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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山姆大叔姓什麼？耶穌的中間名是Ｈ ?!】#本日冷知識1559

大家好，今天的冷知識比較像是趣聞，由一雙無法單獨成篇的冷梗組成。如果標題還不明顯，第二則含有宗教戲謔，不能接受就不要看謝謝。by 科宅

■1. 山姆大叔（Uncle Sam）是北美合眾國的人性化象徵，但山姆大叔姓什麼？腦筋動得快的同學可能會回答：大概是某個 A 開頭的字吧。畢竟要湊就湊齊 USA 是不？

不是耶。總之答案來——山姆大叔姓「威爾森」。本名是 Samuel Wilson，是一位實際存在的人物。欸欸～驚，第一次聽過山姆大叔是以真人為本。

是這樣，威爾森出生於 1766 年，曾在獨立戰爭中擔任軍隊中的肉品擔當，就是看顧獸欄裡的肉牛然後屠宰打包的小夥的工作。戰後威爾森在上紐約州的 Troy 立業成家，除了肉之外也賣當地黏土燒成的磚頭。

講到 Troy 順帶一提，在上紐約州，伊利運河一帶有許多地名來自希臘羅馬典故，例如 Ithaca（奧德修斯故鄉）、Syracuse（阿基米德故鄉），也有 Rome, Athens, Greece 等不俗的地名 XD 不知道當初是誰那麼古典。

威爾森事業有成，Troy 市的開基祖級的人物，他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是老鄉都認得的一位有力人士。而在 1812 年戰爭中，威爾森重操舊業，負責供應美國陸軍 3000 桶牛肉。故事說，來自紐約 Troy 的士兵開玩笑表示裝牛肉的木桶上寫的「U.S.」是「老鄉山姆大叔熱情贊助」的意思，名號便從此流傳下來。

＊1812年戰爭中，美國人妄想解放加拿大而對英宣戰，結果被反殺，甚至 1814 年白宮、國會都被燒掉惹。那是美國首都唯一一次遭敵軍入侵。說來更是美國第一次入侵他國的嘗試。看來 3000 桶牛肉沒能提供戰力 Buff 效果啊。

這故事非常軼聞＋年代久遠難考據。有人仔細搜尋「山姆大叔＝合眾國」的形象出現在白紙黑字，年代似乎比 1812 年晚許多。但是又何奈，其實美國國會在 1961 年通過一條法案，正式追認了上述的故事，就是說 #官方設定 從此以後山姆大叔就姓威爾森無誤了 XD。

■2. 耶穌基督的中間名是Ｈ，全名 Jesus H. Christ ?!

說過了這則是很俚俗的玩笑，也是在新大陸獨有的。以下搞笑故事：

話說馬克吐溫小時候（也是山姆，本名 Samuel Clemens，而且小時候吐溫和他筆下的湯姆一樣是個紅髮小子）在印刷廠當學徒，那時一位有名的傳道家（Evangelist）來到 Hannibal 鎮上，要將講道的手稿排版印刷。一位比山姆資深的學徒排版排排排，為了要塞進一些添加的字，就必須絞盡腦汁挪空間，他就很皮的把 Jesus Christ 縮寫成了 J.C.。

傳道家收到排版印出的草稿，親自校對時發現了這手腳，整個人暴怒衝進印刷廠，找到老學徒把他釘在牆上，破口大罵道：「你好大膽，竟把救主的名號玷汙縮短！給我加回去，全部！」

最後在印製的版本上確實完整加上了全名，但......多了奇怪的東西混進去，印著「Jesus H. Christ」。到底是有多皮啊這位學長，又或者，那是因為需要把整個版拆掉重排很累，而發出的惡搞抗議吧。

有好事之徒頓悟，說其實 H 是 Harold 的意思，因為主禱文裡有寫：Harold be thy name. 其名哈洛 ← 其實原文是音近的 Hallowed，其名神聖。這是西方超老梗冷笑話之一。

當然中間名什麼的耶穌是不太可能有，西方姓名的慣例是逐漸形成的，遠古人若非顯赫不會有家名或姓氏。只會冠以家鄉辨識，例如「大數的掃羅」就表示其人來自 Tarsus 這地方。同理，耶穌的「全名」可能就是類似的「拿撒勒人耶穌」。而姓氏的另一個來源是顯示其職業，例如 Miller/Muller 表示磨坊主。逐漸表示其出身或職業的增辨用字，變成父子相傳的姓氏。

而歐洲人喜歡沿用前人的名字、並不避諱，導致大家都叫 John Miller 有點困擾，才在中間加幾個名字、字母以免搞混。

Epic Rap Battle 表示: George RR Martin vs John RR Tolkien！

離題講個有名典故：杜魯門總統的中間名 Harry S. Truman 的 S 就代表字母 S。只因當初取名時拿不定主意紀念兩位名為 S 的長輩中的誰，乾脆折衷只寫個 S。然而杜魯門簽名時，還是會在 S 後面打上表示略縮的點點。

話題回到字母 H，為什麼耶穌基督和 H 有關係，幽默在哪？因是民間自發文化，沒有很肯定的答案。

或許 H 的戲謔之處在於重音抑揚令人想到英文「句中插入的咒罵話」（Expletive interjection），最常用的咒罵，像英式的 bloody 或更直白粗俗的 frigging 或 f*cking，都有人放在別人全名的中間來加強語氣囧。但你給耶穌中間加 H 嚴格說並不是髒話，別人無奈你何。而換成其他字母比較不彈牙順口～大概ㄅ

另一個比較有學問的猜想來自久遠的基督教文化。我們知道早期基督徒使用的是通用希臘語（koine Greek），直到四世紀聖耶柔米才翻譯出拉丁文版的聖經，利於向羅馬平民傳教——所以聖耶柔米是翻譯師的主保聖人。

但總之，早期在信徒之間發明了一些出於希臘語的秘密符號以象徵耶穌。其中就包含有名的魚 ἸΧΘΥΣ，寫成魚但其實是縮寫，讀成耶穌基督神子救主。也有把基督 ΧΡΙΣΤΟΣ 的前兩個字母寫在一起的 chi rho 符號，君士坦丁表示畫在盾牌上戰無不勝。

然後，另一個神聖縮寫是 ΙΗς，看起來像拉丁字母 IHC，卻是希臘字母 iota-eta-sigma。是耶穌 ΙΗΣΟΥΣ 的前三個字母，現代 J 開頭的字在希臘拉丁語則是 I 開頭，而 ς 是 σ 字母在結尾時的彎彎寫法。

但在沒幾人識得古希臘語的近代，或許那古老的神祕符號就被美國老鄉解讀成了拉丁字母 JHC。J.C. 就如一開始的故事，是 Jesus Christ 很好懂，但多個 H 是怎麼？這時有人開玩笑說不定 H 是耶穌的中間名。或許謎底是這樣無厘頭吧。蘭登教授表示：

好ㄌ，這篇不是很營養的雙拼大Guy是John 😁
謝謝你我們下次見。

by 科宅

【盧斯達：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

【盧斯達：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