕的、停滯的計畫，逐一解決掉。「把小問題解決掉，就不會有大問題」。這六年來，我們認真工作，克服所有問題，讓臺北向宜居永續城市邁進、與世界潮流接軌。

如今基礎已經打下，未來兩年，臺北市一定可看到巨大的進步。捷運環狀線一期已完工，萬大線、信義東延線施工中，環狀線的南北還，明年中開工，也希望東環線可在我任內開工。未來的捷運路網，讓市民朋友能更順暢的在這座城市移動。

讓年輕人敢結婚生子是國家戰略，在未來兩年，托嬰機構會從現在的75處增加到114處，公共化幼稚園比例從現在58%達到70%，非營利幼兒園繼續維持全國第一。對於我們的長者，我們也會增加日照中心和加強住宿型長照機構的品質，同步推廣居家醫療、居家藥師、居家復健、居家護理到居家安寧服務，讓長者快樂且有尊嚴享受老年時光。社宅維持一萬戶施工中，還有十個青創基地會陸續開幕。年輕人在這座城市，能夠看到未來、看到希望。我也期許，不管由誰來接棒，都能有延續性的政策繼續深化扎根。

西區門戶計畫、東區門戶計畫、無圍牆博物館5+3計畫，這些計畫都不是紙上談兵，北門、北流、北藝，都會是台北的地標，證明了柯文哲的團隊、是一個勇於任事的團隊、是一個正直誠信的團隊，這樣的文化就是未來的臺北、也是臺北的未來!

接下來的兩年，臺北市政府還是會每天認真工作，將政治落實在人民生活中的每一天。我們繼續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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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市簡稱「漢」，別稱江城，中國超大城市和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湖北省省會、副省級城市，中國中部暨長江中游地區第一大城市，也是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金融、商業、物流、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樞紐，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有「九省通衢」的美譽。武漢是中國經濟地理中心，中國三大「內河航運中心」之一，也是中國客運量最大的鐵路樞紐和航空、公路樞紐之一。「黃金水道」長江及其最大支流漢水橫貫市區，將武漢一分為三，形成了武昌、漢口、漢陽三塊區域隔江鼎立的格局，史上統稱之為「武漢三鎮」。清中後期至民國，武漢經濟發達，是僅次於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國際大都市，繁榮程度位居亞洲前列，被稱為「東方芝加哥」，而武漢也繼承了這一美稱。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發生在這裡，中華民國誕生於此。1927年，國民政府決定將武漢三鎮合併為京兆區（首都），並將其設為中國的第一個「直轄市」。同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遷到武漢，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也搬到武漢，使其一度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在內遷伊始將武漢定為臨時陪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焦點城市。1949年以後，武漢轉型成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武漢是中國重要的科教研發和新興產業發展基地。截至2011年，武漢大學生人數已超過100萬，在世界所有城市中名列第一。截至2015年，武漢高等院校高達82所，僅次於北京。近年來，武漢經濟大幅增長，被認為是國內「唯一能夠實現製造產業升級換代的城市」和中國發展速度最快的極少數城市之一，目前全市高新技術製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僅次於深圳等極少數城市，城市創新能力在全國排名第二。
武漢市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武漢地區考古發現的歷史可以上溯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1956年，湖北省博物館對東湖之濱的放鷹台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石斧、石錛以及魚叉等新石器時代遺存，經認定屬於屈家嶺文化。武漢最早的傳說是關於大禹曾在此治水成功的故事，至今武漢漢陽江邊的禹功磯上建有禹王廟。在黃陂區發現的距今約3500年前的盤龍城遺址，是迄今中國極少數已發現並保存完整的商朝古城之一，被認為是「武漢城市之根」，也是目前武漢擁有著比北京、西安等更為悠久的建城歷史的考古依據。
1858年清朝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中增闢的11個通商口岸，包括漢口。1861年3月漢口正式開埠。由此，漢口開始了由傳統商業市鎮向近代國際大都市的轉型。此後，漢口先後開闢了英、俄、法、德和日五國租界，40餘個歐美國家在漢設立領事館。外國各路商人先後來漢通商，從此武漢的對外貿易大幅增長，貿易量穩居全國前四，成為全國四大港口之一，其中有40年對外貿易總額占全國外貿總額的10%左右，居全國第二位，呈現出了「駕乎津門，直逼滬上」的態勢。隨著漢口在商貿更趨國際化，大批外商在此興修碼頭，設立銀行，成立公司，極大提升了漢口的國際輻射能力。至清末，外商在漢開辦的經營土洋貨銷售、金融、航運、房地產的洋行劇增。就具體的實業經濟而言，制茶是當時漢口最大的工業，出口占全國6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義於武昌爆發，革命成功後，起義軍宣布脫離清朝，建立軍政府，成立中華民國，隨後中國各省響應，清朝被推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宣告結束，武漢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地方，於是每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紀念日，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節。1912年1月，黎元洪成為臨時總統兼湖北都督。抗日戰爭初期，南京國民政府將武漢作為戰時首都據此抵抗日軍入侵，為國民政府內遷爭取時間。1937年11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等部門陸續遷至武漢，蔣中正來到武漢指揮全國抗戰，中國共產黨有關方面力量也陸續來到武漢，國共兩黨在武漢展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武漢作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各重要機關的臨時辦公地點，成為中國政治、軍事、文化中心。
2019年底發生新型冠狀病毒事件，至2020年1月23日因疫情擴散而宣布 10:00 後實施武漢市建國以來的首次全城封鎖政策；隨後當日相鄰的鄂州市、黃岡市也相繼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